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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语，又称吴方言[2]，是汉族吴越民系使用的一种汉语方言[3]:8[a][4]:8[b]。主要分布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上海、浙江大部、江苏南部，以及安徽东南部分地区、江西东北角和福建西北角[2][5]。此外，中国大陆西部有三线建设时期形成的吴语方言岛；香港、美国等中国大陆外的部分江浙沪移民仍以吴语为母语。吴语没有法通语；早期代表方言是苏州话，19世纪上海开埠后，上海话逐渐占据优势地位，目前代表方言为上海话和苏州话[4]:5[5]:13。而内部各片则存在法通语，如温州话是瓯江片的法通语[5]:13。部分学者将徽语也视作吴语的一种变体[5]:26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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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条目介绍的是语言。此外，《吴语》还是左丘明著书《国语》中的一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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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年，全球以吴语为母语的人数约7717万人，以使用者人口排名位居世界第10名，在中国境内仅次于以官话为母语的人数[7]，约占汉语总人口数的6%[5]:13。2007年，吴语母语人口为7952万人；[8]2015年约8070万人[9][注 1]。目前，该语言存在严重传承危机，儿童普遍不能使用母语，而转用普通话。一般认为吴语未来在小城市会比大城市衰落得更快[4]:10。近年来，一些地方通过公共交通报站、中小学生吴语活动、民间自发形式的科普等方式保护或推广吴语。
吴语最为显著的特点是保留了中古汉语的全浊声母[3]:11，阳声调（阳平、阳上、阳去、阳入）在多数方言点声母都是浊音。由于四声各分阴阳，八个声调是吴语的典型特征，但各地有不同情况，如多地发生了声调归并从而声调数小于8个（上海话仅5个），一些地方则有“送气分调”现象使声调数多于8个[4]:99-102等。同大部分汉语方言一样，吴语也有连读变调现象，不仅有复杂的“语流变调”（如普通话的上声变调），大部地区还有“语法变调”，在偏正、动宾等不同的语法结构中有不同的变调规则[4]:111[10]。
吴语在明清时代的口语通行苏白，一种近似于苏州话语音的综合性共通语；但是，在近代，通行语的地位逐渐被上海话所取代。吴语词汇和语法具有独特性。譬如用吴语写成的小说《海上花列传》非吴语使用者无法深入理解其内涵。张爱玲女士翻译后夹杂的官话，仍然不能完全使官话使用者很好理解其本意。海上漱石生（孙玉声）《退醒庐笔记》:“韩书已易名曰《海上花列传》，而吴语则悉仍其旧，致客省人几难卒读，遂令绝好笔墨竟不获风行于时。”胡适《亚东本〈海上花列传〉序》：“孙先生的解释似乎很近于事实”。金庸的武侠小说系列也大量使用了吴语词汇，如“物事”、“醒转”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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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现代吴语的别称除吴方言外，还有江浙话、江南话等等，但历朝历代吴语的指代对象各有不同：秦汉时代所说的吴语实际上是古越语，并不属于汉语，这种语言和现代壮侗语系有着渊源；三国魏晋南北朝所称之吴语，实际上指代江东方言，通行于以当时的长江中下游平原，和现代吴语有继承关系；唐宋时期及至明清，吴语一般就是苏南、浙北方言，偶尔兼及宁绍平原，宁绍平原的方言一般被称作越语、越言，而温州方言被称作瓯海方言、瓯语，向来不以吴语、越语论。