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卞仲耘（1916年6月19日—1966年8月5日），安徽省无为县人，中国共产党党员，原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今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校党总支书记兼副校长[1]。文化大革命“红八月”期间，她被该校的女红卫兵们打死于校中，是文革期间在北京第一个被打死的教育工作者[1][2][3][4]。
据卞仲耘生前所写的一份自传，她父亲出生贫寒，先在钱庄做学徒，而后自己开了间小型钱庄，后来又当上了该县商会会长。1937年，21岁的卞仲耘高中毕业时未能考上大学，就当上了小学教员，并利用业余时间补习功课，准备再考大学。抗日战争爆发，1938年春，她随芜湖女子中学迁移长沙，参加了当地的战地服务团。1941年，她在四川成都考入燕京大学经济系，后又转入齐鲁大学，1945年毕业。1941年，卞仲耘加入中国共产党；1945年，她和丈夫王晶垚一起去了解放区。
卞仲耘1947年在华北晋冀鲁豫边区，参与武安县‘土改工作团’进驻十里店。十里店是“土改”时树立的一个样板。在此“土改工作队”组织下，由村委会执行，将四个地主押到河滩上，用石头砸死，然后扔到河里冲走。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卞仲耘调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工作，历任学校教导员，副教导主任、主任，校党总支副书记、书记，副校长。由于当时该校没有校长，在文革开始时，卞仲耘实际上就是北京师大女附中的最高负责人。
1966年8月5日（红八月期间），她遭受批斗，被红卫兵（实际上都是自己的学生）殴打致死，后被搬上运送垃圾的手推车，用大字报盖起来，上面压住一把大扫帚，直至尸体僵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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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简称“师大女附中”）建立于1917年，位于北京市西城区，是该市历史最长的中学之一。由于学校离天安门广场及中南海只有一公里，加以文革前该校即为北京重点中学之一，很多中共高级干部的女儿都到这所中学读书。毛泽东的两个女儿李敏、李讷文革前都从这所中学毕业；文革开始时，刘少奇的女儿刘婷婷、邓小平的女儿邓榕正在该校就读。在文革开始前的1965年秋季入学中，高级干部的子女占了一半。这一特点与卞仲耘被打死有相当的关联。
1966年6月1日晚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北京大学的被毛泽东赞扬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除攻击北京大学的负责人之外，又号召“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牛鬼蛇神”。第二天中午，三个学生在北京师大女附中也贴出了第一张大字报，宣称要“誓死保卫党中央，誓死保卫毛主席”，对该校领导作了类似的攻击。在这张大字报上署名的学生为“刘进、宋彬彬、马德秀”。6月3日，由共青团中央派出的“工作组”取代了原校领导，开始掌管学校。6月6日，在工作组的支持下，师大女附中革命师生代表会成立，教师代表二人：李松文（数学老师）、陈大文（生物老师），学生代表五人：刘进（河南省委书记刘仰峤之女，高三学生）任主席，宋彬彬（中共中央东北局第一书记宋任穷之女，高三学生）、马德秀（高三学生）、耿丽兰（高三学生）、尹斐（高二学生）任副主席等。此后，师大女附中形成了工作组－革命师生代表会－各班核心小组三级领导体制。[6]
