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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安门毛泽东像污损案是指在1989年5月23日下午2时，3位来自湖南省浏阳市的青年鲁德成、喻东岳和余志坚针对北京市天安门所悬挂巨幅毛泽东画像所进行的毁损行动。三人最初为了声援主张反对贪腐和要求中国共产党改革的六四天安门事件抗议学生而在5月19日前往北京市，后面他们则主张完全推翻中国共产党并且建立民主政府[1]。尽管余志坚和喻东岳曾经向学生领导人提及建议和宣言但并没有获得答复，之后认为无法和学生有进一步对话的三人于5月22日开始策划针对毛泽东画像的破坏行动[2]。
第二天他们先是于附近购买了20颗鸡蛋并且填满油漆，之后就抵达画像附近准备展开行动。三人先是于天安门城楼悬挂“五千年专制到此可以告一段落”和“个人崇拜从今可以休矣”标语，不久便将盛满颜料的蛋壳扔向毛泽东画像上。之后3人遭到由北京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大学学生组成的纠察队抓住，并且送至帐篷中问话。最初三人认为可以借此与学生领导人会面并且告诉他们其行动的象征意义，但是参与学生则是担心三人为中共政府为了故意抹黑抗议行动而派遣的间谍。最后决定在当天下午5时召开中外记者新闻发表会，会议上要求三人公开承认是个人作为而“与民主运动无关”。
随后在当天晚上7时，北京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将3人移交给北京市公安机关处理；而民主运动人士也在播出的电视节目上谴责这一行为，并且多次强调示威学生与3名青年污损毛泽东像的作为并没有关联。到了晚上10时遭到污损的毛泽东画像被撤下来，并且随即换上了备用画像。之后鲁德成、喻东岳和余志坚分别被人民法院判处16年有期徒刑、20年有期徒刑和无期徒刑[3][4]。这次事件之后，包括周勇军、封从德、王丹和吾尔开希等学生领导人对于示威学生造成3人遭到公安机关逮捕并判刑感到抱歉，同时亦有以此次事件为主题的文学著作以及话剧表演出现。
参与这次污损毛泽东画像者分别是来自湖南省浏阳市的喻东岳、余志坚和鲁德成，之后他们3人也被部分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主运动的人士称作“湖南三壮士”或者是“天安门三君子”[5]。其中比余志坚和鲁德成小5岁的喻东岳在19岁时考上湘潭师专中文系[6]，毕业后在湘潭市第三职业学校任教，他还在1985年时当选成为湘潭市板塘区人民代表[7]，并且在1989年1月时如愿调任到湖南省《浏阳日报》担任美术编辑[8]。余志坚在湘潭师专化学系毕业后先是分配到浏阳县达浒乡中学担任化学教师[9]，但之后则因为多次与校方有所冲突而被调往了更为偏僻的达浒乡涟头小学就任[6][10]。鲁德成则为湖南省汽车运输公司浏阳分公司的汽车修理工，在1985年时结婚并且两人育有一个孩子[11][12]。
喻东岳和余志坚在过去湘潭师专曾经有过交流，后来俩人便经常在浏阳县见面并且谈论现况，而鲁德成跟余志坚过去则是小学和初中同学[13]。在1989年4月16日时，北京市学生开始发起示威活动并且提出更加开放的政府与社会等要求，之后由于示威活动在5月时态势不断升级。受到示威学生决定进行绝食行动和中国各地都展开相关的声援活动影响，余志坚前往《浏阳日报》报社找喻东岳并且表示要在天安门广场上以自焚的方式来表示支持学生；尽管后来余志坚的决定遭到喻东岳劝阻，但是两人决定以更具体的行动声援学生[12]。当天下午余志坚就把自己的另一个朋友鲁德成介绍给喻东岳，之后3人决定隔天就前往北京市[14]。
在出发前余志坚托人向学校表示因为母亲生病而要请假回家照料，而鲁德成也向公司谎称要送妻子回娘家而请假离去；喻东岳则是在向《浏阳日报》报社社长留下便笺表示已经完成分内工作，因此希望能够休假并且北上[12]。5月18日上午，3人乘车经由湘潭来到了长沙市准备搭乘当天晚上9时点的特快列车直接前往北京市，3人在空余时间参加了长沙市声援北京示威学生的游行队伍[15]。但由于觉得示威学生的口号过于空泛使得余志坚提议3人自行拟定口号，之后他们以“结束一党专政，实现民主制度”作为横幅文字、而在纸上写下“恢复真正共和政体，打倒官僚统治”和“还政于民、还权于民、还自由于民。把封建制度送进历史的垃圾堆！”等标语，之后3人署名为“湖南声援团浏阳分团”[10][12]。
