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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劳工阵线，简称劳阵，是台湾的劳工运动组织之一，主要诉求是从“政治民主”进一步迈向“产业民主”[1]。在政治上，劳阵被认为较为亲近民主进步党新潮流系，具有一定的台独色彩。
 | 此条目的语调或风格或许不适合百科全书。 (2016年1月23日) |
- 1984年5月1日（国际劳动节），夏潮联合会与党外编辑作家联谊会（新潮流系前身）人士合组台湾劳工法律支援会（简称劳支会），是劳阵的前身；发起人有律师郭吉仁、李胜雄，政治人物邱义仁、袁嬿嬿、贺端蕃，作家杨青矗，社运人士简锡堦、苏庆黎等。台湾解严后，台湾劳工法律支援会改名台湾劳工运动支援会（仍简称劳支会）。1987年，夏潮人士退出台湾劳工运动支援会，另组工党。1992年，台湾劳工运动支援会改名台湾劳工阵线。劳阵的早期工作以劳工法律服务及自主工会组训为主，并出版月刊《劳动者杂志》。[2]
早期的劳阵之所以能成为台湾最大的工运团体，主要原因是劳阵有台湾石油工会的支持。台湾石油工会自从成立“劳方联线”、并于1988年7月15日发动“715大游行”以来，已经成为当时台湾蓝领工人最大最剽悍的组织，内部劳方资方的势力也相当，倾资方的工会干部“当然是属于中国国民党系统”；民进党新潮流系则从劳方联线中扶植没有阶级意识、只有个人利益考量的工会干部，其中黄清贤就是最典型的代表。2008年2月1日，台独左派人士、前劳阵台北分部秘书长林长昇回忆：“我第一次看到黄清贤时，他还是担任劳阵的主席。那时我们在台大校友会馆召开记者会，只见他刁著烟和一堆工会干部笑闹地从电梯走出来，我不禁皱起眉头：‘像这种连基本公共礼节都不遵守的人，凭什么带领台湾走向更好的社会？’果不其然，黄清贤最后和简锡堦勾结起来，共同分化正在茁壮成长的台湾工运，硬生生将工人阶级的力量打回20年前！”[3]
- 1993年4月26日，劳阵秘书长简锡堦在《自立早报》的【焦点对谈】中承认：“民进党对工运并不重视。尤其是劳工与资方对抗的若干重要抗争，民进党从未用其旗帜支持。民进党是以中小企业利益为主的政党；从辜汪会谈来说，它受到的压力也是来自资方。我认为：民进党至今仍停留于台独情结，并未有社会革命的思考；如支持李登辉、暗助连战等，都是民进党的包袱；劳工政策方面，只站在台独立场来反对引进中国劳工（以免台独主张受大陆人海战术影响），却不反对外劳，因为有中小企业主的压力。”[4]他还说：“我们（劳阵）认为：劳工运动应有意识形态，劳工须有信仰。现在的民进党干部就是看不出什么信仰：除了台独以外，他脑袋空空，没有东西，只有口号。而我们的劳工干部，理念非常清楚，有方向，有信仰。……目前劳阵的阶段性目标是推展‘福利国家’，这与民进党的‘福利国家’不同：民进党只是要资源重分配，把军公教的优待平均分摊给大家，不敢对资本家挑战；但我们会批判现有体制不敢对资本家课重税，澄清真正的‘福利国家’定义，让劳工知道‘他是国家的主人，国家应为人民服务什么’。……劳阵的参与者多主张台湾独立，尤其不少工会干部都是政治意识觉醒后才投入工运、也较支持民进党；故劳阵自然倾向台独，这点与劳动党（劳权会）倾向统一完全不同。……劳阵的目标在于解放台湾劳工，不可能去解放中国劳工，因为：第一，没有余力；第二，现阶段不重要。对于两岸劳工联合抗争，我认为：两岸是有敌意的国家，劳工之间的冲突也大；故应先扩大本身劳工力量，才有结盟可能。我不反对劳工跨国结盟，只是认为不是现阶段的重要工作。”[5]
