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文帝刘恒(前203年—前157年7月6日),汉高祖刘邦第四子,母薄太后,系汉惠帝之庶弟。西汉第五位皇帝(前180年11月14日-前157年7月6日在位),在位23年,享年46岁。其庙号太宗,正式谥号为“孝文皇帝”,后世省略“孝”字称“汉文帝”。葬于霸陵(在今陕西省西安市灞桥区白鹿原东北角)。汉文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经由推选出来的皇帝,同时也创造了中国历史上自大一统以来的第一个盛世“文景之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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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平
汉王四年(前203年)汉王刘邦于成皋召幸薄夫人,有身孕,当年就生下文帝,高祖十一年春(前196年)年八岁封为代王,其为人宽容平和,在政治上保持低调。
吕后在杀害刘邦爱姬戚夫人和其子赵王刘如意后,提议代王刘恒改封赵王,刘恒巧妙地谦让,故而得以保命。
由于吕后在政时期大封吕姓子弟为异姓王,如吕产、吕禄等,培植起一个吕氏外戚集团,从而加剧了汉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因此在她死后,马上就酿成了汉初功臣集团、刘氏皇族集团、吕氏外戚集团之间的流血斗争。高祖长孙齐王刘襄发难于外,周勃、陈平响应于内,刘氏诸王遂群起而夷灭诸吕。汉初功臣集团、刘氏皇族集团、吕氏外戚集团之间的一场流血斗争,最后以汉初功臣集团的胜利而告终。后周勃、陈平等汉初功臣铲除诸吕,昭告天下,称后少帝刘弘及梁王刘泰、淮阳王刘武、恒山王刘朝等,并非汉惠帝亲生儿子,皆废黜之,并在刘姓皇族选择皇位继承人。选定高祖与妃子薄氏之子代王刘恒作为新皇帝(即汉文帝)。
高后八年(前180年),时年刘恒二十三岁,宽厚孝顺,且其母薄氏家族势弱 [1]。陈平、周勃等大臣随即请刘恒入长安即位,刘恒遍问代国众臣意见,郎中令张武反对 [2],中尉宋昌赞成 [3],刘恒与母亲薄姬商议未果,占卜得吉卦, "卜之龟,卦兆得大横" [4]。刘恒仍不放心,再派其舅薄昭前往长安协商,再三确认后 [5],在九月的最后一日,刘恒奔赴长安,于前180年,继天子位,当晚后少帝刘弘、梁王刘泰、淮阳王刘武、恒山王刘朝等四人,遭废黜并杀害 [6]。同年十二月汉文帝废除收帑诸相坐律的法律[7]。文帝三年(前177年),匈奴大规模入侵汉朝边境,汉丞相灌婴率领军队反击,文帝亲自到太原督战。济北王刘兴居以为汉文帝亲征匈奴,于是趁机起兵反叛,汉文帝得知消息后立即返回长安,并派棘蒲侯柴武领军平叛,刘兴居兵败自杀,封国被废除[8]。
汉文帝即位后,注重节俭,轻薄徭税,励精图治,兴修水利,废除肉刑,使汉朝进入安定的时期。当时百姓富裕,天下小康。汉文帝与其子汉景帝统治时期被合称为“文景之治”。
登基过程
公元前180年8月19日,吕雉去世,至前180年11月14日,文帝在长安未央宫继天子位,在这两个多月之间,廿三岁的代王刘恒由一个地处边陲的代国(都城是今山西太原)地方诸侯王,机缘巧合地成为汉朝的第三任皇帝。
在诛吕安刘后,新帝登基前,有多少人是具备继位资格呢? 从血统上来看,至少有三类四个人:高祖刘邦的四弟楚元王刘交;高祖刘邦的两个儿子,也就是惠帝刘盈的兄弟,当时还在世的有,皇四子代王刘恒和皇七子淮南厉王刘长;另外刘邦的孙子,特别是刘邦庶长子刘肥的大儿子,长孙齐王刘襄。而这四个人中,在诛灭诸吕的过程中,楚元王刘交和齐王刘襄都曾出兵有功[来源请求]。
但在诛灭诸吕后,功臣派成员主要有太尉周勃、右宰相陈平、灌婴、张苍,和刘氏家族成员代表有刘邦的大嫂阴安侯、二嫂顷王后以及远房堂弟琅琊王刘泽[10]等人在商议新皇帝过程中,对以上四位具备资格的继任人选,进入讨论[来源请求]。
第一个候选人为刘交,是高祖皇帝的四弟,不但身份尊贵辈份崇高,更是成熟老练,根本就不会受功臣们控制;既然明知楚王刘交不易驾驭控制,为何还要将其列为候选人呢?应该是楚王刘交很可能挟其灭吕发兵有功,试图立其子刘辟非为皇帝,所以故意将其列为继任人选,巧妙地将其排除在有商议权力的刘氏家族成员之外 [11]。
第二个候选人为刘襄,他平定诸吕立下大功,有能又有资历,应是称帝的不二人选,但是刘襄却被否决,表面的理由有二:首先,大臣们否定他以“推本言之,高帝嫡长孙”宣称具有继承合法性的说法。大臣们都知道,刘襄的祖母曹夫人为刘邦早期的情妇,无婚姻关系。吕雉与刘邦明媒正娶,确实是正妻,吕雉和刘邦合葬,昭告着吕雉的正室地位不可动摇;因此,刘襄提议的这个“嫡长孙之说”未被大臣们所认可。告诉刘襄“嫡长孙之说”的,正是极力反对刘襄继位的刘泽,他在诛吕政变前被刘襄诈骗而绑架,所以他利用“嫡长孙之说”诈骗刘襄,说要脱身到长安拥立刘襄为皇帝,事实上是去告诫大臣们勿拥立刘襄。其次,功臣列侯不愿拥立擅自造反的诸侯王为皇帝,而且大臣们对刘襄杀掉中央派出辅佐与监视他的齐丞相邵平,擅自起兵,极不以为然。刘襄自认诛吕政变中首难之勋,在事后被大臣们认为是起兵造反的大过。其实真正的两个原因是,一是刘襄太有能力,恐难以制约,再者担心其舅驷钧势力太大,日后恐出现第二个外戚当政[来源请求]。