清末民初的章太炎在其《方言》中将江南苏州、松江、常州、太仓及浙江湖州、嘉兴、杭州、宁波、绍兴归纳为吴语。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传教士对中国的语言状况进行了全面调查，穆麟德在1896年发表的《现行中国之异族语及中国方言之分类》中提出吴语包括温州、宁波（下分绍兴、台州）、上海（下分徽州）三种方言，首次将古代的吴语、越语、瓯语并称吴语，1920年代的《中华归主：中国基督教事业统计》中详细绘制了吴语区的地图，1928年赵元任《现代吴语的研究》则沿用了上述地图，吴语区的范畴也由此定型。[4]:1,312-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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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分区
吴语区的分化由来已久，就吴语区内部而言，仅太湖片和台州片可以相互通话，其它各片之间的互通程度较低。总体而言，吴语区南部各方言可以或多或少听懂吴语太湖片，但太湖片却完全听不懂台州片以外的各方言。[4]:5[注 2]明清的吴语一般就只是吴语太湖片方言，例如章太炎就把太湖片以外的吴语方言分为两类：一类将吴语婺州片、处衢片的龙衢小片和徽语归为一种方言，另一类如瓯江片、台州片、处州小片大部则属于闽语。至传教士奠定现代吴语概念，穆麟德将吴语分为温州、宁波、上海三种。
在1982年上海复旦大学举办的第一次吴语研究学术会议上，与会代表一致同意吴语区的两分法，但在具体分法上存在争议，一派主张依据同言线划钱塘江为界，一派则综合考虑将太湖片以南划为南部吴语。[4]:26-28虽然傅国通等在1985年等按照两分法将浙江省南部的台州片、瓯江片、婺州片、处衢片与北部吴语对立，但在1986年放弃了南北划分的方法，将南部吴语划分为瓯江片、婺州片、处衢片，主要问题在于所谓的“南部吴语”彼此差异太大，难以视作同一方言研究，因此南部吴语的概念更多是一种地域概念而非语言学概念。[11]:4取而代之的中国社科院举办的1984年第二次吴语分区工作专题讨论会上提出的多分法，与会专家一致同意将吴语区划分为太湖片、台州片、瓯江片、婺州片、处衢片，1987年的中国社科院《中国语言地图集》则将宣州片从太湖片分出。[4]:29-30
此外，游汝杰认为吴语区可以划分为北、西、南三区，分别对应太湖片、宣州片、剩余分片。[4]:31曹志耘则在《南部吴语语音研究》中将原先的南部吴语区重新划分为瓯江片、金衢片、上丽片，并把台州片归于北部吴语区，主张合并吴语和徽语。[11]:4-7这种分法也应用于他主编的《汉语方言地图集》，以及后来的新版《中国语言地图集》。[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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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
