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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靖中兴[参1][参2]又称嘉靖之治[注1]、嘉靖革新[注2]、嘉靖新政[注2],是指在明嘉靖帝统治前期出现的改革与中兴局面。
嘉靖帝登基后效法明太祖和明成祖的治国手段推行“新政”,政治上英明苛察,严以驭官,整顿朝纲,大赦天下,严禁宦官干预朝政,集异纳谏,勤于政务,完善科举制度;经济上宽以治民、减轻赋役,勘查皇室庄园和勋戚庄园,把耕地还于老百姓,同时还鼓励耕织,减轻租银,重新整顿赋役,赈济灾荒,体恤民情;军事上,正视哈密问题,大力提拔将才征剿倭寇,清除外患,整顿边防,以解除边疆危机。可以称得上是位有作为的皇帝[参4][参5][参6]。清修《明史》评价他是“中材之主”[参7]。
正德十六年(1521年)明武宗去世,无子嗣,所以皇太后和内阁首辅杨廷和决定,从最近支的皇室寻找继承人,遂以“兄终弟及”的原则立明武宗的堂弟朱厚熜弟为帝,次年改年号为“嘉靖”[参8]。
作家张嵚认为,明朝自明仁宗丶明宣宗以来(由永乐时期萌芽和出现,仁宣时期遂渐成形),最高的权力就形成了三角体制,皇帝之下还有以文官集团和宦官集团。特别是文官集团,随着内阁制度的成熟,不但话语权越来越大而且对皇权形成制约。而言官的势力也是水涨船高[参9]。
嘉靖帝即位后,先是打压宦官集团,严禁宦官干政,削弱司礼监实权,使其形成摆设,各地镇守太监也被召回裁撤[参9]。对于文官集团,嘉靖帝通过大礼仪之争为其父母争名,加强皇权,打击文官势力,迅速摆脱了杨廷和的控制[参10]。重新建立了嘉靖初期政坛新的人事格局。这是自永乐帝以后明朝历史上最彻底的一次君臣更迭,为嘉靖革新确立了有力的组织保障,形成了推行全面革新的政治条件,嘉靖帝为了否定守成君主的败政行为,他全力维护洪武祖制的神圣性,而效法祖制的做法较好地解决了革新与继承之间的关系,确保了改革的顺利进行[参6]。
整顿翰林院各项积弊,为了提高内阁大学士的行政能力,让内阁有了密奏专权,看似是权力提升,但几任内阁大臣都被他牢牢的捏在手里。嘉靖帝还调解朝廷中不同的各方势力,由着大臣之间相互制衡,根据利益需要搭把手[参9]。同时打破重内轻外的观念,激发地方官员的进取之心;整饬言路,实现对百官的有效监督,裁革冗滥,以减轻财政负担[参6]。
嘉靖帝认为外戚为害天下。他又和张璁、方献夫在革除外戚世封的问题上达到了共识,下令永远废除此制[参11]。
然而台湾政治大学历史学博士尤淑君指出,嘉靖年间的“左顺门事件”,不但杖打了一百三十四名大臣,还杖死了十七名大臣,到了嘉靖后期,死于廷杖的大臣越来越多,史载“公卿之辱,前此未有” ,“杖杀朝士,倍蓰前代”。可见明代皇帝一方面仰赖朝廷正式的监察系统及皇家私属的内侍系统——宦官及锦衣卫,竭力防范大臣结党,禁止朝臣私下评议政事,最后甚至不惜牺牲官员的生命,以求朝廷内部不致形成有能力威胁君主的团体[参12]:238-239。
成都大学历史学教授谭平指出,明朝内阁及其大学士们的权位升降起伏很大,但总体来说与前朝宰相完全不可相提并论。在很多情况下,大学士们承担着难以言谕的压力和精神折磨。如万历年间入阁的性格刚直、勇于直谏的名相陈于陛眼见昏君以严重的对抗和镇压的心理坚决拒谏,国事沉沦,自己又无力回天,于是“忧形于色”,“在直庐数太息视日影”,两年后去世。曾一人独撑内阁七年,期间为增阁臣连续上疏100多道都被置之不理的叶向高在总结明朝阁臣地位的尴尬时说:“臣常念祖宗设立阁臣,不过文学侍从,而其重亦止于票拟。其委任权力与前代之宰相绝不相同。夫以无权之官,而欲强做有权之事,则势故必败;以有权之事,而必责于无权之官,其望更难酬,此所以阁臣从来无完名也。抑亦所居之地使之然哉!”明代政治舞台上官员们面临的政治生态更复杂和更难以适应。比较而言,不会去坚持操守的庸官和贪官在复杂多变的政治生态中比清官能吏适应力更强,这也能从一个方面解释为什么明代总是要虐待和残害功臣[参13]。
