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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共产主义的政治运动和意识形态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反共主义(英语:anti-communism),又称反共产主义、反共,是指反对共产主义的政治运动和意识形态。马克思认为共产思想在远古就已存在,有一些原始部落就采取财产共有的做法,马克思称之为原始共产主义。另外在欧洲的现代早期,也出现了支持共产主义思想的各种团体。但是这些共产主义的先驱者并没有共通的学说,所以反共人士也没有相应的组织起来。有组织的反共主义是在马克思提出共产主义的学说之后才发生的,1864成立的第一国际,1889成立的第二国际,都有主张共产革命的论点,组织内部就有共产革命和反共的无政府主义路线斗争。组织之外,马克思的共产革命思想引发各国既有政权的疑惧,并对共产人士进行镇压。到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后,各国对共产主义疑虑更高,反共主义更兴盛,并且在冷战期间达到了全球范围,当时美国和苏联进行了激烈的竞争。反共主义是许多不同政治立场的运动的组成部分,例如保守主义、自由主义、民族主义、社会民主主义、麦卡锡主义、无政府主义、法西斯主义,甚至包括社会主义和反斯大林主义左翼。
在美国,反共主义导致了1919年至1920年的第一次红色恐慌。1920年代和1930年代,保守主义者、自由主义者和社会民主主义者提倡反对欧洲的共产主义。
在世界各地,共产主义者与反共主义者之间发生了许多军事冲突,包括中国国共内战、韩战、马来亚紧急状态、越战、苏联阿富汗战争等。反共军事联盟北约成立于1949年。随着1989年东欧剧变和1991年苏联解体,世界上大多数共产国家政权结束统治,促使冷战结束。尽管如此,反共主义仍在许多当代政治运动中存在。
早期共产党希望能在世界各国发动暴力革命,推翻世界各国的政权,成立全球性的苏维埃。马克思主义理论认为世界革命可以导致世界共产主义(World communism)及之后的无国家共产主义(stateless communism)。
由于早期的共产党不与宗教、君主、议会宪政、民族妥协,倾向进行无神论、无产阶级专政、无国家主义的武装暴力夺权,因此当时许多国家普遍反对共产主义。
1936年德国和日本等国家,还签订反共产国际协定。共产党在法西斯国家也会拿自由作借口,声称要达致民族解放、社会解放得到自由,进而发动革命。譬如德国共产党曾经发表《德国人民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的纲领》,后来被纳粹党诬陷为策划国会纵火案,趁机镇压共产党夺权。
至于经济状态是否以资本主义为主,并不是各国反共与否的决定性因素。
后来有些国家的共产党人,愿意放弃武装斗争,而在议会进行议会斗争,也能争取到一定的国会议席,反共的问题就比较缓和。像是日本共产党、意大利共产党,都在该国国会拥有过议席,但从未成为执政党,亦有如法国共产党曾加入左派社会党主导的执政联盟。
由于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共产主义国家急剧减少,以马列主义为指导方针的国家仅存有中国、越南、老挝、和古巴四国。
在当今民众有普选权的民主国家,有些当代马克思主义者是被允许在国内建党,但如日本共产党、法国共产党、意大利共产党等政党在其所在国家均未能得到选民的普遍支持,其议会席位数量远落后于占有上百席位的其他的主张政党。而在希腊、西班牙,比共产党偏右的反紧缩左翼民粹主义政党席位增长迅速。
而苏联解体后的国家,其中一些对共产党已经深恶痛绝,纷纷推动去共产主义化。像乌克兰立法禁止共产党宣传、波兰2016年5月实施《去共产主义法》,禁止宣传共产主义、捷克制定《反共产主义运动法》、波罗的海三国禁止共产党活动等。
此章节论述以部分区域为主,未必有普世通用的观点。 (2021年6月11日) |
欧洲委员会议会于2006年1月25日冬季会议上发布的第1481/2006号决议欧洲委员会第1481号决议“强烈谴责极权共产政权的罪行”。
欧洲议会提议将8月23日定为纪念20世纪纳粹和共产主义罪行的全欧洲纪念日。
在冷战初期,米哈特·弗拉舍里试图将英美反共反对派联合起来。在“自由阿尔巴尼亚”全国委员会正式成立于26 1949年8月在巴黎举行。Frashëri是其总裁,以及其他的指导委员会成员:NuçiKotta,Albaz Kupi,Said Kryeziu和Zef Pali。它得到了中央情报局的支持,并被任命为欧洲自由国家委员会的成员。