在永嘉南渡汉人大规模迁入以前，现代吴语区域内，除了少数汉人移民聚集区外，主要通行不属于汉藏语系的古越语。至于这一段时期的汉人移民是否形成独立的方言，吴语是否已经从古汉语中分化出来，并没有准确的资料可以考证。随着越来越多的北方移民移居南方，中原王朝设立了大量郡县便于管理。然而无论是秦代丹徒、曲阿、吴县、娄县、阳羡、海盐、由拳、鄣县、乌程、余杭、钱塘、山阴、句章、鄞县、诸暨、乌伤、大末17县，西汉设置的鄮县、余姚、余暨、於潜、上虞、无锡、毗陵、溧阳、回浦，还是东汉设置的永宁、富春、故鄣、剡县，这些郡县都集中在吴语区的北部，直到三国孙氏江东建政之后才在南部设立浦江、东阳、长山、遂昌、松阳、常山、新安、天台、永康、瑞安10县。即便如此，三国时期的许靖仍称会稽以南“南至交州，历经东瓯、闽越之国，行经万里，不见汉地”，可见当地人口仍然以使用古越语的百越为主。至于这一时期当地汉人的语言是否已经形成独特的方言，或言之汉语吴语方言是否形成，尚未有确切、充分的历史文献可以证明。[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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衣冠南渡之后，随着大量北方汉人移居江东，“吴音”“吴声”“吴语”的记载开始涌现，证明当时吴语区的方言(古江东方言)已经不同于中原。首先是来自乐府的记录，南北朝《乐府诗集》收录了大量“吴声歌曲”，记录了建业一带的方言民歌，使用的代词就是吴、闽语特有的“侬”。此外，北方士族与南方土著既有尖锐的语言隔阂，也有相互学习的文化交流。王导就曾经学习江东方言，《世说新语》中记载刘长真会见王导听不懂口音，对外人称“未见他异，惟闻作吴语耳”，这也是“吴语”一词首见文献。虽然王谢这样的豪门大族都有学习“吴语”，但当时多数门阀都推崇中原洛阳音，士族之间都用洛阳音，许多北方士族都坚守洛阳音而摒弃方言，南方土著也盛行学习北方话，葛洪就这一现象讽刺道“况于乃有转易其声音，以效北语，即不能便良，似可耻可笑；所谓不得邯郸之步，而有匍匐之嗤者”。《世说新语》中也记载了谢安作洛生咏“浩浩洪流”以退桓温的故事，南北朝的注家刘孝标就解释谢安口音“少有鼻疾，语音浊”，后人为了模仿他“手掩鼻而吟焉”；这一语音特点恰与当代吴语多浊音、多鼻音的特点相吻合。虽然“吴声歌曲”大多采集自建业附近，但根据《颜氏家训》，当时建业朝廷内都是北方洛阳话，同时朝廷为了安置北方侨民在建康周边设置了侨州郡县，因此这些地方都逐渐脱离吴语区，成为北方话通行的地方。上述地区或许可以和现代江淮方言相对应，长江以北、淮河以南的地区直到隋代也有和江东方言相似的特征，例如隋代曹宪就在《博雅言》中记录过扬州方言和江东方言字音相似之处。[4]:303-306
此外，吴语在五至六世纪的南北朝时代对日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吴音（日语：呉音）是日本汉字音（音读）的一种，一般认为这批汉字读音在五至六世纪的南北朝时代从南朝直接或者经朝鲜半岛（百济）传入日本，而南朝的大致统治区域便是如今中国的长江以南地区，国都和统治中心便在长三角地区，也就是吴地。由于吴音融入日语程度较深（常用于基本词汇中），古代称为“和音”。平安时代之后，由于推动汉音普及的一方对其的蔑称态度。归国的日本留学生以长安秦音为正统，称为“汉音”，因此称其他地区特别是长江以南特别是江东地区的音为“吴音”。吴音同现代吴语有很多相似性，如：日母在吴音与吴语白读中皆为鼻音声母n；吴音中匣母的脱落现象与吴语类似（如“和”，吴音ワ，上海音/ɦu/）。从日本吴音中可窥得南北朝时期古吴语音系之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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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吴语不但已巩固并已形成今天南北各片的基本状况。瓯江片永嘉话作者并已据自己母语写入字书(如戴侗：《六书故》)，并由专业书会写出影响全国的文学作品——各种永嘉戏文脚本，其中丰富地表现了本片特色（如《张协状元》）。
