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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学或动物学学科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人类学（英语：Anthropology）一词，起源于古希腊语“ἄνθρωπος（ánthrōpos，人）”以及“λόγος（lógos，逻各斯）”，意思是研究人的学科。这个学科名称首次出现于德国哲学家亨德在1501年的作品《人类学——关于人的优点、本质和特性、以及人的成分、部位和要素》（Antropologium de hominis dignitate, natura et proprietatibus, de elementis, partibus et membris humani corporis），当时人类学这个字指的是人的体质构造。[1][2]
当代人类学具有自然科学、人文学与社会科学的源头。[3]它的研究主题有两个面向：一个是人类的生物性和文化性，一个是追溯人类今日特质的源头与演变。民族志同时指称人类学的主要研究方法，以及依据人类学研究而书写的文本。从事人类学研究的专家则称为人类学家（anthropologist）。
自从法兰兹·鲍亚士与布朗尼斯劳·马凌诺斯基在十九世纪晚期与二十世纪早期从事人类学研究后，这个学科就和其他社会科学学科区分开来，人类学强调对脉络的深度检视、跨文化比较（社会文化人类学本质上就是一门比较研究学科），以及对研究区域的长期、经验上的深入了解，这往往称为参与观察。文化人类学格外强调文化相对性，并运用其研究发现来建构文化批判。这在美国特别风行，源于法兰兹·鲍亚士对十九世纪种族主义的反对，经过玛格丽特·米德倡导性别平等与性解放，到当代对于后殖民压迫的批评，以及对多文化主义的提倡。
在美国，当代人类学通常划分为四大分支：文化人类学或社会人类学、考古学、语言人类学、生物人类学或体质人类学。[4]这个四大分支的人类学也反映在许多大学教科书，[5][6]以及许多大学的人类学课程里。在英国以及许多欧洲的大学，这些分支往往安置在不同的科系，且被视为不同的学科。[7]
社会文化人类学受到后现代理论严重影响。1970与1980年代的认识论转向，脱离了这个学科所熟知的实证论传统。[8]在这个转向中，关于知识的本质与生产的各项议题，占据了社会文化人类学的核心位置。相对地，考古学、生物人类学与语言人类学，很大程度上依然是实证论。由于这种认识论上的差异，甚至导致某些人类学系分家，例如斯坦福大学在1998-9学年，“科学家”与“非科学家”分成两个科系：人类学，以及文化与社会人类学。[9]稍后，在2008-9学年，斯坦福大学人类学重新整合为一个科系。[10]
人类学传统上区分为四大分支：体质人类学、社会人类学（或称文化人类学）、考古学以及语言人类学，每一分支有更精细的分支。[4]这些分支的研究范围经常有重叠之处，但往往各自运用不同的研究方法与技术。
人类学系由许多不同的源头发展而来（参阅人类学史），包括（但不仅止于）化石搜集、探查、纪录片拍摄、古生物学、灵长目学、古物维护与博物馆学、文字学、语源学、遗传学、区域分析、民族学、历史学、哲学与宗教研究，[14][15]因此难以在一篇短文中描述这整个学科领域，即使有些学者尝试撰写整个学科的历史。[16]
另一方面，这已导致美国许多大学人类学系的内部不稳定，使得科系分家或分支重组（例如，斯坦福大学、杜克大学，最近则是发生在哈佛大学）。[17]然而，从正面的角度看，在许多美国大学之中，人类学处于一个极少的、迫使人文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彼此面对面的位置。整体而言，人类学也在（二十世纪晚期）几项跨学科领域的发展之中，居于核心地位，例如认知科学、全球研究、人机互动，与各种族群研究。
人类学家指专门从事人类学研究的人。由于人类学分科众多，个别的人类学家一般只研究其中一门或几门分科。人类学家大都从事大学的教育工作，但越来越多人类学家从事应用工作。依据学科分支，人类学家可分为文化人类学家、社会人类学家、考古学家、语言人类学家、体质人类学家与民族学家等。
相对于其他学科的学者，人类学家从更广阔的基础来研究人类行为，因此更擅长从复杂的生物或文化层面，对人类进行总体的一般观察。而透过文化人类学对不同文化的研究结果，常常对社会学家、心理学家、经济学家的结论提出质疑和挑战。因而人类学家常常扮演对社会科学富有建设性的角色。[18]
人类学家艾瑞克·沃尔夫曾将人类学描写为：“最具科学性的人文学，以及最具人文性的科学”。[19]当代人类学家认为某些早期思想家是他们的远祖，而且这个学科有许多源头；例如李维史陀就主张蒙田与卢梭是重要的影响者。
在英文世界，使用“人类学”（anthropology）这个术语来指称一门研究人类的自然科学，首见于1593年。[20] 18世纪哲学家康德花费25年时间来撰写他探讨人类学的重要专著之一：《从实用主义观点看人类学》(Anthropology from a Pragmatic Point of View，1798）。[21][22]然而，康德往往不被认为是一位现代人类学家，因为他从未离开德国区域，他也未曾学习过自己文化之外的任何文化，而且事实上，他描述人类学的必要性，是将人类学当成他的主要学科哲学的一个辅助领域。[23]但是，他确实在1772年开始敎授为期一年的人类学课程。人类学因此成为启蒙时代与后启蒙时代的学科。
人类学史专家，如马文·哈里斯[24]指出，实证人类学之中已兴起两个主要的架构：对于在不同空间的人群的比较，以及对于长期人类发展过程或是透过时间来看人类。哈里斯将时间回溯到古希腊与古罗马，某些古代与中世纪作家与学者可能被认定是人类学家的先驱，这是就他们曾经研究并撰述不同民族风俗的这件事而论，包括希腊作家希罗多德（“历史学之父”）；罗马历史学家塔西佗，他曾撰写许多流传至今且硕果仅存的关于古代塞尔特人与日耳曼民族的作品，希罗多德首先提到一些人类学持续关注的问题。[25]
