大恶臭（英语：Great Stink）是1858年7月至8月中伦敦发生的环境灾难，当时大量排泄物和工业废水未经处理直接排入泰晤士河，适逢夏季高温，细菌滋生致使伦敦臭气熏天。始建于17世纪的泰晤士河两岸下水道设计还不完善，又经两个世纪老化，污水直接入河。问题累积多年未有严重影响，但下水道系统升级方案迟迟未获批准导致问题加剧。人们担心污水形成的瘴气会传染疾病，亦认为事发前的三场霍乱与泰晤士河的状况有关。
事后，国家和地方官员因惧怕臭味及后续影响而积极采取行动。当局接受土木工程师约瑟夫·巴泽尔杰特建议，在河流两岸修建排污网络及截流管道，将污水向东排放到都会区外的排污口。渠务工程于1859年初展开，1875年竣工。为了加强排污效能，巴泽尔杰特在系统内增设两座泵站，以便将污水从低地管道抽升至高地管道。克罗斯内斯泵站和阿贝米尔斯泵站均出自巴泽尔杰特和另一位工程师查尔斯·戴华亚之手，它们后来均被英格兰遗产委员会列为登录建筑。巴泽尔杰特其后再在泰晤士河以北一带修筑维多利亚堤岸、切尔西堤岸和阿尔伯特堤岸，以便在当区铺设低地管道。
巴泽尔杰特的渠务系统除了确保污水不再倾倒在泰晤士河岸边，还令霍乱在伦敦彻底成为历史。历史学家约翰·多克萨特认为，巴泽尔杰特拯救了无数人的生命，他的贡献是其他任何维多利亚时代的官员都无法比拟的。渠务系统直至现今仍在运行，服务著这座超过850万人的城市。历史学家彼得·阿克罗伊德认为巴泽尔杰特是拯救伦敦的英雄。
背景
“脏河呀脏河
从伦敦臭至诺尔
你是一条巨型排水沟
你是一个巨大公用河岸
除了此你什么都不是”
在17世纪，伦敦就开始修建红砖下水道，在一个世纪间就建造了逾百条下水道[1]，当中遮盖了弗利特河和沃尔布鲁克河部分河段[注 1][1]。直至1856年，伦敦大约建有20万个污水池和360条下水道[1]，但下水道维修状况参差不齐，部分污水池不时泄漏甲烷和其他气体，甚至爆炸起火，导致人命伤亡[1]。19世纪早期，伦敦的供水系统渐见改善[3][4]。直至1858年，市内许多中世纪木水管都换成铁制品[3][4]。供水系统改善，加上抽水马桶的引入流通和城市人口膨胀[注 2]，导致更多生活污水流入下水道[3][4]。另外，工厂、屠宰场和其他工业活动的废水进一步为下水道系统带来压力，令情况雪上加霜[3][4]。大部分污水要么溢出倒灌至街道上，要么直接倾注入泰晤士河[3][4]。
1855年7月，科学家麦可·法拉第致信《泰晤士报》，描述当时考察泰晤士河的情况[6]，表示河流状况令人震惊。为了“测试河流混浊度”，他将几张白纸扔进河里，结果下沉不到2.5厘米（1英寸）就不见踪影[6]。他在信中指出：“污物在桥梁附近卷成云团形状，我甚至能在水面轻易看到它们，可证其浓稠程度……河流气味非常难闻，是整个水域的通病。它的气味与从街上沟渠冒出来的简直一模一样。当时整条河犹如真正的下水道。”[6]1857年，市政府无法忍受河流恶臭，于是将白垩石灰、漂白粉和石炭酸倒入河道，试图消减臭味[7][8]。
当时英国正处于维多利亚时代，医疗卫生从业员大多认为传染病传播是基于瘴气理论，即大多数传染病是由吸入受污染的空气而引起[9]。传染源包括腐尸、污水汽味、腐烂植物、患者飞沫等[9]。19世纪，霍乱开始在欧洲流行蔓延，染疫人数不断上升[10]。霍乱传播速度快且死亡率高，弄得人心惶惶，不少人更认为瘴气是其传播载体[10]。