靖康之乱，宋室南渡，大量华北移民至杭州，使杭州附近的语言发生变化带有中州音韵的特点。据《元丰九域志》记载，北宋元丰六年，杭州9县居民已达二十余万多户，《宋史·地理志四》也记载着北宋崇宁年间临安府203574户，但北宋末年方腊起义造成杭州人口有一定损失，据方绍《泊斋篇》记载，“官吏居民死者十二三”。建炎四年，金兵攻占杭州，血洗杭城，烧杀抢掠十四天，仅清波门一带就死亡万人（《泊斋篇》）。明代钱塘人郎瑛在《七修类稿》里说：“（杭州）城中语言好于他处，盖初皆汴人，扈宋南渡，遂家焉，故至今与汴音颇相似。” 蒙元末明初的《南村辍耕录》是一部较早以民间射字游戏记录吴语音系的文献。
明清时期，苏州的经济文化逐渐向上，并兴于明清而影响全国。吴语口语涌现于文献记载，如冯梦龙（1574—1646）所编的《山歌》。此外，《山歌》大批收集了当时的吴地民歌，前9卷书以吴语。吴方言又见于其他文献中；如冯梦龙编的《三言》、梁辰鱼的《浣纱记》、冯梦龙编的《墨憨斋定本传奇》、李玉的《清忠谱》等。
明末，言吴语者总占中国20%，而白话小说《豆棚闲话》更实录了当时的吴语口语。清末民初（19-20世纪），出现了大批“苏白小说”（又称“吴语小说”），以《海上花列传》、《九尾龟》为名，民歌集则有《吴歌甲集》之类。[13] 古时以文言文为书面语言，而清末《海上花列传》首次并行文言文、吴语白话两者。
清末太平天国事发，严重影响了西吴（皖南）地区，吴地经济、劳动遭受成灾，以致吴语者人口锐减，江淮官话使用者进入江南填补真空。
在民国时期，随着上海城市地位的上升，上海话取代苏州话，成为吴语的代表性语言。有一些书籍采用吴语白话文，如《耶稣传》等。但是随着国语的推广，学校开始采用国语教学，吴语影响力减弱。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当局将地方语言称作“人民群众的语言”，推广国语被视为统治阶级的行为，暂时性的出现地方语言兴盛现象。较多地方语言制定相关的拉丁化方案和通行音，并做一定程度的推广。吴语以王钟布的《江南话_工人新文字课本》和华东人民出版社的《江南普通话注音符号挂图》为代表。江南普通话是以上海话为基础，参考部分周边发音形成的吴语通行语。但是，吴语拉丁化和普通音方案随着普通话的推广而销声匿迹。
目前，吴语存在严重传承危机，儿童普遍不能使用母语，而转用普通话。近年来，吴语区各地通过公共交通报站、中小学生吴语活动、民间自发形式的科普等逐步推广吴语。
语音
- 最重要的特征是中古全浊声母仍保留浊音音位，比如“冻”、“痛”、“洞”的声母分别[t]、[tʰ]、[d]（普通话“洞”的声母清化为[t]）。北部吴语尽管全浊声母在起首或单念时通常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浊声，而是浊音之弛声（过去描述为清音浊流），但和全清声母的带前喉塞的张声读法迥然不同（“洞”[ʔdʊŋ]依然不等于“冻”[tʊŋ]）；在词或语句中则是纯浊声（“洞”[dʊŋ]）。温州吴语全浊声母在起首或单念时很多还是真浊声。吴语中的浊音声母基本保留了中古汉语的特点，个数为8到11个，所以吴语的声母个数是汉语语言中最多的，一般为30个左右，而声母最少的闽南话仅为16个，粤语17个。
- 台州片浊音之送气感较太湖更强，严格记音可标作[bʱ][dʱ]等等。
- 除苏州文读与杭州话，吴语不分日泥娘三母，遇齐齿则自然变为[ȵ]。
- 清塞音爆破性较其他汉语强，可描述为带前喉塞的张声。
- 疑母洪细皆读鼻音（疑泥细音混同），不混以影云等。如上海“鳄”[ŋʱoʔ2]≠“恶”[ʔoʔ5]，“艺”[ȵʱi113]]≠“异”[ʱji113]。
- 泥来母不混（南方只有吴语、部分客家话和部分粤语完全区分泥来母），“弄”字依古音“卢贡切”读来母上海[lʱoŋ113]。