而由于担心前往北京市后无法应付生活开销，3人开始在长沙站邮局处摆设演讲台开始发表演讲并且获得一些民众的捐款，并且携带着相机的喻东岳也开始将3人的作为拍照记录[16][17]。在将写有先前写的标语悬挂在长沙站站前广场后[18][19]，3人便搭上火车并且和同样要前往北京声援的湖南省学生进行交流[17]，喻东岳还以“浏阳报社”的名义组织签名作为留念[16]。在火车上透过余志坚口述、喻东岳执笔的方式，3人草拟出了多方面批评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演讲稿[12]。5月19日时3人抵达了北京市，之后跟着游行队伍前往天安门广场[19]。但是进驻天安门广场后3人发现自身看法与示威学生有所落差，并且也无法直接提供意见给当时负责的学生领导人。不过在1989年5月20日时北京市正式实施戒严，3人仍然跟着北京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的纠察队协助维持秩序并且防范军队进入天安门广场附近[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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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2日10时因为不满北京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发表了《胜利大撤退》一文，支持继续占领天安门广场的3人开始与一旁的学生辩驳；甚至喻东岳执笔写下了《何谓胜利？》和《民众的民主之路在何方？》的广播稿交给广播站，但是广播站却并没有回应[5][12][14]。当天晚上余志坚表示希望能够设法在天安门广场上做出一些举动，并且获得喻东岳和鲁德成的支持。尽管一开始他们想到借由天安门广场上自焚的方式来呼吁学生不应该对于中国共产党有所期待[17][1]，但是担心没有事先的准备反而会引起他人的误会，之后改决定将天安门城楼上的毛泽东画像拆除[14]。到了隔天早上，3人前往现场勘察发现将天安门城楼上悬挂的毛泽东主席巨幅画像拆除并不可能[17]，而以油漆将画像刷除这个想法也因不实际而遭到否决[20]，最后3人决定以鸡蛋蛋壳涂抹油画颜料来达到同样效果[14][21]。
而在5月23日当天，数百万名参与示威活动的学生则计划发起抗议活动以表达对于北京市实施戒严持续3天的不满[22]。到了中午12时3人买了鸡蛋、油画颜料、宣纸和墨汁等工具[23]，并且在天安门广场西侧的北京中山公园内调配颜料并且装入20颗蛋壳中[9]。3人接着给自己的家人写下了遗书，之后由余志坚起草文字、喻东岳在宣纸上写下“五千年专制到此可以告一段落”和“个人崇拜从今可以休矣”的标语[8]。下午2时10分，3人先把两张标语分别张贴在天安门城楼主城门门洞的两侧[23]，并且余志坚也开始将附近的民众加以驱离[16]。在2时20分左右，由22岁的喻东岳先行把装满颜料的鸡蛋蛋壳往天安门广场上的巨幅毛泽东画像丢掷后，之后26岁的鲁德成随后也跟进开始丢掷蛋壳[16]，另外25岁的余志坚则和其他学生一同维持附近的秩序[14][24]。之后3人也高声呼喊“打倒官僚政府！倡导自由民主！”的口号，并且获得附近一些群众的支持。
然而当时在天安门广场上的示威学生也怀疑公安机关的便衣成员会企图借由事端抹黑学生抗议活动，并且为之后可能发生的镇压行动作为借口[22]。半小时候后隶属于北京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的纠察队成员前往现场盘查3人身份，之后喻东岳和鲁德成马上被抓住并且先送到了人民英雄纪念碑附近的纠察队指挥部内。当时担任学生纠察队队长的张健便询问了两人身份，之后张健告诉两人之所以询问行为的理由并且要求两人应该负起责任[14]。而另外一方面由于在过程中旁边示威群众的反对，使得余志坚反而是由北京工人自治联合会的纠察队带走并且与周勇军会面，但是之后北京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则要求将3人集合以澄清事件[25]。同时参与抗议活动的学生也很快在城楼下面挂起“这不是学生、人民干的”的白布横额，同时一些示威群众的认为这一行为有辱国家和党的象征[26][27]；而由于北京市天气在之后随即转阴也使得许多民众以为是因为污损毛泽东画像所造成的[26]，对此鲁德成之后表示：“这些都是中共专制文化下折射的东西。当时正值春夏之交，北京下雨的天气，却被民间神话了。[9]”