“大礼议”加强了皇权专制,促成了嘉靖帝刚愎自用的政治作风,嘉靖帝变得一意孤行,不合其心意的大臣皆会下狱受廷仗之罚,又中断了杨廷和在明武宗去世之后推行的政治和经济改革,并且使朝廷官员看到奉迎君主所带来的好处,导致明朝官员中谄媚之风盛行,明朝政治风气愈发颓废[参14]。
经济上嘉靖帝限革庄田,以遏制土地兼并狂潮;推行新的赋税制度,以减轻民众负担[参6]。
嘉靖帝执政的前半段,国家财政稳定,储备充足,商品经济发达,每年富余白银就多达五百多万,粮草够支用十余年,民间经济也富庶东南商品经济蓬勃发展。而且从嘉靖四年(1525年)起,明朝宣课司正式改白银收税。此举的结果就是白银正式成为法定货币,经济意义重大[参15]。
嘉靖帝执政时期,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战争极多。南方的倭寇还有北方的鞑靼部落,每年轮流骚扰大明边境,史称“南倭北虏”之患[参16]。
明政府实施的海禁政策和朝贡贸易,不仅造成中日间走私贸易之盛行,并且在倭寇来华劫掠的问题上形成推波助澜的作用。1523年(嘉靖二年)发生宁波之乱,明政府罢设市舶司,中断了中日的货贸管道,明政府严格执行海禁,不仅让先前走私愈为猖獗,连带地让倭患的问题变得严重,此时明政府兵备废弛严重,导致走私愈演愈烈,最后情势完全地失控,演变成为害中国东南沿海多年的倭寇之乱[参17]。
嘉靖时期,由于政治日趋腐败,加以政策上的失误,海防设施失去应有的功能。卫所形同虚设,不堪一击,据《大明会典》记载:“嘉靖十七年,令镇守内臣,原不系太祖定制,次第裁革,十八年尽数取回”,而《明史》记载当时海防情况是:“造承平久、船敝伍虚;及遇警,乃募渔船,以资哨守;兵非素练,船非专业,见寇泊主,辄望见逃匿。而上又无统率御之,以故贼帆所指,无不残破。 ”[参18]。 1546年(嘉靖二十五年),嘉靖帝积极调兵遣将,集结精锐部队到东南,多次重击倭寇,很快锻炼出许多善打硬仗的部队。在嘉靖帝执政的最后二十年里,东南抗倭战局,在戚继光和俞大猷、谭纶等这些将士浴血奋战下,终于扭转了战局,并最终于1566年(嘉靖四十五年),随着最后一股倭寇团伙在安南(越南)万桥山被歼灭,肆虐大明多年的倭寇之患,终于彻底肃清[参16]。
1511年(正德六年),葡萄牙人灭掉了马来王国,在当地建立殖民据点,从此控制了马六甲航线,也逐渐瞄准隔海相望的明朝[参20]。
1513年(正德八年),葡萄牙舰队第一次抵达中国沿海,依靠在珠江海面,要求上岸进行贸易。但是遭到当地官员的拒绝后,随即占领了珠江对面的屯门岛,在岛上建筑工事,并刻石碑宣示葡萄牙主权,长期滞留在广东一带。同时还派遣使者拜访正德帝会。后来嘉靖帝即位,登基仅三天的嘉靖帝就收到了马来王国王子的诉状请求大明帮其复国,嘉靖帝还收到官员的奏折,说葡萄牙人久滞不去,引起了嘉靖帝的警觉。正德十六年(1521年)嘉靖帝下旨,命广东官员驱逐葡萄牙人。葡萄牙人在屯门岛海面集结舰队,负隅顽抗,史称屯门海战[参20]。
明朝政府诏令东南沿海各省水师“遇佛郎机船可立毁之,遇佛郎机人可立杀”。1548年(嘉靖二十七年),浙江巡抚朱纨派都指挥卢镗率兵进攻双屿港当时葡萄牙人的根据地双屿港,结果双屿港被毁,葡萄牙人出逃[参20],其后一直侵扰浙江和福建沿海。到了1553年(嘉靖三十二年),明朝政府让葡萄牙人定居澳门,并获准前往广州从事贸易活动[参21]。