第三个候选人为刘长,其人脾气火爆,性格凶悍,刘长的母亲赵姬被“贯高谋刺事件”连累下狱时,吕雉嫉妒,不愿意出手相救,赵姬的说客审食其也不敢尽力向吕雉争取,赵姬忧愤无言,最后在狱中自害身亡,刘长难忘此仇,起兵的意愿甚为强烈,但可能在淮南丞相北平侯张苍的劝阻下没有起兵。刘长和刘恒均为刘邦庶子,刘长被否决的原因除了比刘恒小五岁外,主要为他的个性刚毅跋扈,大臣担心难以辅佐,另由于刘长乃由吕后养大,恐对吕后仍有感情。极力反对拥立刘长的人,很可能就是张苍[来源请求]。
第四位候选人为刘恒,他被选为皇位继承人的原因可能有如下几点:刘恒为刘邦第四子,是刘邦当时还在人世的二子中年龄最长,继承皇位的正当性较高。刘恒在诛吕政变时没有起兵,一方面符合陈平等人反对擅自起兵的要求,另一方面他在诛吕政变中无功正可突出陈平等人拥立的功劳。刘恒向来听命中央,而且为人仁爱孝顺,个性宽容谦厚,易为大臣辅佐。刘恒的母亲薄夫人为人谨慎善良,可以避免外戚跋扈事件重演。此外,刘恒长期深处边陲,对匈奴的威胁有深刻认识。刘恒因为政治上的可接受度最高而被功臣列侯选为皇帝人选[来源请求]。
当功臣派和刘氏宗族代表商议几天,选定刘恒为继位人选后,立即派人赴代国请他速入长安即位,但当刘恒接到消息之后,并没有马上启程入京,而是做了下面五件事:
(一)群臣辩论:刘恒遍问代国众臣意见,郎中令张武一派认为应先静观其变,不宜贸往,理由是京中各大臣,不但懂兵,且多谋诈 [12];中尉宋昌一派却觉得此为天赐良机,应立即进京,理由有四:汉得天下是天意,刘氏天下坚如磐石,民心思稳,刘恒是不二人选 [13];
(二)与母商议:刘恒只好与母亲薄姬商议此事,仍然未有定论;[14]
(三)占卜吉凶:于是找人占卜吉凶,结果是 "卜之龟,卦兆得大横" ,卦象显示是上上吉,显示代王可成为天子;[15]
(四)派舅商讨:刘恒仍不放心,于是派遣其舅薄昭前往长安与周勃等大臣们协商,在得到周勃等强力保证后,迅速向刘恒报告:“可以相信,不用怀疑”。至此,刘恒才笑着对宋昌说,果然像您说般,应该进京,于是在宋昌陪同之下,只带着六个随从进京。[16]
(五)再探虚实:等到走到离京城不远的地方,刘恒再度派宋昌骑快马进京观察局势,等到宋昌来到灞桥,看见丞相陈平率领百官等在那里准备迎接,待宋昌回禀刘恒后,刘恒这才安心地乘车来到灞桥,和大臣们见面。[17]
(一)面折周勃:刘恒来到灞桥,看见百官正等着迎接他,忽然间,太尉周勃走上前来,对宋昌说道:“我有话想和代王私下里谈谈”,(一说周勃本想私呈玉玺给刘恒),不料,宋昌竟回答说:“您如果有公事要禀奏,现在就当着百官面前说;如果您有私事要说,王者没有私下之言。”[18] 宋昌直接让在诛灭诸吕和支持刘恒继位中最有功劳的周勃,碰了一个大钉子,此时刘恒没有说话,也就是表明刘恒是默许宋昌。刘恒之所以敢如此对待周勃,一则避免了私收玉玺,造成日后产生得位不正的隐患,再则说明此时他已经笃定自己可以稳登帝位。
(二)辞让登基:周勃在碰了钉子之后,于是跪了下来,呈上皇帝的符玺给刘恒,不料,刘恒却说:“请大家到我在京中的邸居去商量这件事”,等大家到了代王邸居后,他接着又说:“接受皇帝位如此重大的事,我德薄,承受不起,还是请我叔父楚王刘交进京来商议一下,我实在是不敢当!”[19] 刘恒为何如此做呢? 此就是刘恒政治智慧高明之处,因为刘恒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被推选出来之皇帝,他之前只有四位皇帝(秦始皇,秦二世,汉高祖,汉惠帝),从来未有人遇过此种情形,刘恒可谓是首开历史先例,群臣一再恳请,刘恒一再辞让,最后刘恒才勉为其难地说:“如此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勉强接下这个皇位重担”,时年才廿三岁的刘恒,最终在大臣恳请之下,答应接下帝位。
(三)清宫即位:刘恒在大臣拥戴之下,勉强愿意当皇帝,但是,当时在皇宫中还有一个后少帝,于是太仆夏侯婴和东牟侯刘兴居 [20]带人拘捕汉后少帝刘弘 [21],再迎接刘恒入未央宫 [22]。当夜有司分部将刘弘、梁王刘泰、淮阳王刘武、恒山王刘朝等四人,废黜并杀害之 [6]。史书并无记载到底是谁下令处死了刘弘等四兄弟,成了公案。
(四)彻夜运筹:就在汉文帝继位的第一晚,他下了三道诏书,既保障了自己人身安全,也稳定了局势:
第一道,任命宋昌为卫将军,统帅京城的南军和北军,也就是夺了周勃戍守京城的军权;[23]
第三道,对于拥立他的功臣,跟随高祖开国的功臣,均与赏赐;对于被吕后贬斥的刘姓王公,恢复爵位封地,用拢络手段巩固其帝位,并大赦天下,百姓每人加一道军功爵,单身女子和每一百家赠给牛酒,允许百姓可以畅饮酒五日(按汉初法令,百姓是不可以私下饮酒)。[25]
刘恒任代王时,有位代王王后,生有四子,代王妃死在平定诸吕之乱后,刘恒赴长安前;在刘恒登基后没几个月,四个皇子相继去世 [26];刘恒登基次年正月,就有人请他立太子[27],最后立了八岁的庶长子刘启。