1831年，伦敦爆发首次重大霍乱疫情，造成6,536人死亡[11]。1848至1849年，伦敦爆发第二次霍乱疫情，造成14,137人死亡[11]。1853至1854年，霍乱三度爆发，10,738人染疫死亡[11]。第二次爆发期间，伦敦医生约翰·斯诺留意到部分由兰贝斯、南华克以及沃克斯豪尔三间公司供水的地区，霍乱患者的死亡率比其他地区高[11][12]。1849年，斯诺发表了题为《霍乱传播模式研究》的论文，提出疾病通过水源传播而非瘴气的理论，但当时未获重视[11][12]。在1854年宽街霍乱爆发事件后，斯诺发表第二版论文，添加了宽街事件的水污染调查内容[12]。斯诺判断宽街的公共水泵是污染源，并成功说服当局移走水泵手柄，从而阻止居民饮用被污染的水[12]。事后，霍乱患者的死亡率下降，疫情得以遏止，并发现源头是抽水井附近的一段下水道发生渗漏[12]。
地方政府
19世纪，负责监督伦敦下水道管理的市政基础设施历经数次改革。1848年，在社会改革家爱德温·查德维克[注 3]及皇家委员会的敦促下，大都会下水道委员会正式成立[14][15]。委员会取代了八个伦敦下水道管理机构的其中七个，是自亨利八世以来首次有单一机构完全控制首都的卫生设施[注 4][16]。1844年的《建筑法》规定所有新建的排污系统必须连接下水道而非污水池，委员会于是着手将污水池连接至下水道，甚至完全拆除它们[16]。但是，委员会担心下水道的瘴气会传播疾病，因此查德维克及其继任者病理学家约翰·西蒙均保证会定期冲洗下水道，但此举却导致更多污水流进泰晤士河[17]。
1849年8月，委员会任命约瑟夫·巴泽尔杰特为助理测量师[18]。巴泽尔杰特一直在铁路业担任顾问工程师，后来因过度劳累导致健康状况严重恶化，才不得不退下火线[18]。担任委员会成员是他重返职场后的首份工作[18]。在总工程师弗兰克·福斯特领导下，巴泽尔杰特想为城市下水道规划得更有条理[18][19]，但福斯特在期间承受巨大的工作压力，最终在1852年离世[18][19]。巴泽尔杰特其后接替已殁的福斯特出任总工程师继续计划和完善下水道系统[18][19]。1855年的《大都会管理法》以大都会工程委员会取代原本的大都会下水道委员会，并接管后者的职能[注 5][18][19]。
1856年6月，巴泽尔杰特完成下水道系统的最终方案[21]。方案提议设立直径0.9米（3英尺）的小型本地下水道，污水会经这些管道流入一系列大型污水截流管，再输送至高3.4米（11英尺）的主排污管[21]。河流两岸的污水则由北部排污口和南部排污口两大系统管理[21]。伦敦划为高、中、低三个区域，每个区域都有一条主要的截流管，另计划建造一系列泵站以清除城市东部的污水[22][23]。巴泽尔杰特的方案建基于福斯特的遗产，但规模更大，容许的人口增长数量亦比福斯特为多（从3万至450万）[22][23]。巴泽尔杰特其后将方案提交给首席工程专员本杰明·豪尔爵士[注 6]，但豪尔对于下水道排污口仍处于首都范围内的设计有保留，故无法接受方案[25]。讨论期间，巴泽尔杰特按照豪尔的要求改善方案[25]。1856年12月，豪尔将计划上交至由三名顾问工程师组成的小组，成员包括英国皇家工兵部队的道格拉斯·高尔顿上尉、在两家自来水公司担任土木工程师的詹姆斯·辛普森、肯尼特和埃文运河的总工程师汤马士·布莱克伍德[25]。1857年7月，小组向豪尔提交报告，建议更改排污口的位置[25]。同年10月，豪尔将报告转交大都会工程委员会[25]。小组建议的排污口属开放式下水道，而且比委员会提议的位置远24公里（15英里），导致整个计划的成本超过540万英镑，大幅超过巴泽尔杰特原来方案的最高估值240万英镑[注 7][25]。在1858年2月的大选中，由巴麦尊勋爵领导的辉格党政府垮台，取而代之的是由士丹利勋爵筹组的第二次德比—迪斯雷利内阁，其中约翰·曼纳斯勋爵接替豪尔，而本杰明·迪斯雷利则出任下议院领袖和财政大臣[27]。