1990年代初冷战结束后,新成立由民主选举选出的阿尔巴尼亚跨党派政府颁布了《灭绝种族罪法》,以加快对阿尔巴尼亚社会主义人民共和国前共产主义政府侵犯基本人权和自由的起诉。该法律在英语中也被称为“种族灭绝法” 和“共产主义种族灭绝法”。
1921年2月,左翼民族主义者亚美尼亚革命联盟在亚美尼亚第一共和国解体和苏维埃解体仅三个月后,对亚美尼亚的布尔什维克当局发动了起义。民族主义者暂时掌权。随后,由著名民族主义领袖加雷金·恩兹德领导的反共叛乱分子撤退到休尼克山区,建立了亚美尼亚山区共和国,该共和国一直持续到1921年中。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出现了一些反共组织,例如贝尔格联盟和政治学,经济及社会学协会(SEPES)。
在1990年6月的选举之前,四月份在瓦茨拉夫广场上的示威者聚集在一张海报下,在该海报上红色的星星和KSČ的缩写上都画了一个sw字,而所绘的徽章来自于1953年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成立之前在比尔森由捷克工人的反共产主义起义。
在天鹅绒革命,推翻共产党政府。它被视为1989年最重要的革命之一。1989年11月17日,防暴警察镇压了布拉格的一个和平学生示威活动。从11月19日到12月下旬,该事件引发了一系列流行的示威活动。到11月20日,在布拉格集会的和平抗议者人数从前一天的200,000人膨胀至估计的50万人。11月27日举行了为时两小时的大罢工,涉及捷克斯洛伐克的所有公民。1990年6月,捷克斯洛伐克举行了自1946年以来的首次民主选举,共产党被推翻。
在芬兰,民族主义的反共产主义在冷战之前以拉普阿运动和爱国人民运动的形式存在,之后被取缔。在冷战期间,立宪权利党反对共产主义。
国际反共主义在1920年代的法德苏关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务实的现实主义者和反共的思想家在贸易,安全,选举政治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危险方面相互对抗。
法国共产党在战时抵抗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遭到主要领导人戴高乐的不信任。到1947年,雷蒙·阿隆成为挑战知识分子的主要知识分子,极左派分子渗透了法国大部分知识分子社区。他迅速成为一名好斗的冷战战士,挑战任何亲共人士,包括拥护共产主义并捍卫斯大林的让·保罗·萨特。雷蒙·阿隆赞扬美国的资本主义,支持北约,并谴责马列主义是反对西方自由民主价值观的极权运动。
在纳粹德国,纳粹党禁止共产党,并以共产党为敌人。在经过国会纵火案,4000名德国共产党被逮捕。纳粹党还为其政治对手(例如共产主义者)建立了集中营。
在1956年的匈牙利革命是暴动反对匈牙利人民共和国和斯大林主义政策的政府,从1956年10月23日一直持续到11月10日,起义开始吸引了成千上万的学生示威,它游行通过布达佩斯的议会大厦。一个试图进入广播大楼以广播其诉求的学生代表团被拘留。当外面的示威者要求释放代表团时,他们遭到国家安全警察开火。这一消息迅速传播开来,整个首都爆发了动乱和暴力。叛乱在匈牙利迅速蔓延,政府垮台。在宣布愿意就撤军问题进行谈判之后,苏共中央政治局改变了主意,开始镇压革命。
1939年德国和苏联入侵波兰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第一次波兰起义是对苏维埃的。该Czortków起义期间1940年1月在苏联占领发生波多利亚。当地高中的少年袭击了当地的红军营房和监狱,以释放被囚禁在那里的波兰士兵。
在战争的后几年,波兰和苏联游击队之间的冲突越来越多,一些团体在战后很久仍反对苏维埃。在1944年至1946年之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波兰被称为“ 被诅咒士兵”的反共武装团体的士兵立即对共产监狱进行了一系列袭击。最后一个被诅咒的士兵,是波兰的激进反共抵抗力量成员,约瑟夫·弗朗扎克,他在1963年被ZOMO用手枪杀死。
1956年的波兹南抗议活动是波兰人民共和国的大规模反共抗议活动。抗议者被政权压制。