刘恒是在九月底登基,到翌年正月立太子[27],不过三个月,短短三个月之内,四个嫡子就全部过世,原因令人起疑。加上正史记载代王王后很少,连她的姓氏都没有记录。试想,身为一代帝王的正妃,居然死后在《史记》中都没有留下任何资料,也没有追封任何封号,后世合理猜测,此个代王妃应是吕氏家族成员 [28],这也可能就是刘恒一直没有遭到吕后毒手的原因之一。刘恒为了向周勃、陈平等人表明自己的立场,而选择杀死代妃,也是合理推论,而且在刘恒登基之后,短期内杀死自己四个与吕氏有血缘的儿子,目的应是让拥立他的群臣放心,即以后继位者绝对不会和吕氏有任何关连,也不会为代妃复仇而秋后算账。刘恒为了取得皇位,并坐稳皇位,杀正妻及稚子,所付出之代价,不可谓之不惨痛。而且在刘恒登基之夜,刘恒一边颁立诏书大赦天下,另一边有关人等就忙着诛灭梁王、淮阳王、常山王和少帝四人于府邸 [29],也就是立刻杀了惠帝诸子、刘恒的四个亲侄子,以杜绝后患。
政绩
汉初,高祖刘邦很重视总结秦朝灭亡的教训,提出休养生息,不断降低税收标准。田赋的税率降为十五分之一 [30]。在其他税赋方面汉初也进行了调整,如规定口赋的标准为120钱,较秦朝的180钱也进一步降低。
汉文帝在经济方面执行了“轻徭薄赋”的政策,一再降低税赋标准,不仅减轻了百姓负担、改善了民生,而且极大地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开创了中国封建王朝的第一个治世。除此,还有另一个考虑:汉朝封国制与郡县制并行,当时封国的权力都很大,在经济上更是如此,比如封国可以自收自支田租,收取多少也可自定,这样就形成了封国与朝廷直辖地区暗中争人、争利的局面。汉文帝免除田租的政策也有增强朝廷直辖地区吸引力、削弱封国势力的考虑。
根据记载,汉文帝继位之初百姓生活的情景:“春耕夏耘,秋获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给徭役。春不得避风尘,夏不得避暑热,秋不得避阴雨,冬不得避寒冻。四时之间,亡日休息”。即一年四季不停劳作,应付各种朝廷事项 [31]。所以文帝即位后,继续将“轻徭薄赋”的政策延续实施。
文帝于前元十二年(公元前168年):先是下诏将田租税率减半,按“什五税一”减半收取,即“三十税一”,就是按照三十分之一征收 [32],之后更是在第二年(公元前167年) 6月下诏,正式免除全国田租 [33],这项免税政策一共执行13年,不仅极大减轻了百姓负担、改善了民生,而且极大地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开创了中国汉朝的第一个盛世:文景之治。一直到景帝继位后才恢复成“三十税一”的标准收取田租,之后便成为定制。
另一个税收大项,口赋,也由120钱降为40钱 [34]。
在徭役方面规定,将成年男子每年都要服的徭役改为3年服一次 [35]。这些标准不仅较秦朝有了极大的降低,同时也较刘邦及其后的惠帝等在位时期明显下降。
据估计,秦二世时人口约2,000万,经过秦末战争,到汉高祖初年是中国人口降至1,400万左右,汉文帝在位时人口又迅速增加到3,100万 [36]。免除田赋,轻徭薄赋有效改善了百姓生活,促进了经济的发展,经济发展又促进了人口增长,朝廷其他税收,比如作为“人头税”,按照人口征收的口赋虽然标准降低了,但人口增加,这项收入实际是增加了。
公元前179年,汉文帝前元年十二月,汉文帝即位不久,诏曰:“法者,……而使无罪之父母、妻子、同产坐之,及为收帑,朕甚不取!其除收帑诸相坐律令!”[37][38][39],也就是说:“法律,是治理天下的依据。现在的法律对违法者本人做了处罚之后,还要株连到他没有犯罪的父母、妻儿、兄弟,以至将他们收为官奴婢,朕认为这样的法律十分不可取!从今以后废除收罪犯家属为奴婢及各种相连坐的律令!”看起来,似乎在文帝时,废除了犯罪人家属(父母、妻儿、兄弟)的连坐处罚,事实上,汉代的连坐处罚律法甚多且复杂,并非如此轻易就全部废除了。[39][40][41][42][43][44][45]
这里废除的“收孥诸相坐律”,只是“连坐制度”其中的一项而已,并非“废除连坐制度”。
事实上,根据后来的历史,直到百年之后的汉昭帝时代,家族连坐和什伍连坐法,仍旧存在 [46]。连坐法终于在公元1905年,清朝正式宣布废除。
文帝,在废除了收帑诸相坐律令之后,文帝认为:现在朝廷中有诽谤朝廷的的罪状,这就使得很多大臣不敢讲实话,这就让皇帝不能了解实情,这样就招不来贤臣,于是又废除了诽谤妖言罪 [47]。
公元前167年5月,文帝因“淳于意案”[48],淳于缇萦上书救父,发布了废除肉刑,包括:黥(音ㄑㄧㄥˊ刺面涂墨)、劓(音 一ˋ 割鼻)、刖(音 ㄩㄝˋ 砍断脚趾)的诏书 (但仍保留了宫刑) [49] 。并责成丞相张苍、御史大夫冯敬等负责修改刑律。同年,颁行新刑律规定:黥刑,改为递去头发,以铁束颈服刑四年;劓刑,改为打三百板子;斩左趾,改为打五百板子;对于那些犯斩右趾以及杀人自首、官吏贪赃枉法、监守自盗等罪,于判刑之后又犯笞刑罪者,一律弃市处死;而对于判处其它各等徒刑,在一定年限内无逃亡等行为的,则可相应递减刑罪,直至释放免刑为庶人 [50]。史书称,从此以后社会“风气笃厚,禁网疏阔,刑罚大省”,以至一年之中仅“断狱四百,有刑错之风焉。”[51];而“缇萦救父”的孝行事迹在历史上被广为传颂,东汉著名史学家班固曾由衷地赞叹道:“百男何愤愤,不如一缇萦!”
