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1月1日，中华民国与美利坚合众国断交（中华民国政府称中美断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则称台美断交），指1978年12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关于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签署后的1979年元旦，美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终止与中华民国之邦交、撤销对中华民国政府之外交承认的事件，连带导致《中美共同防御协定》失效，美军撤除派驻台湾的所有武装部队。不久美国政府即改以《台湾关系法》与台湾人民维持双边非官方关系。[1]此事也促成1980年代台湾更加激烈的民主化运动。[2]
背景
1949年中华民国政府在第二次国共内战中失利，最后败退台湾，但随着朝鲜战争爆发后，台湾被纳入全球冷战体制的架构中，美国遂继续支持中华民国政府及其国际地位，并与之签署中美共同防御协定，确保海峡两岸之间不再爆发大规模冲突，并给予中华民国国际地位上的维持，持续担任联合国会员中的安理会常任理事国。[3]
1969年尼克松开始担任美国总统起，因中苏交恶及美国欲改善在越南战争的困境，美国国安高层开始思考改善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以箝制苏联，先后借由其他共产国家探询接触的意愿，并于1971年派遣基辛格两度密访北京，促成隔年尼克松访华与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会晤，并于1972年签订《上海公报》，正式开启双方关系正常化的推动。[4]
1974年福特接替因水门案下台的尼克松担任总统，仍将与北京关系正常化视为外交重点，由于1975年中南半岛上的越南、柬埔寨两地原有的亲美政府发生更迭，美国外交政策饱受质疑，而共和党内亦有反对美国转向北京的意见，且因中国内部文化大革命尚未结束，局势仍未明朗，促使福特总统任内美国与台北关系一度回暖，并放缓对北京的外交接触。1975年4月蒋中正总统辞世，15日美国副总统洛克斐勒率团访问吊唁，是断交前不久到访的最高级官员，但美方为避免可能激怒北京，吊唁团成员在出发前收到美国国务院嘱托尽量避谈外交事务，因此此行并未与台北高层有太多交流。[5]
1976年民主党籍的吉米·卡特当选美国总统，中华民国政府循惯例向新任总统发贺电，期待能与卡特政府维持紧密的双边交流，不过华府高层推动与北京关系正常化的步伐并未改变，且因卡特政府在内政方面推动的各项社会、行政、经济改革方案在国会皆遭遇不小的阻力，甚至出现多次政府因预算未决而停摆，卡特为挽回逐渐流失的声望，转而寄望在透过外交重大突破重新巩固支持者。[6]
经过
1978年12月15日美东时区晚间9点（台湾时间16日上午10点），美国总统卡特在白宫发表临时谈话，卡特谈到：“以下我将宣读一份共同公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导人也同时在北京签署此份公报。在同一时间（北京时间12月16日上午10点），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也同步对外发布建交公报资讯。此即《美利坚合众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关于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中美建交公报），并申明美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将于隔年元旦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将互设大使馆，并“认知到”（acknowledge）中国的一中政策立场，停止与台北方面的外交关系[7]，并将同美国建立外交关系，共同为促进区域和平稳定而合作。[8]
 | 此章节偏重在某些见解、事件或争议上。 |
关于美国对台湾问题的立场，《中美建交公报》中的表述为：
美利坚合众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在此范围内，美国人民将同台湾人民保持文化、商务和其他非官方关系。
