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镜报》是一份早期藏文报纸[注 2]，藏文全名为“ཡུལ་ཕྱོགས་སོ་སོའི་གསར་འགྱུར་མེ་ལོང”；威利转写：“Yul phyogs so so'i gsar 'gyur me long”，意为“世界各地新闻之镜”，又称《明镜》（Melong）或《镜报》（Sargyur Melong）。创刊25周年后，报头附加英文标题“The Tibet Mirror”，即《西藏镜报》。[9]
| 《西藏镜报》 | |
|---|---|
 | |
| 类型 | 月刊 |
| 版式 | A3[1]:17 |
| 创办者 | 多吉·塔钦（Gergan Dorje Tharchin） |
| 出版商 | 藏文出版社（英语：Tibetan Press，1928-1946年） 西藏镜报出版社（英语：Tibet Mirror Press，1946年9月-1963年11月） |
| 编辑 | 更敦群培，江洛金·索朗杰布[2][3] |
| 主编 | 多吉·塔钦 |
| 创刊日 | 1925年10月10日 |
| 停刊日 | 1963年11月1日 |
| 政治立场 | 藏族民族主义，反共[4]:183-184 |
| 语言 | 藏文 |
| 总部 | 印度噶伦堡 |
| 城市 | 噶伦堡 |
| 国家地区 | 英属印度（1925-1947年） 印度（1947-1963年） |
| 发行量 | 200份（1929年） 500份（1942年8月-1945年） 最高：1,983份（1947年3月）[5]:85-86[6][7]:297 |
| 读者 | 远大于发行量[注 1] |
| OCLC 编号 | 297170279 |
| 售价 | 1925年：一年1.5印度卢比（含邮费）。 1935年4月：一年3卢比（不含邮费），5卢比（国际）。 |
| 免费在线档案 | 《西藏镜报》扫描网络版（含224期） |
《西藏镜报》由多吉·塔钦（Gergan Dorje Tharchin）担任发行人、记者兼主编，从1925年10月10日至1963年间在印度噶伦堡不定期出版，并在大藏区流通，读者遍及西藏、蒙古、印度、中国以及欧美各地。《西藏镜报》是第一份由藏人创办的藏文报纸，在早期藏文报纸中，《西藏镜报》是唯一一份持续发行的，也是对藏人最具影响力的报纸。《西藏镜报》除了报导新闻，也传播新知，提倡改革，促进藏人团结，立场倾向藏族民族主义。它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视为“反动刊物”，中文文献中相关的论述不多。[9][10][11][12][13]
历史
噶伦堡东邻不丹王国，西邻尼泊尔王国，成为印度在两国之间的楔子。噶伦堡海拔1,250米，向北仰望青藏高原，噶伦堡经锡金越过则里拉山口到西藏边境只有30英里。它是藏印贸易的重镇，在1962年中印边境战争关闭边界前，藏印贸易约有半数是经由噶伦堡。噶伦堡的文化与种族多元，是多种文化交会之处，也是西藏与外界接触的门户。[5]:60-61
《西藏镜报》的创办人多吉·塔钦（1890-1976年）被当地人尊称为塔钦巴布（Tharchin Babu），他是藏族基督徒，生于印度北部喜马偕尔邦金瑙尔县（也有说斯皮提县）。他在苏格兰教会差会担任传教士，精通标准藏语与近古藏语，许多西方人向他学习藏语。[14]他最自豪的杰作是从1930年代开始编辑的藏文大辞典，但由于财务原因，直到1960年代才出版两册。[15]
在重视传统的藏区，“新闻”是当时藏人不熟悉的事物。 在《西藏镜报》创办前，虽然拉达克、北京与拉萨发行过摩拉维亚弟兄会传教士与中国政府办的藏文报纸，但是影响有限，也没有一份持续发行。[16][17][1]:13-17
1925年8月，塔钦在苏格兰教会差会主持人约翰·安德森·格雷厄姆博士的办公室中看到一部损坏闲置的誊写机（英语：Roneo duplicator），塔钦想到用它来创办一份藏文报纸，在塔钦要求下，格雷厄姆博士把誊写机给了他。[18]
塔钦决定用西藏文化中熟悉的符号“明镜”命名报纸，来吸引所有藏区读者。“明镜”在藏传佛教中有重要的意义：五妙欲供中以“明镜”象征色尘（眼所见的对象），放在五种供品的中央。1912年发行的西藏5章噶纸币背面的五妙欲供图也有一面铜镜。某些金刚乘的观想以“明镜”象征法身佛毗卢遮那佛，因为明镜没有偏好的反映一切，没有扭曲，自身不因对象而变，与法身的特性（平等无分别、无无明、不变）相同。藏人也用明镜进行圆光占卜。[1]:21-22[19][20][21]
塔钦修好誊写机后，于1925年10月10日发行《西藏镜报》创刊号，经过短期实验出刊周期，从1926年2月起定为每月发行。[18]