文帝废除肉刑,既顺应了民心,废除秦恶法[52],又为农业生产保全了更多的劳动力,有利于自身的统治,合乎历史发展的潮流。而少女缇萦为救父不畏艰难和强权,勇敢地上书皇帝,又为汉文帝废除肉刑提供了契机,最终促成了肉刑的废止。汉文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废除肉刑的皇帝。废除肉刑,作为中国刑罚史上著名的改革措施而引人注目,是刑罚制度发展过程中的一项重大历史进步,是刑罚制度从极端野蛮残酷,逐渐过渡到相对人道的一个划时代的重要里程碑。
促成汉文帝废除肉刑这一历史重大决策的,竟然是一位年龄只有十几岁的民间小姑娘。她的名字叫缇萦。
《汉书·刑法志》里记载这样一个案例。汉文帝时有一个叫淳于意的人,曾任齐太仓令,为官清廉,后辞职研究医术,到处游历给人治病。有一次在为一个贵妇人治疗时,因贵妇病入膏肓,病重去世,他遭到了诬陷。昏庸的官吏判他有罪,须受肉刑。由于淳于意曾当过官,所以应当被押送长安受刑。与家人临别之时,淳于意眼望哭成一团的五个女儿,不禁悲从中来,喟然长叹:“哎!可惜我没有男孩,遇到紧急事情,一个有用的也没有!”听到父亲讲这些话,女儿们更是痛哭不止。这时,淳于意最小的女儿缇萦走上前来:“父亲,孩儿虽是女流之辈,如今也要做出一番事业来。我要和父亲一起去长安,上书皇上,替您洗辩冤屈。”淳于意没有想到小女儿竟如此勇敢,心中感到很有些宽慰,但从齐地到长安路途艰险,所以坚决不同意。
缇萦以死相求,差解怕闹出人命来,只好带她前往。经过一路艰难跋涉,父女俩终于到了长安。缇萦怀着对父亲的无比挚爱,和对千万受刑者的深切同情,请人代拟奏章,并冲破种种阻碍,大胆上书汉文帝陈述冤情:“我的父亲曾是齐地的一个小官吏,有清廉的好名声,现在不慎犯了事,按律当受肉刑。我不但为父亲难过,也为所有受肉刑的人伤心。一个人被砍去了脚,就成了残废;被割去了鼻子,就不能再安上,即使他们想改过自新也不可能了。我情愿做官府的奴婢,替父亲赎罪,好让他有个改过自新的机会。”
当时官府中的奴婢生活是相当凄惨的,她们日夜劳作没有丝毫人身自由,和囚徒没什么两样。缇萦为父亲免遭酷刑的这种千里迢迢冒死上书的胆识孝心,和这种甘为奴婢的自我牺牲精神,深深地感动了宽仁贤德、爱民恤民的汉文帝。同时,汉文帝也充分认识到,继续沿用秦代的肉刑,不利于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稳定,更不利于政权的稳固。于是,他下令免除了淳于意的刑罚,也没有让缇萦去当奴婢,并在第二天就下令废除汉代初年还保留的黥(刺面涂墨)、劓(割鼻)、刖(砍断脚趾)三种肉刑。
汉文帝本人十分注重节俭 [53]。古人原先多穿草鞋,汉文帝时已有布鞋,而汉文帝穿着草鞋就上殿理政 [54]。不仅如此,汉文帝还经常穿“娣衣”,是一种由质感较差的丝物做的衣服,衣服破了就缝缝补补再穿。对身边的人也要求严格,比如规定嫔妃们衣服的下摆不准拖到地上,以节约衣料,帐子上不准带有刺绣、花边 [55]。甚至于在他的霸陵(坟墓),以瓦器修建,不准用金银,更在遗诏中规定:反对厚葬,三天后,臣民一律脱去丧服,更不准禁止百姓婚嫁、饮酒、吃肉 [56]。
汉文帝规定对80岁以上的老人每月按标准发给米、肉、酒等生活品,90岁以上增发一定的麻布、绸缎和丝棉。
内忧:诸王叛乱
济北王刘兴居因为兄长齐王刘襄没当成皇帝,心怀不满。前元三年(前177年),趁匈奴右贤王大举入侵,丞相灌婴率兵讨匈奴,文帝屯驻太原。刘兴居趁机起兵反朝廷。文帝知道后,回长安,任命柴武为大将军讨伐济北王刘兴居。前177年,刘兴居失败,自杀。而与刘兴居一起叛乱的则都予以赦免。[57]
前174年,淮南王刘长勾结匈奴、闽越谋反一事败露,丞相张苍领群臣要求文帝处死刘长。文帝只废其王爵,发配蜀郡严县的邛莱山,并且发还他十个爱妾,并给予每天五斤肉、两斗酒为家用。大臣袁盎反对这个处罚,认为刘长性情刚烈,不堪屈辱,必定会在途中死去,让天下讥讽皇上杀了弟弟。汉文帝不相信,说只是想给刘长一点教训。刘长果然因为不堪屈辱,绝食自杀而亡。[58]
外患:南北威胁
文帝登基之后,除了对内要巩固权力,维持稳定,同时,还要面对来自南北的威胁。由于国力还尚薄弱,几经斟酌,文帝决定先解决南边的南越国王称帝问题,再处理北方的匈奴问题。
南越国其实来自秦始皇时,派驻在南越的南越兵团,秦二世时,天下大乱,时任南越兵团首领任嚣虽然病危,但眼光独到,看见独立契机,于是告诉当时龙川县令赵佗,可以趁机并吞南海郡(广东)、桂林郡(广西)、象郡(今越南北部),独立成国 [59],后秦亡,赵佗遂自立为南越国武王。
高祖称帝后,高祖十一年派陆贾招抚赵佗为南越王,赵佗称臣 [60];后至吕后时,禁止输送铁器入南越,赵佗遂自称南越武帝[61];文帝即位后,再派陆贾为大中大夫招抚赵佗,赵佗于是去除帝号归顺,文帝大悦 [62]。
