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纯如著作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南京暴行：被遗忘的大屠杀》（英语：The Rape of Nanking: The Forgotten Holocaust of World War II）是一部由美国华裔作家张纯如于1997年出版的非小说类书籍，内容旨在介绍中国抗日战争期间日军于1937年攻占中国首都南京后的屠杀与各种暴行（即南京大屠杀）。该书是第一本以美国普罗大众为对象的历史叙事著作，被认为一定程度上补足了西方国家对南京大屠杀的认识。
该书在出版后短时间内便引起强烈回响，曾登上《纽约时报》的畅销书排行榜，还被翻译成为多种语言，多名学者与报刊媒体给予其正面评价，如哈佛大学历史系主任威廉·C·柯比称“比以往的任何纪录都更为详细”；然而另一方面，该书亦受到“充满了不实的资讯”、“愚蠢的分析”、“给予日本右翼反攻的借口”等负面批评。
该书的写作亦促使作者张纯如发现南京大屠杀的重要史料《拉贝日记》，并使其公诸于世。《美国在线》副总裁泰德·莱昂西斯也在阅读本书后，决定赞助南京大屠杀纪录片《南京》的拍摄。
本书作者张纯如于1968年3月28日出生在美国新泽西州普林斯顿，父亲张邵进与母亲张盈盈皆在二战中的中国长大，后来流亡至美国、定居于伊利诺伊州，两人皆是具有博士学位的高级知识分子。张纯如在年幼时从父母首次听说了南京大屠杀的故事，后者描述了日本人在南京的种种暴行，如“把婴儿撕成两半，甚至三块、四块，有一段时间长江水都被血染成红色……”。张纯如在本书导言中形容南京大屠杀“一直深藏在（她）心里深处”，“隐喻著一种难以言说的邪恶”[3]。为了了解屠杀的具体情况，张纯如在中学时代便寻找当地的图书馆，却一无所获，张纯如感到疑惑，认为南京大屠杀若真如其父母形容是“人类历史上一次最野蛮的行为”，为何没有相关著作记录下来？然而张纯如对此事的好奇心也很快便消散了[3]。
张纯如再度与南京大屠杀产生联系已是二十年后的事，此时她已是一名职业作家，从一名电影业友人口中得知有几位美国东岸的制片人最近完成一部关于南京大屠杀的纪录片，但碍于资金缺乏而无法进行宣传和发行工作[4]。这件事引起了张纯如的兴趣，进而接触两位纪录片的制片人，一位是社会活动家邵子平，该人曾为联合国工作，同时也是“纪念南京大屠杀死难同胞委员会”的上一届主席，还曾协助制作过同为南京大屠杀纪录片的录像带——《马吉的证言》（Magee's Testament）[注 1]。另一位是独立制片人汤美如，曾与崔明慧合作了专题片——《以天皇的名义：南京大屠杀》（In The Name of the Emperor）[注 2][4]。邵子平和汤美如后来介绍张纯如进入社会活动家的圈子，圈内人多为第一代美籍与加拿大籍华人，张纯如与他们一样，认为有必要在屠杀幸存者全部去世前，将日军在南京犯下的暴行全部记录下来并公诸于众[4]。
1994年12月13日，张纯如在加利福尼亚州库比蒂诺参加了由“亚洲保护第二次世界大战历史全球联盟”赞助的一场纪念南京暴行死难者的会议，中国两岸的许多历史学者都出席，并带来了各自的著作和珍贵的历史图片，张纯如在看过南京大屠杀的图片后深受触动，她写道：
其中几张是我一生当中所看到，最令人毛骨悚然的照片。虽然小时候听过许多关于南京大屠杀的事情，但当我看到这些照片时，却猝不及防——赤裸裸的黑白影像，被斩断的首级，肠开肚破的人、赤身裸体、被强暴者强迫做出各种春宫姿势的妇女，她们脸部扭曲、痛苦与羞愧的表情，令人永志难忘……（中略）……更过分的是，这些刽子手还侮辱受难者，强迫他们承受最大的痛苦与屈辱才结束生命。我突然陷入恐慌，这种可怕的不尊重生命的行为，这种人类社会演化的大倒退，会不会被贬抑为历史的一段小插曲，或被视为计算机程序中一个无足轻重的小毛病？悲剧可能随时会重演，除非有人硬要世人记住它[8]