中世纪学者可被认定为现代人类学的先驱者，这是就他们曾对于在地理上“有别于”自己的一些人群，撰写关于其风俗习惯的详细研究这件事而言。柏郎嘉宾报导了他在蒙古帝国停留期间。他的报告在当时是不寻常的，在于它是对一个非欧洲文化的详细描述！[26]
马可波罗对于自然、人类学与地理的有系统观察，是跨越空间研究人类变异性的另一个例子。[27]马可波罗的旅行，带他穿越一个多样的人文景观，而且他巨细靡遗描述在旅行途中所遇见的人群，因此这些人群为马可波罗赢得了一个名号：“当代人类学之父”。[28]
另一位最早从事民族志型态的比较研究学者是11世纪的波斯学者比鲁尼，他撰写关于印度次大陆的人群、风俗与宗教。如同当代人类学家，比鲁尼针对特定人群进行详尽的参与观察，学习他们的语言，研读他们的主要经典，并运用跨文化比较，以客观中立角度呈现他的研究。[29]。他撰写详尽的比较研究作品，探讨中东、地中海、特别是南亚的宗教与文化[30][31]比鲁尼的跨文化比较研究的学术传统，透过伊本·赫勒敦在14世纪的作品，而在回教世界延续下去。[29][32]
多数学者认为，当代人类学是启蒙时代的产物，在这个时代欧洲人试图有系统地研究人类行为，从15世纪开始的第一波欧洲殖民浪潮（15到19世纪）以来，欧洲人所知的人类行为多样性正不断增加。法学、历史学、文献学与社会学的各个学术传统，在当时发展成为较接近这些学科的当代观点，并触发社会科学的发展，其中包括人类学。
古典学与埃及学等学科关于古代文明的有系统研究，提供资讯给考古学以及往后的社会人类学，就如同东亚与南亚语言与文化的研究也曾提供这类资讯。在此同时，由浪漫主义对于启蒙运动的回应，诞生了赫尔德与威廉·狄尔泰等思想家，他们的作品构成了“文化概念”的基础，这是人类学的核心概念。
在组织上，人类学源自于（布丰等作者所创立的）博物学的发展，这发生在欧洲自17世纪到20世纪的殖民时代。在这个时代所产生的民族志研究计划，是由殖民地行政机构所监督的针对“原始人类”的研究。
在18世纪晚期的启蒙运动思想有一个将人类社会理解为自然现象的倾向，人类社会的活动合乎某些原则，也因此可从经验角度加以观察。在某些方面，对于欧洲殖民地的语言、文化、生理学与器物的研究方式，与探讨当地植物相与动物相并无不同。
早期人类学划分为两派：单线进化论的支持者主张，所有的社会都历经一条单一的演化过程，从最原始到最先进；另一派非线性理论家（non-lineal theorists）倾向支持其他概念，例如传播论。[33]大多数的19世纪社会理论家，包括人类学家，将非欧洲社会视为研究前工业化的人类历史的视窗。
随着各个学科在19世纪期间逐渐分化，人类学逐渐从博物学的生物学研究取向，也从纯粹历史与文学领域（例如古典学）区隔开来。常见的批评就是西方国家的许多社会科学家（例如历史学家、社会学家与心理学家）过度偏重西方主题，而人类学家过度偏重“他者”（西方人的“异族”）；[34]这个情况在20世纪末叶已有所改变，人类学家也逐渐研究西方主题，特别是西方社会中，跨越阶级、区域或族群的变异，而且其他社会科学家逐渐采取全球观点来探讨他们的领域。
在20世纪，各个学术学科在制度上被分为三大领域。自然或生物科学试图从可重复与可验证的实验中，产生普遍法则。人文学一般上研究地方传统，透过它们的历史、文学、音乐与艺术，并强调对特定个人、事件或时代的理解。
社会科学普遍尝试发展科学方法，以可归纳方式来理解社会现象，虽然这往往透过有别于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特别是，社会科学经常发展出统计描述，而不是物理学或化学所推衍的普遍法则；或者社会科学可能透过更普遍原则来解释个案，就如同在心理学的许多领域。人类学（就好比历史学的某些领域）并不能简单归入这三大领域的其中一个，而且人类学的不同分支分别着墨于其中一个或或更多领域。[35]
在西方殖民强权中诞生的人类学所采取的道路，普遍有别于南欧与中欧国家（意大利、希腊，以及奥匈帝国与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后继国家）。在前者，学者所遇见的多元独特的文化，其组织与语言往往有别于欧洲，这导致学者持续不断强调跨文化研究，并接受某些类型的文化相对论。[36]
另一方面，在中欧帝国的后继国家，人类学家往往与民俗学家以及语言学家共同建立民族（国族）主义观点。这些国家的民族学家倾向于专注在识别各种地方民族语言群体、记录地方民俗文化，并透过博物馆及其他大众教育，以再现这个国家如何形成的史前史。[37]
在这个架构中，俄罗斯占据一个中间位置。一方面，它具有广大的领土（大部分位于乌拉尔山脉以东），其中具有非常独特、前工业化、无文字的人群，类似于美洲大陆的情况；另一方面，俄罗斯在某种程度上也参与中欧与东欧的民族主义论述。在1917年的革命之后，苏联与后来的苏维埃阵营国家的人类学格外受到重视，并服膺于马克思社会演化理论。[38]
爱德华·伯内特·泰勒（1832年10月2日-1917年1月2日）与詹姆斯·弗雷泽（1854年1月1日-1941年5月7日）普遍被认定是当代英国社会人类学的先行者。虽然泰勒曾前往墨西哥进行一场田野之旅，但他与弗雷泽都透过广泛阅读，而不是田野调查，产生其用于比较研究的资料，包括：古典学（古典希腊与罗马的文学与历史）、早期欧洲民俗学家的作品，以及来自传教士、旅行家、与同时代民族学家的报告。泰勒大力倡导单线进化论与“人种的同一性”[39]。泰勒特别为文化传播论立下理论基础，他主张各个人类群体，之所以具备类似的文化形式或技术，有三条途径：“独立发明、从一个遥远区域的祖先传承而来、从某个种族传递到另一个种族[40]”。
泰勒对于人类学的文化概念，提出最早且具影响力的定义：“文化…是做为社会成员的人们透过学习而获得的复杂整体，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习惯，以及其他的能力与习性”。[41]然而，正如史达庆（Stocking）所说，泰勒主要关注的是描述与定位特定文化成分的分布状态，而非文化的更大功能；而且他似乎一向抱持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进步观，而非往后人类学家所提出的非定向的、多线的文化发展过程。