汉初由于国力尚且薄弱,无法有效解决来自匈奴的威胁,北方匈奴的问题直到汉武帝的时候,才得到解决。文帝在位期间,来自北方匈奴的威胁,远远大于来自南方的威胁。文帝在位期间虽然没有解决匈奴的问题,但是靠着和亲的外交手段和佐以武力防备,已经最大程度的减少国家和人民生命和经济上的损失。
(一)单于的频繁更换:文帝在位23年之间,正是单于更换最频繁的时期,经历了三代单于更换:冒顿单于、老上单于、军臣单于,每次变更,都引起了大规模战争。
(二)连年入侵:自继位第三年,至文帝过世,在位23年就有21年,三次大规模入侵:
(1)汉文帝前元三年(前177年),冒顿单于在位,匈奴右贤王进入河南地 [63];
(2)汉文帝前元十四年(前166年),老上单于率领十四万骑兵,入侵朝那、萧关 [64][65][66];
(3)汉文帝后元六年(前158年),军臣单于六万骑兵入侵上郡、云中郡 [67]。
(三)中行说的出现:
中行说是燕人,后担任宫廷宦官。前174年,匈奴老上单于继位,汉文帝派皇族公主前往匈奴和亲,又派中行说随同辅佐公主。中行说不愿接受这个任务但被强迫前往,临行前他说:“如果一定要让我去的话,我将成为汉朝的祸患。”果然中行说一到达匈奴后立即投靠老上单于,并深得单于的信任。[68]
中行说造成的伤害有四:
(1)协助匈奴破解五饵之术:“三表五饵”是西汉贾谊针对北方匈奴问题提出的防御策略。贾谊认为和亲并不能制止匈奴侵扰,因而提出儒法结合的战略思想,即“德战”:“以厚德怀服四夷”,辅以“三表、五饵”之术。贾谊认为,只要实行他的“三表”、“五饵”的策略,便可以争取匈奴的民众,孤立单于,并进而降服单于。以立信义、爱人之状、好人之技为“三表”;以赐之盛服车乘、盛食珍味、音乐妇人、高堂邃宇府库奴婢、亲近安抚为“五饵”[69]。
(2)造成匈奴自大意识:中行说教导单于,除了在称谓上,自称是“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单于”,在对汉皇帝的书信尺寸上,也加广、加大、加长,以求压过汉皇。[70]
(3)夸赞匈奴习俗:匈奴习俗有父死子娶继母和兄死弟娶兄嫂,汉使批是乱伦,中行说反驳汉使说,这除了可以维持家族血统纯正,还可以更好地照顾未亡人。[71]
(4)出卖汉朝军事情报:文帝前元十四年(前166年),老上单于率领十四万骑兵,入侵边境;在中行说的协助之下,匈奴出奇兵火烧回中宫,侦察兵还一路打到甘泉宫,不但在军事上、经济上的造成伤害,更在心理上造成震撼 [65],虽然汉文帝派了几路大军去迎战,但匈奴还是在塞内停留了月余才撤兵,并没有对匈奴造成什么影响 [66] 。
(一)和亲为主:文帝深知国力不足,为谋安定和平,力采克制忍让,以和亲为基本国策。
(二)用兵为辅: (1)汉文帝前元三年(前177年),匈奴右贤王进入河南地时,汉文帝除亲临北部边疆代国的都城太原,并果断派丞相灌婴率领八万五千骑兵迎战,此战因右贤王退兵,双方并未交战。[72] (2)汉文帝前元十四年(前166年),老上单于率领十四万骑兵,入侵朝那、萧关,汉文帝乃遣三将军军陇西、北地、上郡,中尉周舍为卫将军,郎中令张武为车骑将军,军渭北,车千乘,骑卒十万。这次汉文帝本想御驾亲征,后被皇太后劝阻,于是以东阳侯张相如为大将军,成侯赤为内史,栾布为将军,击匈奴。匈奴遁走。[73] (3)汉文帝后元六年(前158年)冬,军臣单于六万骑兵入侵上郡、云中郡,汉文帝以中大夫令勉为车骑将军,出兵飞狐;故楚相苏意为将军,出兵句注;将军张武屯兵北地;河内守周亚夫为将军,居细柳;宗正刘礼为将军,居霸上;祝兹侯军棘门:以备胡袭。经过数月,胡人退去后,汉亦罢兵。[74]
文臣武将
文帝即位后,求才若渴,除高祖时遗臣,另有代国旧臣辅佐:
周勃、陈平、灌婴:高祖旧臣。
张武:前166年,任命为将军,率兵十万、车千辆驻扎在长安附近,防御匈奴进攻。前158年,任命将军屯守北地郡防备匈奴。
宋昌:被封为壮武侯
薄昭:薄太后之弟,文帝亲舅,以外戚之贵,封为轵侯。
文帝即位后,积极培养搜罗新生人才,为日后“文景之治”奠下基础。代表人物如下:
晁错:文武兼备,因上《言太子知术数疏》,阐述为君王当如何驾驭群臣百姓,由太子舍人擢升为太子家令[75],上《言兵事疏》,一论慎选将领[76],二论用兵之道 [77],三论汉与匈奴各有千秋[78],四论以夷制夷[79]。再上《守边劝农疏》,《论贵粟疏》。
贾谊:22岁时,汉文帝登基,吴公推荐为博士,是当时文帝朝所聘用的博士当中最年轻的一位。贾谊每每有精辟见解,《论治安策》、《过秦论》、《论积贮疏》、《谏铸钱疏》,文帝很欣赏他,被提升为太中大夫。
评价
《史记》︰“孔子言“必世然后仁。善人之治国百年,亦可以胜残去杀”。诚哉是言!汉兴,至孝文四十有余载,德至盛也。廪廪乡改正服封禅矣,谦让未成于今。呜呼,岂不仁哉!”
