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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明朝军事家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戚继光(1528年11月12日—1588年1月17日),字元敬,号南塘、孟诸,山东登州人,明朝将领。戚继光出身军户,奉命戍守浙江和福建十多年,招募士兵组成戚家军,练兵严格,军法严厉,创立新战术,注重武艺训练,多次击败倭寇,肃清闽浙的倭乱,战迹彪炳,从参将多番转迁,升任福建总兵。后来戚继光受命镇守北方边境防范蒙古,得到首辅张居正和兵部尚书谭纶的信任,担任蓟州总兵十四年,重修长城,建造塔楼加强防务,官拜左都督,加封少保兼太子太保,地位显赫。张居正过世后,戚继光屡次被参劾,退休回乡,晚境凄凉。
戚继光兵书著称于后世,著有《纪效新书》与《练兵实纪》,详细记述其行军练兵的经验与战术。后世也将戚继光誉为抗倭功臣、一代名将。
戚继光出生于军户家庭,六世祖戚详是安徽定远县人,跟随朱元璋作战,1382年左右战死于云南,追授世袭山东登州卫指挥佥事。戚继光父亲戚景通承袭祖职,1528年55岁时生下戚继光,1535年升任京师神机营副将。戚继光弟弟戚继美也从军,1582年任职贵州总兵。[2]:307、311
戚继光年少时自父亲戚景通学习诗书礼仪和兵法战略,1544年父亲过世,戚继光承职父职。1548年至1552年间,他奉命率领登州卫所士兵远戍北京东北的蓟门,春去秋归,每年一次。1549年,他考中山东武举,次年入京会试落第,因事暂留京城。当时正逢蒙古入侵,进逼北京,戚继光参与守城,并上书明世宗,陈述与蒙古作战与防御对方再次入侵的方略[2]:307。当时戚继光获计士元、刘瑶、阮鹗等多位官员举荐,颇孚众望[1]:134-135。1553年戚继光26岁时,获任命为山东都指挥佥事,负责防范山东沿海的倭寇。他严格执行军纪,严惩不听令的部下,以纪律严明著称。[2]:307-308
1553至1566年,是东南沿海倭寇为祸最烈的时期[3]:17。当时浙江倭寇肆虐,朝廷选派有才能的将领前往浙江,增强当地军力[2]:308。1555年,戚继光调任浙江,担任浙江都司佥书,负责屯田事宜,次年受浙江总督胡宗宪赏识,升任参将[1]:128,负责防御钱塘江以东地区,并支援宁波、绍兴、台州三府。他与台州知府谭纶一同训练当地军队对抗倭寇。谭纶很赏识戚继光,从此一直把戚继光留在左右。戚继光计划训练乡勇以抵御倭寇,得到胡宗宪批准后,他开始招兵,1557年,在绍兴招募了三千多人进行训练。1558年,戚继光在舟山群岛抵抗王直养子[4]:545,没有成功。他发现将城市人训练为精兵实在困难,决定只训练农村青年[2]:308。1559年,官兵进攻浙江岑港的倭寇巢穴,久而无功,戚继光和俞大猷虽然没有参与战斗,却被降职,受令限一个月内荡平岑港,否则带至京城问罪[1]:128-129。之后戚继光受命负责训练来自义乌的三千多名志愿者,创立新的阵形“鸳鸯阵”[2]:308。戚继光有感当时官兵漫无纪律,犹如乌合之众,旗号犹如儿戏,练兵特别注重军纪、战术、战技、侦察及培养士兵的战斗精神[3]:180、186、188。这支军队后来以戚家军闻名,有效打击倭寇[4]:546。
