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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维（1877年12月3日—1927年6月2日），初名德桢，字静安，又字伯隅，初号礼堂，晚号观堂（甲骨四堂之一），又号永观，谥忠悫。浙江杭州府海宁人，中国学者、国学大师。
王国维与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号称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四大导师”。中国新学术的开拓者，连接中西美学的大家，在文学、美学、史学、哲学、金石学、甲骨文、考古学等领域成就卓著。王国维精通英文、德文、日文，使他在研究宋元戏曲史时独树一帜，成为用西方文学原理批评中国旧文学的第一人。陈寅恪认为王国维的学术成就“几若无涯岸之可望、辙迹之可寻”[1]。著述甚丰，有《海宁王静安先生遗书》、《红楼梦评论》、《宋元戏曲考》、《人间词话》、《观堂集林》、《古史新证》、《曲录》、《殷周制度论》、《流沙坠简》等62种。
1877年，王国维出生于浙江杭州府海宁盐官双仁巷的一个书香世家。其父王乃誉精于书画、篆刻、古文诗词，对儿时的王国维有很大影响。1883年，王国维七岁时入私塾，师从潘紫贵。1887年，父亲回家奔丧，于是在家教王国维读书，并改从陈寿田先生学习。1892年7月，入州学，参加海宁州岁试，以第二十一名中秀才[2]。与陈守谦、叶宜春、诸嘉猷被誉为“海宁四才子”。1893年，肄业于杭州崇文书院，8月29日，乡试未中返回海宁[3]。1897年4月，他在同邑陈枚肃家任塾师。9月，再应乡试，未中。1898年2月，进上海《时务报》馆充书记校对。3月，康有为在京发起保国会，王国维曾去拜访。利用公余时间，他到金石学家罗振玉和藤田丰八办的“东文学社”学习外文及理化[4][5]，他和沈纮、樊炳清虽未及格但仍入学。9月，维新变法失败，《时务报》停刊。11月，到上海，在东文学社和《农学报》工作。1899年秋，跟随田岗佐代治学习英文。1900年6月，再赴上海做翻译工作，结识狩野直喜[6]。12月，返乡准备留学。1901年春，应罗振玉之邀，赴武昌湖北农务学堂任译授[4][5][2]。夏，到沪主编《教育世界》杂志。1902年2月，经藤田丰八介绍前往日本东京物理学校留学。夏，旧病复发回国[4][5][2]。10月，张冶秋邀请王国维到京师大学堂教日文，同时张謇也邀请他到通州师范学校任教。11月，到通州任教，讲授哲学、心理学、伦理学等[4][5][2]。1904年12月，应罗振玉邀请到苏州江苏师范学堂任教[4][5][2]。同时埋头文学研究，开始其“兼通世界之学术”的“独学”阶段，写出《红楼梦评论》等多篇哲学、美学论文。后自编为《静庵文集》，于1905年出版。1906年2月，罗振玉入京师任学部参事，王国维随其北上。8月，父亲去世，回家奔丧。1907年3月，返京在学部总务司行走，兼任学部图书馆编译、名词馆协韵等职[4][5][2]；因此结识了吴昌绶、王鹏运、朱祖谋、郑文焯等词学家[7]。1908年4月，偕家北上住在宣武门新帘子胡同。1909年，汉学家伯希和从敦煌到北京准备返国，王国维、罗振玉与他讨论考古问题，并商讨敦煌写本的研究计划。秋，参与留美考试阅卷。1910年8月，内藤湖南等人访华，狩野直喜常常和他谈论元代杂剧研究[8]。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王国维随罗振玉寄居日本京都[4][5][2]，从此以前清遗民自居。其研究方向开始从哲学、文学转向经史、小学。他与罗振玉在学术上相互交流切磋，协助罗氏整理大云书库藏书。王国维以古文字学为基础，研究古代中国历史，从古器物到古代书册、服装、建筑，各方面皆有涉及。在日本期间王国维“生活最为简单，而学问则变化滋甚。成书之多，为一生冠。”1912年，和缪荃孙、铃木虎雄多有书信往来，并结识青木正儿[9]。1913年，创作《宋元戏曲史》。1915年3月，携眷返国，会海宁扫墓后到上海，本打算到安阳、洛阳考察，但因为眼疾未果。正巧沈曾植寓居麦根路，常常去请教，与之结交。月底，与罗振玉一起返回日本，结识神田喜一郎。