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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朝的民族歧视，是指金朝的女真人统治者在制度、政策方面歧视和压迫非女真人的一种民族歧视现象。女真人在制度上相较非女真人具有优势，而金朝境内除女真人之外的非女真人被称为“诸色人”[1]。
自金初以来确立的超迁格[4]，是指在政治制度上专门为女真人“超迁官资”而设立的，令女真人相对于非女真人在仕途上获得更快的升迁，即使是在论功行赏的特殊情况下，也有所体现。根据都兴智的统计，以汉进士和女真进士为例，一般情况下，女真进士及第不到20年就可升至三品，而汉进士则需25年到30年乃至更长的时间。根据统计，女真进士最快迁转至宰执，只用17年就可以，而汉进士最快者则要24年，女真进士的平均年数是22.7年，汉进士的平均年数是30.7年，两者相差8年。 可见汉进士进入官僚集团上层要比女真进士缓慢和困难得多。至金宣宗时，因蒙古大军压境，才将女真人与非女真人在官资迁转上的规定一视同仁。
金国统治者对于由宋降金的汉族士人并不信任，所以金国就在1132年创立磨勘法，在政治上对这些汉族士人进行压制。
刘浦江认为金国的猛安谋克人口约占全国总人口的14%，而州县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80%以上，他们各自在官员中所占比例分别为41%和59%，由此可见女真人和汉人在入仕比例上的不平衡状况[3]。
根据都兴智先生的统计，金代三品以上官员可考者共627人，其中女真族344人，占总数的一半以上，而所有被统治民族所占比例还不到一半。金国共有宰执158人，其中竟有101人出自女真族，占总数的近三分之二，而且每个时期都占有绝对多数。
在朝廷上，规定非女真人如果着便服就必须采用女真人传统的礼拜仪式[6]，否则即要受到惩罚。
当非女真人在和女真人发生法律纠纷时，无论非女真族有没有犯错，即使是非女真族的官员也要解职[7]，所以地方官府对女真人是不具有司法权的。[8]
1126年，金国向治下的臣民发布了改俗令：“今随处既归本朝，宜同风俗，亦仰削去头发，短巾、左衽。敢有违犯，即是心怀旧国，当正典刑。”在淮河以北地区纳入统治后，也继续强迫削发及左衽，所有不达标准的百姓必须处死[9]。 金国在扶植伪齐后，对有关的改俗令稍稍寛容，至1139年废除伪齐后，再度严格执行削发及左衽[10][1]。
女真在灭辽后，曾经三度大规模迁往汉地，第一次在1133年，完颜宗翰将大批女真人迁往黄河以北的汉族地区[11]，第二次在1141年，规模比起上一次更大，囊括河南及陕西地区[12]，第三次在1156年，篡君自立的完颜亮，又一次将女真人迁往汉地[13]，当时大批女真权贵涌入汉族地区果分土地，后来土地遂渐不敷分配，于是在正隆元年二月开始首次括地，范围是在中都大兴府、山东、河北西路真定府以及中都路平州的闲置土地[14]。同时，金帝国也将中原地区数以十万计的汉族人迁至上京地区，以充实金源内地，于是松花江以北、嫩江流域及张广才岭以东等地区都有汉族人聚居，例如会宁府半数以上的居民是汉族人。[15]
