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洋共产党（英语：Nanyang Communist Party）是1927年至1930年活动于英属马来亚和海峡殖民地的共产主义政党。其前身为中国共产党南洋临时委员会，解散后成员则大多转入马来亚共产党。
中国共产党介入以前共产主义在马来亚的发展
与中国的情形相同，在马克思主义传入马来亚前，无政府共产主义首先传入。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胡笃初、范章甫在新加坡成立了无政府主义社团“真社”，并在凡尔赛和会后，为了抗议日本取得德国在山东特权一事，在新加坡鼓动日资工厂工人罢工。胡、范两人随即因此遭到英国官方驱逐出境，并终生不得入境。[1]
1918年移民到吉隆坡的吴钝民，随即进入了当地国民党知识分子与商人的人际网络中，并在其支持下成立了《益群报》。吴钝民一边办报，一边从事反日活动。1919年11月，吴钝民与另外五名社会主义者被遣返中国，吉隆坡华人社群称此事为“六绅士事件”。此后《益群报》的编辑由潘四存担任，随后又改由刘师复之弟刘克非接手。[1]
1925年，华裔女性黄素英犯下一起爆炸案，被判处十年徒刑，并有数名华裔无政府主义者遭到驱逐。爆炸案发生三天后，马来联邦华民政务司长A. M. Goodman提出一篇关于无政府主义活动的报告。报告认为《益群报》为无政府主义者大本营，不过其成员只有50人，不足以威胁统治。[1]
1923年，董方城、鲍慧僧、袁支、唐空、李道宏、韩国祥、Hon Kwok-hs'eung七人，在吉隆坡发行了共产主义期刊《南洋评论》（Nanyang Critique）[2]。董方成，湖北人，在1922年移居吉隆坡后，随即到邻近吉隆坡的文良港中华学校担任校长。文良港中华学校与Pheng Man夜校为掩护共产主义者活动与传布思想的基地，董方城借此与当地共产党员以及中国共产党保持紧密连结，因此被英国官方视为当地共产党活动的指导者。此外，董方城是目前可知马来亚最早的中国共产党员。1923年7月，董方城的教师证遭英国官方吊销，随即离开马来亚前往仰光，又在1924年回到广东，并加入了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鲍慧僧，湖北人，1921年抵达新加坡，1923年前往吉隆坡加入《益群报》，并同时在由共产党员建立的Nan Ning夜校与Pheng Man夜校任教，并担任《南洋评论》的新闻编辑。与董方成相同，鲍慧僧也是中国共产党员、并且是中国共产党在马来亚的特务。《南洋评论》社群是马来亚第一批的共产主义者，他们透过中华学校、Nan Ning夜校、Pheng Man夜校与《南洋评论》组织青年、学生以及劳工。[1]
中国共产党的介入与南洋共产党的成立
1925年，中国国民党第二任外事部部长彭泽民派出七名特使，到新加坡组织“南洋华侨各公团联合会”。彭泽民，广东人，后移居吉隆坡，为同盟会、国民党吉隆坡支部成员，也是《益群报》创办人之一，1924年因从事反英运动遭官方驱逐出境，1925年回到广东，成为中国国民党外事部部长。[3]
1926年2月七名特使与此时已遭英国官方禁止的新加坡国民党支部、学生团体、夜校、工会接触。联合会在新加坡的活动引起了官方的注意，官方视其为“马来亚第一个共产党组织”。1926年2月28日，联合会在Chi Main夜校的会议遭到警方突袭，警方逮捕了45人，当中包括七名特使中的四名。41名海南裔与会者入狱、被捕的四名特使Liau Bun-pin、Song Siang-pin、黄德裕、Ho Wee-neng遭到遣返，另外三名特使Sing Ju-kwog、Li Tong-chiang、Sau Tun-teng则逃回中国。联合会的13名临时委员会委员（皆为海南裔），也有数名在1927年到1928年间遭到逮捕。[1]