当时的张纯如刚完成其处女作——《钱学森传》，正在寻找下一个写作题目，会上展出的照片使她受到强烈的刺激，决定将下一部作品的主题定为南京大屠杀。在这场会议中，张纯如也获知当时西方社会对于南京大屠杀的出版物只有两本英文小说——《天堂之树》（Tree of Heaven）与《橙雾帐篷》（Tent of Orange Mist），两本皆已于1995年出版[9]，同时进行的还有一本大屠杀的图片集——《南京的暴行：一段不容抹煞的历史图片故事》（The Rape of Nanking: An Undeniable History in Photographs，由华裔青年尹集均和史咏合编），还没有人用英文写出一本关于南京暴行的长篇纪实著作[9]。张纯如认为，南京大屠杀之所以在世界历史上受到冷遇，不像纳粹德国的犹太人大屠杀或是广岛原子弹爆炸那样众所皆知，就是因为受害者本身在保持沉默。在战后冷战背景的大环境下，有关各方共同造成了这一事件的历史性忽略。无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是中华民国都没有向日本要求战争赔偿。美国为了对抗苏联与中国的威胁、取得以前敌人——日本的忠诚与友谊，最终使其逃避了许多严厉的惩罚[10]。日本的社会风气也使讨论中日战争成为一种禁忌，轻则失业，重则遭人刺杀，身为外国人要接近有关档案资料更是困难，许多人也不愿接受访问[11]，在这种环境下，有些日本历史学者怀疑、诋毁、甚至是否认南京大屠杀的报导，使张纯如决定有必要写作本书的决心更为强烈[12]。在一次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校刊编辑苏·德·帕斯奎尔（Sue De Pasquale）的采访中，张纯如说道：“我是带着愤怒来写这本书的，我不在乎这书能否赚钱，对我来说，让世界了解1937年南京发生的事情是非常重要的。[13]”
1995年初，张纯如于开始为《南京暴行》一书收集写作资料，她首先在1月初前往华盛顿特区和纽约，试着从美国国家档案馆、国会图书馆和耶鲁神学院查询南京大屠杀的相关文献，发现了大批至少由4种语言编写的南京大屠杀原始资料[15]，多由美国驻外使节和当时在南京的外籍医生与记者的纪录，另外还有日本军人的日记、德国外交人员和纳粹党人的信件与报告、战争罪行的誊本、新闻报导、胶片、照片和一些中国幸存者的证词，这些资料许多还是从未公开过的[16][9]。
1995年7月23日，张纯如获得“太平洋文化基金会”（The Pacific Cultural Foundation）的资助，透过南伊利诺伊大学历史系教授吴天威联络中国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所长孙宅巍，前往中国大陆、台湾、香港访谈大屠杀幸存者收集资料，张纯如的南京考察之行共20天，南京方面由大屠杀遇难同胞副研究员段月萍协助，历史研究所的杨夏鸣与王卫星担任翻译，她每日工作10小时以上，大部分时间寻访当年的事发现场、翻阅中国当地的资料、访谈数十位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17]，包括唐顺山、李秀英、夏淑琴、潘开明、陈德贵、侯占清和刘永新等人，杨夏鸣将其翻译成英文（张纯如可以说流利的普通话，但无法读写），拍摄为共4卷的录像带，合计600分钟[18]。8月，张纯如转往台湾与香港进行研究，获前者中央研究院研究员李恩涵的支援，访问了大屠杀的幸存者并收集保存在台湾的一些史料[19][注 3]。