1970年由于食品和其他用品价格突然上涨,在波兰发生的抗议罢工活动(波兰:Grudzień1970年),是发生在波兰北部的反共示威。由于波兰人民军和公民民兵的残酷镇压造成至少42人死亡,1,000多人受伤。
团结工联是华约国家内的反共工会。在1980年代,它构成了广泛的反共运动。政府在1980年代初期戒严和数年镇压期间试图摧毁工会,但最终政府不得不开始与工会进行谈判。在圆桌会谈后举办的半自由选举,于1989年由团结工联领导的联盟全面击败共党获胜,1990年12月,团结工联的瓦文萨当选为波兰总统。
在罗马尼亚的反共产主义抵抗运动1948年和60年代初之间持续。武装抵抗是对共产主义政权的第一种也是最结构化的抵抗形式。直到1989年底推翻尼古拉·齐奥塞斯库为止,有关所谓“反共武装抵抗”的细节才公开。直到那时,公众才知道在喀尔巴阡山脉避难的众多“ haiducs ” 小团体,其中一些人抵抗了罗马尼亚秘密警察部队长达十年之久。最后的“ haiduc”在巴纳特山被杀1962年。罗马尼亚的抵抗运动是前苏联集团中持续时间最长的武装运动之一。
1989年的罗马尼亚革命是持续了一周的一系列暴力冲突,1989年12月下旬爆发了激烈的战斗,推翻了齐奥塞斯库政府。在一次展示审判之后,切奥塞斯库和他的妻子埃琳娜被处决。罗马尼亚是唯一的一个以暴力方式推翻其政府或处决其领导人的东方集团国家。
在2009年4月摩尔多瓦共和国共产党人党涉嫌操纵选举之后,出现了摩尔多瓦的反共产主义社会运动。欧洲联盟的旗帜是摩尔多瓦反共主义者在2009年的象征。反共者使用在线社交网络服务 Twitter(Twitter)来组织自己,因此被媒体称为Twitter Revolution或Grape Revolution。
蓝色分部的西班牙反共志愿军于1942年在圣塞巴斯蒂安行动组织Anticomunista [ ES ]在1932年举办在西班牙内战是从1936年转战到1939年的反共产主义之间的国民军为首的弗朗西斯科·佛朗哥和亲共共和党派为首曼努埃尔阿萨尼亚。它以占领马德里和在1939年获得国民党的全面胜利而告终。
1970年代,南美的右翼军政府实施了兀鹰行动,这是一场政治镇压运动,涉及成千上万的政治暗杀,非法拘留和对共产主义同情者的酷刑。该运动旨在消除据称在各自国家的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影响,控制反对政府的反对派,导致大量人员死亡。参与政府包括阿根廷、玻利维亚、巴拉圭、巴西、智利和乌拉圭,但美国的支持有限。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和苏联的崛起之后,美国的许多反共主义者担心共产主义会在整个世界上取得胜利,并最终成为对美国的直接威胁。即使苏联解体使美国成为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的反共主义者仍然对苏联的正式继承者俄罗斯联邦和中国共产党执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存有戒心。
中华民国以蒋中正为首的中国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多次打压中国共产党并发生两次国共内战。第一次源于1927年4月12日四·一二事件国民党的“清党”行动,国民党在短期屠杀了包括共产党人在内、主要是国民党中左派人士的大量人员,引起了共产党的武装反抗。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在内战中始处优势,但共产党的反抗武装因各种原因始终没有被清除,直到西安事变后国民党和共产党人再次进行合作。抗日战争结束后,两党因为美苏博弈等原因再次进入内战。国民党在第二次国共内战失利后并撤进台湾。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主运动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松散组织的反共产主义运动。该运动始于1979年中美建交后,在1989年的六四事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大多数运动在初期即被平息,有些则转而逃亡至国外继续开展。
《零八宪章》是由303名中国知识分子和人权活动家签署的宣言,他们致力于推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治改革和民主化。它要求更大的言论自由和自由选举。它于2008年12月10日(《世界人权宣言》通过60周年)出版。自发布以来,该宪章已被中国境内外的8100多人签署。