1926年5月，联合会的成员重新组成南洋总工会，其宗旨为团结东南亚劳工、解放劳动阶级，并受中国总工会领导。尽管屡受查禁，南洋总工会仍存活了下来，在仅仅一年后，已经在英属马来亚、砂拉越、荷属东印度、暹罗各地建立42个支部，成员达5000到6000人，这些支部主要由海南裔建立，截至1927年为止，南洋总工会还只是海南裔劳工运动的组织。除了南洋总工会，海南裔劳工还在1926年底成立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南洋委员会（Nanyang Communist Youth League），1927年12月又改组为南洋共产主义青年团（Nanyang Communist Youth），附属于南洋共产党。[1]
英国官方注意到了海南裔在马来亚共产党活动中的突出，对此，英国官方提出一些解释：作为少数的海南裔相当团结，加上多数海南裔是单身男性，没有家累，得以积极参与社会、政治活动。另外，海南裔的社经地位普遍较低，因此对他们来说共产主义的思想相当吸引人。面对向上流动的困难，海南裔积极透过组织夜校，向年轻海南裔传授“国语”。当民族主义、共产主义的思想传布到马来亚之际，这些夜校就成了传布的管道。另外还有两点外来因素：其一，海南裔的黄埔军校学生，在毕业后回到马来亚传布共产主义思想；其二，海南岛在1925年落入国民党左派的控制后，开始长期的反英、反资运动，这也影响到了马来亚的海南裔。英国官方对海南裔运动的压制并未消灭其运动，反而使其更加团结、并使得海南裔认为自己并不只是为了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抗争，也是为了争取政治权利、社会正义。[1]
根据中国共产党员潘云波的口述，1926年10月，中共两广区委派遣何炎之、叶博真、廖独航等三人到南洋成立中国共产党南洋临时委员会，受第三国际领导。何炎之担任委员长、叶博真负责宣传、廖独航负责组织、潘云波则负责青年、工人运动，并担任共青团南洋委员会委员长与南洋总工会委员长。其后共青团也一并调整，23岁以上的团员转为共产党员，约有300人；22岁以下仍为共青团员，约有200多人。[4]
1927年3月12日，新加坡的国民党温和派在英国官方的同意下，于欢乐园（Happy Valley）举行孙中山逝世两周年纪念活动。一年以前南洋华侨各公团联合会也曾举行孙文逝世纪念活动，却遭到警方突袭，并有多名领导人遭到逮捕或潜返，因此对于共产党员来说，此次的活动是表达其抗议的绝佳机会，他们到场演说，并发动游行，这违背了官方国民党温和派与官方约定没有演说、游行的条件。游行队伍在牛车水警局前与警察发生冲突，警方开枪镇压，造成六死14伤，官方称此事件为“牛车水事件”（Kreta Ayer Incident），而中国共产党则称此事件为“南洋三一二惨案”。事件后共产党员在新加坡发起对新加坡电车公司的抵制，另外在北柔佛、马六甲、芙蓉市的工会也在事件后组织起来。[1]
牛车水事件的爆发以及四月的国共分裂，使得在马来亚国民党各支部内非共产党员与共产党员间的关系进一步恶化。英国官方对此相当警戒，并认为共产党员已经掌握了马来亚国民党的数个支部；甚至在海峡殖民地，所有的分支都落入了共产党员手中。面对即将到来的分裂，共产党员成立了“马来亚革命委员会”，试图建立反国民党左派组织的统一战线，委员会在南洋共产党成立后停止运作。[1]