在查阅档案的过程中，张纯如发现了有关南京大屠杀调查的重要文献——《拉贝日记》。张纯如发现“约翰·拉贝”这个名字频繁出现于当时人在南京的外籍人士的书信或日记中[20]。张纯如来到南京后，曾与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馆长朱成山提及此人，获知拉贝是一名德国纳粹党员，也是当时纳粹党南京小组的领导人，同时是西门子公司的职员。拉贝在目睹日军暴行后，出于人道主义而在南京建立了一块3.88平方公里的“南京安全区”，保护了将近25万名中国平民，拉贝本人也因为身为德国纳粹党人的特殊身份而被推举为安全区领导人，他还多次亲自外出阻止正在强奸或屠杀中国百姓的日军士兵，直到1938年2月拉贝奉命回国，再无其他讯息[21][20]。日后张纯如在写作的过程中也跟着寻找拉贝的资料。1996年，张纯如在查尔斯·布尔迪克的帮助下，透过网络找到了拉贝的外孙女乌苏拉·莱因哈特（Ursula Reinhardt），详细访谈了拉贝的详细生平，也才首次知道拉贝在南京时有写下日记，共有8卷、2460页，同时还有128张关于南京大屠杀的历史照片，是目前为止南京大屠杀最详细的记录之一[22]。张纯如说服乌苏拉将日记公诸于世，并将其复印、寄至南京的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21]。
全书共290页，结构主要分为三个部分，第一与第二部分分别有五和四个章节，第三部分则仅一个章节、后记、注释与索引[注 4]。
第一部分使用了由芥川龙之介所写的小说所改编的电影——“罗生门”式的写作手法，由从日本人、平民受难者和试图帮助中国平民的西方人三种不同的视角描述南京大屠杀的过程[23]。第一章从日军的角度描写如何策划这场侵略军事行动，并对日本的教育、军队文化与其在中国的暴行进行连结，学校灌输学生对中国人的仇恨与轻蔑[24]、对士兵施行严酷、泯灭人性、消磨个人伦理道德的训练[25]，以及在占领上海后日军进攻南京时渴望复仇的心理[26]。第二至第四章则是从中国受难者的角度出发，讲述中国军队无力抵御日军侵略、从撤退转为溃逃，最后中国平民遭受日军的强奸与屠杀，张纯如引述了大量收集而来的日本老兵证词、日记、回忆录等资料；第五章则描写当年身在南京现场的欧美人士，不仅在屠杀时建立“南京安全区”，还舍身冒死帮助中国平民的事迹，如拉贝、魏特琳和南京当时唯一的外科医师罗伯特·威尔逊。
第二部分则讲述屠杀发生后的情况，第六章讲述世界对南京大屠杀的了解程度，包括当时西方记者、外交人员对屠杀事件的获悉、报导以及日军封锁消息。第七章描写日军在占领南京后继续施行劫掠、随意杀人、引入毒品控制南京百姓[27]。第八章讲述南京大屠杀的日军指挥官与执行者受到审判，并探讨关于裕仁天皇在事件中扮演的角色。第九章内容讲述冷战背景下美国与中国皆在寻求日本的支持、南京的欧美人士回国后各自的命运以及收录了数名大屠杀幸存者的故事。
第三部分探讨日本政府在战后如何对屠杀事件进行抹去，在日本研究相关事件者又受到如何的迫害，并将日本和德国的战后反省做了比较。张纯如在导言中写道：[28]
本书不想为日本人的性格做注解，也不想去解释什么样的基因构造导致这样的行为。本书要讨论的是“文化力量”，这股力量既可以去除社会的约束力，驱使我们成为恶魔，也可以更强化社会约束力（中略）德国今天之所以会更好，是因为犹太人不容这个国家忘记她六十年前做过的罪孽。美国南方会变成一块好地方，是因为她坦承蓄奴的罪恶，以及随黑奴解放之后存在长达百年的黑人差别待遇主义。日本不仅要向世界坦承，更要自我坦白，她在半世纪前的所做所为是多不适当，否则日本文化永远不会进步。
张纯如指出，日本至今仍在试图躲避文明世界的道德审判，这样的行为使日本人又成了“另一种罪行的罪魁祸首”[29]，引用了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埃利·维瑟尔的警言：“遗忘大屠杀，就是二次屠杀”，最后她再以西班牙哲学家乔治·桑塔亚那的话作为导言的结语：“不能记取过去经验的人，注定要再受罪一次。”[29]
