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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简称社教运动，又称四清运动（简称四清），是1963年中国共产党八届十中全会以后，由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在中国农村逐步推开的一场政治运动，意图“反修防修”，防止“和平演变”[1][2][3]。四清运动最初是“清工分，清账目，清财物，清仓库”，后来扩大为“大四清”，即“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1][2][4]。
四清运动于1965年基本结束，与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联系紧密，常被视为文革的预演[2][5][6][7]。四清运动覆盖了中国三分之一的城乡地区，在两三年内造成了大量人员的非正常死亡，包括被迫害身亡和自杀等，部分区县的死亡人达数百人甚至数千人[2][8][9][10]。据相关研究人员，四清运动期间77,560人被逼死、总共5,327,350人受到迫害，产生了大量了冤假错案[11][12]。
对广大农村干部和群众进行社会主义教育，一直是毛泽东关心的一个大问题。1957年7月反右派斗争开始不久，毛泽东发表文章《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表示“我赞成迅即由（中共）中央发一个指示，向全体农村人口进行一次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批判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思想，批判某些干部的本位主义思想，批判富裕中农的资本主义思想和个人主义思想，打击地富的反革命行为”[13]。同年8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向农村群体人口进行一次社会主义教育的指示》。
1959年庐山会议以后，中共中央再一次提出要在农村进行一次社会主义教育。1960年起，中央先后在农村开展了“三反”（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和整风整社运动。1961年11月13日，中央又一次发出《关于在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指示》[14]。1962年9月，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号召，再次提出要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15]。
大跃进时期农村基层干部的表现，毛泽东也意识到问题不是局部的，毛在一个批示中写：“有大信阳事件，必有小信阳事件，只是程度不同。”[16]刘少奇后来认为：大跃进产生的问题与基层干部的问题相关，他认为三分之一以上的农村基层政权和许多城市企业的领导权已成为的反革命的两面政权。[17]
中共八届十中全会重提阶级斗争以后，毛泽东从“反修防修”之战略出发，决定在全国城乡发动一场普遍之社会主义教育运动[18]:9。1962年冬和1963年初，毛泽东在杭州、南昌、长沙、武汉、郑州、邯郸等地分别找来一些省委负责人谈话，只有湖南省委书记王延春、河北省委书记刘子厚向他汇报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之情况[18]:10。毛泽东感到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之问题并没有引起各地负责人之高度重视，感到不满，决定在1963年2月召开之中央工作会议上专门讲一下[18]:10。中央工作会议于2月11日至28日在北京召开，会议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增产节约运动和“五反”运动，制定《中共中央关于厉行增产节约和反对贪污、反对投机倒把、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运动的指示》[18]:10。但该指示只在县级以上单位实施[19]。中央工作会议重点讨论开展社会主义教育的问题。在这次会上，毛泽东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讲话时插话指出：“我国出不出修正主义，两种可能：一种是可能，一种是不可能。现在有的人，三斤猪肉、几包纸烟，就被收买。只有开展社会主义教育，才可以防止修正主义。”会议后，各地纷纷把农村社教运动当做一件大事来做，并且初步总结经验，上报中央，毛泽东对这些经验报告极为重视，选其重要者，及时批转各地，催促参照实行[18]:12。会后毛泽东便着重研究农村如何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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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基文库中的相关原始文献：关于目前在农村工作中的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