1858年6至8月
多年来污水一直倾入泰晤士河，但直到1858年中期当局仍未采取任何行动解决问题[28]。作家查尔斯·狄更斯在他的长篇小说《小杜丽》（连载于1855年至1857年）中，描述泰晤士河“本来十分清澈，但渐渐演变成一条致命的下水道”[28]。狄更斯在致信友人时提及过河的经历，指臭气熏得他头昏脑涨，胃里难受[29]。社会科学家和记者乔治·戈德温则指泰晤士河潮间带“部分沉积物深度超过1.8米（6英尺）”，而且“整片区域都充满脏物”[30]。1858年6月，伦敦在天晴时温度一度升至48°C（118°F），而天阴时则下跌至平均34°C至36°C（93°F至97°F）[8][31]。持续高温加上长时间的干旱，导致河流水位急剧下降，而经由下水道排出的污水则留在河岸上[8]。维多利亚女王和阿尔伯特亲王本来打算乘船游览泰晤士河，但最终不敌河上恶臭，短短几分钟就回到岸上[32]。新闻界很快就将河流的臭味问题称为“大恶臭”[33]：《城市新闻》的社论指臭味是“无法以文雅之辞形容，总之就是很臭，一旦吸入便刻骨铭心，若你历经此事却大难不死，实属好运”[34]，获《标准报》的作家认同；一位报章记者将河流形容为“传播疾病和斑疹伤寒的元凶，令人憎恶”[35]，另一位就指“河流排出的有毒气体与流入污水的增加成正比”[36]；《伦敦新闻画报》的社论亦批评政府：
我们能殖民至地球尽头，我们能征服印度，我们能付清债务，我们能向世界宣扬我们的名声、荣誉和无尽的财富，但偏偏我们没办法把泰晤士河弄干净。[37]
河流恶臭问题在6月愈发严重，甚至影响坐落河畔的下议院[38]。强烈的气味干扰议员的集中力，令他们无法议事[38]。为此，大楼职员将窗帘浸透漂白剂再挂到窗边，试图防止臭味渗入[38]。可惜的是，相关措施并未见效，议员更一度讨论是否应将行政机关转移至牛津或圣奥尔本斯[38]。根据《观察家报》的报导，下议院领袖迪斯雷利在进入会议室后不久就与其他委员会成员一同离开，气味之浓烈更导致他“一手抱着一大堆文件，一手用口袋巾掩盖口鼻”[39]。恶臭中断下议院的立法工作，部分议员因而提出质询。按《汉萨德英国议会议事录》所记载，国会议员约翰·格雷厄姆·布雷迪将议员因恶臭无法使用会议室和图书馆的事告知曼纳斯勋爵，并询问他“有否采取任何措施来减轻恶臭及其衍生的滋扰”[40]。曼纳斯回答格雷厄姆·布雷迪时指泰晤士河并不在他的管辖范围内[40]。四日后，另一位议员质问曼纳斯：“在有悖常理的创造力下，一条高贵的河流竟沦为污水池。故此，我想请问女王陛下政府会否打算采取任何措施来消弭灾祸？”[41]曼纳斯则指女王陛下政府与泰晤士河的状况没有任何关系[41]。讽刺类杂志《笨趣》评论道：“上下两院最引人入胜的话题……是毒药阴谋。泰晤士老人证据确凿，无从抵赖。”[42]
臭味极其严重的时候，工人会在泰晤士河排污口附近撒下约203至254公吨（200至250英吨）的石灰，又在退潮时将石灰撒在河流潮间带[43]，所需费用为每周1,500英镑[注 8][43]。6月15日，迪斯雷利向国会提交《大都会地方管理修正案》，属1855年《大都会管理法》的拟议修正案[44]。在开场辩论中，他称泰晤士河为“冥河”，并指它“散发着难以言喻和无法容忍的恐怖”[44]。修正案将清理河流的责任归于大都会工程委员会，并规定排污口应“尽可能”设于伦敦的边界之外[45][46]。另外，修正案允许委员会借款300万英镑，偿还方法则是在接下来的40年间向伦敦所有家庭征收3便士税款[45][46]。这些条款对巴泽尔杰特在1856年提出的原始方案极有利，并解决了豪尔提出的反对意见[45][46]。《泰晤士报》的社论指“议会几乎被迫以立法来对抗遭恶臭滋扰的伦敦”[47]。议会法案于7月下旬举行辩论，并于8月2日通过成为法律[48]。