本书中详细描述了南京大屠杀期间发生的杀戮、酷刑和强奸情况。张纯如走访曾经遭受各种酷刑折磨的幸存者，列举并具体叙述之，如活埋、肢解、烧死、冻死和被犬只咬死等[30]。张纯如以幸存者的证词为基础，描写日军进行“杀人竞赛”，以能在最短时间内杀死最多中国人为胜利者[31]。张纯如评论在南京大屠杀期间所发生的性暴力为“世界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强奸事件之一”[32]，她估计被强奸的妇女人数多达2万至8万人[32]，并指出强奸的时间、地点与女性对象身份均无限制，受害者除了年轻的妇女外，还包括幼女和老人，连孕妇也不能幸免[33]。张纯如还记述日军在轮奸完通常会“会用军刀剖开孕妇的肚子，扯出胎儿，以资娱乐”[34]。强奸受害者也不仅限于女性，张纯如也记录中国男子被鸡奸，并被迫进行各种反常的性行为[35]。有些人还被日军强迫进行乱伦行为，如父亲强奸女儿、兄弟强奸姐妹、儿子强奸母亲[35]。
张纯如在书中纪录了多个不同来源的死亡估计人数，中国军事专家刘方矩提出的死亡人数为43万人。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馆员们则提出日军和1946年南京首都地方法院检察官的资料，称至少30万人遇害。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法官们认为超过26万人被杀害。日本历史学家藤原彰的数字约为20万人，拉贝则因未进行过系统性的计算，且在大屠杀结束前便返回德国，故仅估计约5至6万人死亡。日本作家秦郁彦则认为死亡的人数是3.8万至4.2万之间[36]。
张纯如还在书中引用孙宅巍于1990年发表的学术论文——《南京大屠杀和南京人口》内容，估计总死亡死亡人数应为37万7400人，论文还引用中国保存的大量掩埋尸体记录，肯定南京大屠杀的死亡人数超过227,400人。孙宅巍还提出了日本陆军少佐太田寿男在等待审判时给写下的一份资料，得知了日本陆军大规模焚烧、倾倒和掩埋尸体的情况，其中尸体便有15万具，因此断定死亡总数达到377,400人[37]。
张纯如另外还指日本方面存在着对于大屠杀“无可否认的证据”，在当时，日本方面认为死亡人数可能已高达30万，而这一记录是在大屠杀发生一个月后由日本人自己统计的。1938年1月17日，日本外务大臣广田弘毅让他在华盛顿特区的朋友转达电报，而这份电报被美国情报局截获、解密，内容提及“至少有30万中国平民被屠杀，其中有许多案例非常冷血”[38]。
1997年11月21日，在历经三年的写作与筹备，《南京暴行》于南京大屠杀60周年前，由美国主流出版商哈珀柯林斯属下的“基础图书”正式出版上市[1]。1997年12月1日，美国主流报刊、销量达330万的《新闻周刊》摘录了《南京暴行》的内容，并同时在日文版、韩文版以及在欧洲以英文版刊出摘要，使其影响力和关注度扩及全球[39]。《南京暴行》虽然并非第一本以南京大屠杀为主题的著作，却是第一本以美国普罗大众为对象的历史叙事著作[40][注 5]，其问世后很快便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许多学者、报刊媒体给予其正面评价[注 6]，也迅速获得商业上的成功，在出版后两星期内便刷印5次[44]、一个月内便印行7次[39]、一年内再版15次，印刷量达50万本[44]，4个月内售出超过12.5万本[45]，还译作15种语言出版至各国[46]。1998年1月，该书登上美国最具权威和最受重视的《纽约时报》的畅销书排行榜[47]，取得连续10周排名前15位的成绩[44]，在其他媒体，如《洛杉矶时报》、《今日美国》等畅销书专栏中也榜上有名[39]。时至1997年4月，《南京暴行》也印行17次，并在岁末被选为年度最受读者喜爱的书籍[39]。
