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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末、元初诗人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元好問(1190年8月10日—1257年10月12日)[1],字裕之,號遺山,山西秀容(今山西忻州)人,世稱遺山先生。金、元之際著名文學家。著作有《中州集》《南冠錄》《壬辰雜編》《續夷堅志》等等。
元好問生於金章宗明昌元年七月初八日(1190年8月10日)。出生七個月後,就被過繼給叔父元格。四歲隨從母張氏學習,受到完善的教育。五歲時跟隨叔父住掖縣(今屬山東)。元好問七歲能詩,被稱為神童[3]。十一歲時,元格移官冀州,元好問隨叔父移居。元格延聘學士路澤教導元好問。十四歲時,元格再次移官陵川,元好問師事陵川著名學者郝天挺[3][4]。
元好問十六歲時往并州赴試,途中遇到一個捕雁的人對他說,今天捕到一隻大雁,另一隻脫網。但脫網之雁悲鳴不去,最終撞地而死。元好問聽後買下這兩隻雁,將其葬於江邊,並有感寫下《雁丘詞》[5]。其中首句「問世間,情是何物,直教生死相許」至今仍膾炙人口。
十八歲時,元好問返鄉完婚,後又回到陵川。
元好問在追隨郝天挺學習六年以後,從二十歲起,「下太行、渡大河」,開始了各處遊歷的「覓官」生涯。他從十六歲開始赴試起,應舉做官的思想一直不斷。二十一歲時,他的叔父元格病逝於隴城任所,元好問自此結束了游居的生活,扶柩回到忻州原籍。金宣宗貞祐二年(1214年),蒙古軍陷秀容城,元好問的長兄元好古慘遭殺害,時年二十五歲的元好問避兵鄰縣陽曲北山。貞祐四年(1216年),元好問風聞蒙古軍又將南下,舉家至河南避亂。這個時期的元好問目睹戰亂四起,寫下了不少悲憤之作,其中《箕山》《琴台》等詩。元好問自二十歲始赴長安應試,直到二十八歲已經參加過數次科舉,但並沒有得到好的成績。二十八歲時赴汴京以詩文謁見當時的禮部尚書趙秉文。後者對《箕山》《琴台》等大為賞識,「以為近代無此作也」。元好問遂名震京師。[3][6][7]然而這時候的元好問由於仕途不順,已經流露出對科舉做官的懊惱和灰心。在此之前,他的詩作儘管反映了遊歷所見的苦難情形,但仍然朝氣蓬勃,透露出宏大的抱負。二十八歲後,仕途不順的他如同從做官的迷夢中清醒過來,此時的詩作中如「一寸名揚心已灰,十年長路夢初回」(《示崔雷社諸人》)[8]、「無端學術與時背,如瞽失相徒悵悵」(《雪後招鄰舍王贊子相飲》)[9]已經表露了這樣的情懷。
1218年春,二十九歲時的元好問移居嵩山。這時元好問感到理想難以實現,在思想上處於低潮,但這也為他提供了一個開闊視野的契機。他將注意力集中到更為現實的事情中去,開始經營生計,關注農民生活,寫出了一系列貼近農民,反映農民情感的作品。同時,他的作品中開始出現對時政的影射。元好問一生的作品中較少這種題材的詩歌,它們也比較集中出現在這個時期。[10]
三十二歲至四十二歲的十年是元好問人生的第二階段。艱難的時勢使得充滿愛國情懷的元好問無法徹底放棄做官的理想[11]。在這種矛盾的困擾下,興定五年(1221年),元好問進士及第,但當時主考官趙秉文因濫放及第被貶官,元好問憤而不就選。三年後,元好問在趙秉文及楊雲翼着力勸說下應選宏辭科,中選後召任國史院編修。
在之後的幾年中,元好問實際上處於時仕時隱的狀態。一方面渴求出仕以改變時局,成就一番事業,另一方面又逐漸認識到官場黑暗,厭倦於複雜的政治鬥爭,使得元好問思想上的矛盾不斷加深。元好問任國史院編修不久便辭官出京[12]。後來曾經擔任鎮平縣令(1226年)[13]和內鄉縣令(1227年)[14],又因為母親過世而離官。三年後(1231年)服喪期滿,遷任南陽縣令[15]。不久後詔至汴京,任尚書都省掾。這一年他的妻子張氏病逝[16][17]。然而對於元好問來說,接下來的天興元年(1232年)才是多事之秋。三月、十二月蒙古軍兩次圍困汴京,這時元好問又升至尚書省左司都事。同是天興元年三月,他的三女兒也早夭[18]。五月,賞識提攜他的趙秉文逝世[16]。蒙古軍第二次圍城時,金哀宗率兵棄城突圍[19]。汴京城內糧食已絕,米價暴漲,百姓多有餓死,已經發展到食屍甚至食人的地步[20][21]。1233年正月,守城西面元帥崔立以汴京城投降蒙古軍,自封鄭王[22][23]。