- 1994年，民进党在立法院审议全民健康保险相关法案时放水，通过许多不利劳工之条款。但在1994年中华民国省市长暨省市议员选举中，劳阵选择仅向民进党提出“劳工说帖”；在民进党候选人表面签署同意后，劳阵宣布支持民进党，引发其他工运团体批判。劳阵表示，支持民进党是因“虽然阶级立场不同于民进党的‘全民政党’，但是在国家认同上与民进党看法较一致，阶段性合作的信任度较高，游说的效果较好”，“即使未来劳阵促成了阶级政党，也会选择较有共同性的政党联合执政”。
- 1994年中华民国省市长暨省市议员选举，工人立法行动委员会（工委会）发动在选票上贴“以上皆非”贴纸的废票运动，简锡堦却公开反对此举；简锡堦对媒体表示，“投废票等于帮助国民党”[6]。1996年，简锡堦接受新潮流系内部提名担任民进党全国不分区立法委员，引发劳阵内部有志独立于民进党、而发展成为工人政党的一群左倾知识分子与工人干部的强烈不满[7]。
- 1995年8月，一度企图在劳阵内部夺权却很快被民进党新潮流系清除的工运人士邱毓斌、丁勇言等人退出劳阵，并发表小册子《红灯左转：工运的路线与实践》[8]，强烈批判劳阵完全沦为民进党与新潮流系的组织、放弃“工人组党”路线；之后，红灯左转核心分子于2000年前后积极介入筹组全国产业总工会（全产总）；2000年5月1日，全产总成立，但劳阵所属的势力仍取得全产总主导权，不久之后红灯左转的人也退出全产总[9]。
- 1997年1月20日，劳阵前主席方来进、曾茂兴及劳阵副主席王文祥等五十余名劳阵干部联名举行记者会，宣布集体退出劳阵，并批评：劳阵遭民进党新潮流系操控，新潮流系“劳工立委”简锡堦与刘进兴出卖劳工；简锡堦面对劳阵专职人员对劳阵路线的质疑，却利用强行镇压的手段，不经预告、不提出说明，在1996年前后，由北至南连续非法解雇劳阵五名专职人员（宜兰分部简淑慧、台北分部林长昇、台南分部刘思龙、高雄分部林宜瑾、上班族团结组织陈静云）；刘进兴全程参与1996年12月底召开的国家发展会议，通过“加速公营事业民营化”的政策共识，定下五年的落日条款要让公营事业“公股零存”，严重违反劳工与消费大众的利益；新潮流系掌控台湾劳工发言权，作为其政治利益交换条件的筹码，这种“挂羊头卖狗肉”的作法已严重阻碍台湾工运发展；为了台湾劳动者的长远权益，他们集体宣布退出劳阵，借此揭穿派系操控的无耻阴谋，号召台湾所有劳工群众从事真正属于劳工阶级的“反剥削、反腐败、争平等”的劳工运动[10]。同月21日，劳阵主席白正宪与劳阵秘书长郭国文举行记者会回应，确实有许多专职人员在劳阵任职后参选公职人员并顺利当选，但他们的当选都不是靠当时工运力量的支持；劳阵会维持原有的主体性、自主运作，且计划在最短时间内催生“台湾第一个真正的社会民主政党”[11]。
- 1998年5月1日，劳阵与“全国产业总工会推动筹备委员会”发起“新社会之梦──五一受雇者圆梦游行”，当天共有两万人参加，人力物力之动员均属空前。
- 1999年11月1日，劳阵出版《台湾劳工的主张：2000年劳动政策白皮书》[12]，劳阵主席刘渤作序，书中有相当部分的内容被民进党提名2000年中华民国总统选举参选人陈水扁用于劳工政策政见。1999年11月28日，劳阵举行第14届第2次会员代表大会，宣布向中华民国内政部登记成立社团法人台湾劳工阵线协会，定位为一个理念倡导、议案研究的政策研究机关，并把地方分部的专职人员全部调度到总部运作。劳阵随后又成立一个以研究政策为主体的姊妹组织“台湾劳动政策与社会政策研究协会”。2000年民进党的陈水扁政府上台执政后，台湾劳动政策与社会政策研究协会接受行政院劳工委员会（劳委会）委托多项研究案，如《台湾工会制度结构转型与未来发展》研究案、《大量解雇劳工保护法》劳工教育宣导等。
