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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港文书（蕃语文书），又称“新港文”，由荷兰人创造 ，当时为了与原住民沟通和传教 ，是现在台南一带平埔原住民所留传下来的土地租借、买卖与借贷等方面的契约文书，民间俗称番仔契（台湾话：huan-á-khè）。文书所使用的语言，既有仅使用罗马字拼音书写的单语（主要以新港语及大武垅语写成，另有极少数马卡道语）[1][2]文书，也有汉语与罗马拼音字对照的双语文书。现存的“新港文书”约有140多件，是研究平埔族群文化以及台湾历史的珍贵材料。
不过，由于时代久远的缘故，使得平埔族群语文失传，现在能勉强解读“新港文书”的学者，也不过寥寥数人而已[3]。
新港语，是今天台南一带的西拉雅族原住民所使用的西拉雅语方言。在荷属东印度公司统治台湾的期间(1624年-1662年)，荷兰驻台宣教师为了传教以及协助推行政务，不仅一方面自己努力学习当地语言，另一方面也利用罗马字编纂原住民语的字典，并且以罗马字教导当地族人书写自己的语言。
1625年，统治台湾的荷兰行政长官马丁努斯 · 宋克要求荷兰派遣2至3个能读经、且可教化原住民的宣教师来台，使此地的原住民能改信基督信仰。然而，第一批派遣来的是无权行使洗礼的探访传道。一直到1627年6月，第一个正规的教区牧师干治士（Georgius Candidius）抵台后，才正式开始荷兰人在台湾的传教事业。首先开始的传教地区 — 新港社，也在1630年集体表示接受基督教信仰。
1636年5月26日，荷兰人在新港社开办了第一所学校，这个学校不仅将宗教教育制度化，而且也导入西方的读写识字能力训练。由于荷兰的教派主张以方言或口语来传教，因此以新港语做为学校的教学语言。除了用拉丁字母将口语书写下来以外，同时也编辑了教义问答、祈祷文等做为教材。宣教师尤罗伯（Robertus Junius）于1643年的教育报告中记载，新港学校已有80名学生，其中有24名学生在学习书写，大约有8到10个人能整齐的书写，在邻近的目加留湾学校中，全部的90个学生中也有8个能够书写。
这些派驻在台湾的宣教师除了传教外，也编辑了各种的字典、教义书，如以大武垅语及新港语翻译的“马太福音”、虎尾垄语的“虎尾垄语词典”等，成为后来学者研究原住民语言的依据。在这些留存下来的历史文件中，最著名的就是原住民与汉人因土地关系而订定的契约文书，俗称为“番仔契”，也就是所谓的“新港文书”。
荷兰人统治台湾的时间虽然只有短短38年，然而其对台湾本土文化的发展却有相当程度的重大影响。以新港文书为例，目前我们所能看到年代最晚的新港文书，系完成于清朝人统治台湾的1784年，目前可考据一直至1813年（嘉庆十八年）还有此类双语契约文书，那已经距离荷兰人离开台湾的1662年超过150年了，但是却仍然有人继续使用荷兰人所教导的罗马字，来进行契约文书的书写工作。
1928年，台北帝国大学（台湾大学的前身）在台北正式成立，属于其“语言学研究室”的学者小川尚义不久后在台南新港社一带采集古文书，并在1931年由村上直次郎将这些古文书编注出版，书名就叫做《新港文书》(Sinkan Manuscripts，见村上直次郎 1933)，这本书就是我们目前所称之“新港文书”主要的指涉对象[4]。
《新港文书》收录了109件的“番仔契”，其中来自新港社（新港文书）的87件，包括21件的汉番对照，以及卓猴社的3件（卓猴文书）；麻豆社16件（麻豆文书）及大武垅社1件（大武垅文书）；下淡水社1件（下淡水文书）及茄藤社1件（茄藤文书）。至于这些契约的确实年份，最早的是1683年的一件麻豆文书，而年代最晚的是第21号新港文书，年代是1813年。近年来，台湾国内外学者又陆续收录了新港社、卓猴社、麻豆社、大武垅社、湾里社、下淡水社、茄藤社等60数件[5]。
新港文书的解读不仅对语言学的认识有帮助，对了解平埔族群历史社会也有极大的贡献。然而，虽然村上直次郎在1933年就将《新港文书》刊行于世，不过在该书出版后，对于文书的解读却少有人投入，一般均认为这些文书已无法解读。此外，亦由于新港文书采用了旧体的拉丁字母，对于西方语文认识较少的台湾学者，不时亦会对文书作出错误的解读。[原创研究？]然而，亦不断有人愿意尝试。在日治时期，有村上、小川尚义等人进行解读，但只能辨识极少数的字汇。战后翁佳音陆续解读了6件，之后中研院语言所院士李壬癸又重新解读了170件。
根据李壬癸比较各社书写的新港文书及小川尚义所整理的词汇比较表[6]，各社采集的新港文书所使用语言如下[1][2][7]：
- 新港社
- 卓猴社
- 下淡水社
- 茄藤社
关于新港文书的辨识有以下几个原则：首先可以利用现存的两种新港语字汇集，一是《Vocabulary of the Formosan Language: Compiled from the Utrecht Manuscripts》，这个字汇集共收录了1070个新港语字汇，村上所编的《新港文书》也收录这些字汇，并附有英文解释。其二是清代方志《诸罗县志》卷八〈风俗志‧番俗考‧方言〉中亦收有250个字汇左右，透过字汇集我们就可以判读部分的文字。其次可以利用现有的双语新港文书相互对读，虽然有些例子显示这些双语文书并非都是直译，但仍可读出端倪。
另外新港文虽然采用了拉丁字母和阿拉伯数字符号，却没有采用对位记数系统。例如新港文记录“三百六十五”会写成300605（三百-六十-五的连写）。这套记数系统的使用人，也许就不能应用对位的加减法计算。他们或许发展了其他合适的计算法，也可能始终只拿这套符号系统来记数，而从来不曾发展出有效的计算法。
在台湾历史上，“新港文书”几乎可以看做是最早出现汉字以外的一个有系统文字，同时也是第一个出现的罗马字书写系统。此外，“新港文书”也在相当程度上代表了台湾岛上第一次外国之传教活动的痕迹。在“新港文书”从台湾民间逐渐衰败以后，下一波在台湾发生的罗马字运动，就要等到19世纪后半叶，由长老教会牧师所带来的“白话字”运动了。
高雄市立历史博物馆所藏之“清代新港社番妇王览莫等立典契（新港文书）”，于2008年经中华民国行政院文化建设委员会（现中华民国文化部）指定为“重要古物”。[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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