1927年5月，《西藏镜报》报导了国民革命军北伐，中共势力扩张，以及中共与国民党的冲突。[22]塔钦收到第十三世达赖喇嘛来信，表示《西藏镜报》的新闻对他很有用，并赞助20印度卢比。1927年12月中，塔钦到拉萨采访了十三世达赖，回程遇到英国驻锡金助理政务官兼驻江孜商务代表霍普金森（英语：Arthur John Hopkinson），以100卢比赞助《西藏镜报》。[18]
《西藏镜报》第一年的订户只有14份，1927年订户达到约50份，并免费赠阅近一百份给西藏政府官员。由于西藏邮政经常丢失邮件，而且缺乏付款机制，《西藏镜报》的收入一直是个问题。[18]1928年9月，《西藏镜报》开始使用新的油印机出版。[8]:2111929年，订户达到200份，但是仅有37人付款。[5]:831930年民国政府特使刘曼卿出使西藏后，镜报发表了对她的专访。[23]:161935年，十三世达赖和噶厦政府来信祝贺《西藏镜报》创刊十周年。[24]
1940年，噶厦政府再度赞助100卢比，《西藏镜报》在首页刊登了第十四世达赖喇嘛坐床典礼的彩色全页照片，之后噶厦准许塔钦对外募款，募到300卢比。[8]:246-247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西藏镜报》持续报导全球战事，经常附上地图说明某场战役。当时许多印度报纸因为缺乏纸张而停刊，但是英国驻锡金政务官巴兹尔·古德认为《西藏镜报》是唯一一家藏文报纸，属于战时宣传活动，因此供应纸张并争取到政府资助。[25]:476
二战后，英国驻锡金政务官霍普金森规定申请贸易执照的藏人必须订阅《西藏镜报》，使得《西藏镜报》订户超过一千份，首次财务独立。然而好景不长，印度独立后于1948年取消了这个规定，塔钦一再向印度驻锡金政务官申请赞助，都被拒绝。[5]:83-84
1946年，《西藏镜报》与“西藏镜报出版社”脱离苏格兰教会而独立。在霍普金森的协助下，塔钦获得英属印度政府的无息贷款，用来购买14万卢比的人工捡字排版的脚踏活字版印刷机，以及买地建印刷厂，藏文铅字与印版则来自加尔各答浸信会差会出版社。1948年3月22日，“西藏镜报出版社”举行开幕式，霍普金森等人出席，《西藏镜报》启用活字版印刷机出版了第16卷第5期。《西藏镜报》从此进入活字版印刷时代。[5]:81[8]:211[26][27]:153当时西藏的藏文印刷术还停留在雕版印刷时代，直到1950年代解放军入藏后，西藏才进入活字版印刷时代。[5]:31
《西藏镜报》从1946年起就警告藏人中共入侵的危险，数次重刊1932年十三世达赖的政治遗嘱，包括这些话：“在赤色共产党现在正到处进行恐怖和破坏的时候，我们必须特别警惕自己免受野蛮的暴行。他们积恶至极。⋯⋯为时不久，赤色的屠杀将必闯入我们的前门。无论是我们自起内讧，或是来自外面共产国家的威胁，我们迟早都必须直接面对。⋯⋯这种情况发生时，我们必须随时准备保卫自己。否则，我们的文化和精神传统将被彻底根除。”[4]:186
1950年9月7日（昌都战役前一个月），据《新加坡自由西报》报导，中共禁止藏人阅读《西藏镜报》，拥有者可能被枪毙，而渴望新闻的西藏人在黑市用高价购买《西藏镜报》。[4]:210-211
1951年1月，《西藏镜报》25周年庆发行特刊，回顾过去历史，并刊出历任英国驻锡金政务官、锡金国王札西南嘉、希腊王子彼得等多人贺函。本期有30页，是该报史上页数最多的一期。[28]
1952年3月，西藏“人民会议”代表向中央人民政府驻藏代表张经武递交请愿书，要求解放军退出西藏。5月，西藏军区和噶厦联合发出布告，宣布“人民会议”为非法组织，予以取缔。[29][30]1952年10月，《西藏镜报》社论呼吁吃糌粑的人（指所有藏人，包括康巴人）团结起来，终结汉人（对大藏区）的占领。[31]
塔钦交游广阔，解放军入藏后，西藏镜报出版社在1950年代成为报导中国在西藏军事行动的新闻交换中心，《西藏镜报》的文章包括了解放军空袭寺院与村庄的插图。[18]1956年10月《西藏镜报》据目击者证词，报导解放军轰炸机轰炸康区格鲁派第一大寺理塘寺，造成数千藏人死亡，并附上理塘寺被炸的插图。据李江琳考证，这是由解放军兰州军区空军独立第4团的杜－4重轰炸机在1956年三、四月间执行。[32][33][34]1957年10月，《西藏镜报》刊登了一首纪念歌，歌词中有：“不要让袁大头收买你，站起来！吃糌粑的人站起来！”[31]1957年夏格巴·旺秋德丹、嘉乐顿珠领导的“西藏幸福事业会”（在印度噶伦堡）将《西藏镜报》偷运入境，在西藏各地散发，呼吁“所有吃糌粑的人团结起来”，“把汉人赶出西藏”。[35]1958年7月，中国外交部照会印度政府，指《西藏镜报》是“反动刊物”，要求印度政府取缔。[36]印度政府表示对《西藏镜报》破坏中印友谊感到不悦，但是印度新闻自由，依法只能由地方官员警告塔钦。这是中印关系开始恶化的标志。[25]:486[37]