渠务工程
巴泽尔杰特的计划聚焦于建造1,800公里（1,100英里）用作收集污水和雨水的额外下水道，并将它们接驳至长132公里（82英里）且互相连接的主要截流管[49]。计划在1859年至1865年间招标[50][49]，多达400名制图师在建筑过程的首个阶段参与绘制详细平面图和剖面图[50][49]。过程出现不少挑战，特别是伦敦部分地区（包括兰贝斯和皮姆利科周边地区）位于高水位线以下[51]。为此，巴泽尔杰特在规划低地区域时将位于区域最高点的低地截流管道抬升并接驳中高位管道，然后借助重力以每公里38厘米（每英里2英尺）的坡度将污水输送至东部排污口[50][52]。
巴泽尔杰特倾向在施工过程使用波特兰水泥，因为它比常规水泥坚固，但过热时强度会变弱[53]。为克服困难，他建立了品质管制系统来测试不同批次的水泥，将结果反馈给制造商以修改生产流程并改良产品[53]。历史学家斯蒂芬·哈利戴称巴泽尔杰特此举是“详尽”和“严厉”[53]。其中一间水泥制造商指委员会是首个使用这类品质测试的公共机构[53]。巴泽尔杰特的工程进展获得媒体好评，《观察家报》更在1861年的报导将下水道网络的进展描述为“现代最昂贵、最精彩的作品”[54]；建筑史学家保罗·多布拉什切克指媒体形容建筑工人对下水道工程极之重要，并辅以插图塑造出他们“正面甚至英勇光明”的形象[55]。由于建筑成本过高，委员会在1863年7月再借款120万英镑来支付工程成本[56]。
南部排污网络覆盖人口较少的伦敦郊区，是整个方案中较小且较易修筑的部分[57]。三条污水截流管分别始于帕特尼、旺兹沃思、南诺伍德，并于德普特福德连接起来[57]，泵站再将污水抽升6.4米（21英尺）进入主排污管[57]，污水经此流往设于艾里斯沼泽的克罗斯内斯泵站，并在涨潮时排入泰晤士河[57]。新建的克罗斯内斯泵站由巴泽尔杰特和顾问工程师查尔斯·戴华亚联手设计，后者偏好以铸铁作为建筑材料并以此闻名[58]。泵站采用罗马式建筑风格，内有壮观的铸铁制品，被英格兰遗产委员会评为重要建筑[59]。泵站设有四台巨型天平式动力机来运送大量污水，它们名为维多利亚、王夫、阿尔伯特·爱德华、亚历山德拉，均由詹姆斯瓦特公司制造[59][60][61]。
1865年4月，在威尔士亲王爱德华（即后来的爱德华七世）的主持下，泵站正式启用[62]。其他王室成员、国会议员、伦敦金融城市长、坎特伯雷大主教和约克大主教均有出席，典礼过后亦在内举行了为数五百人的晚宴[63]。典礼标志着南部排污网络正式完工并开始运行[64]。
随着南部排污口的落成，一位名叫米勒的议员（他同时是委员会成员）提议以奖金奖励巴泽尔杰特[67]。委员会同意，并准备给予巴泽尔杰特6,000英镑奖金（他年薪的三倍），而他的三名助手则能摊分4,000英镑[注 9][67]。不过这个想法备受批评，委员会只得作罢[67]。哈利戴观察到当时舆论认为“当节俭成为公共财政支出的主要特色时，这明确表示公众对这项工程的利益和认可有着一定深度。”[67]
泰晤士河以北人口较多，占伦敦人口三分之二，因此工程人员必须在拥挤的街道上施工，并需要克服运河、桥梁和铁路等城市障碍[68]。工程于1859年1月31日展开[18]，但承建商在施工期间遇上许多问题，例如1859年至1860年的工潮、酷寒和特大降雨等[69][70]。1862年6月，伦敦出现特大降雨，以致工人在重建弗利特下水道时发生工业意外[69][70]。当时克勒肯维尔正有两项工程，分别是北部排污网络的深层挖掘，以及大都会铁路（即现今的大都会线）的挖掘，期间分隔两边高2.6米（8.5英尺）的石墙突然倒塌，损毁渠道，污水涌至维多利亚街，破坏了煤气管和食水管[69][70]。