工作组进校之后，学校停课，用全部时间搞文革，也就是开会、贴大字报以及学习毛泽东著作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等文件。学校的老师和负责人都成了被揭发的对象，学生对老师，先是直呼其名。进而咒骂喝斥整个学校贴满了大字报攻击学校原领导人和教师。几乎每个教师都被大字报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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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参与彭真领导下的前中共北京市委“搞军事政变的反革命活动”。
二、是“反对毛主席”。证据之一是，1966年3月北京的邻近地区发生地震，为学生的安全，学校告诉学生，若地震发生，要赶快离开教室。有学生问是不是要把教室里挂的毛主席像带出来，卞仲耘未正面回答这个问题，没有说要也没有说不要。
还有例如反毛泽东思想、诬蔑党的方针政策、反党反社会主义反三面红旗、反对党的政策、破坏文化大革命、智育第一、追求升学率、反对和工农结合、精心培养修正主义苗子、培养资产阶级教师队伍、反革命暴动和与黑帮联系、低级趣味等等。
有一张贴在她的卧室门上的大字报写道：
狗恶霸，卞毒蛇，你他妈的听着，你再敢骑在劳动人民头上耀武扬威，我们抽你的狗筋，挖你的狗心，砍你的狗头。你他妈的别妄想东山再起，我们要断你的孙，绝你的种，砸你个稀巴烂。
1966年6月23日，工作组主持召开对卞仲耘的“揭发批判大会”，全校师生员工皆参加。会后，卞仲耘给上级写了一封长信，在信中声称（引自原件底稿）：
在群情激愤之下，我就被拷打和折磨了整整四五个小时：戴高帽子，“低头”，罚跪，拳打、脚踢，手掐，用绳索反捆双手，用两支民兵训练用的步枪口捅脊背，用地上的污泥往嘴里塞，往脸上抹，往满脸满身吐吐沫。
不久，毛泽东对刘少奇和邓小平等人派出工作组的做法进行批评，工作组于7月30日撤离师大女附中。1966年7月31日，北京师大女附中原反对工作组的该校“红旗”派学生宣布成立红卫兵组织“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原在工作组领导下成立的师大女附中革命师生代表会的人员一时成了“保守派”。由于最高领导机构工作组的消失，校内秩序发生混乱。
8月4日下午，红卫兵闯进几位校负责人办公室，用皮带抽打了他们。 王晶垚主张妻子立即离开北京，回安徽老家暂避一时。但是卞仲耘不同意。她认为天南地北都是中国，天罗地网无处躲避。更重要的是，她认为自己是清白的，如果逃走，反而会被认为是有问题的。“为了人的尊严，我决不能逃走”。
王晶垚又劝说了几句。卞仲耘外柔内刚的性格此时显现得格外鲜明，她最后对丈夫说：“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
8月5日下午2时左右，高中一年级一些学生发起了“斗黑帮”行动，其他学生纷纷涌来。因是学校的主要负责人，即黑帮头子，卞仲耘被打得最重。当时女附中一个班的“红卫兵”突然聚集起来“斗争黑帮”，冲到正在打扫厕所的副校长胡志涛跟前。胡志涛对学生说，工作组撤走以后，红卫兵如要开批斗会，要事先报告新成立的北京市委。就是说，红卫兵不能自作主张地斗争校领导。 红卫兵将学校5个负责人揪到大操场上，给他们戴上了用废纸篓糊成的高帽子，在他们的脖子上套上写有“反革命黑帮”、“三反分子”字样的牌子。接下来，强迫他们一字排开跪下。“大批判”会立即开始了。 红卫兵们草草“批判”了几句，就将被斗者从高台上拉下来“游街”，强迫他们一边走一边敲打被硬塞到手里的铁簸箕，反复地说：“我是牛鬼蛇神。” 5位教师被赶到小操场，要他们停下来劳动，挑走那里的一堆沙子。红卫兵自己动手，把要卞仲耘挑的筐里装满沙子，用铁锹拍了又拍。经受了半天折磨的卞仲耘哪里挑得起来。红卫兵一拥而上将她打倒，拳脚乱棍交加。 女附中的教师们吓得缩在办公室里不敢出来。5名校领导孤立无援地迎受狂热女生的殴打，完全失去了自卫能力，被学生们一路厮打扯向宿舍楼。 一路上乱棍如雨，殴打者使用了形形色色的木棍，其中包括带有钉子的桌腿。宿舍楼走廊的白墙上留下了斑斑血迹。 这场狂热语言和棍棒交加的批判持续两个多小时，被批判和殴打的教师完全没有抗辩可能。
经过两、三个小时的殴打和折磨，下午五点的时候，卞仲耘已经被打成重伤并且失去知觉，大小便失禁，倒在宿舍楼门口的台阶上奄奄一息，但是依然有一些学生对她进行殴打、辱骂、扔秽物。 当有人发现卞仲耘“已经快不行了”的时候，群情激昂的学生却怕影响不好，干脆将卞仲耘放在一辆手推车上，身体用大字报纸、竹扫帚、雨衣等杂物掩盖起来。直到晚上七点多钟，才将卞仲耘送到了附近的邮电医院，而此时卞仲耘的尸体早已僵硬。
