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爱(“兼”、“兼相爱”或“兼相爱交相利”)是先秦墨家最重要的概念。在理论上，它的价值根源为“天”，且与仁、义密切相关。强调人我爱之相互性、言爱必含利是兼爱的独到之处，此与墨子平民出身，重视物质实利有关。兼爱更有别于儒家以血缘亲疏为基础的仁爱和基督教所提倡的博爱。[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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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义
- 陈维德：“兼爱乃涵括一切之爱，且当发自情性，而非为相互利用。而其最大之特色，则在于爱之无有差等。可见其主张尽爱世人，而己亦在所爱之中。并主张爱无厚薄，人我如一，而无亲疏远近之别。”[2]
- 王赞源[3]：
㈠兼愛是廣愛全體人類。
㈡兼愛是人與人相愛相利。
㈢兼愛即愛人利人。
㈣兼愛既是無差等又是有差等的愛。[註 1]。
㈤兼愛是不受時空限制的愛。
- 释“兼”
- “兼”，《说文解字》释为“并也，从又持秝。兼持二禾”，可见其有合并而持之意。张岱年则释“兼”有“总全的意思，也即是合而不别的意思。”[4]
《墨子》中是以定义“体”的方式来表述“兼”的内涵：
體，分於兼也。(〈經上〉)
體。若二之一，尺之端也。(〈經說上〉)
- “体”由“兼”分出，因此“体”为部分，“兼”为整体。故〈经说上〉云“一”是“二”的部分，由“一”构成整体的“二”；“端”是“尺”的部分，由“端”构成整体的“尺”。用当今的话来说，“端”是点、“尺”是线。将点连起可划成线，故点是部分，线为整体。
- 释“爱”
- “爱”，行皃，从夊㤅声。(《说文解字》)段玉裁注“㤅，惠也。今字假㤅为爱而㤅废矣。爱，行皃也。故从夊。”爱包含“行”、“惠”二义，意指“怀福人之心，有利人之行” ，[5]或可阐为以行动惠利对方。如“富则见义，生则见爱”(〈修身〉)即指君子富裕时应努力实践义行，惠利仍活着的人。〈尚贤中〉还有“今王公大人亦欲效人以尚贤使能为政，高予之爵，而禄不从也。夫高爵而无禄，民不信也。曰：‘此非中实爱我也，假藉而用我也。’”若王公大人揽用贤者，却未予以相当俸禄，这就是利用贤者，而非爱贤者。另《墨子》中强调以“兼爱”易替“别爱”、“自爱”却未直接对“爱”下定义，可能基于墨子已假定“爱”是与生俱来，故曰“藏于心者，无以竭爱”(〈修身〉)。梁任公曾言“爱也者，出于天赋本性之同然，凡人类所莫能外者也”似可与上说相应。[6]
- 释“兼爱”
- 由“兼”、“爱”分别的释义来看，我们应可说“兼爱”即“以行动惠利整体”。《墨子》中“兼”、“兼爱”、“兼相爱”、“兼相爱交相利”常依据行文脉络而有不同使用。
- 总括来看，《墨子》的“兼爱”应具有下面几项内涵：
- (一)兼爱是不受时空限制且对人普遍的爱。
- 〈大取〉：“爱众世与爱寡世相若，兼爱之有相若；爱尚世与爱后世，一若今世之人也”。 众世与寡世乃就人数多的地域(即空间)与人数少的地域对举，上世、后世、今世乃从时间来看。爱人的心对人多的与人少的空间一样，爱古人、今人和未来的人一样。又“二子事亲，或遇孰，或遇凶，其利亲也相若”(〈大取〉)。 两个孩子侍奉亲人，一个遇到丰年，一个遇到凶年，但他们爱亲人的心不会因外在环境限制改变。另〈小取〉云：“爱人，待周爱人，而后为爱人。不爱人，不待周不爱人，不周爱，因为不爱人矣。”爱人必须要周遍(即所有)地爱人才可说是爱人，不爱人，不用等到周遍地不爱人，没有周遍的爱人就是不爱人。换句话说，必须每一个人都爱才是爱人，只要不爱一个人就是不爱人了。因此，兼爱是不受时间空间限制普遍地爱每一个人。
- (二)兼爱是富含牺牲精神的爱。
仁人之事者，必务求兴天下之利。(〈兼爱下〉)
断指与断腕，利于天下相若，无择也。死生利若，一无择也…杀己以存天下，是杀己以利天下。(〈大取〉)
- 仁人本于兼爱之心，求兴天下之大利，无论断手指或断手腕，舍命或全生，只要是对天下有利，就不需选择了。杀自己以存保天下，即为了天下之利而杀自己。“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还踵”(《淮南子‧泰族训》)更是墨家牺牲精神之写照。
