鄱陽湖
中国江西省湖泊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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鄱陽湖[註 1]是中國最大的淡水湖,位於江西省北部、長江南岸,鄱陽湖上承贛、撫、信、饒、修五河之水,下接中國第一大河——長江。跨南昌、南昌縣、進賢、餘干、鄱陽、都昌、湖口、九江、廬山、德安和永修等市縣。
鄱陽湖南北長173公里,東西最寬處74公里,平均寬16.9公里,湖岸線長1200公里,湖口水位21.71米時湖面面積3283平方公里,是中國第二大湖泊,僅次於鹹水湖青海湖,也是中國五大淡水湖中最大的[註 2]。
湖面以松門山為界,分南北兩部分,南部主湖區寬廣,長133公里,最寬74公里,湖水較淺;北部狹長,為入江水道,長40公里,最窄處約2.8公里,湖水較深。
湖水補給包括贛江、撫河、信江、饒河、修河和博陽河、西河等河道,經調蓄後,向北由湖口注入長江。入長江水量年均1460億立方米,超過黃河、淮河、海河水量的總和。鄱陽湖水系流域面積16.22萬km2,約佔江西省流域面積的97%,占長江流域面積的9%:年均徑流量為1525億立方米,約佔長江流域年均徑流量的16.3%。
鄱陽湖是一個季節性變化巨大的吞吐型湖泊,洪水期與枯水期面積、蓄水量差異懸殊。具有「高水是湖,低水似河」「洪水一片,枯水一線」的獨特形態,鄱陽湖洪水受長江幹流與江西五河洪水的雙重影響。年內水位變幅在9.79~15.36米,絕對水位變幅達16.69米。每年春夏之交,湖水猛漲,水面迅速擴大,煙波浩渺;但到了冬季,湖水劇降,洲灘裸露,湖面僅剩幾條蜿蜒的水道。根據湖口水文站1950年至2019年共70年資料,有53年發生長江倒灌入鄱陽湖倒灌,倒灌入湖總水量為1462億立方米,平均每年為27.6億立方米。其中,最大倒灌流量為1991年7月11日13600秒立米,當時湖口站水位為18.56m;年最大倒灌水量為1991年114億立方米;倒灌最高水位發生在2016年7月7日10時至8日10時,湖口站水位從21.03米上漲至21.22米。(這段的數據有點問題,引用來源也沒找到,相關水文資料可以參考該論文[1])
鄱陽湖星子站是鄱陽湖水文情況的標誌性站點。
星子站最高水位22.53米[2](2020年7月12日零時),超過1998年洪水位22.52m,水體面積達4403平方公里(衛星遙感監測數據)[3],超越青海湖,暫列中國第一大湖;
星子站最低水位7.1米(2022年9月26日6時),較有水文記錄以來最低水位7.11米(2004年2月4日)低0.01米,這標誌着鄱陽湖水位刷新歷史極值[4], 鄱陽湖面積萎縮至244 km2,蓄水量僅為7.8×108 立方米[5]。
2020年7月10日,長江水利委員會水文局發佈鄱陽湖湖口附近江段、鄱陽湖湖區洪水紅色預警。江西省防汛抗旱指揮部決定於2020年7月11日10時將防汛Ⅱ級應急響應提升至Ⅰ級。與1998年相比,湖區無論是堤防還是抗洪搶險設施設備都有大幅提升。
2023年7月20日11時,鄱陽湖星子站水位退至11.99米,為1951年有紀錄以來同期最低水位,鄱陽湖提前進入枯水期,2023年成為有紀錄以來最早進入枯水期的年份。[6]
鄱陽湖區第三紀時是一巨大盆地。喜馬拉雅運動時,西側斷裂上升為廬山,東側陷落為鄱陽湖入江水道。第四紀時鄱陽湖區再度下沉。