高地截流管位于施工范围的最北端，它始于汉普斯特德荒野，途经斯托克纽因顿和维多利亚公园等地，最终与中层管道的东端接驳[17][71]。中层截流管始于贝斯沃特以西，并沿着牛津街穿过克勒肯维尔和贝斯纳尔格林，最终与高地管道交汇[17][71]。合流后的污水截流管会通往位于斯特拉特福的阿贝米尔斯泵站，并在该处与低地截流管的东端接驳[17][71]。泵站内的八台天平式动力机将污水从低地管道抽升11米（36英尺）进入主排污管[17][71]，主排污管再沿着“绿道”流往8公里（5英里）外设于贝克顿的排污口[17][71]。
与克罗斯内斯泵站一样，阿贝米尔斯泵站都是出自巴泽尔杰特和戴华亚之手[72]。动力机房中央位置的上方是个华丽的圆顶，建筑史学家多布拉什切克认为这个设计令泵站“表面上看起来像拜占庭教堂”[72]。另一位建筑史学家尼古拉斯·佩夫斯纳在其著作《英格兰建筑》形容泵站是“一种非正统的组合，略带意大利哥特式建筑风格，但筑有多层拜占庭式窗户和中央八角形灯笼，反而增添了亲切的俄罗斯风味”，但亦指这座建筑物展示了何为“令人兴奋的建筑却应用于最肮脏的目的”[73]。
为了铺设低地污水截流管，巴泽尔杰特在1864年2月开始沿泰晤士河岸建造三个堤岸[74]。他在北边修筑了两个堤岸，分别是由西敏至黑衣修士桥的维多利亚堤岸，以及从磨坊岸至卡多根码头的切尔西堤岸，并在南边修建覆盖西敏桥兰贝斯一端至沃克斯豪尔的阿尔伯特堤岸[74]。铺设时，他沿着河流潮间带筑起围墙，将排污管道置于原本河岸和围墙之间，再在其中塞入填充物料[75]。三项工程合共占用河流超过21公顷（52英亩）土地[68][76]。维多利亚堤岸修建时，西敏至伦敦金融城之间的交通挤塞亦有好转[68][76]。堤岸工程成本估计为171万英镑，其中45万英镑用于回购河边必要的物业，当中大多是轻工业用地[注 10][77][78]。阿尔伯特堤岸和切尔西堤岸分别在1869年11月和1874年7月落成开放[79][80]，由于堤岸工程属国家重要项目，所以由女王主持启用礼[79][80]，但1870年7月竣工的维多利亚堤岸的启用礼却因女王生病无法出席，改由威尔士亲王代为主持[77][81]。
巴泽尔杰特形容堤岸项目是“一项较困难和复杂的工程……（大都会工程委员会）不得不做”[18]。在切尔西堤岸启用后不久，他就获封为下级勋位爵士[82]。1875年，西部排污工程竣工，北部排污网络正式投入运行[18][83]。整个渠务工程用了3.18亿块砖头，以及67万立方米（88万立方码）混凝土和砂浆；总成本约650万英镑[注 11][84][85]。
后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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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6年，伦敦东区阿尔德门至堡区一带爆发霍乱，5,596人染疫死亡[87]。当时该区属于伦敦的一部分，但未有与巴泽尔杰特的排污网络连接。该区死于霍乱的患者人数占整体93%[88]。调查发现，东伦敦水务公司将污水排放到水库下游800米（0.5英里）处，但涨潮时污水又会回流入水库污染饮用水水源[88]。自此，人们才开始承认污水传播霍乱一说[88]。医学期刊《柳叶刀》刊登了流行病学家威廉·法尔的调查细节，并称其报告“将令他所得出有关供水对流行病影响的结论变得不可抗拒”[88]。此后，霍乱彻底成为历史，再也没有在伦敦出现[88]。