1916年2月4日，王国维到京都已经历四暑五冬，均有罗振玉出资补助，由于不愿再麻烦罗氏，便决定回国。正巧同乡邹安替上海著名犹太富商哈同给王国维写信，希望他可以出任《学术丛编》的编辑，于是在给罗振玉拜年后，偕长子回国任职[10]。2月11日，到沪后移居吴兴里392号，继续从事甲骨文、考古学研究。3月，政局丕变，袁世凯取消帝制后各省纷纷独立，王国维十分关注国内政局，在书信中常常有提及。年底，刘翰怡在上海建立淞社，约王国维参加。1917年1月，为沈曾植编辑诗稿，月中，赴日探望罗振玉，在京都过春节。2月5日，返回上海。3月，内藤湖南和富冈谦藏等人访华，王国维为其引荐徐乃昌、刘翰怡。9月，著《殷周制度论》，指出“中国政治与中国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11]1918年1月，经济支绌，于是为蒋汝藻编藏书目，同时蔡元培来函拟聘王国维为教授，婉辞不就。这年，兼任上海仓圣明智大学教授。1919年春末，罗振玉返国，抵上海。王国维虽关注国内政局，但主要工作还在在碑文和古籍的研究上，对政治少有参与。1920年4月，为蒋汝藻的密韵楼编撰藏书志。1921年1月28日，答应出任北大教授。
1922年春，受聘为北京大学国学门通讯导师。1923年三月初一日，由蒙古贵族、大学士升允举荐，与景方昶、杨锺羲、温肃应召任清逊帝溥仪“南书房行走”，均著在紫禁城内骑马。5月，王国维检理景阳宫藏书得以窥见大内所藏秘籍。7月14日，溥仪手令，王国维“加恩赏给五品衔，并赏食五品禄”[12]。1924年春，北京大学国学研究所拟聘王国维为主任，考虑再三不就。秋，国立清华大学拟办研究院，曹云翔欲仿照美国大学研究院办法，与胡适商议。胡适建议参考宋、元以来的书院制，并推荐梁启超和王国维为导师。曹云翔又邀请陈寅恪、赵元任、李济为导师。但胡适上门敦请时，王国维婉辞。10月23日，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11月5日，修改对清室优待条例，溥仪遵照条款迁出皇宫，暂住醇王府，王国维陪同[13]。经此事变王国维自认日在忧患中，经常想要自杀，被家人劝阻未果[14]。
1925年2月，胡适请溥仪代为劝说，于是王国维只好奉诏到任筹备中的清华国学研究院，4月17日全家迁入清华园。清华时期，虽然开讲课程仍然不出经史小学，课余的研究方向大变，主攻西北史地学、蒙元史学，这也是他1927年逝世前的最后两个研究领域。[15]王国维在清华仅两年多的时间，主要是授课，课程内容有中国古文字学，《说文·后序》、《说文》部首；群经中讲《尚书》，该书五十几篇，真伪各半，从经学、小学、史学各个方面一一考据，何者可读，何者可疑。《诗经》的问题少，常常提及。三礼中，否定《周礼》，以《礼记》为晚作《仪礼》十七篇。他的弟子杨筠如所著《尚书核诂》，刘盼的《学礼札记》都是以他的讲授为蓝本的。最精讲到是《古史新证》，讨论殷周史，考释甲骨文、钟鼎彝器，都是出于自己研究的创见。[16]7月，为清华暑期补习学校演讲《最近二三十年中国新发现之学问》，这次演讲内容大略是“古来新学问大都由于新发现......自汉以来，中国学问上之最大发现有三：一为孔子壁中书，二为汲冢竹书，三则今之殷墟甲骨文字，敦煌汉晋木简，千佛洞六朝及唐人写本书卷，内阁大库之元明以来书籍档册......而各地零星发现之金石书籍，与学术有大关系者尚不与焉！”。由此可知，这次演讲可谓是自道自己的研究经历。9月28日，研究院第一届开学。[17]研究生写论文时，王国维认为要质疑、要写高的题目。他提出的论文题为，为《诗经》中连绵字之研究，古音韵的研究，历代度量衡考、周共和以前历史年代考等等。有的研究生自拟题目，亦加以指导。在授课之余，还对研究生个别指导。[18]1926年9月26日，长子潜明在上海过世，悲痛万分，自此情绪郁闷。10月15日，返回北京。
1927年，政治气氛巨变，诸如王国维、梁启超等许多人都对中国前途流露着不安和悲观。[19]5月，赵元任和钱玄同等人组织“数人会”，王国维本要参加，不料还没正式参会就发生了悲剧。[20]6月2日上午，雇人力车到颐和园，自沉于昆明湖鱼藻轩，王国维留下遗书，封面上书写着：“送西院十八号王贞明先生收”，最后落款时间和签名是：“五月初二，父字。”遗书内容如下：