泰勒也建立关于人类宗教情感起源的理论，提出一套泛灵论的理论，视为宗教的最早阶段，并指出“宗教”具有许多成分，其中他相信最重要的是对于超自然存在的信仰（这是相对于道德体系与宇宙观等等而言）。弗雷泽是一位具有渊博古典学知识的苏格兰学者，他同样关注宗教、神话与魔法。他的比较研究，其中最具影响力的是《金枝》这本印行无数版本的巨著，分析了世界各地宗教信仰与象征的相似性。
然而，泰勒与弗雷泽都对田野调查不感兴趣，他们也对文化成分与制度如何相配合不感兴趣。在二十世纪之初，许多人类学家变得不满意这种将各种文化成分分门别类的研究法；历史重构也变得逐渐受到质疑。
在几位后辈学者影响下，一种新的研究取向开始盛行于英国人类学家，关注以针对当时状态的同时限（synchronic）分析，探讨社会如何整合在一起，而不是贯时限（diachronic）分析或历史分析；并强调长期的（一年到数年）深入田野调查。1898年，英国剑桥大学资助一支多学科的探险队前往托雷斯海峡群岛，由哈登（Alfred Court Haddon）负责组团，团员包括一位体质人类学家利弗斯（W. H. R. Rivers）以及一位语言学家、一位植物学家及其他专家。这支探险队的研究发现，为民族志叙述树立新标准。
在十五年后，当波兰裔英国人类学家布朗尼斯劳·马凌诺斯基（1884-1942）正打算依据旧有模式，针对文化项目列表搜集资料，展开短期田野调查之时，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他因而受困在新几内亚。他以奥匈帝国公民身份居住于这处英国殖民地，这使他确实被困在新几内亚长达数年之久[42]。
他运用这段时间，从事比先前的英国人类学家更加密集的田野工作，而且他的经典民族志：《西太平洋的航海者》（Argonauts of the Western Pacific，1922）倡导一种田野工作研究取向，这成为田野研究的标准：透过参与观察获得“土著观点”（当地人观点）。在他革命性的创建下，人类学家（特别是文化人类学家）开始以亲身赴当地与土著生活，乃至参与当地活动的方式进行各文化（特别是小型的部落文化）的研究与记录。在理论方面，他提倡功能论的诠释方式，检视各种社会制度如何发挥功能，以满足个体的需求。
英国社会人类学在战间期（1918-1939）有一段扩张，重要贡献者如马凌诺斯基与梅尔·福提斯（Meyer Fortes）[43]。
阿弗列·芮克里夫-布朗（也于1922年出版一本有发展性的作品。他在安达曼群岛以传统历史重构方式进行了他首次的田野调查。然而，当他读过法国社会学家艾弥尔·涂尔干与牟斯的作品后，芮克里夫-布朗出版对于他的田野研究的论述，他给了一个简单标题《安达曼岛民》(The Andaman Islanders），重点放在仪式与神话的意义及目的。经过一段时日，他发展一套研究取向，称为 结构功能论（structural functionalism），聚焦于社会各种制度如何发挥作用而产生制衡，或在这个社会体系中维持均衡，以使它和谐地运作（这套理论有别于马凌诺斯基的功能论，而且与后来的法国结构主义人类学有着极大不同，后者检视了语言与象征的概念结构）。
马凌诺斯基与芮克里夫-布朗的影响力源自于一项事实，他们如同鲍亚士，积极培养学生，并建立机构来达成他们有计划的雄心。这特别是在芮克里夫-布朗的情况，他在跨越共和联邦的多所大学授课，以传播他的“社会人类学”议题。从1930年代晚期开始，有一连串的专书与编辑成册的巨著出版，巩固了“英国社会人类学”的理论典范。有名的民族志包括艾德华·伊凡-普理查的《努尔人》（The Nuer）与福提斯的《塔伦西人氏族的动力》（The Dynamics of Clanship Among the Tallensi）；有名的编辑巨著包括《非洲亲属与婚姻的体系》（African Systems of Kinship and Marriage）与《非洲政治体系》（African Political Systems）。
麦克斯·格拉克曼连同他在罗德斯李文斯顿研究所（Rhodes-Livingstone Institute）的多位同事以及他在曼彻斯特大学的学生，共同称为曼彻斯特学派，透过引介具有马克思学派讯息的理论、他们对冲突及其调解的强调，以及他们对个人妥协于社会结构与利用社会结构可能性的关注，将英国社会人类学带往一些新方向。
在英国，人类学具有巨大的知识影响力，它“有助于基督教力量的侵蚀、文化相对论的增长、觉察到原始人群在当代生活的存续状态，并以贯时限分析模式取代同时限的模式，这些都是当代文化的核心”[44]。
后来在1960与1970年代，艾德蒙·李区与他的学生玛丽·道格拉斯及努尔·亚尔曼（Nur Yalman），以及其他学者共同引进了李维史陀风格的法国结构主义；然而英国人类学持续强调社会组织与经济，胜过于象征与文学的议题。在英国、法国与美国的社会文化人类学之间的差异，随着逐渐增加的理论与方法论对话及采借，而逐渐减少。如今，英国社会人类学采用了各国的其他社会理论，并分支朝着许多方向发展。
在共和联邦国家，社会人类学往往在学院制度上与体质人类学及灵长类学区分开来，后者可能连结到生物学或动物学系；也与考古学区分开来，考古学可能连结到古典学、埃及学等等的科系。在其他国家（以及在某些特别是规模较小的北美地区大学），人类学家在学院制度上可能连结到民俗学、博物馆学、人文地理学、社会学、社会关系、族群研究、文化研究与社会工作。
从美国人类学在十九世纪早期发轫到二十世纪早期为止，受到美国原住民社会的存在所影响。
美国文化人类学大大受到美国原住民社会可立即做为民族志研究主题这项事实所影响。这个领域由印地安事务局与史密森尼学会的美国民族学局担任开路先锋，例如约翰·威斯利·鲍威尔与弗兰克·汉密尔顿·库兴（Frank Hamilton Cushing）。