张纯如对《南京暴行》的畅销大感意外，说道：“这本书虽然重要，但我原以为它只会得到图书馆的垂青。[39]”而她本人也因为本书而一举成名[48]。1997年12月7日，适逢美国珍珠港事件纪念日，美国广播公司的《早安美国》对张纯如进行了专题访问；12月11日，同一频道的深夜新闻节目——“夜线”也在介绍拉贝生平的节目中播放了对张纯如的访问[49]。1998年，张纯如获得了“华裔美国妇女联合会”颁发的年度“国家女性奖”（Woman of the Year）[50]、“亚洲商业联盟”的“亚洲领袖奖”（Asian Leadership Award）[51]、“麦克阿瑟基金会”的“和平与国际合作计划”奖，以及登上了1998年11月的《读者文摘》的封面[51]。她还与前NBA中国球星姚明、钢琴家郎朗被誉为当时在美国最令人瞩目的三位华人青年[44]、加州州立大学东湾分校与伍斯特学院也授予张纯如荣誉博士学位，以表扬其对社会的贡献[39]。张纯如还进行了为时超过一年半、造访65个城市的漫长巡回宣传活动[14]。
张纯如在《南京暴行》的序言中表示希望能使本书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激励其他学者对南京大屠杀重新进行研究，而在本书出版后，该议题也确实重新获得了重大的关注，多名学者开始进行有关研究，也一定程度上补足了西方的历史与民众的认知在这方面的空白[52][53]。1999年9月，张纯如在写给母亲的信中便提及自己在当地书店发现数本提及南京大屠杀的著作，其中还有直接引用《南京暴行》内容者[53]。英国小说家莫·海德于2012年所出版的《南京的恶魔》是一部以南京大屠杀为背景的小说，在其书扉页便有“献给张纯如”，感谢“她的勇敢与学术研究结果第一次令南京的名字为世人所知”的字句[54]。《南京暴行》一书也受到了白宫的关注，后者在1998年12月专门购入数册作为美国领导人的参考读物[51]，同年还邀请了张纯如参加南卡罗来纳州的新年文艺复兴周末研讨会，并在会上与时任美国总统比尔·克林顿进行了长时间的交谈，后者赞赏张纯如的才华和贡献[54]。同年，受到本书影响，美国国会通过了一项要求日本认真反省历史的谴责案，加州议会也通过决议，要求加州所有的历史教科书都必须提及南京大屠杀的内容[51]。1991年1月，克林顿政府下令组成“纳粹战犯与日本帝国资料调查小组”，负责寻找、识别和编制美国所持有关于纳粹德国和日本的罪行资料[55]。2000年10月，张纯如和多名社会活动家推动、由参议员黛安·范士丹提出的《日本帝国陆军资讯披露法案》（Japanese Imperial Army Disclosure Act，又名S.1902参议院提案）在美国国会通过，确保美国档案馆内的日军暴行资料往后将公之于众[56][54]，美国众议院汤姆·兰托斯则称：“张纯如在她的书中出色揭露了这些罪行中的一妆。我们已经在解密纳粹德国相关历史档案方面有了长足进步，但现在，我们需要再进一步确保美国档案馆中与日军暴行有关的档案也公之于众。[56]”同年12月16日，克林顿总统签署了该法案[56]。
《南京暴行》的中文版由台湾的天下文化出版社首先推出繁体中文版，由萧富元翻译（书名《被遗忘的大屠杀：1937南京浩劫》），与英文原作同于1997年上市，为译作中发行速度最快者，首刷6000本[57]。中国大陆方面则由东方出版社发行了三版简体中文译作，分别为由于1998年出版的孙英春翻译版（书名《南京暴行 被遗忘的大屠杀》）、2005年马志行翻译版（书名《南京大屠杀》），以及2007年的杨夏鸣翻译版（书名《南京浩劫 被遗忘的大屠杀》），之后中信出版社也在2013、2015和2017年推出其翻译版，新增了张纯如之母张盈盈所做的序、张纯如丈夫布雷特·道格拉斯（Brett Douglas）于2011年9月撰写的“尾声”章节[58]。其中，孙马两人的翻译版本在出版后受到读者的强烈批评，甚至有评论称这两本译作为“翻译低劣，编辑粗糙的可怕次品，译文中错漏曲解比比皆是，完全玷污了原作作为一本严肃史著的声望，也难以告慰为此书付出巨大心血甚至生命的张纯如女士的在天之灵”，其错误诸如“张纯如于寓所开枪自杀”（原作为死于公路自车内）、“在斯大林格勒杀死的俄罗斯人也超过40万之多”（原作为指“斯大林”其人）、将满洲误译为满洲里等等[59]。