- 2000年陈水扁政府上台执政后，同意全国产业总工会合法化，全国性总工会不再单一性。劳阵认为已达阶段性任务，遂将组织重心定位为政策监督与制定。劳阵与全产总为议题合作关系，但因全产总成立初期工作人员多有劳阵背景，而遭部分团体批评，如下述：劳阵与全产总历届理事长关系密切，甚至参与政策拟定；对于陈水扁政府宣示的“劳动三权入宪”，劳委会一直以来的劳动三法版本就是“限缩团结权、掐死争议权”，劳阵不仅没有任何的质问，反而不问劳动三法具体内容，只要劳动三权入宪[13]。随着全产总依附的陈水扁政府渐倾向资方[14][15]，而全产总在“双周84工时”等议题上立场全失，全产总甚至放任民进党介入理事长选举[16][17][18]，全产总理事长亦不乏新潮流系成员（例如黄清贤、卢天麟即是新潮流系成员[18][19]），部分前劳阵成员（如简锡堦）转而另组泛紫联盟并号召“重回街头”。
- 2000年7月20日15点整，新世代青年团于立法院大门开始“受雇者预备队，坚守42工时，反对配套措施”静坐抗议42小时行动，数个工会与工运团体派遣代表到场声援，也引发劳工运动应该如何看待工时问题的争论。劳阵秘书长郭国文在现场说明劳阵的立场，认为劳工好不容易有了“劳方、资方、行政院”三方协商的机制，因此必须“尊重”，未来才可进一步透过谈判获得劳工更多的福利。郭国文的谈话立刻引来许多团体轮番质疑：工委会王芳萍、南亚塑胶台染事业部产业工会常务理事赖正平、劳动人权协会（劳权会）王娟萍与汪立峡、以及新世代青年团数名成员，都不同意每周工时44小时的协商结果与机制必须“尊重”的说法，并认为站在工人阶级立场应该坚守立法院通过的双周工时84小时、平均每周工时42小时的《劳动基准法》修正案，但同时反对修正案附带决议中所说的“配套措施”，反对给资方操作任何配套措施（例如变形工时、暂停缩减外劳、缩减国定假日、取消基本工资等）的机会。现场并有人质疑，劳阵的“明年实施44工时，后年实施42工时，‘最后’实施40工时”的立场，是开倒车、替陈水扁政府找台阶下[20]。
- 2009年5月1日，劳阵提出“2009年台湾劳工阵线劳工政策纲领”，标榜以“建立安全就业导向的劳动经济政策”为策略，“建构台湾成为一个尊严劳动的社会”[21]。
- 2011年5月1日，劳阵与全国产业总工会、银行员工会全国联合会、公平税制改革联盟、台湾绿党、社会住宅推动联盟、青平台基金会、青年劳动九五联盟、反贫困联盟等共同发起“五一反贫困大游行”，以“反贫困”为主诉求，并以“劳动条件要保障”、“贫富差距要缩短”、“经济弱势要救助”及“生活品质要提升”为四大目标，并且据此提出十四个具体的主张，要求政府必须正面回应；关注议题不仅包含传统劳动议题之外，更拉高层级到各类社会议题。[23]与五一反贫困大游行同日发起、由团结工联主办的“反剥削大游行”结束后，社会主义行动成员撰文指出，“主办反贫困游行的全产总和劳阵，向来具有较为亲民进党的色彩；私下也可以听到部分反剥削游行的参与者批评，全产总与劳阵有意忽视民进党执政时期的作为”[24]。
- 2012年11月，前工委会秘书长陈素香整理劳阵的组织者或培植的工会干部先后担任民进党公职人员者：组织者有李文忠、赖劲麟、李建昌、周威佑、郑文灿、简锡堦、刘进兴、郭国文、曾晓玲，工会干部有苏芳章、方来进、黄清贤、卢天麟、王幼玲等人[9]。
- 2014年9月6日，孙友联说，很多个别的劳工受到职场刁难或权益受损，就会想起曾经在电视上看过劳阵，上网一查就会打电话找上劳阵；很多劳工权益问题都应该由政府出面解决，但很多时候反而由劳阵代替政府，甚至有政府单位直接向劳工说“这事情你找劳阵处理比较快”，政府的消极态度令人咋舌[25]。
- 2015年4月30日，劳阵于立法院群贤楼前发起“撑40工时”人体排字行动，提出“给我40，其余免谈”、“给我40、不要过劳”诉求，要求立法院立即通过缩短工时法案，以落实劳工休息权；同时必须维持现行加班上限46小时，实质降低工时，保障劳工休息权，让台湾每一个劳工都可以得到周休二日的保障，摆脱“过劳之岛”的恶名。当日该案一读通过。5月15日，《劳动基准法》工时修正，从两周84小时下修为单周40小时，加班工时上限维持不变。[26]