- (三)兼爱是视人若己且平等的爱。
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兼爱中〉)
为人之国，若为其国，夫谁独举其国以攻人之国者哉？为彼者由为己也。为人之都，若为其都，夫谁独举其都以伐人之都者哉？为彼犹为己也。为人之家，若为其家，夫谁独举其家以乱人之家者哉？为彼犹为己也，然即国、都不相攻伐人家不相乱贼，此天下之害与？天下之利与？即必曰天下之利也。(〈兼爱下〉)
爱人之亲，若爱其亲。(〈大取〉)
- 把别人的国家、家庭、亲人、身体当作自己的国家、家庭、亲人、身体去爱，视人若己、人与我同，此想法蕴含着平等。〈大取〉还载“兼爱相若，一爱相若，一爱相若，其类在死蛇”。 兼爱所有的人，与爱自己是一样的，爱一方与另一方相同，就像蛇遭遇攻击会首尾自救。蛇首遇袭，蛇尾予救；蛇尾遇袭，蛇尾予救。对一只蛇而言，首与尾并无分别，重要的是能保存生命。人也应该兼爱彼此、视人若己。既然人我无别，爱别人也就等同爱我自己，爱别人并不会把自己排除，自己也在爱里。故〈大取〉云：“爱人不外己，己在所爱之中。己在所爱，爱加于己。”
- (四)兼爱是人我交利的爱。
- 《墨子》论及“兼爱”概念时，也常用“兼相爱”或“兼相爱交相利”来表达。若细究其中差别，《墨子》使用“兼爱”多与圣王并提，如“昔之圣王禹、汤、文、武，兼爱天下之百姓”(〈法仪〉)、“故昔也三代之圣王尧舜禹汤文武之兼爱天下也”(〈天志下〉)。这表示《墨子》使用“兼爱”时，施行“兼爱”的主体是圣王。因此“兼爱”意味着“圣王以行动惠利百姓”，或依刘文清之说为“圣王合并天下而爱之”。她以为“‘兼’字不与‘相’字连言，为合并意而非相互义” 。〈兼爱上〉两次论及“兼相爱”皆用“若使天下兼相爱”，是期望天下人都相亲相爱。另《墨子‧非命上》载：
古者汤封于亳，绝长继短，方地百里，与其百姓兼相爱，交相利，移则分。率其百姓，以上尊天事鬼，是以天鬼富之，诸侯与之，百姓亲之，贤士归之，未殁其世，而王天下，政诸侯。昔者文王封于岐周，绝长继短，方地百里，与其百姓兼相爱、交相利，则，是以近者安其政，远者归其德…。
- 汤与文王在其领地皆与百姓兼相爱、交相利。“交，交胫也”(《说文解字》)，段玉裁注“凡两者相合曰交”，因此交即“相交、相互”，兼相爱交相利即人与人之间以行动惠利彼此。质言之，无论是百姓或圣王，兼相爱交相利与身份地位无涉，重要的是“兼相爱之心”与“交相利之行动”合辙。〈兼爱下〉对“交”与“报”有更多说明：[7]
姑尝本原之孝子之为亲度者。吾不识孝子之为亲度者，亦欲人爱利其亲与？意欲人之恶贼其亲与？以说观之，即欲人之爱利其亲也。然即吾恶先从事即得此？若我先从事乎爱利人之亲，然后人报我(以)爱利吾亲乎？意我先从事乎恶(贼)人之亲，然后人报我以爱利吾亲乎？即必吾先从事乎爱利人之亲，然后人报我以爱利吾亲也。然即之交孝子者，果不得已乎，毋先从事爱利人之亲者与？意以天下之孝子为遇而不足以为正乎？姑尝本原之先王之<所书，《大雅》之所道曰：无言而不仇，无德而不报，投我以桃，报之以李。即此言爱人者必见爱也，而恶人者必见恶也。
- 从常理来看，孝子总希望别人爱利而非恶贼其双亲。而据墨子观点，在不得已“交互为孝子”的状况，我们得先爱利别人双亲，别人才会以爱利我们双亲回报。他进一步引述〈大雅〉之记载：“说出的话会得到回应，施与的恩德会得到回报，你给我桃我给你李。”
- 严灵峰如此评论兼爱的相互性： 要“兼爱”就必须双方同时履行“爱”。这样，才能达到“兼相爱，交相利”这个理想实现。因此，“兼爱”必须是双方的，有条件的：“你给我半斤，我就还你半斤”。谁也不占谁便宜，谁也不让谁吃亏。墨子的“兼爱”这个词语的意义，应该如此严格“限定”的；否则，便不是“兼爱”！[8]
- 兼爱的相互性未定如严氏所言如此严格的“你给我半斤，我给你半斤”、“双方必须同时履行”。兼爱的相互性，是奠基于双方的相互之心与互利之行。他既非要同时，也非物质上的等价。重点为受利的一方是否想为予利的一方做点什么。就如同我们收到对方礼物，会想回赠点什么(这边的回赠可以是实质的、也可以是精神的)；而非收到对方礼物后就仅仅收下，完全视之理所当然。虽然兼爱在理想上甚至可做到牺牲自身以成就他人，但从日常生活的实践来看，人我的相互交利是使兼爱得以落实之要件。对“相互性”、“爱必含利”的重视乃兼爱思想的独到之处。