「高水是湖,低水似河」是鄱陽湖的特徵。湖底水道高程自南向北漸降,由海拔12米降至湖口約1米,鞋山附近為-1米,褚溪口低達-2米。
湖區由水道、洲灘、島嶼、內湖和汊港組成:
鄱陽湖古稱彭蠡澤、彭澤、彭湖、官亭湖、揚瀾、擔石湖。
古稱彭蠡澤,古代彭蠡澤範圍大致包括今長江北岸的湖北東部的源湖、安徽西部的龍感湖、大官湖和泊湖等濱江湖泊區,與長江水面相連接。當時長江南岸由古贛江匯注而成的水域也與長江汊道在湖口相通,但湖面面積很小,直至秦漢之時仍僅限於罌子口(今星子縣境,東吳晉時古贛江流注彭蠡澤的交匯口)以北至湖口的狹長地帶,因罌子口旁有宮亭廟,故稱為宮亭湖。西漢後期,彭蠡澤與長江完全分離,江北水域逐漸演變成今江北諸湖,而江南水域則逐漸擴大,演化成今日的鄱陽湖[7]。由於班固在《漢書·地理志》有「豫章郡……縣十八:……彭澤,《禹貢》彭蠡澤在西[8]」之語,此後「彭蠡澤」遂指今鄱陽湖。
對於「彭蠡澤」名稱的變遷,學者看法不同,有的根據《尚書·禹貢》所載「導漾……東匯澤為彭蠡」[9],認為古彭蠡澤僅指江北水域,班固之說為附會之言;有的認為古彭蠡澤地跨長江兩岸,包括江南水域,今鄱陽湖是古彭蠡澤解體演化而成[10][11]。
在漢代,現鄱陽湖水域乃是湖漢水(今贛江)下游平原,西漢時附近番縣改為番陽縣;東漢將番字加「阝」旁作鄱改稱鄱陽縣;漢海昏侯封地豫章郡的海昏縣亦在此。西漢時跨江南北,稱彭蠡湖;東漢時因廬山下有宮亭廟,改稱宮亭湖。
那時,長江主泓道在今龍感湖一帶,在廬山以北的僅是長江一汊道,當時稱為小江。
三國時,彭澤分為南北兩湖,長江從兩湖之間的地峽上流過。後北湖演化為鄂皖交界的龍感湖、安徽境內的大官湖和泊湖。在鄱陽湖大舉南侵之前,低洼的鄱陽盆地上原本是人煙稠密的城鎮,隨着湖水的不斷南侵,至南朝時湖水直抵新建樵舍(今南昌經開區樵舍鎮)附近,鄱陽湖盆地內的鄡陽縣城和海昏縣治先後被淹入湖中,而位於海昏縣鄰近較高處的吳城卻日趨繁榮成江西大古鎮之一,因此,歷史上曾有「淹了海昏縣,出了吳城鎮」(「沉海昏,起吳城」)之說。西晉南北朝時仍稱彭蠡湖。
約在400年,即東晉後期,長江主泓道移至今九江-湖口一帶。江水阻擋了贛江的排水,還倒灌入贛江下游平原,逐步形成鄱陽湖。
隋時因湖水逼近鄱陽山(原名力士山,亦名石印山,後因地名鄱陽縣而稱鄱陽山。據考,它位於鄱陽縣西北的湖中,2016年調查認為是今鄱陽縣雙港鎮長山島[12])而名鄱陽湖。另一說因湖水越過松門山直抵鄱陽縣附近,故而易名鄱陽湖。還有一說據《中國地名大詞典》載,隋朝時期因接博陽山而改稱鄱陽湖,地名沿用至今。
到了盛唐時,鄱陽湖面積最大達6000平方公里。
2023年5月10日,鄱陽湖康山蓄滯洪區安全建設工程開工建設。[13]
鄱陽湖老爺廟水域在半個多世紀內,傳出有百餘艘船隻失蹤的案例,連殘骸都找不到,所以鄱陽湖有時被稱做大陸的「百慕達三角」。2013年江西省考古人員首度在鄱陽湖發現沉船遺跡[14]。 1363年鄱陽湖之戰在此發生。 這場海戰是中國歷史上規模最大的海戰。最後朱元璋戰勝了陳友諒。
鄱陽湖流域自古以來是中國經濟較為發達的富裕地區,中國歷史上很多傑出人物如東漢後期的徐稚、東晉的陶淵明、隋代的林士弘、北宋的劉恕、洪适、南宋中後期的江萬里、晚明的朱耷等都在湖區出生成長。這裏又發生許多威武雄壯的英雄事跡,如周瑜操練水師、朱元璋與陳友諒之間的鄱陽湖之戰、王守仁生擒朱宸濠、太平軍「湖口大捷」、李烈鈞在湖口發起「二次革命」等。鄱陽湖是古代從北方進入江西的唯一水道。唐代詩人王勃在《滕王閣序》中的名句「漁舟唱晚,響窮彭蠡之濱」,描述的正是鄱陽湖上的漁民捕魚歸來的歡樂情景。