1963年2月毛泽东在中央会议上介绍了保定地区“清理账目，清理仓库，清理财务，清理工分”（简称“四清”）的经验。后又发现东北局宋任穷和湖南省委的报告，具体讲述了当地社会主义教育经验，包括“正面教育”、“群众自我教育等”。[注 1]1963年4月间，毛泽东又先后收到几个报告，主要有4月4日保定地委关于“四清”工作向河北省委之报告，这个报告第一次提出“四清”问题，即“清理账目、清理仓库、清理分工、清理财务”[18]:12-13。毛泽东到上海，4月25日在同周恩来、邓小平等讨论对苏共中央3月30日来信之覆信稿时，特地提请他们注意报告；但当时大家心思都不在这里，没有怎么讨论[18]:13。毛泽东觉得重要问题没有引起注意，实在有必要强调；便找彭真来帮助起草转发报告批语[18]:13。毛泽东指定彭真（后加陈伯达）具体主持决定之起草工作，决定后来定名为《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18]:14。从5月2日至5月12日，毛泽东在杭州召开会议，主要讨论和修改决定草案稿，参加会议有彭真、陈伯达、各中央局第一书记，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胡耀邦和浙江省委第一书记江华也参加会议[18]:14。毛泽东特别看重干部要和群众一道参加劳动，同群众打成一片，不能浮在上面、做官当老爷，但就总体而言，是建立在对阶级斗争形势之过分估计上，因而对干部思想，及对实际工作之指导，都产生“左”之影响[18]:21。
1963年5月杭州会议，毛泽东把各中央局书记召集到杭州，举行包括部分政治局委员参加的小型会议。会中指出“要点就是阶级，阶级斗争，社会主义教育，依靠贫下中农，四清，干部参加劳动这一套。”5月10日和5月11日，毛泽东集中两天时间修改《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先后修改四稿，决定草案共10个问题[18]:21。在5月11日晚的讲话中，毛泽东着重强调“不要性急，要搞稳一点，不要伤人太多”；12日凌晨，毛泽东又找到各大区的书记，再次强调。5月18日，在周恩来主持下，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决定草案在5月20日正式下发，成为全国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之指导文件[18]:27，后来被称为“前十条”。在前十条中，关于四清的定义是：清理账目、清理仓库、清理财物、清理工分。显然，这时的四清运动大体上是，一个矛头指向农村基层干部经济清查运动。杭州会议后，“四清运动”初步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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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基文库中的相关原始文献：中共中央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中的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
1963年，各地立即展开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的试点，多数单位情况不错，但在试点中也暴露出一系列问题。当年下发的《中央关于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严禁打人的通知》就指出“根据许多地区的材料反映，在农村社会主义教育中有些地方发生打人和乱搞斗争等违法乱纪现象”，例如：在湖南省麻城县，共斗争331人，其中被打的21人、被捆的65人、被吊的3人、被罚跪的42人。同年3月15日，帅孟奇在《关于湖南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情况和存在的问题中》提到，二月底湖南省因为斗争自杀76人。
中共中央视察组在八省视察工作后，向党中央的报告中写到：要防止急躁情绪；对于上中农、工作人员中的地富和资本家子女、犯错误的干部，要正确对待，防止出差错；对于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分子，要在不损害严肃性的原则下，尽可能从宽处理；绝大多数干部是好的，或者是可以教育好的。
到1963年9月，中央机关之“五反”运动基本结束[18]:27。9月6日至9月27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议程之一就是讨论《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的一些具体政策问题》[18]:28。10月25日，毛泽东起草了《关于印发和宣传〈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一些具体政策问题（草案）〉的通知》，先后由邓小平和刘少奇修改，并将题目改为《中共中央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中的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由毛泽东批准发出，后被称为“后十条”。在这一文件中明确规定运动的要点是阶级斗争、社会主义教育、组织贫下中农队伍、四清、干部参加集体劳动。虽然与前十条相比，没有太多新意，但是意识形态内容明显更加突出了。后十条与前十条相衔接，主要是对前十条中“团结95%以上的干部、群众做了许多政策规定。最主要的是强调“运动要依靠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工作队不应包办替代。其次文件强调：第一：必须分清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界限，并且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第二：必须团结中农，正确对待上中农。第三：正确对待地富反坏分子问题。第四，正确对待地主、富农子女。为了达到这些要求文件提出了许多政策界限。另外后十条还提出要结合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整顿农村党的基层组织。