来自纽约州罗彻斯特的律师摩尔根（1818-1881），成为易洛魁人的拥护者与民族学家。他对于宗教、政府、物质文化、特别是亲属模式的比较分析，确实对人类学具有深远影响力。正如与他同时代的其他学者（例如艾德华·泰勒），摩根主张人类的各个社会可依据一套进步程度的量表，而被归类到各个文化演化类别之中，范围从“蒙昧”、“野蛮”到“文明”。普遍而言，摩尔根运用技术（例如弓箭制作或陶器）做为各文化在这个量表上的地位指标[45]。
法兰兹·鲍亚士建立美国的学术人类学，反对进化论观点。鲍亚士的研究取向是实证的、对于过度归纳抱持怀疑，而且回避建立普遍法则。例如，鲍亚士研究移民子女，以呈现生物种族并非不可改变，人类行为源自于后天养育，而非先天生成的。
受到德国传统所影响，鲍亚士主张世界充满着各种独特的文化，而不是某些社会，可依其文明程度多寡来测量其演化程度。他相信每个文化都必须从它的特殊性而被研究，并主张跨文化的归纳，类似于自然科学的归纳，是不可能达成的。
借此，鲍亚士对抗对移民、非洲裔美国人与美国原住民的歧视[46]许多美国人类学家采用他的论点来支持社会改革，而且时至今日，种族理论依然是人类学家热衷的研究主题。所谓的“四大分支”人类学源自于鲍亚士学派人类学，将这个学门区分为四个重要且相互关联的领域，包括社会文化人类学、体质人类学、语言人类学与史前人类学（考古学）。美国人类学持续受到鲍亚士学派传统所深刻影响，特别是对于文化的强调。
鲍亚士运用他在哥伦比亚大学与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的职位，训练并发展了许多世代的学生。他的第一代学生包括亚弗列·克鲁伯（Alfred Kroeber）、罗伯特·罗维、艾德华·斯皮尔与露丝·潘乃德，他们每个人都对北美原住民文化撰述了丰富内容的研究。他们提供丰富资料，以攻击单线演化过程的理论。克鲁伯与斯皮尔将研究焦点放在北美原住民语言，这有助于将语言学建立成一门真正普遍的科学，并使它从历史上专注于印欧语言的这个状态解放出来。
克鲁伯所撰写的教科书《人类学》（Anthropology）的出版，标示了美国人类学的一个转折点。鲍亚士在花费三十年汇集资料后，他感到有一股越来越强大的进行归纳的动力。这在“文化与人格”（Culture and Personality）研究兴起时最为明显，这是由鲍亚士的年轻一辈学生，例如玛格丽特·米德与露丝·潘乃德等人所进行的。他们受到心理分析心理学家如弗洛依德与卡尔·荣格所影响，寻求理解个体的人格特质，受到在其成长过程中的更大文化与社会力量所塑造的方式。
虽然《萨摩亚人的成年》（Coming of Age in Samoa）与《菊花与剑》这两本书依然受到美国大众欢迎，但米德与潘乃德并不像某些人预期的，她们对人类学这个学科从来没有这么大的影响力。鲍亚士原本计划让潘乃德接任哥伦比亚大学人类学系主任的位置，但她被拉尔夫·林顿所排挤，而且米德的职位一直被局限在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
加拿大人类学，正如同殖民世界的其他地方，始于旅行家与传教士的记录之中的民族学资料。在1600年代的加拿大，耶稣会传教士例如LeClercq、Le Jeune与Sagard神父，提供了后来加拿大领土范围内的原住民部族最古早的民族志记录。
加拿大的学术人类学始于一个政府部门：加拿大地质调查局（Geological Survey of Canada），以及乔治·道森（George Mercer Dawson，1895年的局长）。道森对人类学的支持，创造了支持人类学在加拿大发展的动力。这由威尔弗里德·劳雷尔首相任内扩张规模，在1910年他在地质调查局设置人类学部门。其中聘用的人类学家来自英国与美国，为独特加拿大风格的人类学立下基础。早期学者包括杰出的语言学家与鲍亚士学派的爱德华·萨丕尔。
加拿大人类学经常意识到南方的庞然大物：美国。加拿大人类学创立的年代比美国更晚近；第一个人类学系是在1925年于多伦多大学设立。有许多科系及博物馆的创始者依然健在。许多加拿大人类学家是越战当时的意识形态难民，他们逃离美国并选择留在加拿大，发展当地的人类学传统，经常关注对加拿大社会的研究。 加拿大人类学与美、法、英三个主要的当代国家传统有着紧密关联。美国传统是因这两国的地理位置以及部分来自探讨原住民族的共同经验；法国传统（特别在魁北克）是因法国人为创立加拿大的两个民族之一；英国传统则是因殖民（以及后殖民）历史的结果。
反美国主义在加拿大不断消长，但在1970年代达到高峰，这同时出现于人类学与加拿大社会本身。在同一时代，加拿大人类学系的扩增，导致大量从外国引进教师，大部分来自美国。近年来随着教师逐渐退休，世代交替的结果产生另一波引进外国教师。在加拿大的一些小规模大学，人类学较可能与社会学合为一系，事实上这在几所较大规模的大学依然如此，如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与卡尔顿大学。卡加延大学与西门菲莎大学则分别有人类学系与考古学系。魁北克的人类学维持与欧洲及法语系国家的强力连结。
基本上，加拿大每个人类学系都会有研究第一民族的专家。在加拿大，原住民族事务在公共文化上比起美国更加醒目，这是由于每个省份及领土都具有活跃的原住民群体。加拿大原住民广泛被认定为创立加拿大的三个民族之一。人类学家与原住民社群的合作相当普遍，而且许多人类学家相当活跃于在政治议题上，代表他们共同合作的原住民族发声。加拿大人类学家也从事世界各地的研究，就如同他们研究自己社会一样。[47]
法国人类学的系谱并不像英国或美国传统一样清楚，部分是因为法国许多对人类学具影响力的作者，具有社会学、哲学或其他非人类学的学科训练或学术职位。大多数的评论者认为社会学家涂尔干的侄子莫斯（1872-1950）是法国人类学传统的创始者。莫斯属于涂尔干《社会学年报》（Année Sociologique）的学术群体；而且虽然涂尔干及其他学者检视的是当代社会的状况，牟斯及他的同事（例如Henri Hubert与Robert Hertz）着墨于民族志与文献学，以分析尚未如同欧洲国家一般被“阶层化”的社会。牟斯的两部作品特别具有持久的关联性：《礼物》（The Gift），这是一本探讨交换与相互关系（reciprocity，或译互惠）的作品，并引发许多后续著作；以及他的赫胥黎演说，讨论人观（the notion of the person），这是第一本以跨文化角度，讨论人观与自我观的比较研究作品[48]。