1950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曾经表示只要《西藏镜报》立场从反共转为亲中，可以资助《西藏镜报》使塔钦不赔钱，但是被塔钦拒绝。[38]:175[4]:198
1963年11月1日，《西藏镜报》出版第28卷第8期，之后因财务困难，塔钦年长力衰，而且藏人行政中央开始出版藏文报纸等原因而停刊。[18][39]
《西藏镜报》到停刊为止，38年间出版了28卷，共311期（ㄧ卷通常是12期，但是两期有时并为一份印行，所以ㄧ卷最少时实际只有8期，最多时有13期）。[5]:131-143哥伦比亚大学东亚图书馆收藏了224期，超过《西藏镜报》发行期数的70%。[9]
编辑团队
格西曲吉扎巴[注 3]1930年曾为《西藏镜报》工作。坚塞·贡培拉在十三世达赖喇嘛执政后期掌握西藏实权，但在十三世达赖死后失势，1934年初被流放到工布孜岗，结识了因龙厦事件受牵连而被流放的江洛金·索朗杰布[40]，1937年底两人流亡到噶伦堡，他们与旅印的杰出学者更敦群培都是受过良好教育的藏族知识分子，结识塔钦后为《西藏镜报》工作，提高了《西藏镜报》的水平。西藏共产党的创建者平措汪杰与战友昂旺格桑在1944年左右为《西藏镜报》工作了六个月，木村肥佐生在1940年代末期也为《西藏镜报》工作。[7]:220[5]:87-88
内容
《西藏镜报》在创刊号的社论表示要服务不同读者群，要为僧侣提供印度佛教过去与现在修行的资料；为商人提供商品产地与市场的新闻；为贵族提供各种新闻；为病人提供药物和疗法的信息；为儿童提供课程和其他教材。[8]:207-208因此《西藏镜报》内容包括政治新闻、最新科技发明（例如潜艇，巡洋舰，驱逐舰，航空母舰，降落伞，英国与美国轰炸机，直升机，飞艇，汽车等）、名人的故事（例如圣雄甘地、泰戈尔等）、短篇教育性故事、外国旅客到西藏的报导，以及地图等。许多文章附带照片或插图。除了知识性内容，《西藏镜报》还提供实用的商业资讯（如羊毛、金、银、麝香、雪豹皮、狐皮、牦牛尾[注 4]的市场价格），广告，以及一些教育、娱乐内容（谜语，卡通），还有关于宗教（基督教和佛教）的文章。[6][8]:227-228[42]
在《西藏镜报》发表文章最多的知名人士是更敦群培。他在《西藏镜报》发表了《旅居印度的反思》、《俗语嵌套诗》（1936年），《Lhasa与Rasa：La与Ra》（1937年），《地球是圆的还是平坦的》、《西藏政治史的重要性》（1938年），以及三篇关于吐蕃帝国与唐朝关系的文章（1943年）。[7]其中《地球是圆的还是平坦的》一文挑战了藏人认为“世界是平坦的”传统观念。该文所附的地球地图与史德文夫人1922年藏文著作中的地图十分相似。[8]:223-224其他名人士如藏学家查尔斯·贝尔发表了《十三世达赖喇嘛传》（1948年），还有约翰·范·曼恩（1926年）、尼古拉斯·洛里奇（1933年）等人的文章。[5]:87
封面设计
《西藏镜报》的封面设计经常包括佛教符号。《西藏镜报》一共采用过六种报头设计：[5]:94-98
- 1925年10月～1928年11月：手绘报头，图案包括了十字金刚杵。
- 1928年12月～1940年2月：十字金刚杵上方是如意宝珠。
- 1942年8月～1947年1月：报头除了镶边图案外，没有其他装饰。
- 1947年2月～1948年2月：上端是一排花鬘，中央是白色法螺，两侧用图案镶边。
- 1948年3月～1948年10月：报头用卍字镶边。
- 1948年11月～1963年11月：上端是一排花鬘，中央是白色法螺，两侧用卍字镶边。
这些符号在佛教中各有意义：十字金刚杵象征坚固的信心，如意宝珠代表财富以及满愿，法螺比喻（佛法）法音远播。此外报头也经常包括佛教八吉祥物。
1944年3月的封面则省略报头，而以各种佛教符号、人物与动物构成繁复的镶边。[5]:98-99
影响
在藏文媒体几乎不存在的时代，《西藏镜报》记录了西藏剧烈的社会与政治转型。《西藏镜报》读者包括（十三世和十四世）达赖喇嘛，拉萨、江孜、康区等地的西藏读者，以及经常从拉萨经过春丕河谷到噶伦堡、大吉岭和加尔各答的商人和贵族。[9][38]:173十四世达赖表示，在解放军进藏前，他的新闻来源只有 《西藏镜报》，以及布达拉宫的扫地僧。[43]《西藏镜报》很早就受西方藏学家注意，如1926年荷兰约翰·范·曼恩的《三家藏文报纸》就包括了创刊号，1935年德国莱比锡大学的约翰内斯·舒伯特已是订户。[8]:214-215[9]各国大报也曾提及《西藏镜报》，例如新加坡的最大报《海峡时报》（1936年10月15日），中国最大的英文报纸——上海《北华捷报》（1939年12月）。[5]:86[8]:225-226虽然《西藏镜报》的发行量不大，但是《西藏镜报》向当时与外界隔绝的藏人报导了包括第二次世界大战、印度独立等全球新闻，因此对藏人深具影响力。[9][38]:173[17]