《汉书》︰“孝文皇帝即位二十三年,宫室、苑囿、车骑、服御无所增益。有不便,辄弛以利民。尝欲作露台,召匠计之,直百金。上曰:‘百金,中人十家之产也。吾奉先帝宫室,常恐羞之,何以台为!’身衣弋绨,所幸慎夫人衣不曳地,帷帐无文绣,以示敦朴,为天下先。治霸陵,皆瓦器,不得以金、银、铜、锡为饰,因其山,不起坟。南越尉佗自立为帝,召贵佗兄弟,以德怀之,佗遂称臣。与匈奴结和亲,后而背约入盗,令边备守,不发兵深入,恐烦百姓。吴王诈病不朝,赐以几杖。群臣袁盎等谏说虽切,常假借纳用焉。张武等受赂金钱,觉,更加赏赐,以愧其心。专务以德化民,是以海内殷富,兴于礼义,断狱数百,几致刑措。呜呼,仁哉!”、“太宗穆穆,允恭玄默,化民以躬,帅下以德。农不供贡,罪不收孥,宫不新馆,陵不崇墓。我德如风,民应如屮,国富刑清,登我汉道。”
汉.许嘉 等︰“孝文皇帝除诽谤,去肉刑,躬节俭,不受献,罪人不帑,不私其利,出美人,重绝人类,宾赐长老,收恤孤独,德厚侔天地,利泽施四海,宜为帝者太宗之庙。”(《汉书‧韦贤传》)
汉.桓谭:“汉太宗文帝有仁智通明之德,承汉初定,躬俭省约,以惠休百姓,救赡困乏,除肉刑,减律法,薄葬埋,损舆服,所谓达于养生送终之实者也。及始从代征时,谋议狐疑,能从宋昌之策,应声驰来。即位而偃武修文,施布大恩,欲息兵革,与匈奴和亲。总撮纲纪,故遂褒增隆为太宗也。而溺于俗议,斥遂材臣,又不胜私恩,使嬖妾慎夫人与皇后同席,以乱尊卑之伦,所通而蔽也。 (《新论》)
魏.曹丕︰“文帝慈孝,宽弘仁厚,躬修玄默,以俭帅下。奉生送终,事从约省。美声塞于宇宙,仁风畅于四海。”(《典论》)
魏.曹植:“孝文即位,爱物检身。骄吴抚越,匈奴和亲。纳谏赦罪,以德怀民。殆至刑错,万国化淳。”(《艺文类聚·卷十二》)
魏.王朗:“汉之文、景亦欲恢弘祖业,增崇洪绪,故能割意于百金之台,昭俭于弋绨之服,内减太官而不受贡献,外省徭赋而务农桑,用能号称升平,几致刑错。”(《三国志.王朗传》)
唐.李世民︰“昔汉文帝将起露台,而惜十家之产。朕德不逮于汉帝,而所费过之,岂谓为民父母之道也。”(《旧唐书‧太宗本纪》)
唐.虞世南:“太宗体兹仁恕,式遵玄默,涤秦、项之酷烈,反轩、昊之淳风,几致刑厝,斯为难矣。若使不溺新垣之说,无取邓通之梦,懔懔乎几近于王道。”(《帝王略论》)
唐.卢藏用︰“惜中人十家之产,而罢露台之制者,汉文之明也。并能垂名无穷,为帝皇之烈。岂不以克念徇物,博施济众,以臻于仁恕哉!”(《旧唐书.卢藏用传》)
唐‧权德舆︰“文景二帝恭俭爱人始蠲去肉刑,恻隐之教洽于人心,当时风俗敦朴,公卿耻言人过,刑狱衰息。”(《册府元龟‧卷一百四》)
唐.李渤︰“文帝躬约素德,罢构露台,却千里马,熙然与刑措无异。贾谊尚以为皇号甚美,论德不称,岂非兼以造程裁范,未抵大中欤?”(《全唐文.上封事表》)
宋.何去非:“吕后、惠、文,乘天下初定,与民休息,深持柔仁不拔之德。”(《何博士备论》)
宋.王安国︰“(汉文帝)三代以后未有也‥‥‥文帝自代来,入未央宫,定变故俄顷呼吸间,恐无才者不能。至用贾谊言,待群臣有节,专务以德化民,海内兴于礼义,几致刑措,则文帝加有才一等矣。”(《宋史‧王安国传》)
宋.苏辙:“汉文帝以柔御天下,刚强者皆乘风而靡。尉佗称号南越,帝复其坟墓,召贵其兄弟。佗去帝号,俯伏称臣。匈奴桀敖,陵驾中国。帝屈体遣书,厚以缯絮。虽未能调伏,然兵革之祸,比武帝世,十一二耳。吴王濞包藏祸心,称病不朝。帝赐之几仗,濞无所发怒,乱以不作。使文帝尚在,不出十年,濞亦已老死,则东南之乱,无由起矣。”(《栾城集》)
宋.苏籕︰“汉文帝、唐太宗,海内安乐,虽三代不能加。”(《栾城遗言》)
宋.罗从彦︰“人主欲明而不察,仁而不懦。盖察常累明,而懦反害仁故也。汉昭帝明而不察,章帝仁而不懦。孝宣明矣,而失之察;孝元仁矣,而失之懦。若唐德宗,察而不明;高宗,懦而不仁。兼二者之长,其惟汉文乎!”(《宋元学案‧议论要语》)
宋‧钱时︰“景不如文亦明矣。然言治者,必曰文景,何也?盖自春秋战国,历暴秦,更刘项,战斗之祸,宇宇分裂,生民涂炭。至于文帝,乃始以朴俭先天下,务农重谷,省刑罚,薄税敛,而遂措斯世于休养生息之地。三代而下未之有也。景帝嗣服虽不如文,而此数事所以厚民元气、养国命脉者,则能遵守无所变乱,是以相继四十年,海内富庶,风俗醇厚,而西都之盛独称文景欤。”(《两汉笔记》)
宋.朱熹:“三代以下,汉之文帝,可谓恭俭之主。”、“文帝学申韩刑名,黄老清静,亦甚杂。但是天资素高,故所为多近厚。”(《朱子语类》)
