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战役
长城抗战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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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城战役，又称长城大会战，中国国民政府称长城抗战，满洲国政府称关内作战，是1937年7月中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大日本帝国控制下的傀儡政权满洲国于1933年向关内扩张，围绕长城一线发生的数场战役，与热河战役相连接。由于当时南京国民政府的政策重点仍落在“安内”与战争准备阶段，故采取了退让态度，结局以双方签订了塘沽协定暂息争端。当时中国国内抗日救亡运动涌起，紧接发生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事件，以及同年的“闽变”，造成国民政府的忙乱，不过蒋中正最终在“围剿”中还是成功地将共军赶往中国西部。在国民政府的隐忍退让之下，直到1935年12月，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日本势力逐渐进入了华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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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日本以热河省地方官员表示归附满洲国为由，与满洲国军队进军热河，省主席汤玉麟不战而逃；之后日军进攻山海关、长城各隘口与热河，国民政府派遣宋哲元、冯治安、张自忠、刘汝明、关麟征、黄杰与刘戡在义院口、冷口、喜峰口、古北口、罗文峪、界岭口凭险固守并抵御日军，但最终由于军备不良、战力消耗殆尽、丧失战略位置而撤退。王以哲部东北军属于参战部队。
之后中华民国成立国民政府行政院驻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由熊斌、徐祖诒与日本代表冈村宁次签订塘沽停战协定，划定冀东二十二县为非武装区，军队不得进入，而日军退回长城以北，但实际上日军以“监察中国军队”的名义留下驻军，为卢沟桥事变做好准备。以长城为界，满洲国更于长城各地树立“王道乐土大满洲国”的界碑。
关东军司令官武藤信义指挥关东军第6、第8师团、混成第14、第33旅团、骑兵第4旅和航空兵、海军各一部4万余人及满洲国军3万多人，企图攻占热河、古北口以东的长城一线，伺机进占冀东。
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代理委员长张学良指挥，先后调集14个军20余万人，企图保卫热河和依托长城阻止日军进关。张学良任集团军总司令兼第一方面军总指挥，下辖第一、二、三军团（第三军团司令万福麟），共5个军1个师兵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张作相，辖四、五、六、七、八军团共9个军1个师，分布在长城各口，固守御敌。
3月12日起由何应钦接替张学良指挥。
日军第8师团进攻热河，汤玉麟征集二百多辆汽车，装上金银财宝和鸦片等，运往天津租界，他的手下的几个将领尚未交锋就投降或逃跑，汤玉麟更是一枪不发，全面败退，率部逃到河北承德地区的滦平，日军仅128名骑兵占领承德。
1933年1月1日，武藤为保障主力迅速攻占热河、长城，令山海关守备队和满洲国国境警察队制造榆关事件，鸣枪挑衅，反称为中国军队射击，并通牒中国守军撤出山海关，被拒绝后，日军第8师第4旅在航空兵和海军各一部支援下，于1月2日以优势兵力及火炮向山海关中国驻军第9旅第626团进攻。日军进攻山海关，中国守军何柱国所部安德馨营英勇抵抗，经两昼夜激战，全部殉国[1]:297。该团奋勇抵抗至3日下午，奉命撤退。日军攻破榆关[2]:26。1月4日和1月6日，日军再进攻榆关附近五里台、石河的第九旅阵地，守军坚守。1月10日，日军攻占九门口，守军第十五旅退守石门寨。
1933年3月1日，热河省政府主席汤玉麟扣留军用汽车偷运鸦片输送天津，3月3日夜竟率所部满载私物潜逃[3]:101，不战弃守承德[1]:297。3月4日，日军以120名骑兵先头部队占领承德[1]:297。热河各地随之陷落[3]:101。随后日军进攻北京东北方向的长城各口。3月8日，政府通缉汤玉麟，命军政部长何应钦驻节北平，驰调国军北上增援[3]:101。