- 2016年5月20日，劳动部常务次长郭芳煜升任部长，谦诚法律事务所律师兼劳阵理事长廖蕙芳接任劳动部政务次长，廖蕙芳表示已辞去劳阵理事长[27]。2017年11月27日，廖蕙芳请辞劳动部政务次长获准，前台北市政府秘书长苏丽琼接任劳动部政务次长[28]。
- 2016年9月7日，劳阵秘书长孙友联表示，陈水扁政府执政时，基本工资曾经连续7年冻涨，间接造成如今基本工资仅新台币20008元；低薪成就“大鲨鱼、大鲸鱼”的资方，让“小鱼”的青年与劳工无法生存；基本工资应调整为月薪新台币26300元、时薪新台币163元以兑现总统蔡英文解决青年贫穷问题的政见，“蔡总统莫忘承诺”[29]。
- 2016年11月16日，立法院举行《劳动基准法》修正案公听会，民进党邀请的劳阵理事白正宪上台发言时说，按照劳动部现行函释，劳工休息日加班每小时加班费比平日晚上加班还少，劳工休息日加班还要多付出通勤成本，劳动部用现行函释来推动一例一休“确实没有说服力”。白正宪说，在业界实际上休息日加发1倍工资都找不到人来加班了，根本不可能按照劳动部现行函释多发0.58倍工资而已，实际上都会多给到1.5倍工资；劳动部现在推的一例一休，休息日加班一天大概是多给1.58倍工资，“跟业界现在给的加班费其实是差不多”。白正宪说，没有人会反对劳动部所说的“国定假日全国一致”，问题是要公务员加七天假、还是劳工少七天假；公务员加七天假是锦上添花，也没有听到有公务员出来喊要加七天假，他认为倒不如趁这次机会诉求劳工所有的假日都比照公务员（例如特别休假跟公务员趋于一致）。劳权会理事长王娟萍大声质问白正宪，“所以你支持砍七天假？”白正宪没有当场回应，下台后向其他劳工团体代表说明自己的立场；但其他劳团代表认为白正宪背叛劳工，台湾国际劳工协会理事长陈素香上台发言时点名批评“白正宪，你当了民进党的样板傀儡”。台湾电子电机资讯产业工会秘书长林名哲痛批，如果一例一休砍七天假的方案通过，雇主日后开出“月休五天，月薪不到新台币26000元”的劳动条件将完全合法[30]。
勞陣除了透過組織訓練宣揚社會民主的理念外，更透過出版與社會對話，以尋求台灣社會發展的共識，其中，自1984年4月7日發刊迄今的「勞動者」雜誌，為國內碩果僅存的運動型雜誌。 勞陣的出版書籍相當豐富，包括
- 工运丛书（1992年）、
- 三十分钟了解全民健保（1995）
- 产业民主，观念革命（1996）、劳工投票指南（1997）、
- 上班族正当防卫（1999）、
- 新国有政策－台湾民营化政策总批判（1999）、
- 大同工会奋斗史（2000）、
- 台湾劳工的主张（2000）、
- 银行员的异想世界-台北国际商业银行产业工会的传奇故事（2003）、
- 会议规范实战手册（2006）、
- 四海仗义─曾茂兴的工运传奇(2008)、
- 突围与创近─劳阵25周年特刊（2009）
- 护理劳动权益ABC（2009）、
- 从花瓶到野地─大同工会成立50周年特刊（2009）、
- 教你读懂新劳动三法（2010）、
- 崩世代-财团化、贫穷化与少子女化的危机（2011，获第36届社会科学类图书金鼎奖）、
- 搞工会-工会正义与不当劳动行为才决机制（2012）、
- 公平经济新蓝图（2016）、
- 台湾新世代工会发展困境与突破（2017）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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