除了翻译错误的部分，原作有关“中华民国”、“天安门大屠杀”、“共产党”、“中国人和美国人的緎默姑息”、“铁幕之后中国也出现一道竹幕”、“在毛泽东统治下的动荡岁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由于急需与日本结盟，以获取国际上的合法地位，多次宣布原谅日本人”等内容皆被修改或删去[60]。2007年的杨夏鸣翻译版虽将误译处予以修订，但政治性的内容删减仍然存在[60]。
尽管如此，中国在《南京暴行》一书出版后依旧引起热烈的关注与反响，也激起中国与西方国家学者的资料交流，南京师范大学教授张连红曾表示，在以往召开的南京大屠杀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出席者绝大部分是华人，而自从《南京暴行》扬名国际后，在近几年的参会学者中将近半数都是欧美学者，而张纯如功不可没[6]。
张纯如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希望《南京暴行》能在日本出版[61]，而后者也确实在日本版问世前就引起了日本官方和民间的重要关注，1998年4月21日，日本驻美大使斋藤邦彦在华盛顿召开记者会，称《南京暴行》是一本扭曲历史的书、只有一面之辞、引用了许多错误的史实和假照片，并认为该书引起如此多的关注并非好事[62]。张纯如对此表示“震惊和愤怒”，后于1998年12月1日，斋藤与张纯如分别在华盛顿与加州共同远端连线、于吉姆·莱勒主持的《PBS新闻一小时》节目上进行公开辩论[63][注 7]。1998年5月，“基础图书”公司向已有29年历史的日本出版社柏书房签订出版日文版的合约，预计将于1999年2月上市，消息传出后引起了日本方面有关南京大屠杀研究学者的注意[67]。
张纯如传记作者梁伯华在著作中指出，张纯如曾于柏书房出版过程中收到一封来自一家日本翻译社的信，告知她日本有若干历史学家拒绝审阅译文，信中还提及有一位教授因受到“不明组织”对其家庭的施压而退出这项工作[61]。柏书房编集长芳贺启也告知媒体曾收到一封传真的恐吓信，要求该社停止翻译本书。另有一组织成员曾走访柏书房，他们“未提出口头的威胁，但表示从根本上关切这本书的出版可能对日本年轻一代产生的影响”[61]。柏书房之后成立一小组审阅本书，并开始寄信告知张纯如书中存在几处错误，希望能予以注解、更正和删减一些图片，但张纯如表示拒绝，坚持日文版必须要与原作完全一致，她认为“柏书房已屈服于日本极端民族主义团体的压力之下”，在修订的请求未能取得同意，柏书房考虑让《南京暴行》与另一本著作同时由日本教授富士原执笔的《如何阅读“南京暴行”》作为导读本共同出版，但这两本出版计划一再延迟，最终柏书房即使早已将日文版印刷完成，还是宁可付出金钱赔偿决定不予发行[68]。许多评论（包括张纯如与其母）也认为，《南京暴行》日文版的出版被迫取消即是日本右翼施压的结果[69][70]。
然而根据中国上海交通大学“东京审判研究中心”主任程兆奇教授、日本“大屠杀承认派”（或又称“大屠杀派”）元老的藤原彰教授、芳贺启等人的说法，柏书房最终取消出版合约的原因与右翼的阻挠无关[69]，更大程度上是修正错误内容的需求与作者的坚持否定，最终依照法律的结果。柏书房的审阅小组并非受日本右翼所控制，相反地，希望提出修正的正是长年以来研究、与“大屠杀虚构派”（又称“虚构派”）进行辩驳的“大屠杀承认派”学者，如藤原彰便是其中一名审稿者。就“大屠杀承认派”来看，张纯如书中大量的错误容易使“大屠杀虚构派”抓到把柄，进而使其说法甚嚣尘上[69][注 8]。在初期柏书房与张纯如的协调上，后者还同意修正10处错误（如人名拼音、对日本军事史的错误描述），但争议与歧见与日俱增，柏书房删除部分引用与具争议性照片要求，连同派一联络人赴美亲洽的提议皆被张纯如拒绝，双方因而最终于1999年5月20日取消合约[71]。