1560年3月,戚继光恢复参将职位,统辖台州、严州和金华三地军务,继续训练士兵。次年,倭寇大举入侵台州沿海,戚继光领兵抗击,一个月内九战九胜,倭寇几乎全部歼灭,而戚家军伤亡极少。立功后,戚继光升任为都指挥使,名声大震,江西官员向朝廷要求派他前往江西镇压叛乱。1561年11月,他率兵前往江西,不出一个月就凯旋,江西人见识到一支纪律严明、给养充足,领导有方、作战有素、富有默契的军队[2]:309。1557年倭寇首领王直被捕后,余党由舟山群岛南迁,为祸福建和广东[3]:152。1562年6月,戚继光率军援救福建以抵御倭寇,多次战胜后返回浙江。12月,倭寇援兵大量抵达,攻陷福建各地,包括平海卫城和兴化府城[2]:309。倭寇之乱以来,这是第一次连府城也沦陷,远近震动[3]:204。次年初,戚继光获任命为副总兵,负责福建北部沿海防务;谭纶获任命为巡抚,提督福建军务。二人齐心协力,重挫倭寇,在5月时收复平海和兴化[2]:309,并摧毁倭寇在福建沿海最后的基地[4]:547。
1563年,戚继光升任为都督同知,年底被召回福建,升任总兵,统领闽浙两省军务。次年追击在福建与倭寇勾结的寇贼吴平,一直追至广东[1]:125-126。戚家军是长胜部队,胜利纪录无出其右。其他官兵几个月都无法解决的倭寇据点,戚家军可以在几小时内攻克[5]:155、157。戚继光平倭有功,不仅取决于训练精良,还在于守备有方,能与其他官员齐心合力。他从受倭寇侵略的地区招募乡勇,并在当地知县支持下,给予乡兵丰厚军饷。由于训练有素,士兵勇敢作战,不会胆怯退缩。戚继光和福建巡抚谭纶和监军汪道昆密切配合,到1567年,已将福建沿海倭寇肃清[2]:309。
明朝开始重视北方边防,戚继光被召到北京,负责到京城北部训练军队。离开闽浙前,他把自己出色的旧部皆委以军事重任。1567年戚继光到达北京后,获任命为禁军神机营副将,这是他父亲曾担任过的职位。他自觉无用武之地,请求负责蓟州、辽东、昌平和保定地区的防务。谭纶比戚继光先入京,担任蓟辽总督,极力推荐戚继光。1568年5月,戚继光受命总理蓟州、昌平和保定三地防务,次年又兼任蓟州总兵。1570年,谭纶由蓟辽总督转任兵部尚书,戚继光则仍留守蓟州,其后辅佐了四任总督。戚继光训练一支作战有方的军队,在张居正和谭纶辖下严密布防[2]:310。张居正对戚继光十份信任,指示他要保持边境和平,不要主动进攻[4]:567,而戚继光自己则其实想采取攻势[5]:164。1571年明朝与蒙古订立和约。与在沿海平定倭寇相比,戚继光守卫长城抵御蒙古人的十五年间,可谓平静许多。他从一名战略指挥转型为一位军务管理者。他请求征调一些他在浙江时的旧部[2]:310,朝廷批准把他在浙江训练的士兵调到蓟州,最初员额为三千人,后来扩充至二万。由于北方士兵质素极不理想,戚继光还是主要信赖来自南方的旧部[5]:159、161。1573年,蒙古土蛮与俺答曾侵犯边境,戚继光领兵截击。蒙古人因畏于戚继光守边,此后不敢再进犯蓟州[1]:126。
戚继光屡受封赏,1570年,他获任命为右都督,1571年长城塔楼基本竣工,他接任世袭登州卫千户。1574年,升任明朝最高军职左都督,七年后加封锦衣卫百户、少保兼太子太保。戚继光到任前,蓟州十五年间换了八任总兵,而戚继光担任蓟州总兵则长达14年之久,除了因为他有军事才干外,也因为他在朝廷有兵部尚书谭纶及首辅张居正为后盾。[2]:310-311
1582年张居正逝世,戚继光因与张居正关系密切而得罪明神宗。大臣提醒明神宗,戚继光是宫门外的猛兽,只听命于张居正,别人无法节制[5]:142、168。张居正逝世后不到六个月,戚继光遭受弹劾而被罢免,回到登州[2]:311,后来调为广东总兵,官阶依旧,但失去了拱卫京师的重要地位。1585年他被参劾,被明神宗免职[5]:165。戚继光罢官居家后,很少朋友仍然和他来往。他积蓄甚少,晚年一贫如洗,甚至医药费不继[5]:165-166。1588年,有监察御史上疏建议重新起用戚继光,受明神宗驳回和责罚。3个月后,[5]:142戚继光在登州家中辞世,死后汪道昆为他撰写墓志铭[2]:311。
