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演化心理学是用进化论和心理学的观点研究宗教现象，是宗教心理学的一支。现代科学家倾向于结合心理学、演化心理学、神经心理学、脑科学及生物学等领域来探讨宗教相关议题，而不是将演化学理论视为单一的切入点。
背景
世界上大约有一万种不同的宗教，[1]依宗教的不同可能有各式各样展现信仰的形式。如仪式或戒律等。在众多宗教仪式中，如例行性的礼拜、献祭、禁欲、进食、割礼等等，以演化学的角度来看，这些行为都带有很大的本，像是花费时间、降低可能繁殖后代的机会、牺牲生命或者让自己陷于生命危险中。若此一角度来看，宗教应该要在演化的过程中被淘汰，但综观历史，无神论者反而站人口的少数，显示出宗教在人类社会中仍占有重要的地位。[2]
宗教的心理学与生物学基础
许多研究都指出宗教信仰和健康有所关联。如越投入宗教活动的人有酒精、毒品滥用问题的可能性越小[3]，而能避免酒精及药物滥用也对于生活品质及工作状况有正向影响。而工作情况是否稳定又进而影响到生活以及身心健康状况的稳定[4]。
而宗教信仰不只是与生理上的健康有所关联，哈罗德·G·柯尼格（Harold G. Koenig）等人2001年的研究指出，参与某些宗教活动对于处理日常生活中的压力有正向的帮助。[4]而许多研究也指出信仰宗教也带来许多心理健康的结果，如快乐、较高的自尊以及较低的忧郁倾向[5][6][7]。
除了个体的身心健康外，宗教群体也对于人际互动、社会支持有所助益，尤其是对于有特殊需求的个体及家庭[8][9][10][11]。
透过灵活的语言与复杂的认知能力，人类能够表达从来没有看过、碰过、听过的事物，如传说、神话以及宗教。而不只是想像，人类还能透过提以想像虚构的故事来进行合作，尤瓦尔·哈拉瑞（Yuval Noah Harari）指出就算是大批不认识的人，只要共同相信某个故事，就能互相合作。[12]如基督徒共同相信创世纪的故事、澳洲原住民共同相信“梦世纪”的概念，就连“国家”也是虚构个概念，两名素未谋面的乌克兰人，只要共同相信国家的主体性，就可能一同踏上战场，并且在战场上互相合作。
许多宗教的教义中都有对于信徒的道德约束与规范，如：举头三尺有神明、因果报应、天堂与地狱等概念。人们多半相信宗教信仰在道德良知上有所影响。部分人甚至将无神论者视为问题所在且不信任他们，如彭妮·埃吉尔（Penny Edgell）等人于2006年进行的研究指出，人们将无神论者在“分享他们对美国社会的愿景（sharing their vision of American society）”方面排名低于穆斯林、新移民和同性恋者，并且最不愿意允许自己的子女与之结婚。[13]
宗教演化心理学的重要理论
宗教的高成本信号理论（Costly Signaling Theory）主要用于解释宗教团体如何借由要求成员进行高成本且难以伪造的行为（如仪式和规范）来避免搭便车者进入群体，解此保护群体中成员的利益。
许多学者的研究已指出宗教群体能提供许多生理和心理的好处，其中包括改善健康、提高生存机会、经济利益、心理健康、危机期间的互相援助、获得配偶的机会[14]。宗教信仰促进团体团结和合作是一个团体提供这些好处的基础。威廉·艾恩斯（William Irons）[15]指出宗教通过增加信任来促进团内合作。他认为在人类历史中，群体生活的适应性优势是个体通过团体合作获得的好处，如合作狩猎、食物分享、群体防御和战争。然而，尽管个体能够透过合作得到利益，但这些集体目标通常不容易实现：若某个个体在团体合作的情境下选择了不合作，那他便能利用其他个体的合作成果来最大化自己的利益。因此，就算在所有团体成员都共同付出以实现合作目标的情况下，每个人都可能受益，但在没有社会机制限制搭便车者利用他人努力的情况下，这种大规模合作通常难以实现[16][17]。