有部分中国大陆左翼反对派和其他国家的共产主义者的评论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中国共产党现行制度其实是反共主义。
1947年二二八事件,中国国民党镇压了在台湾反抗政府的叛乱份子,此事开始了在台湾的白色恐怖。戒严期间,中华民国政府仍然奉行反共主义,1954年12月配合美国实施《中华民国与美利坚合众国间共同防御条约》,并试图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手中夺回大陆地区,以及积极支持东南亚和世界各地的反共势力。1975年蒋中正去世后,中华民国政府不再宣传光复大陆,亦转向和平政策应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及中共,但台湾的反共意识并没有因此而消失。
香港的反共意识在1920年代的省港大罢工过后开始萌芽,当时港英政府制定各种措施,压制不利港英政府的言行,并防止中共势力渗透香港。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大量内地人到香港扎根,包括国民党员,知识分子和资本家。港英政府镇压左派发起的六七暴动后,进一步加强香港的本土化,助长香港人的反共意识。
在香港回归之前,大多数反共主义者都是中国国民党和香港泛民主派的支持者。他们反对共产党在中国大陆和的统治及其一党专政。香港回归后香港亲台团体逐渐式微,反共主义者大多为香港泛民主派的支持者。
在香港泛民主派政党的支持下,香港发生了许多反共抗议活动。每年在香港举行1989年天安门事件纪念活动,2003年至今每年的七月一日都举行七一游行。
自2014年雨伞运动、2016年鱼蛋冲突和2019年反送中运动起,香港反共运动越加激进,愈来愈多泛民主派支持者、本土派及城邦派等派别对共产党反感及厌恶,尤其在2019年下旬所爆发的反送中运动所冒起的“赤纳粹”一词可见一斑。
相对于香港,澳门因为发生一二·三事件,左派势力成功肃清国民党势力并得以在社会各个阶层扎根,同时亲共华商权贵及社团抬头,导致现时澳门社会普遍倾向亲共,但仍然有部分澳门人于香港或台湾接受教育后回流,并于澳门宣扬反共意识,但影响甚微。
马来西亚曾多次与马来亚共产党进行激烈对抗,是为马共叛乱(1968年-1989年),最终马共瓦解,而马来西亚获得胜利。马来亚共产党是曾活跃于马来半岛的共产主义政党,于1930年4月30日在马来亚森美兰州瓜拉比拉的乡村成立。由于意识形态冲突,马共与马来亚当局的和平谈判破裂,马共转而由武力方式对抗马来亚政府。1957年马来西亚独立后,马共开始接受中华人民共和国方面的援助,并加大力度对抗马来西亚政府。但由于马共中央的肃反决定造成党内分裂,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在1980年对外宣布停止革命输出并切断对外国共产党包括马共的援助后,马共开始走向衰败并开始和泰国及马来西亚政府展开和谈,三方最终于1989年签订和平条约,之后马共放下武器并宣布解散,部分马共成员留在泰国南部定居,另一部分则选择回到马来西亚。
1963年2月2日,新加坡警方展开冷藏行动并逮捕多名共产主义分子,其中包括支持共产主义的在野党社会主义阵线的成员。社会主义阵线的领导人林清祥,也在冷藏行动中以从事颠覆活动的罪名被逮捕以及入狱。 在1987年的马克思主义者阴谋(又称光谱行动)中,新加坡展开行动逮捕了多名共产主义分子。
印度国家参与了反对长期存在的纳萨尔派-毛派叛乱的法律和秩序行动。随之而来的还有许多国家赞助的反毛派民兵。
从1965年10月到1966年初,据估计有500,000–3,000,000人被以苏哈托为首的印尼军方和同盟民兵以反共清洗行动杀害,这些行动针对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员和所谓的共党同情者。2016年底,国际法庭宣布此次大屠杀为危害人类罪,并指定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为这些罪行的帮凶。
1933年,日本参加了反对第三国际国际协约第九次会议,并成立了国际社会主义思想与运动研究协会(日语:国际思想研究会)。
1935之后,日本为与中国的关系定义了反共产主义的《 HIROTA三项原则》,日本也与德国缔结了《反共产国际公约》。之后,国际反共产主义联盟成立于1937年,并组织召开了反共产国际协定的国家纪念仪式[ JA ]于1938年。
