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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十五年》（英语：1587, 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 The Ming Dynasty in Decline），是历史学者黄仁宇的代表作，讲述了万历十五年（1587年）在明朝中国所发生的种种事情（以万历皇帝、首辅申时行、张居正、海瑞、戚继光、李贽等人的生平为主轴），与明朝政权和社会发展趋势的关系。这本作品体现了黄仁宇所提倡之“‘大’历史观”（英语：macrohistory）。该书最初以英文写成，后由耶鲁大学出版社发行[1]；该书之手稿完成于1976年，但起初因被认定不够符合学术著作标准，以及对一般读者来说过于严肃，而无出版社愿意接手发行[2]。
明朝第十三代皇帝是明神宗朱翊钧，年号万历（1572－1620年），万历十年（1582年）六月二十日，内阁首辅张居正去世，明神宗开始亲政，他贪财征税，沉湎于酒色之中（一说是染上鸦片烟瘾），又因立太子之事与内阁争执长达十余年，国本之争使他以不上朝及怠政作为与大臣的对抗。
万历十四年（1586年）后，神宗开始连续不上朝，期间长达三十年，史称万历怠政。万历中期后虽然不上朝，但是也没有宦官、外戚干政，也没有严嵩这样的奸臣，朝内党争也有所控制，万历朝鲜之役、女真入侵辽东和梃击案，神宗都有反应及参与，表示他还有看奏章，并透过一定的方式控制朝局。
一般史家认为的明朝灭亡之起点，如万历十年（1582年）张居正去世，万历二十年（1592年）起长达六年的援朝鲜之战，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间的“妖书案”，接下来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起的“三大案”（梃击案、红丸案、移宫案），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的萨尔浒之战等。与这些年份相比，万历十五年（1587年）虽然有海瑞、戚继光的去世，但终究只是无足轻重的一年，也即如其英文版的书名：无关紧要的1587年（1587, 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
但黄仁宇提出与其他史学者不同的看法，指出此一年似是天下盛平，无重大动荡，实际上可能却是明朝发展至尽头而步向灭亡的一年。黄仁宇引用典籍，特别是《神宗实录》，就此年中发生的立储之争和一连串使万历帝感到大为不快的问题作分析，研究发生在万历帝身上的变化。黄仁宇指出，虽然最后万历帝在种种问题上妥协，但他由此怠政三十三年，可能是他对抗无效之后，对文官集团的一种报复方式。由此可以理解，明朝的皇帝表面上是有至高无上的绝对权力，但终归也要受到传统文化和文官集团的掣肘。
另外书中还提到海瑞、戚继光、李贽等人，也是受到传统文化的掣肘，而得不到有意义的发展。对海瑞，黄仁宇形容“他虽然被人仰慕，但没有人按照他的榜样办事，他的一生体现了一个有教养的读书人服务于公众而牺牲自我的精神，但这种精神的实际作用却至为微薄。”；对戚继光，黄仁宇评“戚继光的求实精神，表现于使革新不与传统距离过远。”；而对李贽，黄仁宇也评说李贽不过是反映明朝在儒家伦理文化趋于僵化下，思想界的苦闷和困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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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原写作语言为英文，初稿成于1976年夏季，作者成稿时曾与芮沃寿深入讨论章节篇幅的安排。本书的出版曾遭遇“无数挫折”。英文稿在美国多家出版社辗转，均因风格新异而不被接受。商业性质的出版社认为，本书虽然提及宫廷生活、妃嫔间恩怨，但又因海瑞而涉及明朝财政，因李贽而涉及中国思想，应属于学术著作。而大学出版社则认为这书既不像断代史，也不像专题论文，实在是不伦不类，也不愿承印。只有耶鲁大学出版社毅然排除成见，答应出版。1981年由耶鲁大学出版社（Yale University Press）印行（ISBN 0300028849），并获得美国国家书卷奖（American BookAwards）1982年和1983年历史类好书两次提名。
简体中文版于1982年5月由北京中华书局出版（250页，ISBN 7-101-01491-7），由其好友廖沫沙题笺，印在封面。后来陶希圣很欣赏这本书，就在1985年6月其主持的台北食货出版社印行繁体中文版（ISBN 957-8876-01-7），并为之写读后记附于书后。2006年，为纪念此书问世30周年，中华书局又重新校订出版了简体中文“增订纪念版”（ISBN 978-7-101-05203-9）[注 2]。本书除中文外，亦被翻译成法语、德语、日语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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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家江政宽认为《万历十五年》中，黄仁宇对人物的刻画往往带有一点心理史学的影子，在以往，人物的心思一向是文学家驰骋的领域，黄仁宇虽然去揣测人物的想法、动机等，但不能意味这非历史研究，因为黄仁宇的推论或想像皆有广博的史料支撑，故应将之可视为“以文学手法撰成的历史著作”。也因如此，冰冷的历史在黄仁宇的笔下生动的展现在读者的眼前。不过黄仁宇的叙事体仍有其缺点：第一点、黄仁宇勾勒人物心思的笔法是经由“结果论”而产生的，因为历史已经发生过，所以黄仁宇才有能其推断，这与心理学家所使用的方式不同，因此黄仁宇的推断是否妥贴，还有待商榷。第二点、在历史想像的部分黄仁宇用的是“肯定”的语句表达，因此人物在无形中就被附加上了黄仁宇想像的性格，显然太过武断而不够谨慎，可谓历史想像发挥过了头。[4]
黄仁宇在《中国大历史》中写道，李约瑟在读完这部作品后，写信给他道：“哎呀，一切靠抽税而转移！”[5]
致力于研究朱元璋等主题之历史学家陈梧桐认为，本书之史料的处理极不严谨，得出之结论也存在问题。他认为本书写作之研究方法属“以论带史”。陈梧桐认为本书的论述思想基础之一是黄仁宇于1974年出版之《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英语：Taxation and governmental finance in sixteenth-century Ming China），并认为黄仁宇的有关想法奠基于马克斯·韦伯等所提出之有关论述。[6] 陈梧桐认为《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影响了本书搜集材料、呈现和论述的方向；此种“以论带史”之作法，导致本书忽略了明朝中国之农业、手工业、商业和科学技术等方面之发展超过前代水平，亦无（显著）落后于当时之西方世界，且发展旺盛之白银贸易大幅促进了社会各方面的急速扩展和变化；虽政治思想等方面在国内外快速变化中显得保守、僵化、腐化等，但以综合国力来看仍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之一。[7]
潘叔明、许苏民等认为本书对李贽有错误的理解和论述，可能是因为黄仁宇先入为主的认定当时的中国社会不可能产生巨大的经济等方面之变化，并萌发与传统迥异的思想，导致本书写作时搜寻、采集、运用史料等之局限。[8]
张宏杰在《史学何以堕落为一门纯技术的学科？——从黄仁宇61岁被解聘后说开去》中，深入讨论本书在出版后备受各界关注之现象。[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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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书曾被改编成舞台剧，编剧为胡恩威，详见万历十五年 (舞台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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