要实现大规模集体合作首先必须克服信任和承诺的问题[18][19]。当个体能够保证为团体共同目标与利益付出时，团内合作更有可能实现。然而，在大多数人类社会互动中，就算团体中某一个成员能表达自己有意愿合作，但这不能作为参与群体合作的保证，在集体行动的脉络下，个体可以透过背叛，即假装声称自己愿意合作，而后却透过不合作来利用他人的合作成果以获取最大利益。
因此，每当个体可以通过背叛获得最大利益时，唯一可信的合作意愿的信号是那些“高成本且难以伪造”的信号。如果作为承诺的信号很容易伪造且成本不高，它们很容易被那些不打算付出心力于团体合作的搭便车者模仿。对此，一些研究者[20][21]提出宗教行为是高成本且难以伪造的承诺信号，此即高成本信号理论。
社交大脑（social brain）假说，也称作马基维利智慧（Machiavellian Intelligence），此一假说旨在解释灵长类动物的大脑不同于其他物种的原因：该假说认为生活在复杂社会群体中的特殊认知需求与灵长类动物特定脑区（主要是新皮质）的增大有关。尽管仍存在解释上的困难，但大多数证据支持社交大脑假说。尝试验证社交大脑假说的研究主要着重于找出能代表社交复杂性的适当指标（如社会群体大小、语言和文化）和与这些指标相关的大脑体积的适当指标，以及寻找更合适的统计方法。
到目前为止，科学家已经发现五个独立的社交复杂性或技能指标与灵长类动物的新皮质体积有所关联。这些指标包括社会群体大小、社交梳理群体（Grooming cliques）的大小、雄性在寻找伴侣时使用社交策略的程度[22]、战术欺骗（Tactical deception）的频率[23]以及社交游戏的频率[24]。其中每一个都与灵长类动物的相对新皮质体积和在群体大小的情况下的绝对新皮质体积都产生了显著的相关性。
另外，西蒙·M·李德（Simon M. Reader）和凯文·内维尔·拉兰德（Kevin Neville Laland）[25]对先前的文献进行分析后发现，再严谨地控制研究中物种的亲缘关系下，行为创新、社会学习以及工具使用的频率者三个指标都与灵长类动物脑中负责执行功能（executive function）的脑区的绝对和相对体积（新皮质与条纹皮质）肩存在显著正相关。
罗宾·邓巴指出，人类文化的形成取决于先进的社交与认知能力，而这在宗教的情境中尤其明显，宗教在促进社会和谐的方面（如祈求超自然力量的保佑或者是相信这世界能凭借著某个无形的力量而顺利运作），以及在使用超自然力量的观念来使人们遵守社会规范及秩序的方面，这些现象的认知需求非常可观，远远超出了人类日常社交互动时执行简单任务所需的认知水准。 [26]对于人类大脑结构和超群的认知及社交能力间的关系，社交大脑假说提供了一个可能的解释。
宗教演化心理学的研究方向
拱肩（spandrel）的比喻最初是由生物学家史蒂芬·杰伊·古尔德提出，他指出圣马可教堂支撑拱肩的拱形桁架上有精彩的壁画，但其最初的作用并非是设计来作画的，是建筑上结构的副产品，只不过后来被人们利用来作画或装饰。同样的，并非所有表征，都是天择的直接产物，有不少可能只是副产品。[27]
有些学者认为宗教认知是进化心灵的副产物。对于他们而言，宗教本身并没有适应价值。产生与神有关的思想和活动的心理结构是为了其他目的而演化的，宗教只是在演化过程中相对无害的噪音。
如生物学家查尔斯·达尔文认为，宗教认知并不是一种自然或心理的现象，它只是许多独立且复杂元素的组合，如爱、顺从、恐惧、崇敬、感激、对未来的希望，而宗教最好被解释为意识的拱肩。除此之外，他还指出，宗教元素不仅局限于人类，人会将生活中难以解释或者是模糊的赐物赋予灵性，就如他的狗会朝着因为风而时不时轻轻摇摆的伞咆哮，牠必须在一个迅速而无意识的方式中推理，将阳伞没有任何明显的原因的运动当作为某个生命体入侵他的领土的信号。[28]