学生之后将3人带到停靠在金水桥地面包车隔离看管，期间则有《中国农民报》的记者对他们进行采访[25]。而参与抗议活动的学生们后续仍针对3人的行为和背景质询了2个小时，但尽管3人在在拿出证件表明身份后仍然遭到许多学生的质疑[28]。而无法信任3人的学生要求喻东岳、余志坚和鲁德成提出字条并且按压手印，以声明3人污损画像的举动与学生发起的示威活动并无关连。当天下午5时，学生进一步要求喻东岳、余志坚和鲁德成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前出席中外记者新闻发布会，公开承认是其个人所为而且整个污损画像的行动与学生发起的“民主运动无关”[17]，不过3人也借由记者会发表其政治主张[25][23]。而在记者会结束后3人则接受中国中央电视台记者陈铎的专访，并且这段画面则在当天晚上的《新闻联播》上播出[20]。同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部人员的要求下，当时留守天安门广场的部分学生纠察队成员被迫讨论喻东岳、余志坚和鲁德成的去留[20][18]。
其中一部分学生认为3人是受到中国政府的指使所派遣而来[28]，另外一部分学生则认为这是自发行动，最后学生代表经投票表决后决定将3人先行交到公安机关处理[18]。到了当天晚上6时，北京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的纠察队告知3人将把其移交北京市东城分局的天安门管理处。之后由代表北京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的郭海峰负责这次移交过程，其中郭海峰向3人索取了名片并且要求签名，3人则把在长沙站募款而来的剩余资金递交给他[16]。而到了管理处时郭海峰要求负责人提供一份有着亲笔签名的收条，并且表示：“你有义务向我们通报这三人的下落，这件事我们以后一定还要过问的！[23]”而在当天晚间晚播出的电视节目中，民主运动人士则声明示威活动与3人毁损画像的行为无关，并且亦对喻东岳、余志坚和鲁德成公开指责。而遭到污损的毛泽东画像在3时50分时，由天安门广场上管理处便利用云梯先以绿色军毯覆盖画像[27][29]。到了当天晚上10时25分，管理处在五建公司以及运输公司的协助下把被污损的毛泽东画像取下来，并且随即换上了备用的毛泽东画像[30]。
喻东岳、余志坚和鲁德成在东城派出出所关一天晚上后先被移往东城区看守所，之后移送前往北京市第一看守所[25]。到了6月15日时，中国公安机关针对3人的作为进行了正式的逮捕行动。而遭到逮捕的3人随后在1989年7月11日时，于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地下室开始就相关行动进行秘密审判。其中先前喻东岳所拍摄有关在长沙市演讲乃至于制作海报的照片便被检察机关视为犯罪证物[16]，而为了表示有法治基础中国政府还以100元人民币帮助3人聘请律师[5]。在审判过程中喻东岳还坚持3人毁损毛泽东画像的行为实际上是一种行动艺术[17]，不过整个审判过程大约经过2个小时便宣告结束[31]。之后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宣布延期宣判，一直到同年8月11日时才正式提交判决书[8][11]，其中鲁德成、喻东岳和余志坚分别被人民法院以“反革命破坏”和“反革命煽动”等罪名判处16年有期徒刑、20年有期徒刑和无期徒刑[32][33]。
之后3人于1989年12月1日时先从北京市第一看守所送往湖南省衡阳监狱短暂共同服刑，期间喻东岳和余志坚劝说鲁德成尽量不要反抗中国共产党并且尽量遵守规定生活，以便其出狱后能够尽早为代表三人与外界联络[34]。之后1990年初时，喻东岳、余志坚和鲁德成被分别分配到湖南省赤山监狱和湖南省永州监狱[35]。其中被判16年有期徒刑的鲁德成由于长年的监禁使得其妻子与其离婚，而由于教育水准较低使得中国共产党认为他是三人中唯一可以改过者[34]。鲁德成在1998年获得假释出狱后仍然持续遭到中国政府的骚扰，不过他也尝试与曾经参与抗议行动的学生有所联系[36]；在2004年11月他离开中国并向联合国难民署寻求庇护[13]，但是1个月后遭到泰国警方以非法入境罪拘捕并且关押于泰国移民局拘留所，一直到2006年4月11日才抵达加拿大并且获得永久居留权[37]。而被判处无期徒刑的余志坚在2000年时假释出狱[38]，但是在2006年2月时因为发起绝食活动而遭到中国警方逮捕[32][39]；在2009年时他经由泰国抵达美国，并且获得政治庇护[40]。