1938年11月,首相近卫文麿宣布反共产主义的东亚新秩序。
在1948年至1951年的美国占领期间,日本发生了“红色清洗”,其中有20,000多名被指控是共产党员的人被从其工作地点清除。尔后美日安保条约实施下更强化日本政府反共思潮。
主张社会主义的西方左派政党及人士(如工党、社会党等)也不再是对反共主义者的严重威胁,当代的社会主义国家都在苏联解体前后的时间内在国内的政治经济政策都作出了改革开放和引入市场经济体制的重大改变[2]。
而在西方国家,由于非常多的资金被用来从事反共主义的学术类研究、社会活动和宣传,加上主张社会主义的左派政党转型并参与反共主义仍然普遍存在,大多演变成为了反对一切非自由民主制度的思潮,反对经济与市场被政客与寡头垄断,也指责共产党将资本主义的缺点发扬光大这种吊诡现象(例如,一部分中国资本家、富人很支持及拥护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大陆的统治,已不再反共),此外贪污、腐败现象亦是支持反共主张的主要理由[2],这体现在例如美国对待古巴、中国和朝鲜的外交政策上。美国多次批评中国共产党,曾多次指责中国共产党总书记习近平的政府独裁与不给民众普选权,也批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权状况。
而在古巴问题上,由于美国佛罗里达州中,从古巴逃脱菲德尔·卡斯特罗统治的流亡者族群仍对美国政治有影响力,虽然巴拉克·奥巴马总统上台后,美古关系缓和,但美国仍然未全面解除对古巴进行的经济制裁。
当今的反共主义并非只在资本主义国家存在,在社会主义国家内部亦存在。比如在中国大陆,部分人对于中国共产党部分的做法持有异议。而有些人则是持反共立场。而对于不忠于中共理念的党员,多以两面人称呼。无论是学生党员或担任公职的党员,持有反共、反中思想者亦为常见。知名党员公开表达反共情绪亦非个案。如:毕福剑酒桌唱戏事件、任志强事件、新冠疫情期间湖北大学教授梁艳萍和武汉大学副教授周玄毅等。香港《白粉报》指出,“中共党内更多是隐形两面人,中共现有八千多万党员,究竟有多少两面人,恐怕只有‘神知道’”。如果按《中国共产党党章》的标准,每年查处数万名贪官,就等于每年揭发数万名“两面人”。 [3]而在朝鲜,则经常发生通过各种方式逃离朝鲜到中国大陆、韩国、日本等周边国家的“脱北”事件。而外界将这些人称之为“脱北者”。在“脱北者”其中也不乏一部分朝鲜高官。如曾经创立了朝鲜“主体思想”的创始人黄长烨。 共产主义的理论基础是辩证唯物主义,因此所谓的“神”是不存在的,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所有进程和发展都是由于其自身内部的矛盾推动。对于有宗教信仰的人来说,共产主义的无神论与他们的有神论是相反的。
马克思共产主义理论的另一个核心内容是历史唯物主义,它认为人类社会必然会经历不同的历史阶段,而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因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始终处于矛盾运动之中,生产力的发展带来的生产关系的变革会造成整个人类社会的变化。在资本主义之后的下一个阶段是共产主义,而社会主义则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处于一个过渡的状态。
大部分的反共主义者反对整个历史唯物主义的概念,或至少不承认资本主义之后必须经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一些反共主义者质疑“为什么可以”以及“如何做到”和平地从社会主义转向共产主义。
很多批评者也主张共产主义经济理论有一个关键错误:它预言在自由市场经济下的国家,富人不可避免地变得越来越富,而穷人则越来越穷。反共主义者把西方工业化国家平均生活水平的全面提高作为对马克思主义预测矛盾的证据:穷人和富人都变得更富有了。但有人认为,整体的富裕是生产力提升的后果,这跟马克思的理论没有矛盾,以香港为例子,香港人均GDP达50000美元,但基尼系数亦达到十分危险的0.588。也有人认为这论点的支持者普遍都忽略了资本主义跨国垄断和全球化的问题,从而得出这个结论,也有人认为因为所谓的“跨国巨头”沃尔玛90%的营销额都是在美国本土,而非是在美国国外,所以资本主义的富裕与“跨国垄断”无联系。