3月6日，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第三十七师（师长冯治安）第三十八师（师长张自忠）奉命防守东起冷口，西至马兰峪一线。由于装备不如日军，守军以奇袭夜袭对付日军。3月9日，日军抢占喜峰口。傍晚，奉军长宋哲元令，第三十七师第一〇九旅旅长赵登禹率兵跑步驰援抵达战场；考虑到日军日间火力优势，宋哲元派赵登禹带队夜袭，并将第三十八师董升堂团也交赵登禹指挥[4]。3月10日，第二十九军赵登禹旅在喜峰口与日军激战[1]:297。赵登禹接命后，从董升堂团及本旅王长海团挑出500名士兵组成“大刀队”，由他亲自带队，于3月11日深夜只带大刀和手榴弹分两路踏雪夜行直插日军军营[4]。3月11日，当地猎户关仁景、于连贵等自愿担当向导，赵登禹率左翼大刀队袭日军步骑兵营地，第一一三旅旅长佟泽光率右翼大刀队袭日军炮兵阵地。3月12日凌晨，董升堂团首先到长城外小喜峰口之三家子村和前仗子村附近埋伏，当夜一支日军骑兵部队正在酣睡，大刀队迅速解决日军哨兵，冲入营房扔手榴弹，用大刀劈杀日军[4]。王海长团也赶到狼洞子及白台子日军炮兵阵地，大刀队夺取日军阵地；是次夜袭共砍死砍伤日军逾千人，缴获坦克11辆、装甲车6辆、大炮18门、机枪36挺、飞机1架，500名大刀队员仅23人生还[4]。日军骑兵与炮兵部队一夜之间被全歼，打破其不可战胜之神话，以致当时《朝日新闻》称：“明治大帝造兵以来，皇军名誉尽丧于喜峰口外，而遭受六十年来未有之侮辱。”[4]国军夜击日军，夺回喜峰口，东出铁门关，西过潘家口，由山间小路迂回至敌后包抄日军，宣称歼敌数千，中国方面战后称之为喜峰口大捷。
日军于喜峰口失利后从承德方向调集早川、濑谷义的第31、第8两个联队，并附骑兵2个团，装甲车10余辆，飞机20架，联合蒙古、朝鲜人附庸部队2个旅，总计兵力超过万余人，向长城罗文峪口进攻。3月17日至19日，第二十九军所辖暂编第二师及第三十七师1个团、第三十八师1个团防守遵化罗文峪一带各口，由暂编第二师刘汝明师长指挥，总兵力约6,000人，在罗文峪一带的长城线上迎战。血战三日，第二十九军官兵杀敌3,000多人，伤亡1,700余人，成功击退日军和附庸军队，守住罗文峪。日军向滦东打开缺口。4月7日起再攻喜峰口，头2天进攻均被宋部击退。4月11日喜峰口腹背受战，4月13日，第二十九军奉何应钦之命撤出喜峰口，在兴城以北滦河西岸布防。
1933年3月9日，关麟征率中央精锐国民革命军第十七军（军长徐庭瑶）第二十五师到达河北密云县石匣镇时，将部队开到古北口前线。出古北口东关不远，即与日军的前哨发生遭遇。关麟征亲率第一四九团夺取右翼有利高地，遭遇日军潜伏的侦查部队狙击。双方短兵相接，战斗惨烈，关麟征受伤多处，浑身是血。身旁随从官兵10余人全部战死，第一四九团团长王润波阵亡，终于将日军击退，占领高地。3月11日，日军第8师团主力向右翼阵地进攻，东北军王以哲部不支而退，制高点将军楼失守，日军占领古北口关口，乘胜包围第二十五师戴安澜的第一四五团，关麟征负伤，由杜聿明代理师长继续同日军苦战。请示徐庭瑶军长同意后，在古北口以南的南天门一线构筑阵地。
3月12日日军在火炮和飞机的支援下，开始进攻，第一四五团被分割成两部分，师指挥所再次受到攻击，第二十五师只好撤退。开战之初，第一四五团的吴超征副团长兼任侦查先锋营率领一个营奉命驻守“帽儿山”高地的八个碉堡，由于联络中断，没有接到撤退命令，仍然坚守，日军调来飞机重炮猛攻，该营在八个碉楼居高临下依靠地势顽死守，弹药耗尽而使用刺刀肉搏，最后全营阵亡。
1933年3月13日，黄杰率中央精锐第十七军第二师于密云县石匣镇抗日，接替第二十五师南天门防务，守备黄土梁、南天门，八道楼子一带阵地。3月14日第十七军德军装备第八十三师（师长刘戡）投入战斗，4月16日后，日军飞机10余架即更番至南天门、石匣、密云一带阵地，猛烈轰炸，至21日，日军更全面向黄土梁、南天门、八道楼子阵地攻击，五昼夜末稍停歇，尤以左翼八道楼子一地，著弹3,000余发，工事尽被摧毁，营长聂新、团副吴超征阵亡，尸骨不存，化为灰烬。
4月23日，日军3,000人在飞机的掩护下向南天门再次发起进攻，先后4次攻击被击退，日军后从421.2高地迂回到大小兴开岭进攻也未得逞。4月24日，日军向421.2高地发起集团进攻，战至10点左右，421.2高地失守。从4月21日到4月25日，第二师已伤亡6,000多人，不能再坚持下去，徐庭瑶调刘戡的第八十三师接防南天门，第二师撤回补整。日军攻占八道子楼后，将山炮运了上去，进行炮击。日军并在坦克的掩护下进攻，日军攻下南天门。
从4月28日到5月上旬，第八十三师继续在372高地、425高地、车头峪、大小兴开岭、上堡子、笔架山、香水峪等地和日军作战，伤亡惨重，阵地不断被日军攻占，刘戡准备自杀，被参谋长符昭骞等人拦阻。战至5月11日，何应钦下令撤退，5月19日第十七军撤至顺义北苑，长城古北口战役结束。
1933年5月31日，中国政府被迫与关东军签定塘沽协定。
八道楼子电影是1970年代邵氏电影公司拍摄之经典战争片。开战之初，第145团的吴超征副团长兼任侦查先锋营、白长兴、江明坤、何鸿发、褚天成、贾福胜、潘炳林等7人奉命驻守“帽儿山”高地的营本部碉楼，由于联络中断，这7人没有接到撤退命令，仍然坚守，3月13日日军调来飞机重炮猛攻，而七人居高临下依靠地势顽死守，弹药耗尽而改用刺刀肉搏，全部阵亡。日军攻下高地后将7人合葬，立了一块墓碑，上面写着“支那七勇士”。这段故事后来被导演张彻改编为电影八道楼子。
由于以上的战功，第二十九军高级军官共11人，包括宋哲元、冯治安、张自忠、刘汝明及第十七军关麟征、黄杰、刘戡，在1935年获颁青天白日勋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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