不过被判处20年有期徒刑的喻东岳则在1992年时，因为长期的单独禁闭和虐待而于监狱中开始罹患精神分裂症[41][42]。并且他一直到2006年2月时才得以减刑出狱，之后在2009年时抵达美国并且获得政治庇护[40]。期间包括国际特赦组织和无国界记者等团体都针对喻东岳在监狱服16年徒刑后罹患精神分裂症一事发表谴责[43]，而对话基金会主席康原则认为喻东岳“是最后一位获释的天安门事件重要人物”。同样在六四事件期间担任重要角色的刘晓波对此则表示：“对于一个青年人，因为往一个画像上丢两个臭鸡蛋什么的，居然就能够被判20年，而且听他家人说他现在已经精神失常了，连他的母亲，接他的弟弟都不认识了。我想这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整个六四事件，这个喻东岳释放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个具有某种象征意义性的事件。[44]”
早在1992年时，同样出身于湖南省的学生领导人唐柏桥便在为人权观察所撰写的《湖南人权报告》中提到喻东岳、余志坚和鲁德成的情况[45]。但是尽管唐柏桥数度发起连署活动谴责中国政府对于3人的作为，但是长期以来包括学生领导人以及社会舆论并没有给这次事件有高度关注[25][46]。到了2002年6月时，湖南省的自由撰稿人陈少文在纽约的历史文化刊物《黄花岗杂志》上发表了《八九真英雄 湖南三壮士》一文，内容介绍了整起事件的经过并且对于其作为给予了高度评价[46]。周勇军在看完这篇文章后，在2004年8月4日也发表了长篇调查报导《我与“湖南三壮士”事件》作为纪念，并且开始呼吁社会大众以及其他曾经参与学生运动的人士关注此事[25]。另外华裔加拿大作家郑霭玲则是在2009年时，与加拿大蓝灯书屋合作出版了以这次事件为主题的著作《毛像上的鸡蛋：一位污损神像、揭露专制的普通人的故事》[47][48]。而魁北克剧作家卡罗拉·弗雷谢特在报纸上得知有关喻东岳出狱消息后也开始调查相关资料，并且在2012年时以此为题材创作了话剧《想到喻》（Thinking of Yu），内容讲述了喻东岳的故事以及不同人对于此次事件的看法[49]。
到了今日，许多参与抗议行动的学生领导人都对于造成喻东岳、余志坚和鲁德成遭到公安机关逮捕并且判刑一事感到抱歉[23][50][51]，同时一些评论也将这次污损画像事件和民主女神以及王维林阻挡坦克列为六四事件期间的象征性作为[20]。其中独立撰稿人余杰便表示：“湖南三君子史无前例地挑战神坛上的毛泽东，堪称反独裁、反暴君的伟大壮举。他们的所作所为决非一时兴起，而是经过深思熟虑……他们为此付出了惨痛的代价……[52]”在2005年3月时，封从德发表了《天安门三壮士的历史教训──我见证的砸毛像事件》一文并且认为当时由于天安门广场上并没有明确领导组织而造成这次事件发生[28]。在2006年4月25日时，周锋锁等曾经参与示威活动的人士便趁着鲁德成前往美国时于招待会上公开表示歉意[46]；而同年5月4日时，包括王丹、吾尔开希、王超华和蒋品超等人在庆祝鲁德成获得释放的连署声明中发表道歉声明，表示对于当时学生决定将3人交给公安机关处理而导致3人遭到监禁感到遗憾[46][53]。不过外地高校学生联合会总指挥连胜德则表示虽然对于3人之后的结果感到难过，但是并不认为将3人移交给公安机关是错误的做法[46]。而郑义则在文章中提到他并无法认定将3人移交给公安机关是否是正确决定，但是他仍然对于3人在监狱中的待遇感到十分难过[54]。
自从1989年喻东岳、余志坚和鲁德成三人向毛泽东画像丢掷鸡蛋以后，中国还至少发生过三次与天安门悬挂的毛泽东画像有关的破坏案件。其中第一次发生在2007年5月，根据官方媒体新华社报导指出一名来自乌鲁木齐市的无业男子向画像投掷燃烧物而造成局部损坏；随后天安门广场便遭到封锁并且因为这次事件而提高戒备层级，而根据报导指出该人遭到警方拘留但是当前下落不明[55]。第二次破坏事件则是发生在2010年4月5日下午，一名从黑龙江省前往北京市的抗议人士向画像泼洒墨水，以希望各界能够重视人权问题，后来他则被北京市警方拘留[56]。
第三次事件则是发生在2014年3月5日时，一名年约30岁的抗议人士孙兵前往天安门广场，希望借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期间向政府表达不满。之后他向毛泽东画像左下角泼洒油墨，该名抗议人士很快被警方拘留，当局亦随即建立封锁线包围现场。由于孙兵过去便曾因为故意犯罪而被判处有期徒刑，其本次犯罪属于刑满释放5年内的累犯，依中国法律从重处罚。最终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以寻衅滋事罪判处孙兵有期徒刑1年2个月。[57][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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