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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大陈人（台州话：/de33ʔuɛ533 dᴀ133dʑiɪɲ311ȵiɪɲ311/），又称“大陈义胞”（台州话：/dᴀ133dʑiɪɲ311ȵiʲ113pɔ33/），是1955年2月自中华民国浙江省沿岸大陈岛（今属台州市椒江区大陈镇）、渔山列岛（今属宁波市象山县）、披山岛（今属玉环市）、南麂列岛（今属温州市平阳县）撤退来到台湾的居民。此次撤退史称大陈岛撤退。
| 台湾大陈人 | |||||||||||||||||||||||||||||||
| 汉语名称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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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繁体字 | 臺灣大陳人 | ||||||||||||||||||||||||||||||
| 简化字 | 台湾大陈人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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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排湾语名称 | |||||||||||||||||||||||||||||||
| 排湾语 | kasidadjing a se Taivang a caucau | ||||||||||||||||||||||||||||||
台湾政坛上知名的大陈人后代有民主进步党籍中华民国大陆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梁文杰、中国国民党籍叶匡时和立法委员罗智强等。台湾著名演员柯受良也是大陈人。
大陈诸岛自明代至1930年代，长期受到浙江沿海海盗活动的威胁，除天灾之外，就属海盗攻击问题最大，情况严重之际，岛民甚至必须返浙江沿海居住以策安全。1940年水警队发生叛变，叛变之水警队员杀害水警队长，并洗劫大陈而去，使大陈岛呈无政府状态。后来当地士绅决定出资请大陈人王相义组织地方武力自保，招募渔民并收编小股海盗，编成一支数百人武装保卫队，担任大陈地方的防卫任务。日本侵华期间，王相义加入浙江省温台护航委员会，攻击抢夺日本与其他外国商船，此时王相义的武装部队增至1200人。二战结束后，王相义投靠国民政府，任浙江省温岭县长，后来温岭县城被共军攻下，王相义与县政府一起退守大陈。[1]
国共内战后期，中华民国中央政府已经撤退到台湾岛，实际控制的领土仅限于台湾、澎湖群岛、福建省金门、乌坵、马祖、东引、东西犬以及浙东沿岸的数岛。
1951年民国政府江浙反共救国军成立，设总部于大陈岛，并将渔山岛、大陈岛、披山岛、南麂岛划设为“大陈地区”，使成“反攻基地”，新意涵的“大陈”概念由此萌芽。
1954年10月起中共军队开始对大陈列岛进行军事行动，此大陈战役即是第一次台海危机，其间护航驱逐舰（DE）太平舰遭共军鱼雷小艇击沉。1955年1月18日一江山岛失守，与一江山岛相隔极近的大陈岛势必失去屏障，加上距离台湾本岛过远以及金马陈皆不在美国防守的范围之内，因此中华民国决定自大陈岛撤守，在美国协助下拟定金刚计划。于1955年2月8日展开，四天之内，撤退了大陈岛上所有的居民（除了一位生病的人）共一万余，加上军队共计两万八千人，并于基隆港登陆台湾本岛。随后中华民国政府撤销浙江省政府，正式宣告失去所有浙江省领土。[2]
当时政府重点是将这批来台的大陈百姓界定为“义胞”，而非因战火逃难家园的“难民”，主导此新闻事件渲染为成功的“中美军事合作”与转进，引导民心对蒋中正政府的效忠。[1]台湾省议会于1955年2月12日发起对大陈义胞的‘一人一元救济运动’，宣传上指出：
此次我大陈同胞，为厌恶共匪暴行，毁家抒难，奔向自由，发扬我民族伟大之忠义精神与我黄帝子孙坚忍不拔的意志，以昭示于全世界，我台省同胞亦与有光荣。[3]
“大陈义胞”泛指随中华民国政府在“大陈撤退”过程中不惜抛弃固有的家园只愿跟随政府来到台湾躲避共产党欺压的近两万名居民。 政府也在这次的撤退过程中，将其塑造成一次成功的台美军事合作。不仅如此，“义胞”一名强调这些居民们是为了民族大义而不惜放弃家园共赴国难的忠义之士，也是国家对内与对外意识形态宣传政策的一部分。[1]:61-62
政府设置了一个单位来负责安置大陈人，由内政部、省政府与中国大陆灾胞救济总会组成了“大陈地区反共义胞来台辅导委员会”，于1955年1月28日成立，于1958年底大陈义胞安置工作完成后解散，之后的辅导工作改由省政府社会处接管。[1]
来到台湾后他们被称作大陈义胞，并由中央政府保证工作和生活，先是在基隆各学校充作的招待所内安置，后来被分配到全台各地共三十六处的大陈新村。最先的政策是依照在大陈岛时的职业：
虽然被分配到房屋、土地和工作，甚至初期仍有生活津贴，但大多数的大陈人生活仍然清苦。因此1964年起政府训练部分大陈人转任船员、码头工人。
“上大陈”、“下大陈”乃浙江沿海的两个小岛，现今于台湾社会中之“大陈”，却是一个新创的集体概念。[4]
大陈人来到台湾，也把当地饮食带来，像是大陈年糕、松糕、麦油煎（包入炒米粉的春卷）等。大陈岛的酿酒技工，来台后多被分配到埔里酒厂工作，也把当地技术与台湾融合。
在大陈义胞社区中特有的“大陈神明崇拜”与“蒋公崇拜”，乃是群体认同化过程中，彰显以宗教文化为基础的“类同的象征建构”，目前自称为之大陈人，过去则是以“大陈义胞”之名为社会所认知。[1]
大陈人在聚居的社区新村内供奉在家乡的乡土神祇，如威烈侯（威武陈元帅）、渔师大神、阮弼真君、平水禹王、杨府元帅、五显菩萨等，这些和台湾主流汉族民系（福佬和客家）的信仰神明不太一样。其中威烈侯（威武陈元帅）信仰，在高雄市茄萣区南田新村、大社区和平新村、凤山区太平新村及屏东县高树乡自强新村等大陈义胞聚落皆建有“威武庙”。除此之外，大陈人也有信奉汉人共通的信仰的神明，如妈祖，观音和三官大帝。大陈人的“大陈神明”意识不仅表现在集体参与各新村庙会活动，也在各新村庙宇新建与整修之际，金钱的奉献，除本村村民之外，别的大陈村落的居民也会捐款参与。
大陈人传统上很感念蒋中正、蒋经国父子，因此许多大陈新村皆供蒋中正神像。因蒋中正于1954年5月巡视大陈岛，蒋经国也以政战部主任的身份前往大陈视察战地政务总共四次，使人心安定，让大陈人心存感激，自认受到蒋氏父子深厚的照顾。1975年蒋中正去世后，大陈人也以“大陈义胞”之名，由35个新村所派出的35人代表，“披蔴带孝”至国父纪念馆哀悼而成焦点。1975年，高雄市旗津区的实践新村建立名为蒋公感恩堂的庙宇，祭祀主神即是蒋中正，当地称为“蒋公庙”，正殿神龛中央立蒋中正像，而两旁偏殿则供奉观音与三官大帝。1977年实践新村又建另一座新的蒋公报恩观的庙宇，供奉蒋中正与阮弼真君等各类民间信仰神祇，此乃大陈人自我身份认同建构行动。[1]
大陈人之中也有属于与台湾多数人相同的闽南民系，一般而言闽籍大陈人融入台湾社会比浙籍（吴越民系）适应良好，例如柯受良曾经发行闽南语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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