在《西藏镜报》创办前，青藏高原地区的藏文出版社以寺院与贵族出版的宗教出版物为主，使用雕版印刷技术，也没有非宗教的出版社。西藏镜报出版社是青藏高原地区最早采用油印技术的藏文出版社，除了报纸也出版其他藏文印刷品。[27]:150印度独立前，西藏镜报出版社可能是印度最活跃的藏文出版社。[44]
西藏镜报出版社所在的铁皮屋2005年时门口还挂着“The Tibet Mirror Press”的标志。[45]
相关论著
- H. Louis Fader. Called from Obscurity: The Life and Times of a True Son of Tibet, God's Humble Servant from Poo, Gergan Dorje Tharchin. Tibet Mirror Press. 2004年. ISBN 978-99933-922-0-0.（英文）
- Dawa Norbu. Pioneer and patriot: An extract from an interview with Rev. G. Tharchin. Lungta. 1998年, (11) [2017-10-02].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7-10-03）.（英文）
- Tashi Tsering. The life of Rev. G. Tharchin: missionary and pioneer. Lungta. 1998年, (11) [2017-10-02].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7-10-03）.（英文）
- Engelhardt, Isrun. Reflections in The Tibet Mirror: News of the World, 1937-1946 (PDF). Gray Tuttle (编). Mapping the modern in Tibet. PIATS 2006: Tibetan Studies: Proceedings of the Eleventh Seminar of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ibetan Studies, Konigswinter. Andiast, Switzerland: IITBS,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Tibetan and Buddhist Studies, GmbH. 2011年 [2017-09-26]. （原始内容存档 (PDF)于2019-02-01）.（英文）
- Anna Sawerthal. The Melong: An Example of the Formation of a Tibetan Language Press (PDF) (硕士论文). University of Vienna, Austria. 2011年 [2017-09-27]. （原始内容存档 (PDF)于2016-03-04）.（英文） 文中131-143页是《西藏镜报》每期出版日期与页数列表
- Amy Holmes-Tagchungdarpa. Representations of Religion in The Tibet Mirror. Benjamin Fleming; Richard Mann (编). Material Culture and Asian Religions: Text, Image, Object. Routledge. 2014-03-26: 73–93页. ISBN 978-1-135-01373-8.（英文）
- Natalia Moskaleva. Sketches of Contemporary Tibetan History in The Tibet Mirror (1949–1963) (PDF). Revue d'Etudes Tibétaines. December 2016, (no. 37): 247–261 [2017-09-26]. （原始内容存档 (PDF)于2017-09-26）.（英文）
注解
参考文献
外部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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