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离女性主义（英语：Feminist separatism），是主张透过男女分离来对抗父权的女性主义理论[1]，许多分离女性主义理论根基于女同性恋女权主义之上。
女同性恋女性主义者佛赖伊将分离女性主义描述为“与各种来自男性的模式分离，与各种基于男性定义、男性主导、基于男性利益、维护男性特权的机制、关系、角色和活动而生的的模式分离──此分离是由女性随意发起或维持的。” [2]
发展
文化理论家爱丽丝·埃克霍尔斯将女同性恋分离运动的崛起，描述为对抗全国妇女协会等女权组织的恐同情绪。埃克尔尔斯认为，“……（同性）性的引入恼怒许多异性恋女性主义者，她们方在妇女运动中找到摆脱性的喘息机会”[3]。埃克尔尔斯认为分离主义是女同性恋的一种策略，旨在将女同性恋与性联系起来，以便女权运动中的异性恋女性感到舒服。 [3]
1968年，邓巴-欧蒂兹创立“Cell 16”，是第一个提倡分离女性主义的组织。[4][5][6] 文化史学家爱丽丝·埃克霍尔斯认为“Cell 16”“为女同性恋分离主义奠定了理论基础”。 [7] 埃克尔尔斯将“Cell 16”作为异性恋分离女性主义的例子，因为该组织从未提倡将女同性恋当作政治策略。
“Cell 16”的基进女性主义期刊《不再有乐趣和游戏》（No More Fun and Game）中，邓巴-欧蒂兹和丽莎·勒格霍恩建议女性“与那些无心为妇女解放作贡献的男人分开”。 [8] 取而代之的是，她们建议女性独身，而不是和其他女性维持女同性恋关系，“一种仅属个人的解决方案”。 [8]
普遍的分离女性主义
1972年，社会主义女性主义的小册子中，芝加哥妇女解放联盟将分离主义区分为“意识形态立场”，和“战术立场”。 [9] 该册子中，解放联盟进一步区分了“个人实践”和“政治立场”的分离主义。 [9]
1978年，女同性恋女性主义者佛赖伊在《关于分离主义和权力的笔记》（Notes on Separatism and Power）中，将分离女性主义视为所有妇女在某时都会实践的策略，并包含在许多女性主义计划中，如妇女庇护所、选举配额等。佛赖伊认为，只有女性与男性分离时，才会受到社会非议；然而，男性分离主义，如绅士俱乐部、工会、运动队、军队等，却是被视为是一种相当正常的现象。
女同性恋分离主义
邦区是The Furies Collective的早期成员，视分离主义为一种策略，一段“初步”时期，或一种从主流行动主义暂时撤退，以实现特定目标，或促进个人成长。 [11]
除了主张退出与男性的工作、个人或休闲关系外，The Furies Collective还建议女同性恋分离主义者只跟“切断与男性特权联系的女性”交朋友[12] ，并建议“只要女性仍然受益于异性恋红利，获得异性恋特权和安全感，早晚会背叛自己的姐妹，特别是没有这些红利的女同性恋姐妹。”[12] 邦区在《向女同性恋分离主义学习》（Learning from Lesbian Separatism ，1976）中进一步阐述，在“在男性至上主义社会中，异性恋是一种政治制度”， [13]而实践分离主义是逃避统治的方式。
女同性恋者，视分离主义为一种临时策略，也是一种终生的实践。 浪达同志文学奖获奖者Elana Dykewomon就选择终生实践分离主义。
1988年，女同性恋哲学家Sarah Lucia Hoagland在《女同性恋伦理：迈向新价值》（Lesbian Ethics: Toward New Value )中，提到女同性恋分离主义可以鼓励女同性恋者在共同价值观的基础上发展健康的社群道德。Hoaland阐明了女同性恋亚文化和女同性恋社群之间的区别：亚文化的成员资格是“由外部敌对文化以消极的方式定义”，而社群的成员资格是基于“我们相信我们可以在这里制定的价值观”。[14] Bette Tallen认为，女同性恋分离主义不同于其他的分离主义运动，“不是为了独立建国，而是为了发展自主的自我认同，创建强大而坚实的女同性恋社群”。 女同性恋历史学家莉莉安·斐德曼描述，女同性恋分离主义的冲动是在更广泛的文化中“让女性间的爱情更加引人注目”，创造了文化和文化艺术品。 [15] 斐德曼认为，女同性恋女性主义者创建分离主义机构的目的是“将她们关于正直、培育贫困者、自决以及劳动和报酬平等的理想带入机构建设和经济的各个方面”。 [15]
女同性恋分离主义（英语：Separatist lesbianism），是女同性恋者特有的分离女性主义。[16]许多女同性恋分离主义者购买土地，与男性和异性恋女性分开生活。 [16]
基进女同性恋主义运动代表了与主流女性主义运动的决裂。许多女性主义者和女同性恋试图调和女性主义间既定目标的内在冲突。然而，许多冲突和决裂是由深根于更广泛的、针对女性的特定国家文化叙事。一些基进女同性恋主义运动是为了回应这些需求而独立创建的，而另一些则受到其他国家的激进运动激励。这导致的不是单一的基进女同性恋历史，而是不同的民族斗争。
国际上，基进女同性恋者经常利用国际趋同空间举办活动，提高女同性恋的知名度，如：1994年，石墙事件25 周年纪念日的纽约女同性恋游行；1995年，北京主办的世界妇女大会；1997年，阿姆斯特丹的同性恋运动会。
在美国，1970年，当时包括女同性恋运动家Del Martin等七名女性，在北方同性恋组织会议上质问男同性恋权利运动与女性的关联性，成为女同性恋分离主义的滥觞。代表们通过了一项支持妇女解放的决议，但Del Martin仍嫌不够。1970同年，Del Martin发表《如果仅此而已》（If That's All There Is），她在文中谴责男同性恋权利组织是性别歧视者。 [17][18] 1971 年，The Furies Collective成立仅限女同性恋者的公社，发行同名机关报。The Furies Collective由12名白人女同性恋女性主义者组成，年龄介于18至28岁之间，其中还有三个孩子。 [19] The Furies Collective一直持续到21世纪初。[19][20] 其他著名的女同性恋分离主义团体包括 The Gutter Dykes、The Gorgons 和 The Radicalesbians 。 [21]
在美国，女同性恋分离主义的实践与酷儿民族主义和政治女同性恋主义相关的概念。一些女同性恋分离主义者也与月神威卡教有关。 [22] [23]
在法语国家，使用“基进女同性恋主义”（法语：Lesbiennes radicales）一词代替“女同性恋分离主义”。受哲学家维蒂格影响，[24]基进女同性恋主义运动于1980年代初的法国展开，随后传播到加拿大魁北克省。 [24]维蒂格引用西蒙波娃，挑战生理决定论，认为当权者为了掩盖利益冲突和维持统治，而构建性别和种族的差异。[25] 维蒂格与其盟友强烈抵制异性恋社会及异性恋霸权。 [26]
1970年代，拉丁美洲基进女同性恋主义兴起。1977年，在墨西哥，基进女同性恋主义开始发展，由Mujeres guerreras que abren caminos y esparcen flores (Oikabeth) 组织领导。1984年，在智利，基进女同性恋主义在独裁统治下发展。1986年，哥斯达黎加发起了一场基进女同性恋主义运动[27]。1980年代至90年代间，拉丁美洲女同性恋者生活困难，受到该地区的厌女打压。为此，墨西哥、哥斯达黎加、波多黎各、阿根廷和巴西的社群开始更加紧密地合作。 [28]
参见
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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