戚继光在浙江建立戚家军,建军方案有条不紊,他宣布招兵方法,规定月饷数额,拟定职务分配的原则,确定官兵的职责,统一武器规格,颁发旗帜金鼓以便通讯等等。他确立严厉军法,实行连坐法,一人退却则一人斩首,全队退却则队长斩首,队长殉职而全队退却则全队斩首[5]:144。士兵由此培养出同生死、共胜败的精神[2]:308。士兵擅自离开小便会被罚以割去耳朵。戚继光治军赏罚分明,其部下每人年饷银10两[5]:151、171,军饷大体与农村短工收入相等,但另设重赏,一个敌人首级赏额白银30两。他只招募农民而不收城市人,因后者多狡猾无赖,不能奋勇杀敌,往往临阵逃脱。凡脸色白晢,眼神轻灵、动作轻快的人一概摈诸门外[5]:155。
1559年,戚继光在浙江练兵时创立“鸳鸯阵”,每队由12名士兵组成[2]:308,分工合作,密切配合。在不同战情或地形下,一队可以一分为二。每队队长一人,伙兵一人,战士十人,其中四人操长枪,为攻击主力,前面有四名士兵,右方士兵持大而长的藤牌,左方士兵持小而圆的藤牌,之后有两名士兵手执狼筅。长枪手之后,有二名士兵带镋钯。右方持大藤牌的士兵,主要任务是保持既得位置,稳定本队阵脚,左边持圆藤牌的士兵则要匍匐而进,在牌后掷出标枪,引诱敌人离开有利防御的位置。如果引诱成功,后面两个士兵以狼筅扫倒敌人,然后让手持长枪的伙伴一跃而上刺死敌人。手持镋钯的士兵则负责保护本队后方,警戒侧翼,必要时支持前方伙伴,构成第二线的攻击力。鸳鸯阵同时配备长兵器和短兵器,接战时,长12尺的长枪是有效的攻击武器,但必须和敌人保持相当距离,如果敌人已进入枪杆距离之内,长枪即形同作废[5]:152-153。手持狼筅的士兵不需特别技术,只要臂力够大就胜任[5]:155。当时明军士兵的长枪常被倭寇用倭刀砍断,戚继光为了对付倭刀,便采用以竹竿所制、坚硬的狼筅,效果甚佳。此后明军开始普遍使用这种兵器[6]:105。戚继光很重视倭刀的威力,也给自己的军队装备了倭刀[6]:44。
戚继光训练的部队,分为营、总、官、哨、队五级,十二人为一队,四队为一哨,四哨为一官,四官为一总,四总为一营,一营将士3072人。实战时,视乎敌人多寡强弱,随时调整,有时四级,有时三级[1]:136。他严格训练士兵的武艺,要士兵互相切磋,练习跑步以锻练体力;训练时要士兵操持较重的武器,使他们上阵时使用兵器更为纯熟[1]:147。他深知倭寇战斗力强,要以五对一的优势迎敌。戚继光为部下配备少数火铳与火炮[2]:308-309,他知道火器的威力,但在实战中不依赖火器。当时明朝所造的鸟铳品质太差,铳管常会炸裂,以致士兵提心吊胆,不敢双手握铳以作瞄准,有的铅弹与火炮口径尺寸不合,有的火炮导火线无法燃点。因此戚继光只把火器应用于有限范围。后来他为每队步兵配备鸟铳二枝[5]:153-154,规定铳手必须出发前领取足够弹药,临阵时假称用完弹药,以畏敌论罪[1]:148。
明朝官员对应在陆上还是在海上迎击倭寇意见分歧,戚继光倾向在陆上迎敌,他建立三层防御体系,在福建沿海小岛建立哨站,大军戍守主要城市,他自己则指挥一支高度机动的军队,一闻警报便立即赶赴[2]:309。他在城镇四面重要路口设下哨兵,每处三或五人,日夜值班,遇有敌情,以火铳和火把作出警报,警戒严密,使敌人无法突袭[1]:139。戚继光作战时顾虑精密,临阵前两三天,戚继光就派兵侦察敌情,要每两小时报告一次。地图用红黑两色绘制,有时甚至用泥土塑成地形模型。他以一串740粒珠子的捻珠计时,以掌握准确时间[5]:156。