- 边、鼻音[l]、[m]、[n]、[ȵ]、[ŋ]均分为清浊两套，分别与阴阳声调相配，可视为清浊对立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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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语是以单元音为主体的语言。因此吴语的单元音相对比汉语官话多，上海各地吴语中一般有10至16个，奉贤区金汇镇更有多达20个，是世界上元音音位最多的语言[17]。普通话中，ai，ei，ao，ou等都是双元音韵母，而北部吴语与之大致对应的[ɛ]/[ø] [e] [ɔ] [o]等多是单元音。
- 蟹摄一、二等不同韵。
- 咸、山摄见系一、二等不同韵，如上海“官”[kwø52]≠“关”[kwɛ52]。
- 梗摄二等白读跟梗摄三、四等、曾摄不混，如上海“撑”[ʦʰã335]≠“称”[ʦʰəŋ335]。
- “打”上海[tã335]字韵母同“冷”上海[lʱã113]，合古音“德冷切”。
- “大”口语大多读“唐佐切”，如上海[du113]。
- 入声失去韵尾对立，但绝大多数地区韵母短促不与来自古舒声的韵母相混。
- 响音[l]、[m]、[n/ȵ]、[ŋ]能自成音节。
吴语单字调类数量以八调类为基准互有增减，八调类由中古汉语的平上去入四声各据声母清浊分为阴阳。在八调类具全的地点（如绍兴、常熟），古全浊上声不混于古浊去声，仍与古次浊上声同类合为阳上。而其他各汉语分支古浊上声一般分化为两类，且古全浊上声大都混于古全浊去声。
多地阴舒、阳舒诸声调之间或有合流，单字调类不足八个。上海阳上、阳平并入阳去，阴上并入阴去，只有五个单字调类（阴平、阴去、阳去、阴入、阳入）。今慈溪市区（旧余姚县浒山镇）单字调仅剩阴舒、阳舒、阴入、阳入四类。
苏州与嘉兴交界的部分地区，除了声母清浊影响古声调分化外，清声母的送气与否也构成分调条件，如阴平分化为全阴平（清不送气）与次阴平（清送气）。吴江市的各个乡镇分调格局各异，有十到十二个单字调，与壮侗语言的十五调机制及格局类似。
吴语的连调现象为东亚诸语族内最丰富的。两个或两个以上音节连在一起时，构成一个连读单位，其中每一音节（字）的声调往往不同于该音节（字）单念时的声调。 形象地说，吴语在被讲的时候，一句话，或者一个短语，只有第一个字是保持了其原本的声调，后面的字，根据第一个字的声调（甚至在不少时候，首字也要发生声调变化），以及说话者想要表达的意思，改变了声调的高低和走向，称作变调。这种变调是广泛存在的，即变调可能超越了句子、短语或者词汇等语音单位 而存在，所以称为广式连续变调。同时，这种变调是有倾向性的，即将原先不平整的声调，变成平整的，而且同时以词、短语为单位，加强了词里面的字，或者短语 里面的字之间的联系关系，使得看上去像一个整体（想象一下英语中的单词，或者多个单词、词根形成的新单词），所以又被非正式地称为连读变调。
声母方面的“文白异读”现象主要有以下几点：
- 见系声母（见溪群，广义包括疑影晓匣）有文白异读，文读腭化，白读不腭化。如上海“家”[ʨia52]文/[ka52]白、“颜”[ɦiɪ113]文/[ŋʱɛ113]白、“樱”[ʔiŋ52]文/[ʔã52]白、“孝”[ɕiɔ335]文/[hɔ335]白、“学”[ʱjaʔ2]文/[ʱoʔ2]白。
- 微母有文白异读——[v高元音/ʱw低元音]和[mʱ]。如上海“物”[vəʔ2]文/[mʱəʔ2]白；“网”[ʱwɑŋ113]文/[mʱɑŋ113]白。
- 奉母部分有滞古音异读——[v]和[b]。如上海“凤”[voŋ113]文/[boŋ113]白（凤仙）、“肥”[vi113]文/[bi113]白（肥皂）。
- 日母有文白异读——[z~ʑ]和[nʱ~ɲʱ]。如上海“日”[zəʔ2]文/[ɲʱiɪʔ2]白、“人”[zən113]文/[ɲʱin113]白。日母文读，在有卷舌音的杭州话部分（阴上声）读/ʔz/。
- “鸟”字声母有文白异读——上海[ʔɲiɔ335]文/[tiɔ335]白，白读合古音“都了切”。
词汇
- 吴语有一批保持古音、古义的常用词语。如“许”（那）、“汏”（洗）、“囥”（藏）、“𬮿”（斜靠）、“廿”（二十）、“镬”（锅）、“弗”（不）。
