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厚生演剧研究会成立于1943年，是日治时期台湾的重要文艺组织，旨在推动本土戏剧发展，在新文学运动的脉络当中，代表了台湾戏剧的重要里程碑。
厚生演剧研究会于1943年4月29日在台北市大稻埕的山水亭餐厅举行成立大会。[1]:336研究会的主要发起人包括林抟秋、张文环、王井泉、吕赫若、吕泉生等人，多为《台湾文学》杂志的核心，其他重要成员还有杨三郎、赖曾等，涵盖作家、导演、音乐家、画家，奠定研究会的多元基础。[2][3]:97-100研究会主张，戏剧应“敏锐地摄取观众中流动的生活情感以及时势”，重视台湾主体性、写实主义、文艺大众化。[4]
研究会成立当日，恰逢总督府成立“台湾文学奉公会”，两个性质迥异的文化组织同日诞生，具有特殊历史意义。吕赫若在日记中记载了当天的情景：文化人士先是行礼如仪地参与了总督府的典礼，随后便赶赴大稻埕参加厚生演剧研究会的成立大会。[5]
厚生演剧研究会最著名的演出，为1943年9月3日至8日在永乐座公演的《阉鸡》。[2][6]该剧由林抟秋改编张文环的同名小说，受到观众热烈欢迎，并获得台日文化界的好评。[3]:110-111《阉鸡》的成功不仅在于艺术价值，其更反映了当时台湾的社会问题。其剧本相较于原著更加开放、吕泉生所创作的配乐、田野采集而来的台湾民谣《丢丢铜仔》、《六月田水》、《一只鸟仔哮救救》等，以及杨三郎设计的闽南式家屋舞台、特别训练的本土演员，展现了厚生演剧研究会的专业、创新精神。[4][5]然而，该剧违反了皇民化运动“只准演奏，不准演唱”方言的规定，遭到殖民政府禁止。[6]
除此之外，厚生演剧研究会还演出了《从山上看街市的灯火》、《高砂馆》、《地热》等剧，与《阉鸡》相同，皆为林抟秋一人包办编导。[3]:96、109这些演出不仅在当时引起轰动，在战后仍广泛讨论，甚至被视为殖民地时期最后的“抗日神话”。然而，学者石婉舜指出，这种解读可能简化了研究会的历史背景和艺术追求。[7]
厚生演剧研究会提供了重要的创作平台，在日本殖民统治结束前夕展现了台湾文化界的活力和创造力。王井泉在《兴南新闻》对新剧的回顾点出了研究会的艺术目标：“将现实理想化、理想现实化”，是对现实的全新描写，更是与社会现实的深刻对话。《阉鸡》则为台湾新剧的里程碑，以写实主义深刻描写旧社会文化、权力结构，引导观众思考社会传统中的优劣、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关系，反映当时渐趋成熟的台湾文艺风格，也体现了文化启蒙运动的成果。[5]学者将林抟秋称为台湾第二波新剧运动的旗手，评论其在禁止母语演剧的时空下，回溯母土、民间文化，重新建立台湾文化身份认同。[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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