在蓟州防守时,戚继光引入战车以对付蒙古骑兵。这种战车的车箱没有箱板,而是有八片可以折叠的屏风,共长15尺(5米),平时放在车辕上,作战时打开树立在一边车轮之后。几十辆战车可以并肩衔接,摆成或圆或方的防御据点。一辆战车装备大口径火枪“佛朗机”两门,以青铜或铁铸,长三至七尺不等,口径小于二寸,从炮口装入铅弹,最大型的佛朗机射程为二千尺(大约600米)。佛朗机和鸟铳都在战车上屏风后开火,屏风开洞作为铅弹出口,敌军进入250尺或500尺范围才开火[5]:161、173。士兵20人配备战车一辆,其中10人直接附属战车,施放佛朗机[5]:161,另外10人是“杀手”,以藤牌、镋钯和长刀迎敌。杀手和战车距离保持在25尺以内,杀手前进,战车也随之推进。其他步兵仍使用鸳鸯阵,稍有差异的是藤牌手应匍匐前进斩砍敌人马脚,长枪手则挑刺敌军使之堕马,竹制的狼筅部分已改为铁制。迎敌时骑兵先在前方阻挡敌人,让战车有充裕时间组成作战队形。敌军逼近,骑兵就退入战车阵内。军中也可能携带大炮,俗称“大将军”,重一千斤,以骡车装运,放炮时须用大木楔入地面加以固定,不用弹丸,而是以小铁球和石块充填,作用是近距离大量杀伤敌军人马。火器发挥威力后,步兵就从战车后冲出攻击,以喇叭声音协同动作。当敌人攻势受挫,队形散乱,骑兵就从战车后出击。这套战术因明朝与蒙古人议和,实战经验无多[5]:162。1571年,戚继光上奏请求设立车营,四人推车一辆,作战时结成方阵,骑兵步兵处于其中。他又制作拒马器,轻巧便利,可遏止敌骑的来袭[1]:126。
戚继光提议修筑长城。北京一带“边墙”原本为明初大将徐达所筑,戚继光建议增造堡垒,最初计划以250人组成一营,每营一年内要建造堡垒70座,蓟州全境共建造三千座。后来朝廷批准施工1200座,工程绵延十载才竣工。堡垒标准规格是三层,台顶方12尺,可驻守30至50士兵,建筑材料砖石灰泥主要由北方士兵自制,筑成后,主要由南兵把守。[5]:163
1560年戚继光在浙江时,将练兵方法写成《纪效新书》18卷,1562年由他本人初刊。在筹备蓟州防务期间,他编纂了《练兵实纪》9卷及《练兵杂记》6卷,总吉他在蓟州练兵和守边的经验,1571年初刊。戚继光文集《止止堂集》于1580年左右刊印,除了收录他的兵书外,还包括其杂记《愚愚稿》2卷和诗文集《横槊稿》3卷[2]:309-311。其《纪效新书》及《止止堂集》都得到当时文坛领袖王世贞作序。戚继光的诗歌给人拘束和平庸的感觉,以当时武官标准来说,其文章造诣仅次于俞大猷[5]:164-165。后来戚继光的兵书多次被删节或修改,以别名刊印,如《莅戎要略》或《长子心钤》。他的一些重要奏章收录于陈子龙的《皇明经世文编》,另有些奏章和诗词收集于其子戚祚国为他所编的年谱[2]:311-312。
戚继光在1545年结婚,相当惧内;其妻性情豪迈,1561年曾率兵守卫一个被倭寇包围的要塞。婚后戚继光一直没有子嗣,1563年后他瞒着夫人[2]:311,娶妾三人,生子五人,直到儿子长大成人,其夫人都不知道他们的存在。戚继光去世前,其夫人离弃了他[5]:166。长子戚祚国生于1567年,三子戚昌国生于1573年,曾任职京城锦衣卫[2]:311。传说戚继光第二子因违犯军法而被他处死[5]:151。
戚继光被视为明朝当时最有才能的将领,和他同时的将领,没有人能建立如此辉煌的功业[5]:142、165。他获封少保兼太子太保,在明代,只有四名武官获得比他地位更高的太傅头衔,他也是在明代唯一一位获封少保的布衣官员。戚继光卒后30年,朝廷追谥他为“武毅”,在他任职之地都建有祠堂以示纪念,在兴化府就有三所。1630年,戚继光儿子戚昌国上书请求为台州戚公祠赐名,明思宗赐其名为“表忠祠”。戚继光肃清福建的倭寇,当地人在福清县修建戚公祠。1733年戚公祠重修,1937年日军侵华时再次重修[2]:309-311。《明史》以他和俞大猷相比,认为他的操行不如俞大猷,但更为果敢刚毅[5]:166。袁世凯推崇戚继光为中国军事英雄。戚继光的兵书被视为兵法经典,多次刊印,曾国藩和蒋介石都强调戚继光兵书对行军打仗很重要,蒋介石称其书是孙子以后最好的兵书[2]:311-3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