对于文化和教育方面,嘉靖帝即位后马上整肃科举制度,来确保选举的良性发展;倡行三途并用,激励士气;整顿学政,来强化学校的教育功能[参6]。
同时嘉靖帝十分重视《永乐大典》一书,由于宫中意外失火,他命人重新抄录副本,副本一直到隆庆元年(1567年)才宣告完成,与永乐正本的格式、装帧完全一致。永乐时期正本移放到文渊阁,明亡之后下落不明。而眼下能看到的都是嘉靖时期的副本[参22]。
张嵚认为,嘉靖帝在位时期意义最深远的无疑是文化成就,《三国演义》和《水浒传》两部名著得以刊刻发行,《西游记》和《金瓶梅》也在这一时期问世,阳明心学广为传播,流派纵横,此外戏曲绘画乃至科学领域都是巨匠云集。李时珍、李开先、徐文长等一长串姓名,见证了这是自由开放的文化盛世[参15]。
但同时嘉靖帝在位时,也是明朝文字狱比较多的时期,例如吴廷举案、山东乡试案、迎驾诗案、万寿字案、李默案等,因此嘉靖时期文化上是否自由开放也有商榷余地。
历史学家余英时指出,“直言极谏”是一个十分重要的价值,因此虽以明代皇权的专横,试官出题还不免有故意引发举子直率批评朝政的事件。嘉靖二十二年(1543),山东乡试,主试官叶经用《论语》出题:“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有一名考生答曰:“继体之君未尝无可承之法;但德非至圣,未免作聪明以乱旧章。”嘉靖帝以为是讥讽他的话,结果试官与考生都受廷杖而死[参23]。
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与扩大,嘉靖以后的社会风气侈跷,日甚一日,侈跷之风盛行,消费增加,提供人民更多就业机会,促进商品经济的发达。侈靡之风的盛行又影响了明末社会秩序的安定,对“贵贱,长幼,尊卑”的传统社会等级制度带来冲击。侈靡之风亦刺激人们的欲望,为了满足私欲而以贪污纳贿为手段,破坏了嘉靖以前淳厚的政治风气,导致贪污成风,而贪黩之风又倒过来刺激社会风气,使其更趋奢靡[参24]。
嘉靖年间戴璟在广东进行的驿递制度改革,戴璟的改革是明代驿递制度改革的先驱[参25]。
嘉靖帝去世后,先后是隆庆帝和万历帝在位,期间张居正逐步掌握大权,开始了张居正改革。而张居正改革正是效法嘉靖帝前期革新措施[参26],张居正的施政特点就是恢复有益于时政的嘉靖革新措施,所以说,张居正改革是嘉靖革新的余波或者说张居正是嘉靖革新的继承者[参6]。特别是“一条鞭法”也是嘉靖前期改革的产物,由桂萼创建,被张居正很好的加以改进[参27]。甚至有人提出“隆万大改革”和“嘉隆万改革”的观点[参6]。
嘉靖革新持续了近二十年,同时文化和科技领域空前繁荣,优秀文学作品和杰出人物大量涌现,“天下翕然称治”。后史誉之谓“中兴时期”[参4]。通过嘉靖帝的革新,在较大程度上清除了明朝百余年的积弊,从根本上确立了全新的人事格局,彻底解决了杨廷和集团卷土重来的可能性,使嘉靖一朝时期因此避免了宋朝历史上新旧党争所导致的政局混乱[参6]。还可以通过明朝新君即位诏书所列前朝弊政款数的变化就可说明其革新所取得的效果,嘉靖帝时期的弊政远远低于前后诸帝[注3]。
作家张嵚认为,嘉靖帝以其圆熟的政治手段,成功的制造了一个国富民强、文化繁荣的大明帝国。以帝王业绩论,相当出色[参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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