当时丈夫王晶垚买了一部相机，为她拍摄血迹斑斑的遗照。30多年后，王晶垚在接受香港有线电视“神州穿梭”节目采访时表示：“当时，北京正值夏天，最热的时候，不要说是一个饱受摧残和虐待的人；就是一个健康的人，也要捂出事儿来。”卞仲耘死亡后，邮电医院医生开出“死因不明”的死亡证明书，王晶尧最终将卞仲耘的尸体送去了东郊火葬场火化。
曾于1960年毕业于该校的章诒和在《伶人往事》一书中，提及“母校的卞仲耘校长（女）在文革中是被本校红卫兵暴打而亡。有人知道当场用脚狠踢校长头部的女学生是谁，而至今无人敢出来指认。2005年，她还接受一家电视台的《名人面对面》专栏采访。采访的题目，就是控诉“文革”对她一家的迫害“（第106页）。据王晶垚接受澳大利亚SBS电视台纪录片《As It Happened: Mao - A Life, Mao Is Not Dead》访问时，明确表示邓榕（邓小平之女）参与行凶。有两个敢于作证的目击者，女附中退休教师林莽（陈洪涛）是其中之一，另一位老师在案发当天用左手给王晶垚先生先生写了一封匿名信，证明卞校长是被活活打死的。2006年，卞仲耘遇难40周年之际，林莽在胡杰的纪录片《我虽死去》中为这场所谓“惨无人道的凶杀案”作证，并撰写《目击并身历其境者言》，详述卞氏遇难过程，虽然没有指出具体人名，但描绘了一个个红卫兵的行为，比如，“有一个女将个子又高又大，腿又长，居然在她身上踏上一只穿着军靴的大脚。” 还有那个红卫兵命令卞仲耘干什么，命令他干什么，哪个红卫兵对卞仲耘施加了哪种暴行，等等。林莽于2012年9月21日去世，据其生前挚友透露，林莽离世前用左手写下证言：1966年8月5日最后一脚踩死卞仲耘校长的是叛徒、工贼、反革命分子刘少奇与王光美的女儿刘婷婷。
1971年，林彪死后，文革领导人开始缓和对被整的干部的政策。1973年，卞仲耘得到了一个“没有问题”的“结论”。她的死被当作“在工作时死亡”处理。学校的“革命委员会”依照有关规定，给了卞仲耘家人400块钱。1976年，毛泽东死去，江青等四人帮被逮捕。一年后，开始了审慎缓慢的平反过程。1978年，北京市西城区委员会给卞仲耘开了追悼会，为她“昭雪”。王晶垚一再要求，用那400块钱在卞仲耘曾经工作和被打死的学校里建一块碑或者种一排树表示纪念；而他的努力一直没有结果。
同时，王晶垚也开始设法通过法律的途径，为妻子讨回公道。1979年4月，他向北京市公安局、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北京市人民法院提交控诉书。除了要求调查和处理直接的杀人凶手；并控告一个曾因私怨而在斗争卞仲耘大会上制造伪证的校外人员袁淑娥（大连工学院俄语教师，师大女附中英语教师丁某的前妻），后者在斗争卞仲耘大会上声称卞仲耘和其前夫有男女关系问题，还在卞仲耘生前带领师大女附中学生上卞仲耘家贴大字报。然而，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检察院却做出了不予起诉的决定。理由是“追诉时效期限”已过。1989年12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决定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检察院的不起诉决定“应予维持”。
据姚监复披露：八月五日卞校长被打死的那天晚上，邓小平女儿邓楠、邓榕找到王晶垚家，并告诉王晶垚，以后只能讲卞仲耘是高血压因病死亡，不能再讲卞仲耘是被打死的。几十年后安全部门亦正式通知胡杰，影片中不能收入邓楠、邓榕对王晶垚讲的“不能讲卞仲耘是被女学生打死的”那段话。[7]
在卞仲耘被打死27年之后，面对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决定，王晶垚的申冤之路似乎已经走到了头。
2009年，一些原师大女附中学生为其建造了一座铜像，原拟题写“殁于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文革暴力中”，后因前红卫兵们反对，最后只写上“1916.6.19-1966.8.5”。2011年，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举行了铜像揭幕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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