在战间期，法国对人类学的兴趣往往切合于更大规模的文化运动，例如超现实主义与原始主义（primitivism），它们援引民族志做为灵感泉源。马塞尔·格里奥尔与Michel Leiris这两人是将人类学与法国前卫相结合的例子。在这段期间，被称为“民族学”ethnologie的东西都局限于博物馆，例如由Paul Rivet所创立的“人类博物馆”（Musée de l'Homme），而且人类学与民俗研究具有紧密关系。
然而，最重要的是李维史陀协助了法国人类学的制度化。除了他的结构主义对于跨越许多学科的巨大影响力之外，李维史陀建立了美国与英国人类学家的连结。在此同时，他在法国各地建立研究中心与研究室，以提供人类学之内的一套制度脉络，他也训练几位具影响力的学生，例如Maurice Godelier与Françoise Héritier，他们对法国人类学世界确实有极大影响。今日法国人类学的许多特性，源自于大多数人类学研究都在国家资助的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所进行，而不是在大学科系。
其他在1970年代具影响力的作者包括Pierre Clastres，他在对于巴拉圭的Guayaki部族所写的书中，提到“原始社会”主动对抗国家的制度。因此，这些无国家的社会并不是比具有国家的社会更不先进，而是采取主动选择，将国家制度变换成一个来自社会的单独功能。领导人只是为一个群体发声的发言人，当这个群体需要跟其它群体往来时（“国际关系”），但并不具有群体内部的权威，而且当这个领导人想滥用职位时，群体可猛然让他去职。
从傅科与李维史陀之后，法国最重要的社会理论家是皮耶·布迪厄，他早年的学术训练是哲学与社会学，最后获得法兰西学院的社会学讲座。然而，如同牟斯及其他在他之前的学者，他的研究主题同时包括社会学与人类学。他对于阿尔及利亚卡拜尔人的研究使他稳坐人类学的坚强地位，而他对于欧洲社会时尚与文化资本的功能与再生产的分析，则让他稳坐社会学的坚强地位。
希腊与葡萄牙的人类学受到英国人类学影响较多。希腊从十九世纪以来有一门民俗科学，称为laographia（laography），采用“对国内研究的科学”的形态，虽然它的理论薄弱；但这门学科的内涵在二次大战之后有了深刻改变，当时有一批英美人类学家引进一门“对外研究”的科学[49]。在意大利，民族学与相关研究的发展所受到的注意，并不像其他学科一样多[50]。
在日本的大学，一般来说，隶属于理学部生物学系的“自然人类学”（华语译为“体质人类学”），以及社会科学系学部设置的文化人类学，在学院制度上完全分离。在学会方面也是如此，自然人类学的日本人类学会，也与文化人类学的日本文化人类学会（旧名为日本民族学会）区隔开来。然而，就日本的人类学特色而论，存在着受到今西锦司所影响的灵长类学，以及立场介于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中间的生态人类学传统[51]。
在二次大战之前，英国“社会人类学”与美国“文化人类学”依然是明显区分的两个传统。在战后，有足够数量的英国与美国人类学家彼此采借概念与方法论取向，因此有些人开始将这两个传统合称为“社会文化人类学”。
在1950年代与1960年代中期，人类学逐渐倾向于以自然科学为典范。某些人类学家，例如Lloyd Fallers与克里福得·葛兹，聚焦于现代化过程，新独立国家可借此而发展。其他学者，例如朱利安·史都华与怀特（Leslie White），聚焦于社会如何发展与适应于他们的生态区位——这个取向借由马文·哈里斯而大行其道。受到卡尔·博兰尼所影响且由马歇尔·萨林斯与乔治·道尔顿（George Dalton）所实践的经济人类学，挑战了标准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而将文化与社会因素纳入考虑，并将马克思学派的分析方式运用于人类学研究。在英国，社会人类学的理论典范开始分裂，当麦克斯·格拉克曼与彼得·伍斯利（Peter Worsley）尝试采用马克思理论，而其他研究者如罗德尼·尼丹（Rodney Needham）与艾德蒙·李区将李维史陀的结构主义融入他们的作品。
结构主义在1960年代与1970年代也影响了许多学科发展，包括心理人类学、认知人类学与成分分析。有些作者，例如大卫·施奈德（David Schneider）、克里福得·葛兹与马绍尔·萨林斯发展了一套更显露内里的文化概念，将文化视为意义或含义的网络，这在人类学之内与之外都非常受欢迎。呼应这些时代的议题，许多人类学家参与政治，透过阿尔及利亚独立战争以及对越战的反对[52]；马克思理论变成这个学科越来越受欢迎的理论取向[53]。到了1970年代，在一些选集，例如《重新发明人类学》（Reinventing Anthropology），作者们就担忧人类学的中立性。
自从1980年代以来，权力成为人类学的核心议题，例如艾瑞克·沃尔夫的《欧洲与没有历史的人》（Europe and the People Without History）。在1980年代，像是《人类学与殖民遭遇》（Anthropology and the Colonial Encounter），反思人类学与殖民不平等的关连，在此同时安东尼奥·葛兰西与米歇尔·傅柯等等理论家的无尽影响力，将权力与霸权的议题成为瞩目焦点。性别与性议题成为受欢迎的题目，正如历史与人类学的关系，再度受到马绍尔·萨林斯所影响，他援引李维史陀与费尔南·布劳岱尔的作品，以检视介于社会结构与个人施为者之间的关系。同样对这些议题有影响力的作者包括尼采、马丁·海德格尔，以及法兰克福学派、雅克·德里达与雅各·拉冈的批判理论[54]。