根据英国官方的档案，中国共产党派遣了杨匏安、潘先甲（即潘云波）、Yang Yok-su、张洪成以及张玉阶，到马来亚成立南洋共产党。关于南洋共产党的统辖范围，学界仍有争议，Brimmell、Hanrahan认为南洋共产党统辖菲律宾以外的所有东南亚共产党员，然而英国官方档案则显示，南洋共产党在马来亚以外只有暹罗一个支部。英国官方档案中记有南洋共产党党员数：新加坡429人、槟城35人、马六甲102人、吉隆坡30人、柔佛84人、荷属东印度14人、暹罗45人，共738人。1928年2月，张玉阶因为试图刺杀访问马来亚的国民党高官伍朝枢而被捕，并被判处无期徒刑。同月，南洋共产党发起鞋匠罢工，当中包括数起对鞋店的炸弹攻击。五月，作为对济南惨案的抗议，南洋共产党又发起了反日抵制活动。[1]
南洋共产党的论述和活动
东亚的反殖民势力在战间期将东亚传统的天下观念和民族主义、国际主义结合，试图以华人为领袖，在传统汉字文化圈中创立各民族的联合反帝国组织（Anti-Imperialist League）。此时期的第三国际、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在东南亚彼此竞争，如国民党在1927年创立“东方被压迫民族联合会议”（Union of the Oppressed Peoples of the East），目的即在尝试争夺东南亚反殖民运动的控制权。[5]
此外，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意图建立国际联盟、海外分支，并担任领导位置，显示两者都认为中国应在东南亚领导反殖民运动的发展。1927年国共分裂实施清党后，许多党员前往马来亚，结合移民东南亚的华人社群在当地宣传反殖民运动、共产主义。在此意识引导下，南洋共产党自成立起就有极深的华人色彩，并维持前身作为中共支部的结构，与中国共产党有密切的联络与指导。[5]
如同前述，二十世纪初在东南亚的反殖民行动主要由华人发起、中国（中共或国民党）指导，但从孙中山时期开始，华人在东南亚的行动便希望能吸收非华裔成员。中共和国民党皆提倡中国和亚洲的各弱小民族互相协助，联合抵抗帝国主义。1927年南洋共产党成立时，其目标为“负责印度尼西亚、马来亚、马来半岛、菲律宾、缅甸的革命活动”。[6]
然而，南洋共产党的成员仍以华人为主，其活动范围亦限于马来半岛的华人社群。根据1920到30年代多份统计马来亚共产党员的资料显示，华人依旧占党员人数的绝大多数，募集马来人、印度人入党的活动成效不彰。[1]由此可以猜测，南洋共产党作为马来亚共产党大部分成员的来源，直到1930年解散时并未如其所宣称，领导各弱小民族发动革命。[5]
中共领导人李立三在1928年表示，反殖民运动中缺少在地化的原因在其策略在中国制定，没有考虑南洋当地脉络，包括其殖民地位、多民族的现状和较先进的工业。李立三的方针将解放南洋之责放在华人身上，但也相信华人和所有弱小民族必须合作，不可歧视、压迫马来亚当地人，解放运动才可能成功。从孙中山和李立三的发言可见，尽管现实情况中东南亚华人和当地民族难以合作，但东南亚各民族的联合已经被华人的政治领袖支持。[5]
和东南亚其他社群的交互作用
从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东南亚迎来大量华人移民，他们在当地形成情感倾向中国的群体。另外，也有土生华人因限制华人移民等政策而抗拒本土化，转向建立南洋的中国文化。然而于此同时，中国民族主义的概念与土生华人发生摩擦，使后者建立与当地社会更深的连结，如陈祯禄即提出“马来亚精神和意识”。整体而言，这些华文知识分子中有许多为共产党和国民党党员，他们相信第三国际、国民党和当地华人社群能领导东南亚的解放。第三国际、国民党和中共也积极招揽当地华人，以和来自中国的党员合作。两种意识平行发展，使东南亚的华人社群形成既认同中国的民族主义，也拥抱和多民族合作的国际主义。这种双面性影响了正在形成的马来亚民族主义。[5]
