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伯鲁（1856年12月21日—1932年8月7日），字芝栋，亦作子钝、芝洞、子栋，号竹心、芝田，晚年又号钝叟，笔名别号九嵕山樵、瓶园老人、心太平轩老人，陕西礼泉人，清朝官员。戊戌变法中的重要人物。[1]
生平
光绪五年己卯科优贡，光绪十一年（1885年），以优贡中举，光绪十二年进士。同年五月，改翰林院庶吉士[2]。光绪十五年四月，散馆，授翰林院编修[3]。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戊戌变法时，宋伯鲁任监察御史，以个人名义为康有为上书光绪帝，有《请讲明国是正定方针折》、《请催举经济特科片》、《请改八股为策论折》等。宋与杨深秀联名上疏光绪帝《请将守旧礼臣立赐降斥疏》，痛斥礼部尚书许应骙守旧迂谬，阻挠新政。不久六品官礼部主事王照请礼部尚书许应骙代奏《请皇上奉皇太后圣驾巡幸中外折》，又被许扣压，使光绪帝一气撤销许应骙等里六人职务，是为“礼部六堂官事件”。[1]
此外，雷家圣《力挽狂澜：戊戌政变新探》[4] 一书指出，戊戌变法期间，至中国访问的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与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向康有为提议进行“中美英日四国合邦”，于是康有为于八月初三晚间要求杨深秀、宋伯鲁等人向光绪帝上奏合邦的计划。杨深秀在八月初五（阳历9月20日）向光绪帝奏请“联合英、美、日本，勿嫌合邦之名不美”，宋伯鲁更在八月初六（阳历9月21日，亦即戊戌政变发生的当天）向光绪帝奏言：
渠（李提摩太）之来也，拟联合中国、日本、美国及英国为合邦，共选通达时务、晓畅各国掌故者百人，专理四国兵政税则及一切外交等事，别练兵若干营，以资御侮。…今拟请皇上速简通达外务、名震地球之重臣，如大学士李鸿章者，往见该教士李提摩太及日相伊藤博文，与之商酌办法。[5]
雷家圣指出，慈禧太后于获知此事之后，惊觉事态严重，当机立断发动政变，重新训政，结束了戊戌变法。
按照李提摩太向康有为的建议，是要中美英日四国将军事、财政、外交等权力交给一个“百人委员会”来管理，建立一个比现在欧盟更紧密结合的联邦，藉以对抗俄国，这在当时是完全不切实际的。但身为高级知识分子的李提摩太却向康有为提出这种建议，动机令人怀疑，可能是以合邦为名，诱使中国先交出军事、财政、外交等权力；宋伯鲁更向光绪建议要向李提摩太与伊藤博文“商酌办法”，则控制权将完全掌握在外人手中。因此李提摩太“合邦”的计划，可以说是一个外交的骗局，利用康有为、宋伯鲁等人对国际知识所知有限的弱点，诱骗康有为等人与光绪将中国各种重要权力交给外国人，任由外国操控宰割。然而，慈禧在9月21日训政当天颁布的捉拿康有为的上谕中并未提到康有为卖国，只说：“谕军机大臣等：工部主事康有为结党营私，莠言乱政，屡经被人参奏，著革职，并其弟康广仁，均著步军统领衙门拿交刑部，按律治罪。[6]”此外，杨深秀和宋伯鲁都曾上奏倡议四国合邦，但慈禧在戊戌政变之后定他们的罪中都未提到他们这条罪名；宋伯鲁的罪名是“滥保匪人”、“声名恶劣”，杨深秀的罪名是与康有为结党。雷家圣指出这是因为慈禧当时还不知道英、美、日等国的参与程度，如果贸然指责英、美、日等国，外交纠纷更难收拾，故只能以含混之罪名带过。
戊戌变法失败后，宋伯鲁被清廷下令革职拿问。他事先得李岳瑞密报，避于意大利使馆，旋携眷匿居上海三年余，期间一度赴日本。1902年，宋伯鲁返回陕西，被陕西按察使樊增祥抓捕，囚禁三年后获释出狱，应伊犁将军长庚之邀请赴新疆，主持新疆通志局，纂修新疆省志。1908年写成《新疆建置志》、《新疆山脉志》各四卷。宣统元年（1909年）长庚调任陕甘总督，宋随长庚东返。宣统三年（1911年）夏返回家乡。[1]
1918年，宋伯鲁当选中华民国第二届国会参议员。1920年，中华民国第二届国会解散。[7][1]晚年，宋伯鲁任陕西省通志局（馆）总纂、馆长，主持续修《陕西通志》。[1]
1932年8月7日，逝世[8]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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