宋.陆九渊:“夫文帝之为君,固宽仁之君也。然其质不能不偏于柔,故其承高、惠之后,天下无事,不知上古圣人弦弧剡矢、重门击柝之义,安于嫁胡之耻,不能饬边备、讲武练兵,以戒不虞。而匈奴大举入边者数四,甚至候骑达于雍甘泉,仅严细柳、㶚上、棘门之屯,虽拊髀求将、御鞍讲武,而志终不遂。使其有学以辅之,而知高明之义,必不至于此矣。”(《问汉文武之治》)
元‧许衡︰“三代而下,称盛治者,无如汉之文、景,然考之当时,天象数变,山崩地震,未易遽数,是将小则有水旱之灾,大则有乱亡之应,非徒然而已也。而文、景克承天心,一以养民为务,今年劝农桑,明年减田租,恳爱如此,宜其民心得而和气应也。臣窃见前年秋孛出西方,彗出东方,去年冬彗见东方,复见西方。议者谓当除旧布新,以应天变。臣以为曷若直法文、景之恭俭爱民,为理明义正而可信也。天之树君,本为下民。故孟子谓“民为重,君为轻”,《书》亦曰“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以是论之,则天之道恒在于下,恒在于不足也。君人者,不求之下而求之高,不求之不足而求之有余,斯其所以召天变也。其变已生,其象已着,乖戾之几已萌,犹且因仍故习,抑其下而损其不足,谓之顺天,不亦难乎?”(《元史‧许衡传》)
明‧丘浚︰“三代以下,称帝王之贤者文帝也。帝之善政非止一端,而好言纳谏尤其盛德焉。后世人主于封章之入固有未尝一经目者,况敢犯其行辇而欲其止而受之乎?可用者未必肯用,不可用者辄加之罪,心知其善而口非之者亦有矣,况本不善而称其善乎。吁,若文帝者,可谓百世帝王之师矣。”(《大学衍义补》)
明.孙绪︰“古人有言直如弦死道边,诚哉斯言。汉之文帝,三代而下第一贤主也,袁盎以数直谏不得久居中,调陇西都尉。光武,中兴贤主也,申屠刚以数直谏失旨,出为平阴令。二君且不能容直士,况其下者乎?”(《沙溪集.巻之十一.无用闲谈》)
明‧谢肇淛 ︰“三代以下之主,汉文帝为最;光武、唐太宗次之;宋仁宗虽恭俭,而治乱相半,不足道也;文帝不独恭俭,其天资学问,德性才略,近于王者,使得伊、周之佐,兴礼作乐,不难也;光武太宗,以俞业而兼守成,纬武经文,力行致治,皆间世之贤主也。然建武之政,近于操切;贞观之治,末稍不终;盖不惟分量之有限,亦且辅相之非人。宋仁宗四十年中,君子小人相杂并进,河北西夏,日寻兵革,苟安之不暇,何暇致刑措哉?”(《五杂俎》)
明.桂萼︰“昔汉文帝唐太宗方草创之初。每预免民租。卒以收富强之效。”(《桂文襄公奏议》)
明‧戈谦︰“降及汉之文景,唐之太宗,亦能轻徭役、薄税敛、谨节用、寡嗜欲。汉唐诸君,庶几作民父母之义。故其享国长久,亦至三四百年,此本固邦宁之验也。”(《皇明经世文编‧恤民疏》)
明‧郎锳︰“三代而下,称治世莫如文景。今观文帝之世三十六诏,景帝之世二十五诏。而其除租、赐爵、务农、忧恤者,三之一焉。则其史称与民休息可知。呜呼!此后世之所不及也。”(《七修类稿》)
清‧李渔︰“从来人君之善行乐者,莫过于汉之文、景;其不善行乐者,莫过于武帝。以文、景于帝王应行之外,不多一事,故觉其逸;武帝则好大喜功,且薄帝王而慕神仙,是以徒见其劳。”(《闲情偶记》)
清‧汤谐︰“孝文为三代以后第一贤君,史公在孝武时作《孝文纪》,故尤极无穷慨慕也。二十余年,深仁厚泽,纪中排缵不尽,止举其大要,而余者令人悠然可思。”(《史记半解》)
清‧王夫之:“夫文帝而幸非纵欲偷乐之主也,其未免于田猎钟鼓之好而姑以自逸,未有以易之耳。得醇儒以沃乃心,浸灌以道义之腴,建中和而兴王道,诸侯奚而不服,风俗奚而不移,廉耻奚而不崇?而先导谀以冀仇其说,文帝幸不为胡亥耳,文帝而胡亥,谊虽欲自异于李斯也不能。乃后世或犹称之曰“善诱其君以兴治”。下恶得有臣,上恶得有君哉!”(《读通鉴论》)
清.王仕云︰“太宗孝文,恭俭宽仁。建贤劝农,加惠元元。”(《四字鉴略》)
清.弘历:“贾谊初请改正易服,且谦让未遑,何以于黄龙之见即议雍祀?彼新垣平等之怪诞,非有以乘其间乎?文帝,三代下令主,于此不无遗憾。”(《乾隆御批纲鉴》)
清‧曾国藩︰“天下惟诚不可掩,汉文帝之谦让,其出于至诚者乎!自其初至代邪,西向让三,南向让再,已歉然不敢当帝位之尊,厥后不肯建立太子,增祀不肯祈福,与赵佗书曰“侧室之子”,曰“弃外奉藩”,曰“不得不立”。临终遗诏:“戒重服,戒久临,戒厚葬。”盖始终自觉不称天子之位,不欲享至尊之奉。至于冯唐众辱而卒使尽言,吴王不朝而赐以几杖,“匄群臣言朕过失,匡朕不逮”其谦让皆发于中心恻怛之诚,盖其德为三代后仅见之贤主,而其心则自愧不称帝王之职而已矣。使居高位者而常存愧不称职之心,则其过必鲜,况大君而存此心乎!吾尝谓为大臣者,宜法古帝王老三事:舜禹之不与也,大也;文王之不遑也,勤也;汉文之不称也,谦也。师此三者而出于至诚,其免于戾戾乎。”(《曾国藩文集》)