将认知心理学应用于宗教的首位理论家之一是斯图尔特·古斯特里（Stewart Guthrie），他在他1993年的专著《云中的脸》（Face in the Could）中主张宗教主要是代理检测系统（agency detection system）的副产物。对古斯特里来说，人们将世界看作充满生命的存在的，因此形成了宗教。 古斯特里并不认为拟人化的倾向仅仅是地方文化和背景的产物。人类不是“学会”将神融入现实的情境中。相反，崇拜偶像是一种泛人类的倾向；例如当我们在云中看到脸孔或在将月亮上的阴影当作一个人的时候。古斯特里将拟人化解释为对于人的感知过度敏感的结果。我们认为世界充满人类生命，且总是想要找到其他同样身为人的存在，因此当面对模糊的现实，人类的感知犹如在进行无意识却谨慎的打赌，并将眼前的感知赋予最佳的解释。例如：将草丛中的动静解读为有老虎或是有敌人藏匿其中，对人的生存较有助益。因此当面对模糊的现实时，人们的大脑倾向过度补偿，导致宗教性的存在随处可见。就像达尔文的狗一样，人类的认知组织使其将自然效应归因于有意义的原因，因此在世界中投射出类似人类或有灵性的存在。[29]
心理学与宗教学家约瑟夫·布尔布利亚（Joseph A. Bulbulia）指出，拱肩理论通过将归因于认知设计的复杂性降到最低，从而简化了解释。无需将宗教认知视为精心设计的产物；也无需找到特定的心理结构来解释人们为什么相信神。拱肩理论的支持者理解，一个高度专门化的大脑可能会容易出现认知问题。而只要宗教不造成太多不利，演化便可能会保留人类信仰宗教得的倾向。[30]
心理学与宗教家指出，拱肩理论通过将归因于认知设计的复杂性降到最低，从而简化了解释。无需将宗教认知视为精心设计的产物；也无需找到特定的心理结构来解释人们为什么相信神。拱肩理论的支持者理解，一个高度专门化的大脑可能会容易出现认知问题。而只要宗教不造成太多不利，演化便可能会保留人类信仰宗教得的倾向。
功能性观点（functionalism）又称适应主义（adaptationism）的支持者将宗教视为极具功能性的存在，在演化上是一种优秀的机制，且能通过演化学自然选择的理论来解释。
罗宾·邓巴指出，生活中与其他人类的互动帮助我们的大脑演化，以利我们在大型社会群体中辨别朋友和敌人，而我们可将宗教视为人类社会性的一个层面，需要付出高成本的宗教行为是在演化过程中被精致化以利我们在大型社会群体中生存的一部分。[31]
将宗教视为社会交流的适应理论的其中一个解释是高成本信号理论，即个体能透过合作得到许多利益，为了避免搭便车者进入团体中图利，宗教行在团体中为作为一个“高成本且难以伪造”的信号，而宗教团体的成员借由进行“高成本又难以伪造的行为”来确保留在群体中的是愿意付出合作的个体，并进而保护团体中成员的集体利益。[32]
除此之外，维吉尼亚·J·亨特（Virginia J. Hunter）于1994的著作也指出全知神祇的概念也能被运用在适应理论的解释中，许多宗教相信有全知的神祇会观察人们的行为，并能对其施加奖励或惩罚，宗教实践的很大一部分是试图与神祇沟通和交流，以获得利益与慰藉，或为自己和团体中其他忠实的信徒们带来好处。而将宗教视为社会交流的适应性的理论的关键在于，全知的神祇能够影响我们的日常生活，使我们具有道德观，并为自己的行为负责。[33]
再者，大卫·斯隆·威尔逊也主张，宗教团体可能作为演化的适应性单位发挥作用。人们在社会群体中透过合作而获得的好处并不只限于个体，也在这些透过个体来创建和维护的群体层次间间接地流动。对于威尔逊来说，对宗教思想和行为的最佳解释是，它促进了高度团结和功能适应的群体[34]。而高度适应性的群体能让自己在变动的环境中长久存续下去。当资源有限时，可能会导致严重的群体竞争，此时加入一个团结的群体是获得资源的有效策略。[35]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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