1878年，爱丽丝公主号游轮与百威尔城堡号运煤船在泰晤士河相撞，前者迅速下沉，大约650名乘客在事故中丧生[89]。事故发生在排污口附近，当时有大量未处理污水从该处喷涌而出，令媒体怀疑有毒污水就是乘客的其中一个死因[89][90]。1880年代，人们担忧排污口会为他们带来潜在健康问题，所以大都会工程委员会放弃多年来将未处理污水排放到河中的做法，改为先净化克罗斯内斯和贝克顿的污水，再用六艘污泥船将污泥运到北海倾倒[91][92]。1887年首艘污泥船巴泽尔杰特号投入运作，直到1998年12月政府下令停止倾倒并改用焚化炉处理污泥为止[91][93]。下水道先后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扩建[84]。排污系统现时由泰晤士水务公司管理，每日用量高达850万人，公司亦正致力“改善系统以满足21世纪伦敦的需求”[94]。
克罗斯内斯泵站持续运作至1950年代中期后退役[59]，站内的动力机日久失修且体积过大，所以工人未有拆除，只拆走其他更有价值的金属物品[59]。1970年6月，公共建筑工程部（后演变为英格兰遗产委员会）将泵站列为I级登录建筑[注 12][59]。之后泵站和动力机由克罗斯内斯动力机信托修复[96][97]，约瑟·巴泽尔杰特的玄孙、电视公司董事长彼得·巴泽尔杰特担任信托总裁[96][97]。另一方面，阿贝米尔斯泵站的部分设施时至今日仍然肩负着将污水输送至贝克顿污水处理厂的使命[98][99]。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政府担心泵站两座大型烟囱会成为纳粹德国空军的导航地标，因此下令拆除[100]。1974年11月，工务部将泵站列为II*级登录建筑[101]。
历史学家约翰·多克萨特（John Doxat）指出，巴泽尔杰特为首都带来综合且功能齐全的下水道系统，又令相关的霍乱病例下降，故认为他“可能比维多利亚时代的任何一位官员做得更好，挽救更多生命”[102]。巴泽尔杰特在委员会工作至1889年，期间重建了三座横跨泰晤士河的桥梁：普特尼桥、哈默史密斯桥、巴特西桥[4][18]，它们分别在1886年、1887年、1890年恢复运作[4][18]。1884年，巴泽尔杰特获任命为土木工程师学会主席[4][18]。1891年3月，巴泽尔杰特辞世，《伦敦新闻画报》在讣告上写道“他美化了伦敦，并排干了伦敦，这是他的两项伟大成就”[103]；时任土木工程师学会主席约翰·库尔德爵士表示巴泽尔杰特的作品“将永远成为突显他技能和专业能力的纪念碑”[18]；《泰晤士报》的讣告则指“一千年后，当新西兰人来到伦敦时……构成泰晤士堤岸的巨大花岗岩块将仍然保持其极好坚固性和完美对称性”，又认为“伦敦人脚下的大型下水道……使他们增寿约20年”[104]。为了纪念巴泽尔杰特，雕塑家乔治·布莱卡尔·西蒙兹设计了一块由青铜肖像组成的纪念碑[105]。1901年，耸立在维多利亚堤岸的巴泽尔杰特纪念碑正式揭幕[注 13][105]。历史学家彼得·阿克罗伊德一直研究伦敦地下史，他认为巴泽尔杰特凭借其作品（特别是维多利亚堤岸和阿尔伯特堤岸），足以“与约翰·纳什和克里斯多佛尔·雷恩一同进入伦敦英雄的万神殿”[107]。
注释
参考资料
参考文献
外部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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