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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台诗案,发生于宋神宗元丰二年(1079年),为苏轼政治生涯的一次重大转折,后经多方力保,改谪黄州团练副使安置。所谓“乌台”,即御史台,因汉代御史府内遍植柏树,又称“柏台”。柏树上常有乌鸦栖息筑巢,乃称“乌台”。称“诗案”则主要是因诗得祸,实际上,案子也涉及十多篇文章。由于苏轼是西川路眉山县(今四川省眉山市)人,清朝张鉴将此事编撰成书,并命名为《眉山诗案广证》,人们又称其为“眉山诗案”。宋朝大兴文字狱。而乌台诗案实为见诸历史记载的一次成规模的文字狱。
北宋元丰二年(1079年)苏轼由徐州移知湖州,于四月二十日到任,进《湖州谢上表》称:“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 意思就是:“陛下您知道臣愚昧,思想不合时宜,难以和新进的臣子们共同辅佐陛下,又观察臣年老,无意惹事生非,勉强能在地方治理人民。[2] ”李定等人认定“生事”是针对熙宁变法,“新进”则针对因变法而被擢用的官员,御史台官员搬出苏轼以前所写“托事以讽”的诗文,群起攻击陷害。李定、何正臣、舒亶、李宜之等人在几天之内连番向皇帝上奏折,弹劾苏轼,加诸其罪,欲置苏于死地,甚至向神宗皇帝诬告苏轼,指其讽刺朝廷。皇帝批阅后,七月二十八日,台吏皇甫遵携吏卒急驰湖州,奉旨抓捕苏轼。八月十八日,苏轼下御史台狱,二十日即遭受审问,由御史中丞李定会合谏官张璪等台谏轮番鞠讯,逼迫苏轼对语涉讥讽的诗文作出交代。经过苏辙、张方平、章惇、吴充、王安石、王安礼等大臣犯颜直谏,德高望重的曹太皇太后也劝神宗明察,使苏轼最终于十二月二十九日出狱,囚于狱中达一百三十天。最后,苏轼受神宗敕命,授检校尚书部员外郎,充任黄州团练副使,不准出黄州,亦不得过问公事。团练副使是个闲职,苏轼实质上是被贬到黄州。此案牵连了一大批官员,他们大都受到当时的宋朝政府予以贬谪或罚俸。
北宋因政治腐败、因循守旧而造成了积贫积弱的局面,中叶即出现了较大的财政危机和国防危机。[1]熙宁年间,在宋神宗的支持下,王安石发动了旨在富国强兵的变法运动。苏轼早在应制科时,就已经在策文中表露过变法图强的思想,但是他的变法思路与王安石大相径庭。在耳闻目睹了变法产生的一些弊端之后,他两次上书神宗,表达反对意见。在《上神宗皇帝书》中,苏轼说“今日之政,小用则小败,大用则大败,若力行而不已,则乱亡随之”,给予王安石变法以尖锐批评。后由于变法派的打压,苏轼已经觉得在朝廷无法立足,于是申请外任。熙宁四年(1071年)任杭州通判。[3]
在通判与之后的密州、徐州、湖州知州任上,他目睹了新法执行过程中的诸多流弊。他心中充斥着对变法派新进们轻率的不满,便将这些愤怒行诸笔端。多次上书皇帝,陈说利害,未蒙采纳。任职地方以来的托诗以讽又是泥牛入海。苏轼最终在《湖州谢上表》中,他公然写到“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这就公开地明白无误地表达了自己不与当朝新贵合作的态度,表达了自己对新法“生事”的不满。而这一次上书也成为了“乌台诗案”的直接导火线。[3]
最先把苏轼作诗讽刺新法举报给朝廷的,是他的朋友沈括。熙宁六年(1073年)沈括以检正中书刑房公事的身份到两浙路(今浙江省)巡查新法实行的情况,看到苏轼的诗稿,认为涉嫌诽谤朝政,便上呈神宗。但沈括的意见当时并未特别受重视[注 1] [4]。元丰二年(1079年) 七月,苏轼进《湖州谢上表》后,负责监察百官的御史台官员李定、何正臣、舒亶等人以其表中用语暗藏讥刺,接连上表弹劾苏轼。何正臣指其“愚弄朝廷,妄自尊大”,又以苏轼动辄归咎新法,要求朝廷明正刑赏。御史李定曾因不服母孝,受苏轼讥讽,于此案中也指苏轼有“悛终不悔,其恶已著”、“傲悖之语,日闻中外”、“言伪而辩,行伪而坚”、“怨己不用”等四大可废之罪。御史舒亶寻摘苏轼诗句,指其心怀不轨,讥讽神宗青苗法、助役法、明法科、兴水利、盐禁等政策。最终神宗下令拘捕,太常博士皇甫遵奉令前往逮人。归结起来,乌台诗案中苏轼被指定的主要罪状主要有以下四点:[3]
案发当下苏轼弟苏辙时人在在宋城县,已预知消息,托王适协助安置苏轼家属,并上书神宗陈情,愿以官职赎兄长之罪。
苏轼在九月被捕后,写信给苏辙交代身后之事,长子苏迈则随途照顾。押解至太湖,苏轼曾意图自尽,几经挣扎,终未成举。捕至御史台狱下,御史台依平日书信诗文往来,构陷牵连七十余人。苏轼自料必死,暗藏金丹,预备自尽。
押解途上,苏轼与苏迈约定,如有不测,则单送鱼至牢中。亲戚送饭时,一时不察,苏轼以为将死,遂写下二诗与苏辙诀别:
“ | 圣主如天万物春,小臣愚暗自亡身。百年未满先偿债,十口无归更累人。是处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独伤神。与君世世为兄弟,又结来生未了因。 | ” |
“ | 柏台霜气夜凄凄,风动琅珰月向低。梦绕云山心似鹿,魂惊汤火命如鸡。眼中犀角真吾子,身后牛衣愧老妻。百岁神游定何处,桐乡知葬浙江西。 | ” |
后因太皇太后曹氏[注 6]、王安礼等人出面力挽,王安礼三兄,曾任宋神宗同平章事的变法派领袖王安石也说:“岂有圣世而杀才士者乎?”苏轼才免于一死[5],贬谪为“检校尚书水部员外郎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前往黄州,为其文学创作生涯的重要阶段。苏辙被贬江南路筠州(今江西省)任酒监,平日与苏轼往来者,如曾巩、李清臣、张方平、黄庭坚、范镇、司马光等二十九人亦遭处分。张方平和范镇罚红铜三十斤,司马光其余各罚红铜二十斤。曹太皇太后于十一月中崩逝,乌台诗案于十二月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