中美建交公报第二句美利坚合众国政府承认中国的立场，即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中美建交公报第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副部长章文晋在公报发表前夜的最后校对阶段发现“acknowledges”与“recognizes”含义的微妙区别后，认为将两词同样译为“承认”更符合中方立场，敲定“就这样吧，不改了”[9]。美国外交官费浩伟于1999年在接受访问时指出，参与谈判的美国驻北京联络处副主任芮效俭“完全了解中方译成“承认”的含义，理应提出异议，但他认为芮效俭急于中美关系正常化，因此保持沉默”[10]。因而，《公报》英、中两文本在美方谈判人员“沉默”[10]及中方谈判人员敲定“就这样吧，不改了”[9]的情况下，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与美国双方政府共同签署、发表[11][9]。
事后，美国卡特政府副国务卿沃伦·克里斯托弗[12]、特朗普政府国务卿雷克斯·蒂勒森[13]等表示只有公报英文本才对美国政府有约束力。美国国会研究处于2007年及2013年认为美国在美中“三个联合公报”中“没有明确说明台湾的主权地位”[14]。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则认为公报中文版也对美国有约束力，认为美国政府违反《公报》规定[15]。1978年12月16日清晨两点，时任新闻局副局长宋楚瑜唤醒熟睡中的总统蒋经国，告知北京与华府方面即将同时宣布建交，时任美国驻中华民国大使安克志也于三点时紧急求见蒋经国，告知卡特政府将于隔年1月1日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同时与中华民国断交，吉米·卡特将会在7小时后正式对外宣布，蒋经国随即召来党政军要员至七海官邸彻夜商讨对策，并于同日上午发表临时谈话，斥责美国背信忘义、抛弃盟友，政府将尽最大的努力维持稳定，同时下令即将举行的增额中央民意代表选举暂时停止。[16]
12月19日，中国国民党召开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由中国国民党党主席蒋经国主持，并由行政院院长孙运璿报告政府因应作为，外交部常务次长钱复分析美国此外交决策的原因，蒋经国也重申政府不会与对岸展开任何谈判，并坚持中华民国的法统地位。[17]
与此同时，台北方面也希望借由当时在美国政治及经济的人脉，反制卡特政府与联合美国国会力挽狂澜，例如时任中国石油公司董座胡新南就奉命前往美国拜会美国各石油公司，期望借由美国石油业者的影响力为台北争取更多的时间与条件。[18]
后续
1978年12月22日，中华民国外交部次长杨西昆前往美国国务院磋商断交后各项关系的维持，并鼓舞驻美使馆人员的士气。1978年12月27日，美国政府派出高阶代表团前来商讨断交后事宜，并由美国常务副国务卿克里斯多福率团抵达松山机场。负责接机的外交部常务次长钱复在接待记者会上用英文表示无法谅解美方的决定，也指责美方此举是罔顾中华民国的政府及人民。代表团车队驶离机场后遭到大批义愤的民众包围，民众向代表团的座车投掷鸡蛋与石块，部分人士甚至以竹竿击破座车的挡风玻璃，让陪同的安克志大使受伤，克里斯多福也受到极大惊吓，一度立即要求返回美国。卡特政府也立即向台北施压，要求蒋经国保证代表团安全，否则停止一切谈判，待蒋经国应允后才开始进行谈判。[19]当时担任国立政治大学训导长的阎沁恒教授日后受访时坦承：各校都被分配动员抗议名额，政大也被分配了20余部游览车，也就是一千多位同学到机场出口排队抗议，两个月后教育部还为此犒赏相关人员去日韩旅游十几天。[20]:216
由于此时美方已决议满足北京方面所提的要求，美国代表团对台北所提出的“持续不变、事实基础、安全保障、妥定法律、政府对政府关系”等五项诉求不予接受，且坚持未来将仅维持非官方关系，也不愿意多谈技术性细节。12月29日美国代表团离台，此后双边谈判移往华府继续进行。[4]
此时美方拒绝台北再派遣外交代表团前往华府，蒋经国于是任命尚在美国的杨西昆兼任总统特使，全权处理对美外交谈判，经过长达两个月的马拉松谈判后，终于大致谈妥派驻机构使用的非官方名称，还有驻美办事机构的职责以及数量（由15个缩减为8个），但已是台北方面竭力所能争取的条件。[21]
