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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明重要文官政治利益集团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东林党是明朝末年以江南文官为主、各省仕林相依附而成的一个儒家政治集团。雏形是徐阶的“江南官僚集团”,于万历年间初见(《明史·孙丕扬传》说:“南北言官群击李三才、王元翰,连及里居顾宪成,谓之‘东林党’。”)“东林”二字取自于顾宪成讲学之东林书院,是为东林党之先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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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浙的官僚政治集团,其雏形很早就出现了。在嘉靖倭乱时,江南官僚弹劾浙闽总督朱纨,致使朱纨被革职,负气自杀;后上海人徐阶又以通倭寇为名,扳倒严嵩父子,以徐阶为首的这批江南官僚或被认为是东林党的雏形。嘉靖末年的党争,亦由此而起。
万历年间的中国面临十五世纪后半叶日益加剧的社会危机,如农民起义和新兴市民反封建斗争。在这环境下当顾宪成、高攀龙等一批进言而被贬的官吏回乡时,他们并未消极隐居而是志于世道,并为首重建东林书院,并组织一部分在朝、在野的地主士绅及其知识分子批评时政,追求改革[1]。
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以顾宪成与高攀龙为首的学者重修宋儒杨中立主讲的东林书院,并在此讲学,学问调和了阳明学与朱子学,主要是阳明学的守旧派,甚至是偏朱子学,每年一大会,每月一小会,会期各3天。顾宪成认为当时王学末流中掀起的一股空谈心性而不务实学之风,故而在《东林书院院规》中,明确地提出了“以性善为宗”的人性论,以针对着王阳明的“无善无恶是心之体”说法[2][3],并提出了“官辇毂,志不在君父,官封疆,志不在民生,居水边林下,志不在世道,君子无取焉”等鼓励士人做实事、去虚谈的言论[4]。而另一创办人的高攀龙面对当时国危民艰的环境,则产生了“现实”、“实事”的积极思想,把注意力从“至善”的道德原则转向了“治国平天下” 的“有用之学”,提出如“学问通不得百姓日用,便不是学问”等进步思想[5][6]。
东林书院则成为江南谈论国事的舆论中心,在此谈论国事的人则称自己为东林党人。《明史纪事本末》云:“今日之争,始于门户,门户始于东林,东林始于顾宪成”。东林党聚集了在朝在野的各种势力,于讲学之余“讽议朝政,裁量人物”[7][8]。
以顾宪成为首的东林党人,抱持着帝王的“一家之公”,不可侵扰“天下之公”的思想[9],又主张“知辅行主”、“崇 实黜虚”,提出了一些有利于国家改革时政的建议,例如加强军权“京案”“行取”考察官员,澄清吏治,限制阁权,政归六部,停止矿税的掠夺等[10]。
由于东林党人指责朝政“奸臣”,触动当时的专权阉党的魏忠贤,魏忠贤借“梃击、红丸、移宫”等明末三案为由,唆使其党羽造《东林党点将录》做为打击东林党的书籍,天启五年(1625年),明熹宗下诏,烧毁全国书院,东林书院被毁。东林党人也遭到打击,杨涟、左光斗等东林六君子遭到杀害或被迫自尽。天启六年(1626年)高攀龙、周起元、黄尊素等东林七贤遭到杀害或被迫自尽,天启七年(1627年),崇祯帝(思宗)即位,崇祯有鉴于天启年间魏忠贤阉党的恶政,逼杀魏忠贤,贬斥了大量阉党官僚,魏忠贤被迫自杀,东林党余人才免遭魏忠贤的打击。崇祯二年,崇祯皇帝下令平反,为东林党人恢复名誉,并下诏修复东林书院,史称东林党争。东林党与阉党之间的斗争一直延续到清朝初年。
明亡以后,部分东林党人如项煜、周锺、时敏等投靠李自成、也有党人如陈名夏、房可壮、钱谦益、惠世扬等入仕清朝,其中钱惠二人俱先降而暗中反清。其余党人如史可法、曾樱、姜曰广、解学龙、陈子壮、鹿善继、吴钟峦、刘宗周、张肯堂、陈潜夫等则或殉国成仁、或积极参与抗清活动,也有就此销声匿迹潜入地下抗清活动,如方以智等。
早期东林党有三大首领,号称“东林三君”,即顾宪成、赵南星、邹元标,其余的早期成员有薛敷教、叶茂才等东林八君子。后来又有所谓东林七贤、东林六君子等人物。从东林党成员出任官职的经历分析来说,相当部分的早中期东林党人都有地方干练官员出身的背景[11][12][13][14][15][16][17][18][19][20][21][22][23][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