兼爱思想形成的时代背景
墨子在世活动时间横跨春秋战国之交，彼时“诸侯力征”〈(节葬下)〉，战况惨烈，[9]“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劳者不得息”(〈非乐上〉)的状况普遍存在。如何稳定政治情势、消弭战祸、重建社会秩序，使“饥者得食，寒者得衣，劳者得息，乱者得治”(〈非命下〉)是墨子最关心的课题。 《墨子‧兼爱上》对当时社会乱象有细致地描述：
臣子之不孝君父，所谓乱也。子自爱不爱父，故亏父而自利；弟自爱不爱兄，故亏兄而自利；臣自爱不爱君，故亏君而自利，此所谓乱也。虽父之不慈子，兄之不慈弟，君之不慈臣，此亦天下之所谓乱也。父自爱也不爱子，故亏子而自利；兄自爱也不爱弟，故亏弟而自利；君自爱也不爱臣，故亏臣而自利。
在此，所谓“乱”即原有的伦常关系崩解。父子、兄弟忘守孝慈，并与君臣同样自爱不爱人、亏人自利。〈兼爱上〉还写道：
盗爱其室不爱其异室，故窃异室以利其室；贼爱其身不爱人，故贼人以利其身…。虽至大夫之相乱家，诸侯之相攻国者亦然。大夫各爱其家，不爱异家，故乱异家以利其家；诸侯各爱其国，不爱异国，故攻异国以利其国，天下之乱物具此而已矣。
这边也指出天下乱的肇因乃为了自身利益去贼害别人利益。另〈非乐上〉还提及“今有大国即攻小国，有大家即伐小家，强劫弱，众暴寡，诈欺愚，贵傲贱，寇乱盗贼并兴，不可禁止也”，大国大家攻伐小国小家，强势者欺凌弱势者，盗贼多有，这也是对当时乱象进行的侧写。 如果我们采“兼爱只是其他九个观念的中心”[10] 之立场追溯本源，乱象四起最深沉的原因无非是人们“不相爱”。如何改变？墨子的解决之道为“以兼相爱交相利之法易之”(〈兼爱中〉)、“兼以易别”(〈兼爱下〉)。所谓兼相爱交相利，即“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兼爱中〉)。若大家都视人若己，用兼爱取代亏人自利的别爱，那么“诸侯相爱则不野战，家主相爱则不相篡，人与人相爱则不相贼，君臣相爱则惠忠，父子相爱则慈孝，兄弟相爱则和调”(〈兼爱中〉)，如此天下之乱定能平息，百姓便可安居乐业。 墨子所见之春秋战国“天下处攻伐久矣”(〈非攻下〉)，楚灭越、楚欲攻宋(〈鲁问〉)等大小战争频繁发生。对此状态，墨子提出“兼相爱交相利”之法，希望“以爱止乱”[11] ，让天下重回太平之势。
兼爱的价值根源
从兼爱思想形成的时代背景来看，兼爱是作为“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的方法被提出，因此它是为了达成治乱目标所采行之手段，仅有工具性价值。但检视《墨子》，兼爱不单有工具性价值，本身还具备道德上的普遍施用性、可成为人们依循的道德准则，故兼爱本身即含有内在价值。此内在价值根源何处？多数学者皆肯定“天志”为“兼爱”内在价值之根源。[12]换言之，人们要实行兼爱，是出于天志的要求，这从《墨子》中可寻得明证：
天下从事者，不可以无法仪，无法仪而其事能成者无有也…今大者治天下，其次治大国，而无法所度…故父母、学、君三者，莫可以为治法。然则奚以为治法而可？故曰莫若法天。…既以天为法，动作有为，必度于天，天之所欲则为之，天所不欲则止。然而天何欲何恶者也？天必欲人之相爱相利，而不欲人之相恶相贼也。(〈法仪〉)
《墨子》首先描述了一个常态，某人欲完成某事，定有须遵循的“法仪”(即法则、标准)，没有法仪则事情定不可成。但现在治天下治国者，却无这样的法仪。要如何找到这样的法仪？《墨子》以为父母、学者、君者中仁者少，固不可效法，唯一可效法的就是天。既欲法天，我们的行为都要以天为标准，为天之所欲，止天所不欲，故应从事相爱相利，停止相恶相贼。天志，是人我兼相爱交相利的最后基础。如〈天志下〉所云：“顺天之意何若？曰：兼爱天下之人”，兼爱天下之人即顺天之意。另〈天志上〉载“顺天意者，兼相爱，交相利”，〈天志中〉载“爱人利人，顺天之意”，因此，我们应兼相爱交相利，乃出于人应当效法天且为天之所欲。
典载
注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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