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奥波德·冯·兰克（德语：Leopold von Ranke，1795年12月21日—1886年5月23日），生于神圣罗马帝国萨克森选侯国维厄，死于德意志帝国柏林，十九世纪德国最重要的历史学家之一，也是西方近代史学的重要奠基者之一，被誉为“近代史学之父”。他主张研究历史必须基于客观地搜集研读档案资料之后，如实地呈现历史的原貌，他的这种史学主张，被称作兰克史学，对后来东西方史学都有重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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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克的历史主义
兰克认为历史必须摆脱先入为主的观念和价值判断，以客观的态度去撰写“曾经发生过的事情”，他说：“历史学在每一桩存在之中都识别出无限的东西，在每种情况中，每种生存中，都有出自上帝的永恒。”简言之，历史家是“上帝之手”，而这种观念被称作“历史主义”，它被视为是思想上的进步，它的出现不仅仅限于历史理论，更是结合社会、政治秩序的人生哲学。
兰克的历史科学
兰克又有“科学的历史之父”之称，其所谓的科学亦是个误会，因“科学”一词在欧陆乃泛指任何学科的有系统求知，重点是系统与方法，兰克所谓“历史科学”（Geschichtswissenschaft）是为此意，然而在英、美及中国，科学乃指自然科学，故傅斯年才言要把历史学建设的和生物学、地质学同样，后来历史学受社会科学所影响，也崇尚将成果列成“科学报告”，然这些皆非兰克所乐见的，他所谓科学的历史无非是强调信史，信史是建立在严格的学术基础上，换言之，历史非仅止于史料之搜集，更须详加考定整理，此即有赖于科学系统。且历史本就是有个体与个性的，兰克仅是希望将历史学提升至等同科学的地位，绝无意将历史学变成科学。
史料与史学
兰克成名极早，在处女作《拉丁与条顿民族史》时即一鸣惊人，但此书中他所依赖的史料多为已出版的资料，后来他一改其行，大量使用档案等原始史料，还大叹“资料无限而人生苦短”(the material is unlimited,the man small in comparison,and time short)。《奥图曼与西班牙王国史》即是他利用柏林图书馆中的十六世纪南欧诸国史料编汇而成，《教皇史》则是使用意大利档案库的教会资料。依兰克而言，只有使用经过严格批判后而认定的史料才是言而有征的史书，不过因其在《拉丁与条顿民族史》的序言中曾写道：“历史要写得像过去发生之事一样真实。”此后来成为学界的名言，但此言系经由德文译成英文，之后再转译成中文时，因语言的隔阂，而产生的不同的解读，重视原始史料的初衷反被曲解成“史学即史料学”。
误解
因兰克治史强调客观与材料，以致他的史学被简约为史学方法论，但强调的客观不是指撰写历史时不加裁断与解释，以免有主观的意识掺于其中，而是不以今人偏见来衡量史事，即历史不为道德、宗教、哲学等学作嫁衣裳，虽他本人也未能达到此标准，不过亦可得知历史家系因先有主观才会有客观与公心。其史学会被简约成史学方法论的原因大致有三点：
首先是因伯伦汉（Ernst Bernheim）于1889年出版《史学方法论》（Lehrbuch der historischen Methoden），内容提倡历史知识的客观性、史料的批判等，他自称其方法是受到兰克的启发，更甚于兰克的是他对历史学科学化表现出乐观的态度，认为经由考证与原始史料，历史便能达到高度的客观，兰克的史学经由伯伦汉的发扬后，就被简约成方法论了。
第二点，在兰克之后，科学实证主义发展日益蓬勃，“兰克学派”的成员如英国著名史家阿克顿勋爵等人，亦不免刻意淡化兰克史学中宗教色彩，而仅强调兰克的科学性。可是兰克并非科学实证派，实证仅是其史学的一部分，他本人的信念深扎于基督教义中，相信历史是由神创造，历史背后有一精神力量，他称之为“理念”（Ideanlehre），“理念”是源自于上帝意志，而历史家是在神的旨意下而客观，故他自言：“神在人心，人在神中，知识不过是道出存在我心之神。”无怪乎研究启蒙运动的德裔美籍学者彼得·盖伊直言：“假如阿克顿在兰克的著作中找不到兰克的影子，那他一定没读懂兰克。”
最后一个原因是“历史主义”的式微，历史主义强调历史的文化性格，历史经验会依文化性格而有所改变，换言之，所有人类的组织都来自于历史过程，故必须从此过程中去理解历史的本质，在科学思潮的冲击下，重视的是放诸四海皆准的法则，兰克原本强调的特性，随着历史主义的式微也被淡化了。
历史叙事
兰克继承了修昔底德的传统，讲究求真与叙事，他曾言：“历史是艺术亦是科学”（history is at once art and science）。认为历史乃是真实呈现具体的人事，须掌握历史人物才能说明完整的故事，他的写作从容流畅，可见他虽强调求真，却未尝抛弃叙事，说兰克重分析抛叙事，乃又是一大误解。
影响
兰克学派代表的是追求历史上客观的事实，他说：“到底发生了什么？”“wie es eigentlich gewesen？”表示历史家不应有主观的判断，这个说法提出来了，大家都觉得有道理，在美国、英国、法国，很多人都顺着这条路走，后来都成了科学史学（scientific history）的宣传者。中国的史学家傅斯年、陈寅恪等亦受到的重大影响。
余英时认为在近代中国，很快的也引进了兰克的方法，其因为：其一，有乾嘉学派的底子；其二，确实需要客观的史学，因为在中国以前的史学是一种褒贬式（praise and blame）的史学。由此，中国史学就以科学史学作为一个模范，最典型的就是中央研究院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历史语言的英文是History and Philology，明显是受到兰克的影响，这是因为傅斯年曾在德国留学，受了当时把历史和语言打成一片的风气感染。基本上这样应是不错，但很多人批评他，因为走到了极端，太重视小问题，反而忽略的大问题。不过就兰克来说，并没有这样的问题，这种情况就像有人说柏拉图不是柏拉图主义者一样。[3]
大致上，因为傅斯年推广的结果，有了几个重要的影响：
- 第一点：历史和语言有密切的关系。
- 第二点：历史研究开始重视材料，材料完备就能得到完善的历史，这个观念是从历史主义里面衍生出来的。
- 第三点：诚如上述，材料越多越理想，所以讲史学一定要渊博，渊博就是对史料的掌握度，这与乾嘉考据有关，考证时如果学问不好就无法将材料集中。
最明显的例子就是陈寅恪，他的学问是大家都佩服的，他也受到兰克的影响，认为历史越全越好，一生准备材料就是要写一篇最后的历史（ultimate history），所以他的著作都自谦为“稿”，表示未成最后的定论。按当时的想法，最后的历史是可以成立的，当时的观念认为把材料都收集完了，对每一个小问题作极深极细的研究，就可以得到可靠的结论，没有主观的成见。到最后全部的问题都研究完了，就可以综合出一部最后的历史。[3]
相关条目
附注
参考文献
外部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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