「鄱湖接近長江處,二水相交奇景生;澈液渾流互排斥,濁清界線見分明」。長江、鄱陽湖的匯合處,界線分明,一邊混濁,一邊清澈,互不相融,可見一條明顯的清濁分界線,乃一大奇觀,令人驚嘆不已。
鄱陽湖是白鶴等珍稀水鳥的重要棲息地。每年秋末冬初,從俄羅斯西伯利亞及中國東北等地,飛來成千上萬隻候鳥到鄱陽湖越冬,如今,鄱陽湖保護區內鳥類已達300多種,近百萬隻,其中珍禽50多種,已是世界上最大的鳥類保護區。世界上現有白鶴大約為4000多隻。其中90%在鄱陽湖越冬。鄱陽湖是白鶴的世界,水鳥的天堂。
目前在鄱陽湖湖區設立的各類保護區有[15]:
中國第一大淡水湖鄱陽湖歷來承擔着防洪蓄水、調節氣候、降解污染等生態功能,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基於它顯著的季節性特點,豐水期和枯水期面積變化懸殊,造成湖區流域內旱澇無常、湖區沙化、濕地退化和植被破壞加劇,而且因水質惡化,血吸蟲病依然可見。有跡象表明,鄱陽湖區旱化正在加重,枯水期提前且延長。 [16]
1959年至1961年的三年大饑荒期間,鄱陽湖區域旱災嚴重。[17]
2004年10月份,江西省氣象台統計資料顯示,江西省發生了嚴重旱情,30個縣市滴雨未下,省平均雨量僅4毫米,鄱陽湖水面面積縮小600多平方公里。與歷年同期相比,減少百分之九十五,創造了有氣象記錄以來僅次於1997年同期的第二個最低紀錄。
2007年1月份前後,鄱陽湖區遭遇50年來異常罕見的持續乾旱天氣。鄱陽湖星子水區河床表面乾涸,地面裂口裂口寬度直徑達2~3厘米;航道變窄,船隻必須緩慢航行才能安全通過。鄱陽縣旱嚴重,河床兩三指寬的裂紋遍佈的湖灘。地表水下降,縣8萬人飲水困難。2006年,湖口縣水務局數據顯示,湖口水文站最高水位為16.46米,最低水位僅為10.16米, 形成「枯水一線」的嚴重旱災。
2012年1月,受鄱陽湖乾旱影響,贛江航道逢特枯水位,航深不足,造成贛江航道通行不暢,過往船舶大面積擁塞,擱淺事故時有發生。[18]
自然原因導致降雨減少是湖區乾旱原因之一,另一成因被認為是長江三峽水利工程蓄水防水,影響湖區氣候調節和打破湖水吞吐的規律。湖區吞吐的不規律,使鄱陽湖及長江中下游流域出現汛時更豐、旱時更干的異常現象[來源請求]。 中國地震局研究員高建國認為,三峽水庫已經客觀上已對鄱陽湖的生態與環境造成多方面的負面影響。他表示,三峽水庫每年5月末至6月初,需騰空三峽庫區庫容來應對主汛期,而此時也是江西省的主汛期,兩者疊加,吞吐規律大受影響。他表示,只有湖控工程才能恢復鄱陽湖的吞吐功能,以調節水位。 中國水利部防洪抗旱減災工程技術研究中心常務副主任程曉陶則持相反的觀點,三峽每年汛後會把所蓄水從145米調至175米高程,而現汛前則相反,對鄱陽湖影響不大。
水利專家、江西省水利廳廳長孫曉山提出,應從鄱陽湖水利工程建設、節型水經濟、水庫調度和採砂管理等方面着手。 復旦大學教授、生態學家陳家寬認,為應加快建設鄱陽湖流域內自然保護區,保護生物多樣性。 耶魯大學教授查德威克•奧利弗表示,鄱陽湖保護與開發是個系統工程,需要集中包括科學家、技術人員、政府及民眾等社會各方面的智慧,採取最合適的發展途徑。[19]
2010年4月,源自江西省水利廳數字顯示,江西有侵蝕地貌崩崗近5萬個,佔全國的20%左右,僅次於最嚴重的廣東省(約45%),崩崗面積2萬多公頃。每年,共有800多萬噸泥沙沉積於在贛江、撫河、信江、饒河及修水五河和鄱陽湖中,佔總量的97%。