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事变，义无再辱。我死后当草草棺殓，即行藁葬于清华茔地。汝等不能南归，亦可暂移城内居住。汝兄亦不必奔丧，因道路不通，渠又不曾出门故也。书籍可托陈吴二先生处理。家人自有人料理，必不至于不能南归。我虽无财产分文遗汝等，然苟谨慎勤俭，亦必不至饿死也。
王国维为何自溺，至今仍争论不一，论点有所谓的：“殉北洋说”、“反共及痛恨北伐说”、“逼债说”、“性格悲剧说”、“文化衰落说”[21]。
金梁的《王忠悫公殉节记》中说：“五月初三，公晨起赴校，复雇车到颐和园，步至排云殿西鱼藻轩前，临流独立，尽纸烟一枚，园丁曾见之，忽闻有落水声，争往援起，不过一二分钟，早已气绝矣。”[22]
陈寅恪在《王观堂先生挽词》的序言中写道：“或问观堂先生所以死之故。应之曰：近人有东西文化之说，其区域分划之当否，固不必论，即所谓异同优劣，亦姑不具言；然而可得一假定之义焉。其义曰：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达极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吾中国文化之定义，具于白虎通三纲六纪之说，其意义为抽像理想最高之境，犹希腊柏拉图所谓Idea者。若以君臣之纲言之，君为李煜亦期之以刘秀；以朋友之纪言之，友为郦寄亦待之以鲍叔。其所殉之道，与所成之仁，均为抽象理想之通性，而非具体一人一事。”
“殉清说”则与罗振玉所伪造的王国维遗折有关。逊帝溥仪阅毕遗折后，降谕赐王氏谥号“忠悫” [23]。
根据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一书第四章〈天津的“行在” (1924 – 1930)〉中之说法，王国维早年受罗振玉接济并结成儿女亲家，然而罗振玉常以此不断向王氏苛索，甚至以将王氏女儿退婚作要胁，令王国维走投无路而自杀。然此说有漏洞，逊帝或有所忌讳而不遑多言。马叙伦在《石屋馀渖》也曾说王国维是被罗振玉所迫后自杀[24]。
甲骨文始发现于晚清，后来刘鹗刊印《铁云藏龟》，继而孙诒让和罗振玉等人对甲骨文字进行研究。而将甲骨学由文字学演进到史学的第一人，则推王国维。他撰写了《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续考》、《殷虚卜辞中所见地名考》、《殷周制度论》、《殷礼征文》以及《古史新证》等，将地下的材料甲骨文同纸上的材料中国历史古籍对比来研究，用卜辞补正了《史记·殷本记》载的错误，而且进一步对殷周的政治制度作了探讨，得出崭新的结论，他的考证方法极为缜密，论断堪称精审。
王国维提倡以“地下之新材料”补“纸上之材料”，是为二重证据法。王国维首先用出土甲骨文，考订了商代先公先王的名字和前后顺序，证明了历史记载商朝君主世系的可靠性。二重证据法既继承了乾嘉学派的考据传统，又运用了实证主义的科学考证方法，是中国史学理论的重大革新，为古史及文献学的研究开辟了一个新纪元。[29][30]
王国维的《人间词话》之二六，原文如下：“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31]，此第三境也。此等语皆非大词人不能道。然遽以此意解释诸词，恐晏、欧诸公所不许也。”是非常有趣的见解。后人常以此三种境界象征奋斗路上的心路历程。[32]
但王国维的意境论和境界说不能混为一谈。意境可以分解为意、境、观三要素，而境界则主要指真情和心理境界，无法分解；意境论受西方理论影响明显，而境界说则体现了回归中国传统诗学的倾向。[33]
王国维对康德哲学的吸纳借由日本的二手文献和日文、英文译本。他借用康德的概念与学说来讨论中国哲学的问题，譬如用康德的知识论讨论中国哲学的人性论(见《论性》)，借用康德的理性学说讨论"理"的问题(见《释理》)，借用康德的自由理论讨论"命"的问题(见《原命》)。[34]
王国维生平著述62种，批校的古籍逾200种。生前自编定《静安文集》、《观堂集林》刊行于世。逝世后，另有《遗书》、《全集》、《书信集》等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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