张纯如对于日本出版失败颇为失意，事后还计划试着从海外（如夏威夷、新加坡）发行日文版再输入至日本，但最终未能成事。2000年，华裔日人巫召鸿透过“亚马孙”网络书店购买了《南京暴行》英文原著，阅读后深受感动，同时也开始调查日文版的出版过程[72]。2004年末，张纯如自杀身亡（见下节），巫召鸿听闻日本右翼对张纯如的指责感到愤怒与不平，进而决定亲自向出版社提起出版计划[72]。巫召鸿便独自于2005年10月至2006年8月完成本书的翻译，找上同时代社社长川上彻商量出版计划，川上随后透过友人联系上张纯如之夫道格拉斯，经过交涉后，双方同意同时出版完全按照原著翻译的巫召鸿版本，以及由巫召鸿补充注释、加入大阪教育大学教授山田正行和汇编资料而成的《阅读《南京暴行》》（「ザ・レイプ・オブ・南京」を読む）导读本。2007年12月，《南京暴行》日文版（ザ・レイプ・オブ・南京―第二次世界大戦の忘れられたホロコースト）于南京大屠杀70周年纪念日（12月13日）前正式问世[73][72]。
《南京暴行》使张纯如取得许多荣誉和关注，但也使她承受巨大的压力。张纯如在撰写本书的过程中数度因为屠杀的内容而辗转难眠、体重减轻和落发[84]，《南京暴行》出版后，张纯如收到了主要来自日本极端民族主义者的恐吓邮件[14]，在车内也发现了威胁的纸条，张纯如怀疑自己的电话被窃听，使得她不断变换电话号码、精神极度压抑，张纯如因此罹患了抑郁症。2004年8月，她前往为第四本著作而前往菲律宾取材时病情发作，进入当地的诺顿精精神科医院（Norton Psychiatric Hospital）就诊，医生诊断其病情为“间歇性反应精神错乱”，并给予其药物治疗[85]。
张纯如之后服用丙戊酸钠与理思必妥，但并未按时服药，其病状日益恶化，还曾试图自杀[86]。2004年11月9日，张纯如驾车驶往离住处不远的洛思加图斯南部第17号公路旁的小道，举枪自尽，两小时后被路人发现[87]。美国媒体对张纯如之死大幅报导，还引起了不小的仇日情绪[88]，其死因也众说纷纭，有说法称是长期暴露于大屠杀的阴暗资料中导致身心煎熬[89]，有些媒体称张纯如是被日本右翼“逼死”的[90]，张盈盈在为张纯如所写的传记回忆录——《张纯如 : 无法遗忘历史的女子》（The Woman Who Could Not Forget: Iris Chang Before and Beyond The Rape of Nanking）中表示真实原因应为抗忧郁药引发的副作用[91]，也可能是张纯如于2002年8月31日生产完儿子的产后忧郁症造成等等[92]。
2004年11月19日，张纯如葬于洛思阿图斯的“天堂之门基督教墓地”（Gate of Heaven Catholic Cemetery），许多美国、加拿大的二战历史维护会、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屠杀研究中心等机构皆致电吊唁[93]。中国人权发展基金会还制作了两尊张纯如的铜像，一尊置于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另一尊则赠与张纯如的家人（后转交给胡佛研究所）[94]。美国维珍尼亚州诺福克的中国园林也为张纯如立了纪念碑，将她视为南京大屠杀的最新受害者[95]。美国《美国在线》副总裁泰德·莱昂西斯也在张纯如去世后购入《南京暴行》阅读，深受感动，提供200万美金作为斯坦福大学教授比尔·古藤卡格拍摄南京大屠杀纪录片——《南京》的种子基金。2007年初，《南京》对外公映[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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