蒙古軍佔領汴京後,崔立自認為救活了京城百萬民眾,曾要求元好問等文人為其立碑頌德。元好問等文臣視崔立為叛賊,不願落筆,另一方面又恐為崔立所害,於是找到未有官職的文士劉祁來撰碑文[24]。劉祁在後來回憶中記載他起初也堅辭不就,後來元好問等人多次逼迫,只好代為起草碑文,由元好問修改後,刻為碑文[25]。之後元好問又向耶律楚材上書,舉薦一批知名文士,請求後者予以保護。此兩件事令元好問被質疑其「氣節」問題,在以後一直困擾着他。四月二十九日,元好問作為金朝官員被押解出汴京[26]。五月,元好問在亂離中攜友人幼子白樸,北渡黃河[27]。
金哀宗天興二年(1233年)秋,元好問被元政權長期拘管於聊城(今屬山東),天興三年(元太宗六年正月初十日,即1234年2月9日),哀宗自殺,金朝滅亡。兩年後(1235年),元好問由聊城移居冠氏(今山東冠縣)住了四年。金朝的滅亡與人民的慘狀對未能將國家於危難中挽救的元好問造成了很大的打擊。此外崔立功德碑之事也令他悔恨自責,由此招來的毀謗更令他積鬱難排[28]。這個時期元好問常常沉醉酒中以求解脫。然而這種悲痛沉鬱的心情也造就了元好問在詩歌方面的成功。代表了他思想和藝術的最高成就的「喪亂詩」大都產生於這個時期。
五十歲時,元好問回到故鄉忻州。這時的他思想消沉,心生厭世之感,甚至認為「讀書誤人多」,要後代學耕耘種樹,也不要學讀書。他開始信奉及時行樂的人生哲學,流露出宿命論的思想。
然而,元好問在行動上也表現出積極的一面。回到故鄉後,元好問開始四處奔走,在極端困難的條件下,以大毅力編寫亡金野史。他首先編成《中州集》,以詩志史,同時收集散佚的詩歌。他還編寫了《南冠錄》,記載元氏列祖列宗言行錄以及金朝君臣的事跡。這兩本書元好問在聊城時便開始撰寫,對後來的《金史》有很大影響。後來又編有《金源君臣言行錄》《壬辰雜編》。元好問在故鄉築起「野史亭」,可見其著史之志。此外他也注重保護文學作品與文獻,使金朝的文學源流不因國亡而中斷。他編有《東坡樂府集選》《唐詩鼓吹》,並致力於保存金朝文化。
元好問晚年一方面致力於金朝歷史和文化的保護,另一方面也開始立館講學。他在封龍山與張德輝、李冶一道講學,學生眾多,並稱為「龍山三老」[29]。六十三歲時,元好問與張德輝北上覲見忽必烈,說服忽必烈接納尊信儒學的成功,並請忽必烈為「儒教大宗師」,促使忽必烈任用儒士治國[30]。
元憲宗七年九月初四日(1257年10月12日),元好問卒於獲鹿(在今河北省)[1],葬於故鄉繫舟山下山村(今山西省忻州市忻府區西張鄉韓岩村)。
元好問輯有《中州集》,保存了大量金代文學作品。此外著有《遺山先生文集》四十卷、《續夷堅志》四卷、《遺山樂府》三卷、《遺山先生新樂府》五卷等。現有清光緒讀書山房重刊本《元遺山先生全集》。
其詩剛健、其文弘肆、其詞清雋,缺點是「往往自蹈窠臼」。元好問的詩詞可以說是金元兩代詩詞的代表。今存詩1361首,內容豐富。清代劉熙載評論:「金元遺山詩兼杜、韓、蘇、黃之勝,儼有集大成之意。以詞而論,疏快之中,自饒深婉,亦可謂集兩宋之大成者矣。」[31]
元好問的詩,依其風格變化,大致可劃分成早年、金亡前後和晚年三個時期[32]。早期的詩作中保留了濃厚的宋詩色彩。隨着元好問生活閱歷的豐富,隨着國家危難深化,他開始逐步形成獨有的剛健、質樸、沉鬱、悲慨的詩風。金亡前後的詩,融唐入宋,風格醇厚天然,既講求意境,又不避議論。他的喪亂詩最能體現他激越而悲慨的風格。詩篇內容生動反映了當時的社會動亂和百姓苦難,如《岐陽》《壬辰十二月車駕東狩後即事》詩,沉鬱悲涼,直追老杜,堪稱一代「詩史」。而晚年的元好問詩風趨於老成,語言更樸素,感情更深沉,消去了憤怒和激動。其寫景詩,表現山川之美,意境清新,膾炙人口。他的詩歌風格的變化和他的生活經歷是密不可分的[33]。
元好問之文繼承唐宋八大家傳統,清新雄健,長短隨意,眾體悉備,為金代文學批評之巨子,仿杜甫《戲為六絕句》體例所寫《論詩絕句三十首》,在文學批評史上影響頗大。其詩學上承東坡,好取具有風骨、摒除兒女之情的凌雲健筆。對於華豔的南方文學較多貶抑[34]、對北方文學則頗有表彰[35]。特別是受到禪學的影響,力主「天成、自得、超然」的風格。[36][37]
今存詞377首,藝術上以蘇、辛為典範,兼有豪放、婉約諸種風格,當為金代詞壇第一人。散曲僅9首,用俗為雅,變故作新,具有開創性。《續夷堅志》是現存為數不多的金代筆記小說。所編《中州集》及《壬辰雜編》,在今本《金史》中多採其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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