以1920到30年代的发展而言，由华人在东南亚主导的共产活动普遍难以吸引其他族群。其困境部分根源于十九世纪以来欧洲对殖民地的刻板印象，华人也认为当地人个性懒散、不事生产。1920年代末，马来半岛出现由师范学校的马来裔师生组成的“青年马来亚”（Belia Malaya），他们希望与印度尼西亚组成“大印度尼西亚”（Malayu Raya），而和华人的共产组织没有任何关联或接触，显示在多民族合作的理论之外，实际活动中马来亚内部族群间的隔阂。[7]
李立三曾在1929年批评南洋共产党于马来半岛发起的是华人（Chinese）革命，只宣传了中国民族主义。“华人革命”在马共文件中多指反日活动、工人运动、和反对英国干涉华文教育的活动。他除了批评国民党在华人社群中提倡爱国主义的政策外，也提出“南洋革命”之概念，作为“民族运动的开始”。中共中央委员会送至南洋临时委员会的草案中亦可见“我们党在南洋的革命运动和政策”等类似用语。马来亚共产党成立后，第三国际亦曾批评其“将华人革命的手法和标语直接移植到马来亚”。这些讨论显示当地华人社群开始转向对马来亚整体的认同，并以中共或第三国际在马来亚的独立机构自居，而与国民党有所区隔，可见往后以“马来亚”为认同的马来亚民族主义开始发展。[5]
南洋共产党的解散与马来亚共产党的成立
1930年马来亚共产党成立，同年南洋共产党解散，大部分的成员转至马共。马来半岛上共产党的改组主要源自全球共产活动的转变，其改组也确立马来亚地区的共产党应为多民族的成为主流意见。
第三国际在1930年发布相关方针，主张建立国家政党（national party），从世界各地的基层根据当地情况展开行动，以利用各殖民地的民族主义连结到反殖民、反帝国主义情绪，最终联合成世界革命。因此第三国际表示，成员应在以英属马来亚为范围的国家中，建立一个国家（national）政党，以领导受压迫的南洋各族群。必须注意的是，此处的“nation”指英属马来亚此一区域及其中居民。第三国际的东南亚成员如阮爱国（胡志明）认为，南洋共产党仍由华裔成员为主，有碍吸引其他族裔入党，因此应在马来半岛重新建立一个招募各民族的共产党。[1]
由于南洋共产党前身为中共南洋临时委员会，第三国际担心中国共产党对东南亚共产党员的影响力过大，可能影响世界革命的进行。新的马来亚共产党将直接受上海的第三国际远东局统辖，显示第三国际试图自中国共产党手中夺得对马来半岛行动的控制权，并创造包含马来半岛多民族的共产党。[6]
尽管第三国际已有在东南亚取代中国共产党的意见，却是由中国共产党首先提出在东南亚创立直属第三国际的组织。中共内部在1920年代末期也出现东南亚行动应在地化的呼声，李立三一派认为中共（或华人）不应完全承担在东南亚发展革命行动的责任，且如此亦不利其他族群加入行动。[8]
马来亚共产党的成员多来自南洋共产党，且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为止，其成员仍以华裔为主，然而两者之间仍有相当差异。 在按照第三国际指示、尝试本土化的过程中，马来亚共产党更进一步讨论马来亚整体作为一个民族的可能性。因为在东南亚的反殖民活动、共产主义活动多由华人领导，相关用词也是以华文传入当地。在多民族社群中，常可见语言的界线和翻译产生的模糊性。因为这些特点，使华文中“民族”一词在形成马来亚民族主义的论述中占有重要地位。 英文“nation”一词在华文被分别译为“民族”、“国家”，而“民族”又有“ethnic”、“people”、和“nationality”等其他含意。因此，当第三国际要求建立“national party”，在马来半岛上产生的“马来亚”不仅是国家名称，也被视为一个民族（nation）。第三国际除了创造马来亚作为一个区域的概念，也因华文的双重意义，使“马来亚”开始成为一个共同体的名称。[5]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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