由于卡特政府断交的决定过于仓促，迟至1979年1月29日才向美国参议院提出“台湾授权法案”（Taiwan Enabling Act），内容大致提及美国仍对台湾维持非官方关系，以及设立在台代表机构的相关规范，并且没有提及对台湾安全保障的相关条文。此时美国参众两院议员普遍不满卡特总统于国会休会期宣布此重大政策，且事先未征询过国会意见，因此认为应尽速提出比“台湾授权法案”规范更完整的内容。1979年2月28日，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克莱门特·扎布洛基提出《台湾关系法》草案，内容提及台湾安全、军售、经贸、文化等诸多内容，并在隔月28、29日在众议院及参议院表决通过，且分别是在众议院以339票赞成50票反对及参议院85票赞成4票反对的悬殊情势下过关，最终于4月10日由卡特总统批准通过。[22]
北京与华府达成建交决定后，华府答应北京提出的“断交、废约、撤军”三项条件，美国国务院也立刻知会台北，《中美共同防御协定》将于一年后，即1980年1月1日起失效，同时也开始驻台美军部队的撤离计划，代号是美军协防台湾司令部506x号作战计划，随后被命名为“火炮装甲行动（Operation Battery Plate）”，1979年4月美军取消美军协防台湾司令部、美军顾问团等编制，末任司令林德也于4月28日搭机离台，同年5月3日所有美军皆撤离台湾，结束战后的美军驻台岁月。[5]
美军从台湾撤离人员和处置资产的过程持续了一年时间，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979年1月1日到1979年4月30日，主要任务是撤离美国在台湾的军事人员及其家属，以满足卡特总统在中美建交声明中提出的政治要求，并完成对美军在台不动产、战争储备物资等其他资产的初步处置；第二阶段是从1979年5月1日到1979年12月31日，主要解决第一阶段中未完成的任务，实现对余下资产的产权移交或物资转移工作。前一个阶段主要由“美军协防台湾司令部”等美国军事人员直接与台北方面进行交涉，在后一个阶段，由于美军已全数撤离，主要由“美国在台协会”负责合约签署、产权移交等工作，太平洋司令部司令莫里斯·F·维斯纳尔海军上将扮演了重要的决策指导与协调职能。
当台湾民众得知中华民国失去与美国的外交关系后，民间弥漫悲愤与不安的情绪，为维持社会稳定与凝聚人心，当时行政院在国库设立“自强救国基金”，呼吁团结共赴国难，并结合演艺界人士共同宣传，将民间舆论导向为爱国运动。此计划在各地公司行号、商店、政府机关设置募款箱，募款而得的经费将会用于投注在国防预算，部分企业主也主动进行大额捐款，例如台塑企业时任董事长王永庆亲赴总统府捐款五千万元。[23]
1979年3月20日，蒋经国裁示将会动支部分爱国基金采购战斗机强化国军战力，最终以爱国基金中的25亿元新台币向美国采购18架F-5E型战斗机，其配属之空军部队也改名为“自强中队”。[24]
由于自1970年代起，中华民国在国际上的空间日趋严峻，经历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与对美国断交后，部分旅居海外的中华民国国民开始选择要久居当地，部分社经条件较佳的在台人士也开始设法离开台湾或取得外国国籍，光是美国从1980年到1999年这20年间就有270,621人（不含留学生）来自台湾的移民，这些移民也大多以北美为目的地，如今大部分已在海外落地生根。[25]
影响
中华民国与美国失去正式外交关系后，原有的驻美大使馆及驻华大使馆皆撤销闭馆，负责双边沟通的组织改为民间性质，分别为“北美事务协调委员会”（现更名为台湾美国事务委员会）与“美国在台协会”，并派驻单位则分别为“驻美国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处”及“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
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美国并不承认北京的外交地位，1955年起双方透过驻日内瓦和波兰外交人员进行事务性对谈（中美大使级会谈），并维持此模式至1970年代。1972年上海公报发布后转为常态性直接交往，1973年美国直接在北京设立驻北京联络处，北京亦在华府设立实质外交机关（驻美国联络处）。1979年双方建交后，原有的联络处皆升格为大使馆，并彼此设置领事馆。
参考资料
参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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