- 第二、第三人称代词的词根大多源自“汝/尔”、“渠（佢）”。
- 单数人称标记多由古楚江东话的“侬”（人）演变而来。
- 复数人称标记多样化，多数可上溯至端系的同源形式 [taʔ] 或 [ti]（比较：粤语“哋”）。
- 官话“站”（站立）及“在”单独使用，吴语仍用“立”释两义。
- 表示定语与领属的结构助词、常用的量词与陈述句语气助词同形，可上溯至见系的同源形式（相当于普通话的“的”与“个”，在陈述句的句末用得比普通话的“的”冗余）。
- “讲张”：官话中“说话”的意思，其中的张指元末杰出起义者张士诚。
- “葱管肚肠”—— 比喻心胸狭隘，事事计较
- “螺蛳壳里做道场”—— 意思是设计精妙，在有限的空间里有着合理的布局
吴语，特别是上海话，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时候，由于频繁同外来语接触，因而吸收了大量外来词汇，通过音译、意译或引申义等形式融入了上海话中。其中联系较多的语言有英语等。“凡士林（vaseline）”、“肮三（on sale）”、 “水门汀（cement）”便出自英语。虽然这些外来词汇中很多都已经退出历史舞台，但它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或增加了许多上海话甚至普通话中的词汇。很多词汇一直沿用至今，如：蹩脚（bilge）、高尔夫球（golf）等，部分词汇已经传至其他方言区（包括官话区），成为汉语中被普遍认同的词语，如：麦克风（microphone）、沙发（sofa）等。
语法
上古汉语有“主词在前、副词在后”的用法，或者说，表达意思时是“先说大范围、再说小范围”，比如“帝尧”，先圈定他是“帝”，再进一步圈定他是“尧”；又如“走先”，先确定是要“走”，然后再精确到是“先”。如今在普通话中，只有表述地名时才“从大到小”，其余时候都是“从小到大”，比如称“鸡公”为“公鸡”，呼“草芥”为“芥草”等。
具体来讲，以温州话为例，“从大到小”有下面几种用法。这些用法站在北京话的角度来看，则称之为“后置”。
- 定语后置于名词（如：“腰身，闹热，菜咸，笋干，饭焦，豆腐软，鱼生，菜头生，楼阁，酒汗，板砧，膀蹄，头衔，鞋拖，墙围”等）；
- 副词后置于动词（如：“吃添、走先、到道、走来罢”等）；
- 副词后置于形容词（如：“红显、苦倒”等）；
- 对不同性别的动物称呼常后加，如：猪牯，猪娘。
不过，下面的这种“动词后置”的用法就真的是“后置”用法了，因为古汉语中只有否定句中疑问代词作宾语时宾语才能前置。如甬江小片中的舟山话：
同北方官话相比，吴语的量词除了有同其相似的用法外，还有特殊用法。
吴语量词可直接加在名词之前作句子成分，量词之前不需要指示代词或数词限定，起到类似于冠词的语法作用，类似英语中的"the"或法语的"le"/"la"。以湖州话为例，如：
吴语习惯用量词替代指属助词如“的”、“之”等，但这样的量词在句子中起的作用仍然是指示物品所属的。
吴语语气助词在语句意味的表达上有非常重要的语法作用，语气助词丰富，使用复杂，形式众多。语气助词在表达语气和情貌上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很多时候是不可或缺的。 以上海话为例，主要的语气助词有:
- “得”（老派）、“了”、“得了”
- 疑问语气助词，如：“𠲎”、“了”、“啊”、“勿啦”、“呢”、“呢啥”（老派）、“嚜”、“啘”、“咾”、“吤”（“个啊”连音，句尾助词“个”浊化）、“阿”（用于句首或句中，入声）
- 命令语气助词，如：“嚡”、“好唻”（老派：“末哉”）
- 感叹语气助词，如：“嚡”、 “嘢”、“个嘢”、“哩”、“哇”、“嗗”
- 其它句末语气助词，如：“啊”、“嚜”、“喉”、“噢”、“个啦”、“唻”、“啦哩”（老派）、“唩”
上海话的语气助词在发展过程中越来越简化，很多语气助词，如“呢啥”、“啦哩”、“末哉” 在中新派群体中已经不用，但是在上海郊县地区以及临近城市（如苏州、嘉兴、湖州等地）仍有不同程度的保留。