反共主义的根据有时是因为共产主义理论内部的明显矛盾、以及理论和实际之间的差距。然而,大部分的反共主义者倾向于认为共产主义理论与共产主义当权者的行为一样是令人讨厌的。一些反共主义者认为,共产主义是法西斯主义的另一种形式,并把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并称为极权主义。
很多反共主义者认为资本主义保护人民的政治自由、经济自由,并认为共产主义中人民被剥夺选举权、扼杀言论自由,社会缺乏法治是对基本人权的侵犯。然而,在现实中,也有共产主义政党对保障人权和民主的承诺,并在通过普选上台后均得到落实,例如圣马力诺共产党、圭亚那人民进步党、尼泊尔共产党(联合马列)、摩尔多瓦共和国共产党人党和塞浦路斯劳动人民进步党等。
在美国国内,很多反共主义者担心共产主义会在全球取得胜利,并最终对国家安全造成直接的威胁。这种观点导致了多米诺骨牌理论:这个理论认为在任何国家实行共产主义都是不能容忍的,因为它可能引起一系列的连锁反应,并最终导致共产主义在全球的胜利。有人担心一些强大的国家,例如苏联和中国会使用它们的实力以一种新的帝国主义形式强迫其他国家实施共产主义。在苏联的历史上,苏联确实推翻了周围很多欧洲国家的政权,并为其他国家的共产主义游击队提供秘密援助。这些行动使得一些对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持同情态度的政治家转而接受一些实用的反共主义策略:把反对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作为限制“苏联帝国”膨胀的手段。
反共主义者也反对标榜共产主义的共产党政府的很多实际政策和行动,因其行动和施政与共产主义理论所承诺的有极大差异。很多人认为,共产主义可能只在“理论上”理想可行,但是在实践中却与人类的本性相违背。一个功能完备的共产主义社会要求其中每一公民都成为一个平等的贡献者,为人民的利益工作,分享所有东西,但是无社会回报,这对于利己主义的人来说很难接受;而其他必有的人类特质,如贪婪、懒惰或愚蠢,对于建立一个完备的共产主义社会来说无疑是一个根本性障碍。既然共产主义社会存有许多窒碍难行之处,则共产主义政府几乎只能使用高压和威胁来使每个人“遵循这个体制”。而在马克思的理论中,人性论是一个伪命题,马克思认为“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也就是说并没有某种普遍适用、永恒的人的本性,只有不同时代与社会条件下的不同的人,人们对于人性的提法不过是他们将所处时代的现象看作是所有时代都固有的而形成的误解。
夺取得政权的共产主义政党(有时是由左派社会主义政党组成的工人政党)倾向于镇压政治上与其有不同见解者,如斯大林、毛泽东、波尔布特、乔巴山、胡志明、金日成、霍查、狄托、齐奥塞斯库、门格斯图等人或其累代接班人所领导下的政权如是。共产主义政府被批判者认为是建立了新的特权统治阶级,而这个特权阶级可能比先前资本主义社会中被推翻的资产阶级更加贪婪与腐败。右派学者辛灏年便认为共产党夺权后的统治是一种“专制复辟”[4]。
德国政治学教授托马斯·迈尔曾指出,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论过时的原因,主要是他的乌托邦式的想法,认为什么都能实现,但却不指出这种理想的状态在一个复杂的现实社会中如何组织起来,如何能够正常运转。现实证明,如果没有市场和作为生产资料的财产的突出地位,复杂的经济就不能得到有效的建构。马克思相信,人类社会按照自身的发展规律自然而然地会发展到一个消除了不平等、没有剥削和没有人统治人的最好的社会,但人们已经认识到这是一种世俗化了的宗教救世信仰。这种信仰现在无论是在学术界还是在现实政治世界中都不再有值得一提的信徒了。[5] 但将马克思主义理解为一种见物不见人的经济决定论式的机械唯物主义是一种常见的误解,事实上马克思绝不认为人类社会会自然而然地发展到共产主义——如果是的话马克思也就没有必要强调阶级斗争与暴力革命的重要性了,而需要人作为主体发挥其主体性才能实现这个目的,也就是说共产主义不是某种制度而是一个现实的历史过程,因此将其视为某种信仰是相当偏颇的认识。事实上,二战后当代西方社会的哲学、社会科学学术界都受到了马克思理论的很大影响,如法兰克福学派、精神分析学、存在主义哲学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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