江西多為紅壤丘陵地帶,水力侵蝕嚴重,近年來鄱陽湖水趨於渾濁。江西省第三次土壤侵蝕遙感調查稱,其境內水土流失總面積為3萬平方公里,占土地總面積的20%。
經過十多年治理,鄱陽湖流域森林覆蓋率高達60%。但是水土流失問題依然嚴重,被形象形容為"邊止血邊流血"。專業人士認為,水土流失與植被覆蓋率緊密相關。但是森林資源的結構性矛盾弱化了森林覆蓋率的作用,森林植被起到水土保持、涵養水源的作用有限。
此外,當地只顧眼前利益,造林多用速生林、經濟林、人工林及中幼林,結果導致林地質量下降。更關鍵的是,流域內森林植被的年齡結構趨於年輕化,林冠阻水能力和降水調節能力較低,雨水等直接沖刷地表土壤,從而形成大片的地表徑流。
非生態保護性的造林整地措施同樣被生態專家們所關注。[20]
鄱陽湖流域非法採砂者因暴利而趨之若鶩,問題由來已久,夜晚採砂隨處可見。據新華社報道,沙石價格在每噸20元/噸—50元/噸左右,運抵上海等沿海地區則價格可暴漲至近200元/噸,砂石被當地人戲稱稱為「水中海洛英」。非法採砂不僅給當地生態環境造成了巨大破壞,而且對鄱陽湖濕地的完整性、野生漁業水產資源及候鳥食物鏈都形成了嚴重威脅。[21]
2006年9月,江西省頒佈《江西省河道採砂管理辦法》。2008年2月,江西省政府出台《關於進一步加強贛江中下游及鄱陽湖採砂管理的意見》,實行嚴格的採砂制度,已經達到開採許可量的,停止採砂。[22]
鄱陽湖江豚死亡案例時有發生,2013年4月6日16時,贛江邊發現一頭死亡的成年江豚,這是該流域發現的第二起江豚死亡案例。
在鄱陽湖國家級自然保護區內,出於暴利驅動,捕殺野生候鳥的行為屢禁不止。據《瞭望東方周刊》報道,在南昌市新建縣「候鳥村」的黑市上,一隻鄱陽湖野生天鵝可以賣到1500元。此舉影響生物多樣性。[23]
根據長江水利委員會水文局數據顯示,湖區主要以Ⅲ類水和Ⅳ類水水質為主,豐水期以Ⅲ類水為主,但是枯水期以Ⅳ類水為主,豐水期較枯水期好,表明水量充足時水質變好。把Ⅲ類水作為參照,超標主要是氨氮和總磷。主要污染源來自贛江、撫河、信江、饒河及修水(修河)等五河,徑流污染物相對最少。其他污染物依次為生活污水、工業廢水、農業污染與和湖區人類活動。[24]
央廣網報道,2013年6月21日,雖然為期三個月的休漁期結束,鄱陽湖湖區都昌縣漁民們開漁第一天,卻收穫甚少。漁民解釋道,鄱陽湖罕見的春夏連旱持續至今,導致魚類錯失繁殖季節,影響了魚類自身的生長,此外不法分子違法捕魚也是成因之一。2012年5月25日江西省第十一屆人大會議通過《江西省公佈漁業條例》,施行休漁制度,在禁漁階段定期投放魚苗,加強水產業管理。[25]
自鯀禹治水以來,鄱陽湖流域歷來洪水泛濫,明清時期洪水尤甚[26]:
明清以來鄱陽湖汛情略覽
明 陳明政[27]紫陽堤記 光緒江西通志 卷六十四
江西十三郡六十餘縣之水,由湖口以出於江。每春夏雨集,峽水盛江,江流湍急。而湖水勢緩,為江流所遏,弗得出。則水益漲益闊,瀰漫數百里,長洲巨灘,不得蹤跡。與洞庭、震澤俱為天下之巨浸焉。
清 胡文翰 江西水道疏浚議二 同志鄱陽縣誌 卷十八
江西之水當以鄱陽湖為主而大江從之,蓋十三郡之水皆入鄱湖。春夏則浩瀚無涯,霖雨暴漲,湖水倒灌,累月不退。則所蓄者大所泄者,少橫流,泛濫之患,安能免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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