在1980年代晚期与1990年代，乔治·马库斯（George Marcus）与詹姆士·克力弗（James Clifford）思索民族志的权威（ethnographic authority），特别是人类学知识如何（与为何）可以成立与具权威性。他们反映着这个学门的女性主义者所发起的研究与论述，虽然他们辩解说自己特别关注在这些先驱的批评[55]。然而，女性主义者建立理论与研究方法的重要面向变成“习惯上所必须的”，是人类学“后现代时刻”的一部分；民族志变得更具反身性，明确表明民族志作者的研究法，文化、性别与种族的立场，以及这些因素对于她（或他）的民族志分析所具有的影响。这是当时流行的一股更普遍的后现代潮流的一部分。[56]当前的人类学家注意的是当代世界的诸多议题，包括全球化、医疗与生物科技、原住民权利、虚拟社群，以及工业化社会的人类学。
人类学这门学科进入华人地区之后，在中国大陆、台湾、香港等地的学术圈都长足发展，1950年年后开始有中国学者进行体质人类学研究。以下分别介绍这些地区的人类学传统。
在清光绪末年（1875-1908年），就有人把摩尔根的《古代社会》译成中文。1904年梁启超曾在他所办的《新民晚报》刊登《中国人种学考》，严复也曾翻译社会人类学的文章。林纾与魏易将德国人哈伯兰原著、1900年由罗威翻成英文的《民族学》译为中文，由北京大学堂书局出版。1900年清朝政府颁布《大学学制及其学科》，设有《人类及人种学》课程。1912年，中华民国政府教育部颁布的大学学制及其学科也设有此课程。
中国正式使用“人类学”一词是在1916年，由孙学悟在中国科学社《科学》杂志发表“人类学之概略”一文。1926年，蔡元培撰写“说民族学”一文，正式介绍民族学。蔡元培1907年留学德国，专攻哲学及人类学，返回中国担任北京大学校长期间（1917-1927年），曾设人类学讲座，是中国人类学与民族学的奠基者。[57]
依据郑德坤的看法，从1920年代到1949年中国人类学的发展可分为三个学派。
抗战期间，这三派学者会合集中前往昆明与成都，从事边区民族调查。深入西康、西藏地区者有李安宅、庄学本、刘思兰等。四川、云南一带有凌纯声、芮逸夫、林耀华等。贵州、广西一带有黄现璠、费孝通、杨成志等。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部分历史学派人士，包括凌纯声、芮逸夫、卫惠林等人，随中央研究院迁往台湾（详见下节）。社会学派继续留在中国，参与各地民族学院与民族研究所的设立，吴文藻主持中央民族学院。[58]
然而在1952年，中国宣布人类学与社会学是资产阶级学科，相关科系均遭到裁撤。费孝通、黄现璠则在1957年被划为右派，他们与同事被指派参与民族学工作，从事少数民族识别，依据斯大林在1942年对摩尔根及恩格斯社会进化论的重新诠释，而且这个民族识别的方法较多源自于民俗学研究，而不是社会文化人类学。费孝通本人并不认为需要清楚划分人类学、社会学与民族学，这是中国学者的一种务实态度。[59]
这段时期现代中国人的体质人类学的研究寥寥无几。在中国大陆，只有董悌忱的广西壮族体质的人类学研究 [60]。1966年，董悌忱在文化大革命中遭迫害自杀。1969年，吴定良也在文化大革命中遭迫害自杀 [61]
。
在1978年改革开放后，人类学在中国逐渐复苏。1981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与国家教育委员会的赞助下，中国人类学学会成立。就在同一年，广州中山大学重新设立人类学系，分有考古学及民族学专业。1984年厦门大学成立人类学系，提供第一个人类学专业。此后，许多人类学课程与研讨会陆续展开。然而，这些重新复苏的人类学主要是文化人类学，相较于这个人类学分支在改革开放之前所受到的压抑，体质人类学及考古学具有长期稳定的学科发展，也有独立的学术研究机构。文化人类学同时面临必须与民族学相竞争的局面，民族学在1970年代末期即已抢得发展的先机，特别是黄现璠创立的民族学领域的“八桂学派”，更是硕果累累。因此文化人类学在1980年代极力争取自身的学术地位，希望建立具有本国特色的人类学研究，并协助国家的四个现代化进程。[62]
目前，中国大陆地区设立人类学或民族学专业的高校包括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为一个机构两个名字）、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厦门大学人类学与民族学系、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云南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内蒙古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中南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西南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民族学系、新疆师范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贵族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内蒙古师范大学民族学人类学学院、广西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烟台大学民族学系、北方民族大学、云南民族大学等。此外，复旦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政法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武汉大学、南京大学、浙江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南开大学、吉林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四川大学、上海大学、兰州大学、延边大学、陕西师范大学、安徽大学、西藏大学、西北民族大学等高校设有人类学或民族学的硕士、博士学位授权点，并设有专业的研究机构。