迁往汉族地区的女真人，后来因土地兼并及奢靡之风而导致贫穷化，金世宗为了救济女真人，开始了大规模土地置换及括地，大定十七年至大定二十一年的括地运动令大量汉族百姓的私田被括地官强取豪夺，当时猛安谋克进行了频繁的迁徙，从相对贫瘠的土地迁往肥沃的耕地[16]。至金章宗时亦有括地运动，而且规模比之大定年间更大，比如1200年的一次括地就得到了“三十余万顷”[17]，相较北宋时各类官田总数仅三十二万余顷，入金时稍为增加，金国在此基础上再增加三十余万顷地，增幅惊人[14]，比清初圈地的总数还多，这次括地令广大汉族百姓对女真人生出刻骨仇怨[14]。 金国多次括地，致使百姓流离失所，另外，女真人的狩猎习惯所需圈占的围场和牧地，也引致女真人与汉人之间的土地争端，比如金国皇帝捺钵围猎要占用大量田地，将都城至捺钵地的沿途道路两侧被辟为猎地[18]。而且女真人的畜牧活动经常恣意侵害民田[19][14]。
土地争端令女真与汉这两个民族的关系恶化，在彼来金廷遭受蒙古入侵时，深受括地之害的山东爆发了红袄军起义，目的是“仇拨地之酷，睚眦种人，期必杀而后已。”[20][21]，“种人”是指女真人[14]。
针对不同民族，租收负担也有所不同，女真人每亩平均0.12升至0.25升，非女真人为平均每亩5.3升。
盐课居金国财政收入首位，而各地盐价的差别很大，1198年七盐司的盐价分别山东、沧州、宝坻每斤42文；西京每斤28文；解州每斤25.6文；辽东、北京每斤15文，山东、沧州、宝坻三盐司的行盐范围主要在河北、河南及山东，这些地区的居民多为汉族百姓，所以盐价最高。西京、解州二盐司的行盐区域虽有不少汉人，但猛安谋克民户也不少，所以盐价就低了很多。辽东、北京二盐司行盐区内的居民以猛安谋克户为主，所以盐价最低。由此可见汉族人民所承受的盐课比猛安谋克户要高得多，这是与金代的民族歧视政策的体现[3]。
渤海族的地位仅次女真族，因为他们都同为靺鞨人的后裔，渤海源于粟末靺鞨，女真出自黑水靺鞨。金国统治者对两民族间的同源关系非常看重，将这种关系视为怀柔渤海人的方法。在大定后期，渤海族集团因为卷入了皇室内部的继承权之争，失败后遭到女真统治者的排斥。
在反辽战争中，很多契丹人投降金国，为女真灭辽国出力，所以金初的契丹族的地位要高于“汉人”和“南人”，直至正隆年间因海陵王南征而强制契丹人参军，于是发生了契丹人起义，导致女真与契丹的关系迅速恶化，契丹起义被平定后，金世宗将参与叛乱的契丹猛安谋克被打散分隶女真猛安谋克。金世宗与廷臣谈及契丹人问题时说“海陵时，契丹人尤被信任，终为叛乱，群牧使鹤寿、驸马都尉赛一、昭武大将军术鲁古、金吾卫上将军蒲都皆被害。赛一等皆功臣之后，在官时未尝与契丹有怨，彼之野心，亦足见也。”尚书右丞唐括安礼回答说：“圣主溥爱天下，子育万国，不宜有分别。”世宗又说：“朕非有分别，但善善恶恶，所以为治。异时或有边衅，契丹岂肯与我一心也哉？”
后来在蒙古威胁之下，金国为了防患于未然而加强了对契丹的控制[22]，不过并未能成功控制契丹人，后来契丹人耶律留哥起兵反金，就引蒙古为外援。
刘祁：“大抵金国之政，杂辽宋非全用本国法，所以支持百年。然其分别蕃汉人，且不变家政，不得士大夫心，此所以不能长久。”[23]
元好问：“金朝官制，大臣有上下四府之目，自尚书令而下，左右丞相、平章政事二人为宰相，尚书左右丞、参知政事二人为执政官。凡在此位者，内属、外戚，与国人有战伐之功、豫腹心之谋者为多；潢之人，以阀阅见推者次之；参用进士，则又次之。其所谓进士者，特以示公道、系人望焉尔。轩轾之权既分，疏密之情亦异。”[24]
忽必烈问：“或云辽以释废，金以儒亡，有诸？”张德辉答：“辽事臣未周知，金季乃所亲见，宰执中虽用一二儒臣，余则武弁世爵，若论军国大计，又皆不预。其内外杂职，以儒进者三十之一，不过阅簿书、听讼理财而已。国之存亡，自有任其责者，儒何咎焉！”[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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