表记系统
吴语使用者在正式场合里普遍使用二十世纪初兴起的现代汉语白话文书写系统，其语法、词汇与现代标准汉语（“普通话”或“国语”）相符，与吴语自身的语法、词汇差别很大，存在“文”、“言”脱离现象。由于自小接受现代汉语白话文教育，人们基本上能包容这种“文”与“言”间的相互脱离现象，如同五四运动之前人们普遍习惯文言文一样。当用吴语朗读现代汉语白话文的时候，人们一般不会完全按照字面来读。朗读者习惯上会根据吴语语法、词汇及用语调整字面文句，用吴语复述出来。这种“文不对言”的现象跟现代汉语白话文兴起之前汉语北方话使用者或者朝鲜语、日本语使用者习惯于使用文言文所造成的“文”、“言”脱离现象相似。
吴歌起源很早，顾颉刚《吴歌小史》认为不会迟于《诗经》。《诗经》里虽然没有吴歌，但陶鸿飞等学者认为“实可与诗三百并驾齐驱”。吴歌多数是恋歌，如《子夜歌》、《懊依歌》等，也有反映风情民俗、诉说疾苦或劝人为善的，如苏州的《十二月风俗山歌》、《江南百姓苦愁愁》、《长工谣》等至今仍在流传。[18] 吴歌选集属明人冯梦龙编录的《桂枝儿》和《山歌》最富盛名，内容多数是“结识私情”之类。作品充分而又详实地记录了明代中期的吴语面貌，从中可以看出，当时的吴语词汇、语法已经基本奠定了今天的轮廓。胡适在《〈吴歌甲集〉序》中说过：“论地域则苏、松、常、太、杭、嘉、湖都可算是吴语区域。论历史则已有了三百年之久。三百年来凡学昆曲的无不受吴音的训练，近百年中上海成为全国商业的中心，吴语也因此而占特殊的重要地位。加之江南女儿的秀美久已征服了全国的少年心；向日所谓的南蛮舌之音久已成了吴中女儿最系人心的软语了。故除了京语文学之外，吴语文学要算最有势力又最有希望的方言文学了。”
传统的江南吴语戏曲中，对白及唱词包含了不少的吴语口语的成分，如苏州评弹便是采用以苏州话为代表的吴语徒口讲说表演的曲艺说书形式，表演中运用大量生活口语，并灵活穿插官话以达到烘托渲染的效果。其它采用大量吴语口语的剧种有各地滩簧、独角戏、滑稽戏、沪剧等。
吴语小说起于宋元，盛于晚清，最有代表性的是张南庄化名过路人写的《何典》。《何典》全书都用苏南吴语和夹杂官话写成，成语、俗谚、歇后语、惯用语充斥其间[19]。晚清的吴语小说还有韩邦庆的《海上花列传》、李伯元的《海天鸿雪记》、张春帆的《九尾龟》等。《海上花列传》率先使用了文言文和吴语白话相结合的文体。《海上花列传》作者韩邦庆为江苏松江府（今属上海市）人士。全书由文言和苏白写成，对话皆用苏州方言是该书的鲜明特点。后世张爱玲将其译成国语书写，但韵味大失，可见吴语表达能力之强。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成为吴语创作的高峰期，很多文人皆乐于用吴语创作，而上海作为当时远东最国际化的城市，有着极其发达的平面媒体，故上海成为吴语创作的中心。抗日战争时期，为宣传抗日精神，瞿秋白等先进人士都曾用吴语书写文学材料，以激发民众斗志，在社会上引起广泛影响。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官方“推广普通话”的政策，阻碍了各种方言吴语刊物书籍，吴语创作迅速衰退，直到近期改革后才逐步复兴，相关吴语正在推广恢复原本的地位，但许多年轻人仍然不会使用。
吴语拉丁化方案是指将吴语用拉丁字母来表述的方案。其中较多人提出的是上海话拉丁化方案，其他如宁波话、苏州话、无锡话、温州话等都有拉丁化方案的提出。
历史上出现过宁波话、上海话、台州话、温州话等教会罗马字方案和上海话、宁波话、苏州话、无锡话、温州话等拉丁化新文字方案。
2000年之后，网络吴语社区又出现了新的拉丁化方案，如法式吴语拼音方案、钱乃荣拼音方案、吴语协会拼音方案、吴语学堂拼音方案等。
注释
参考文献
参见
外部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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