台湾的人类学源自于日治时期（1895-1945）对于原住民（当时称为“番人”）与汉民族的风俗习惯调查。中央研究院学者刘斌雄认为可分为三个时期：一、东京人类学会时期，1895至1900年。二、临时台湾旧惯调查会时期，1901到1928年。三、台北帝大成立到台湾光复，1928到1945年[63]。
1928年台北帝国大学（国立台湾大学的前身）设置“土俗人种学讲座”，是目前台大人类学系的前身。1945年大战结束，原帝国大学改为国立台湾大学，该讲座亦随之更名为“民族学研究室”，附属于文学院历史学系。1949年设立“考古人类学系”，原“民族学研究室”的相关资源同时并入该系（于1982年改称人类学系），为台湾人类学研究与教学工作奠立基础。
1949年台大考古人类学系的创立背景，系与当年随同中华民国中央政府迁台的考古学家与民族学家有关，同时迁台的相关学术机构为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该所保存详尽的河南安阳殷墟早期发掘标本，由李济、董作宾、石璋如等学者进行研究，晚近学者则以台湾与东南亚地区考古发掘为主。1955年由民族学家凌纯声筹设的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成立初期继续探讨中国少数民族，并对台湾原住民社会进行抢救民族志研究。主题逐渐扩展到包含原住民、汉人、大洋洲、中国少数民族研究，目前为台湾阵容最庞大的人类学机构。
台湾人类学的学术组织为台湾人类学与民族学学会。人类学相关系所数目在1980年代后逐渐增长，目前包括国立台湾大学人类学系、国立政治大学民族学系、国立清华大学人类学研究所、国立东华大学原住民民族学院、国立阳明交通大学客家文化学院、国立中央大学客家学院、国立暨南国际大学东亚学系、慈济大学人类发展与心理学系、国立台东大学公共与文化事务学系南岛文化研究硕士班、国立金门大学闽南文化硕士学位学程等等。人类学也成为许多大学系所与通识教育的课程。
在1949年之后的台湾人类学发展，如同其他社会人文学科，受北美传统影响极深，采取广义的四大分支。台湾人类学家的学科归属，按成员多寡依序为文化人类学家、考古学家与体质人类学家，语言人类学家则极其有限。亦有前往英国、法国及欧陆各国留学的学者，代表欧陆的社会人类学传统。欧美两大传统之间产生许多对话，也使得台湾人类学在东亚地区独树一帜，具备多角度的国际视野。
台湾大学医学院的蔡锡圭等在1960年年进行过布农族人骨的测量研究。出版的与体质人类学有关的专著有方宗熙的“古猿怎样变成人”、贾兰坡的“北京人的故居”、“河套人”、“中国猿人”、“骨骼人类学纲要”、“中国猿人及其文化”、郭沫若与杨锺健等的“中国人类化石的发现与研究”、刘咸的“猴与猿”、武况甫编译的“猿类的生活史”等。
在中国1978年改革开放之前，台湾是欧美等国人类学家研究华人社会的重要实调地点，曾出版许多知名民族志作品，例如：葛伯纳（Bernard Gallin）[64]、武雅士（Arthur Wolf）[65]、Margery Wolf[66]、孔迈隆（Myron Cohen）[67]、桑高仁（Steven Sangren）[68]等人的作品。由本土人类学家撰述的民族志为台湾人类学立下深厚基础，包括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历史语言研究所、台大人类学系、政大民族学系及大学院系的期刊与专刊，以及各博物馆、省市政府文献委员会、基金会与出版社刊行的期刊、民族志与译本等等。博硕士论文也累积相当可观的民族志。
以往台湾的文化人类学家倾向研究本土的原住民与汉人社会，过去半个世纪以来，对台湾的族群多样性与社会文化变迁留下珍贵记录。也为1990年代以来勃兴的本土区域族群研究，包括原住民、客家、闽南、当代流行文化等，建立坚强的理论与方法论基础。另一方面，台湾地区自1960年代以来快速工业化与都市化，也产生对于考古抢救发掘的迫切需求，例如台南科学园区的考古发掘案。近年来，台湾加强对东南亚社会与太平洋南岛民族议题的跨学科关注，人类学家也参与其中。
另一方面，随着欧美人类学对华人社会的研究重心转移至中国大陆，许多留学海外的台湾人类学家也随之前往中国研究，其中以少数民族地区居多，并进一步引领台湾学生继续研究相关主题。海峡两岸的人类学交流也渐趋频繁。
总括来说，台湾人类学将兼顾传统与创新，持续在台湾本土、东南亚与太平洋、中国大陆等地进行研究，以促进民族志知识累积、理论对话与应用普及。
香港中文大学人类学系成立于1980年，由华人世界人类学大师乔健创立，研究区域包括华南、香港、台湾、东亚和东南亚地区，研究课题包括文化认同、都市社区、妇女与性别认同的建构、中国民间宗教、中国少数民族、亚洲饮食文化、文化与旅游，以及华南地区的史前文化。[69]为目前两岸四地唯一采取全英文教学的人类学系。由于地利之便，香港中文大学人类学系与中国各大学人类学系维持长期学术研究合作，特别是广州的中山大学。2010年11月8日成立“香港中文大学—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由中大伟伦历史学讲座教授科大卫教授担任主任。科教授表示：“研究中心将致力开展卓越学科领域计划的研究项目，并在广泛的实证研究基础上，累积中国社会的研究资料，探讨关于中国社会的历史人类学研究的理论和方法。”[70]
人类学的研究方法主要有：