清.鲍东里︰“迎文于代,为世贤君,恭以持己,德以化民。庙号太宗,实为不愧,遗诏短丧,为仁者累。” (《史鉴节要便读》)
汉.荀悦︰“以孝文之明也,本朝之治,百寮之贤,而贾谊见逐,张释之十年不见省用,冯唐白首屈于郎署,岂不惜哉!夫以绛侯之忠,功存社稷,而犹见疑,不亦痛乎!夫知贤之难,用人不易,忠臣自古之难也。虽在明世,且犹若兹,而况乱君暗主者乎!然则屈原赴湘水,子胥鸱夷于江,安足恨哉!周勃质朴忠诚,高祖以为安刘氏者,必勃也。既定汉室,建立明主,眷眷之心,岂有异哉!狼狈失据,块然囚执,俛首抚襟,屈于狱吏,岂不愍哉!夫忠臣之于其主,犹孝子之于其亲,尽心焉,尽力焉。进而喜,非贪位;退而忧,非怀宠。结志于心,慕恋不已,进得及时,乐行其道。故仲尼去鲁曰迟迟而行,孟轲去齐,三宿而后出境,彼诚仁圣之心。夫贾谊过湘水,吊屈原,恻怆恸怀,岂徒忿怨而已哉!与夫苟患失之者异类殊意矣。及其傅梁王,梁王薨,哭泣而从死,岂可谓不忠乎!然人主不察,岂不哀哉!及释之屈而思归,冯唐困而后达,有可悼也。此忠臣所以泣血,贤俊所以伤心也。”(《前汉纪.卷八)
宋.王楙︰“文帝虽天资仁厚,然失于轻信,赏罚之命,往往出于一时,而不加审细,所以当时之人卒能救止,不至丽于有过之地。季布为河东守,人或言其贤,则召以为御史大夫,又或言其使酒,则罢归故郡。贾谊通诸家之书,廷尉言其能,则召以为博士,绛灌言其擅权,则弃之长沙。周勃以大臣之重,或者言其反,则下廷尉,太后言其不反,则赦出之。太仓令或者言其过,遽下腐刑。缇萦言妾父廉平,则恕之。孟舒、魏尚守云中,皆有能称,稍有所闻,则下吏削爵,一闻田叔、冯唐之言,遂复其故职。至于以口钝而责上林尉,以辩给而迁啬夫;以犯跸而欲致其死,以盗环而欲致之族,是皆出于一时之喜怒,而赖张廷尉之救上也。文帝轻于赏刑,往往如此。正自其轻信之过,向非有以救之,能无损于文帝之仁乎?”(《野客丛书.卷十四》)
家族
纪年
汉太宗孝文皇帝 | 元年 | 二年 | 三年 | 四年 | 五年 | 六年 | 七年 | 八年 | 九年 | 十年 |
---|---|---|---|---|---|---|---|---|---|---|
公元 | 前180年十月—前179年九月 | 前179年十月—前178年后九月 | 前178年十月—前177年九月 | 前177年十月—前176年九月 | 前176年十月—前175年后九月 | 前175年十月—前174年九月 | 前174年十月—前173年九月 | 前173年十月—前172年后九月 | 前172年十月—前171年九月 | 前171年十月—前170年后九月 |
汉太宗孝文皇帝 | 十一年 | 十二年 | 十三年 | 十四年 | 十五年 | 十六年 | 后元年 | 后二年 | 后三年 | 后四年 |
公元 | 前170年十月—前169年九月 | 前169年十月—前168年九月 | 前168年十月—前167年后九月 | 前167年十月—前166年九月 | 前166年十月—前165年九月 | 前165年十月—前164年后九月 | 前164年十月—前163年九月 | 前163年十月—前162年九月 | 前162年十月—前161年后九月 | 前161年十月—前160年九月 |
汉太宗孝文皇帝 | 后五年 | 后六年 | 后七年 | |||||||
公元 | 前160年十月—前159年后九月 | 前159年十月—前158年九月 | 前158年十月—前157年九月 |
其他
文帝奉养其母薄太后,极为孝顺,从不怠慢,当他还是代王的时候,有一次母亲患病,病了三年之久,文帝亲自殷勤看护,在侧侍候,目不交睫,衣不解带,每逢煎好汤药,如非亲自尝试,未敢拿与母亲服。 文帝孝顺母亲,因而仁孝声名传遍于天下,得到人人之赞颂。[85][86]
诗曰:仁孝闻天下。巍巍冠百王。母后三载玻。汤药必先尝。[87]
据说,汉文帝有次梦见自己即将登天之时,结果邓通出现,助他一臂之力登天,加上邓通巧言逢迎,所以十分受文帝宠信;有次文帝让相士许负给邓通面相,许负说邓通将来会“当穷饿死”。文帝反赐给邓通蜀严道铜山,准其自铸铜钱,于是“邓氏钱”遍布大汉天下,其富可想而知 [88]。但因为邓通曾经在文帝在位时,因“吮痈舐痔”事,得罪过太子刘启,故在文帝驾崩之后,即位的汉景帝刘启罢免邓通,并且没收其全部家产,最后邓通因为穷困而饿死在蜀地(传说是雅安)。
影视形象
参考文献
延伸阅读
[编]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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