然而后十条的效果并不理想。湖北省第一批试点铺开前后，死了2000多人；第二批试点开始后，仅襄阳在25天内就死了74人。1963年11月末，刘少奇之妻王光美带工作队到河北省抚宁县卢王庄公社桃园大队搞试点，总结出桃园经验进行推广。12月，毛泽东作出批示之后，各工业部门从机关到企业纷纷设立政治部，迅速扩大到所有机关和企业/事业单位，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得到很大加强；事实证明，在国家机关和企事业单位普遍设立政治部，不能说是一个成功经验[18]:3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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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全面展开后，中央大大增加对防止修正主义范围，之后的阶段争议较大。
1964年6月2日刘少奇在会上讲话中，提出“和平演变”已经演变到高级机关中的某些人了，省委、市委都有他们的人，不再强调依靠基层干部。在群众没有充分发动起来之前，不能强调团结95%以上的干部，依靠基层。[20]
6月8日，毛泽东在会上谈到防止修正主义的问题时说：“国家有三分之一的权力不在我们手里，白银厂、小站就是搞修正主义。”关于“三分之一政权不在我们手里”的估计，影响了运动之后的发展走向。
6月17日，由谭震林主持修改“后十条”；后根据陈伯达的提议，中央决定成立“四清”“五反”指挥部，由刘少奇挂帅。7月，刘少奇在各地多次讲话中强调：后十条中团结95%以上的干部规定不恰当，要改；二是要扩大四清的范围，不止是经济，经济、政治、思想、组织四个方面的问题统统要搞清；三是要在运动中集中精力打歼灭战。他还表示，要“放手发动群众，要了解和掌握群众运动的火候，注意不要烧过头。烧到多少度了，就要劝群众、积极分子：不要继续搞了，要实事求是了，是多少就是多少。群众运动过火时，是有些征象的。群众运动过了头，群众中有些就不赞成，但不敢讲话；因为空气是那样，怕说了右倾，是庇护地主、富农，庇护四不清干部。讲的话都是一样的。[21]”
1964年6-8月，刘少奇带王光美从北方到南方，在十四个省市作巡回视察、报告。刘少奇返回北京后，1964年8月1日在人民大会堂对中央党、政、军机关和群众团体负责干部作了一个大报告。刘少奇在大会上说：搞运动，开调查会的方法，找人谈话，已经不行了；不蹲点，就不能做领导工作；现在敌人利用这个《后十条》来顶工作队，第二个十条对于强调放手发动群众写得不够，“以后不要强调了”。[22]出席了这次大会的李新的回忆，在刘没登场之前，“台上，所有在京的政治局委员和元帅们都到了。全场鸦雀无声，……一会儿，周总理引着刘少奇走到台中央”。[23]8月4日，预定随同刘前往广州修改《后十条》的田家英向毛请示对修改《后十条》还有甚么意见时，毛提到两点：“第一，不要把基层干部看得漆黑一团；第二，不要把大量工作队员集中在一个点上。”[22]8月5日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中央成立“四清”和“五反”指挥部，由刘少奇挂帅；又决定，由刘少奇负责《后十条》的修改工作。8月16日，刘在广州给毛写信称，湖北、湖南省委同志都同意他的意见，中南局也赞成他的建议，并准备在中南五省推行，这就是改变原来“四清”以县委为主的方法，而是在省委、地委领导下，集中力量先搞一个县，此即以后在全国各地推广的以“四清工作总团”、“四清工作分总团”取代地委和县委的方法。[22]8月19日，刘又给毛写信说陈伯达“极力主张”把王光美的报告下发各地，刘要求批转王光美的“桃园经验”，刘在为中央代拟的批语中写道：王光美的报告是有“普遍意义的”。[22]8月27日，毛就下发王光美的报告批示：“如果大家同意，再发到全国去。我是同意陈伯达和少奇同志意见的”。[24]9月1日，中央批转王光美报告。而刘少奇在各地视察时的讲话早已在各省市传达，并在全国各地贯彻落实。北京市委抽调11695名工作队员，“集中力量到通县打歼灭战”。
1964年9月18日，中央正式下发《关于印发〈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修正草案）》，简称《后十条修正草案》。此文件提出敌人拉拢腐蚀干部，建立反革命两面政权，是敌人反对我们的主要形式；认为这次运动，是比土地改革运动更为广泛、更为复杂、更为深刻的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提出了有的地区还要进行民主革命补课工作；改变了原《后十条》草案中依靠党的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的规定，强调首先要解决干部中的问题，并规定整个运动由工作队领导。“反革命的两面政权”的概念被正式使用于《后十条修正草案》。在《后十条修正草案》下发后，一时全国各地都在查找“小台湾”，甚至连武汉大学哲学系这个小小的单位，也差点被打成“反革命两面政权”。[25]