在美国[71]，人类学经常被界定为"整体论"（全貌观）且立基于“四大分支”的研究取向。有一场持续进行的争辩，是关于这究竟在美国学术制度架构中，从理论上与实务上是否具有意义。支持者[72]认为人类学的整体观有两种意义：这门学科探讨跨越时间与空间的所有人类，并研究人类的所有面向（演化、生物体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语言、心理等等）；依循着四大分支的人类学取向，许多大学课程与研究计划涵盖下列项目：
许多领导群伦的人类学家，针对将人类学界定为整体论与"四大分支"的研究取向，提出论辩[73][74][75]，他们认为这些想法是十九世纪以降的社会文化进化论思想的产物，并不适于用来将科学实证论特别强加在文化人类学之上[73]。这一股“整合”社会文化人类学（本质上关连到人文学）与“生物-体质人类学”（本质上关连到自然科学）的压力，已有学者批评其为不恰当的实证论（其信念是，唯一正确的知识源自将科学方法加诸于文化人类学）[73]。这个评论是1960年代晚期，由多位人类学家，如马绍尔·萨林斯针对社会生物学的发展所提出，并论及美国人类学的"四大分支整体论"[73]。虽然四大分支及其论辩源自于美国，但已在美国的学术影响力之下，向国际间输出。[76]
在美国[71]有部分人类学的次领域（次分支）跨越了这些分支。例如，医疗人类学往往被视为社会文化人类学的分支；然而，有许多研究医疗议题的人类学家也探讨群体中的生物变异，或是文化与生物的互动。他们也可能采用语言分析，以了解围绕在卫生与疾病议题的沟通，或是运用考古学技术，以了解历史时代或史前时代人群的卫生与疾病。同样地，法医人类学可能同时采用体质人类学与考古学的技术，也可能采取类似医疗人类学家的作法。环境人类学或生态人类学是逐渐成长的次领域，关注人类及其环境的关系，是另一个结合文化人类学与生物人类学研究取向的例子（有时也包括考古学在内），这是由于它能处理范围甚大的许多议题，从环境主义、野生动植物保育或栖息地保护、到传统生态知识与行为。生物文化人类学是一个广义的术语，用以描述各种文化与生物观点的融合。
正如前面列举的各个分支，人类学是一个具有多样化的方法论的学科，包括了量化方法与质性方法。民族志研究方法--植基于实地田野研究的密集个案研究—在社会文化人类学以及语言人类学的文献上，具有一个历史上的核心地位，但这种研究法正由混合各种研究方法的取向所补充。目前，科技进步已刺激人类学各个分支的方法论创新。碳元素定年法、群体遗传学、GPS、数位摄影与录音等等，仅仅是刺激人类学研究崭新发展的众多新科技的其中几项。
应用人类学也许最好被视为一个重点强调，而不是如同标准的四大分支意义下的另一个分支。应用人类学家可以为政府机构、非政府组织或私人企业工作，运用来自四大分支的研究技术来处理一些议题，例如政策执行、影响评估、教育、行销研究或产品发展。
人类学家，如同其他研究者（特别是从事田野研究的历史学家与科学家），在过去曾协助国家政策与计划，尤其是殖民主义[77][78]。
某些评论者指出：
人类学家与美国政府的关联，格外引发在这个学科之内的激烈争辩。鲍亚士公开反对美国参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并在战后发表了一篇综合报告，披露与谴责几位美国人类学家以科学家身份做为伪装，参与在墨西哥的间谍活动。然而到1940年代，鲍亚士学派的许多人类学家积极参与同盟国的战争行动，以对抗“轴心国”（纳粹德国、法西斯意大利、日本帝国）。许多人在陆军服役，且有其他人在情报机构服务（例如，战略情报局与美国战时情报局）。在此同时，David H. Price对冷战时期美国人类学的研究显示，有几位美国人类学家由于对共产党表示同情，而遭到挞伐并解职。
有一些学者试图指控人类学家与美国中央情报局以及政府情报单位的共谋关系，但令人吃惊的是这个声音变得相当微弱。许多人类学家活跃于反战运动，并在美国人类学会年会通过许多谴责战争的各个面向的议案。自从越战以来的数十年间，至少在社会文化人类学方面的论调，已逐渐政治化，而早年世代的自由论调，已由更加激进的论点所取代，混合著马克思论者、女性主义论者、无政府主义论者、后殖民、后现代、萨义德论者、傅科学派、认同根基及其他论点[80]。
人类学专业组织往往反对将人类学运用于支持国家利益。这些组织的伦理守则可能禁止人类学家提供秘密简报。英国与共和联邦社会人类学会（The Association of Social Anthropologists of the UK and Commonwealth [ASA]）表示有某些奖学金在伦理上是危险的。美国人类学会现有的“专业责任声明”清楚指出“关于人类学家自己国家的政府以及地主国家的政府，…不能同意进行秘密研究，也不能提供任何形式的秘密报告或汇报”。
某些学者主张人类学源自于并发展为对于“异文化”的研究，这是同时就时间（过去的社会）与空间（欧洲裔以外的社会/非西方社会）的角度而论。例如，在都市人类学的经典，Ulf Hannerz在他引发丰富后续讨论的《探索都市：对都市人类学的探究》(Exploring the City: Inquiries Toward an Urban Anthropology）一书的引言提及，在习惯上，第三世界受到人类学的最多关注；传统上专精于“异文化”的人类学家，前往遥远的地方找寻这些文化，直到1960年代晚期才开始注意“脱离常轨”[81]。现在已有许多作品探讨非常接近作者“家乡”的人群与主题。也有学者主张其他的学科领域，像是历史学与社会学，相对地过度重视西方[82]。
在法国，对当代社会的研究在传统上保留给社会学家，但这个情况正在改变[83]，从1970年代开始，由Isac Chiva等学者与《田野工作》（Terrain）等期刊，以及由Marc Augé所创立的《人类学当代社会研究中心》（Le Centre d'anthropologie des mondes contemporains）等。同样对于“当代社会”的研究取向，也出现于英国1950年代的曼彻斯特学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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