以后的运动中，工作组的人数和权力都被大大增强。中央工业、交通战线的16个部共抽出3901人，占干部26%。桃园经验在全国宣传，后十条的修正案中提出“整个运动都由工作队领导。”于此同时，一样在全国宣传的还有陈伯达负责的天津小站夺权的“经验”。从此，不被团结的干部越来越多。青海省一个公社，工作组认为需要撤职处分的干部占总数的47%。暴力事件发生频率又一次提高。在北京郊区通县，去了2万多人，有110个工作队打了人，自杀70多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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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基文库中的相关原始文献：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
1964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利用各地负责人在京参加全国人大三届一次会议的时机，召集各中央局的领导干部召开一次中央工作会议。在这段时间，毛泽东与刘少奇之间发生了严重的分歧。分歧主要在两方面：运动性质和运动方法。
在运动性质上毛泽东多次公开指出“关于运动性质的几种提法，即“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党内外矛盾的交叉或者是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交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后一种提法比较恰当。”而前一种提法正是刘少奇的观点。
在运动方法上，刘少奇认为主要矛盾在基层富裕农民与群众，而毛泽东提出，先不管下层，而要发动群众整我们这个党，整当权派，先搞豺狼后搞狐狸。
1965年1月，毛泽东在一个小型会议上不点名地批评了刘少奇。他反对运动中的“人海战术”集中过多人员，“繁琐哲学”学习文件内容过于繁琐，“冷冷清清”不依靠群众。提出“四清”运动“一是不要读文件”，“二是不要人多”，“三是不要扎根串联”。会议后毛泽东讲话主要内容被整理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俗称《二十三条》）。该文件把四清运动定义为：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后来1970年斯诺问毛泽东什么时候觉得必须把刘少奇在政治上搞掉，毛泽东答“就是发布二十三条的时候。”据李新称，当时搞四清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多数人认为，《二十三条》的许多新精神， 与桃园经验大不相同，甚至是批判了桃园经验中的某些作法，例如搞秘密串连等神秘化做法。[26]
1965年1月5日，宋任穷在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讲到现在形势一年比一年好，生产一年比一年好的时候，毛泽东插话说“在人大会议上讲的一片光明，在工作会议上讲的一片黑暗，对不上头啊”。随着“四清”运动深入发展和运动中种种问题暴露，毛泽东对不少干部严重脱离人民群众，以至同群众对立问题越来越感到忧虑[27]:6。
到了1965年下半年，毛泽东基本放弃了“四清运动”，认为这场运动连同文化战线的批判都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因而转而筹划和发动“文化大革命”。不久“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各地的四清运动也就慢慢退出了历史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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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1963年至1965年间，在部分农村和少数城市基层开展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虽然对于解决干部作风和经济管理等方面的问题起了一定作用，但由于把这些不同性质的问题都认为是阶级斗争或者是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在1964年下半年使不少基层干部受到不应有的打击，在1965年初又错误地提出了运动的重点是整所谓“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意识形态领域，也对一些文艺作品、学术观点和文艺界学术界的一些代表人物进行了错误的、过火的政治批判，在对待知识分子问题、教育科学文化问题上发生了愈来愈严重的“左”的偏差，并且在后来发展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 | ” |
|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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