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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禹貢》是《尚書》的一篇，敘述中國地理方物兼均稅的作品。整篇文章據傳為上古三代時的夏朝君主禹治水成功後所作（即成書時代在唐虞時期），或云夏代史官所錄，而後經孔子編入尚書，但近年來成書時代產生爭議。
全書一千一百九十三字，以山脈、河流為標誌，將全國劃分為九州，並對每州疆域、山脈、河流、植被、土壤、物產、貢賦、少數民族、交通等自然和人文地理現象，作了簡要的描述。後世《漢書．地理志》、《水經注》、《元和郡縣圖志》、《太平寰宇記》，以及唐、宋以來許多歷史地理學著作以《禹貢》為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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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禹貢》作者不詳，舊說夏官之作、大禹親筆等，都缺乏實證。成書年代歷來多有爭論，有夏禹說、西周說、春秋說、戰國說、秦漢說，多數學者認為是戰國時代著作，約成書於前5～前3世紀。主要的理由是《禹貢》中所記的不少地理狀況都是戰國時的現象，有的地名和水名甚至要到戰國後期才出現；而且在《尚書》各篇中，《禹貢》的語言照理應比出現在它以後的《盤庚》等篇難懂，但事實恰相反，這說明《禹貢》問世的時間較晚。
王國維《古史新證》認為周初人所作。內藤虎次郎《禹貢製作年代考》主張戰國末至漢初說[1]，史念海在《論〈禹貢〉的著作時代》一文中，則據《禹貢》中有「南河」、「西河」之稱，認定作者為魏國人[2]。顧頡剛認為是戰國時代的作品[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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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頡剛在1920年代初提出《禹貢》成書於戰國，與戰國時期疆域的擴大有關[4]:17[5]:265[6]。後來進一步推論《禹貢》作者的地理知識僅限於前280年以前七國所達到的疆域。因此《禹貢》是公元前3世紀的作品，較秦朝統一時代約早60年；而作者可能是秦國人[7]。
史念海認為《禹貢》的九州是戰國前期列國疆域形勢的反映，推斷作者為魏國人及《禹貢》成書於梁惠王元年至九年之間（公元前370年-前362年）[8][7]。
許道齡認為《禹貢》是戰國末期的作品[9]。蔣善國則論證《禹貢》作於公元前289年至239年之間，且很可能就在公元前245年前後[10]。英國學者李約瑟則認為《禹貢》是公元前5世紀的作品[11]。
此外，持戰國末期說者還有衛聚賢[12]、李泰芬、張西堂等[7]。
李民認為《禹貢》的成書代應在春秋戰國前期，但也指出「不能由於它是後人所寫定，而抹殺其原始素材的真實性」，又「《禹貢》寫的四至范圍決非無稽之談，它基本上反映出夏王朝的中心地區、與國和周圍部落之間的相互關係」[13]。
也有意見指出過去學者之所以多認為九州說是在戰國後期大一統觀念出現後形成的，是因為誤以為九州是夏代的行政區劃[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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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樹幟認為《禹貢》的疆域與周初分封歷史相合，《禹貢》九州反映的是西周政治，所以《禹貢》的成書年代是在西周的文、武、周公、成、康全盛時代，下至穆王為止，為當時太史所錄[7]。
岳紅琴認為《禹貢》主要內容成於西周，並推斷《禹貢》成書應在西周中期。指出《禹貢》全文形成是一個漫長的過程，其間不可避免地有西周以前歷史的痕跡，甚至有夏代的史影，也可能攢入有西周以後的內容，如戰國的東西，但我們判斷其成書年代要以其主要內容為依據。遂公盨及其銘文為《禹貢》主要內容成於西周中期提供了重要的證據[14]。
考古學者邵望平認為不管《禹貢》最終成書與哪年哪代，九州部分是有三代史實為依據的。又商王朝勢力所及已達於九州，而九州分野又大體與黃河長江流域由來已久的人文地理區系相合，故不排除《禹貢》中之九州部分的藍本出自商朝史官之手或是商朝史官對夏史口碑追記的可能，另一可能則是周初史官對夏商史跡的追記[15]。
李學勤在《夏史與夏代文明》認為，「《禹貢》中的基本素材是古老、真實的，是夏代留傳下來的，它的寫作年代應在西周時期，很可能是西周晚期完成的。遂公盨的發現，將大禹治水的記載從春秋提早至西周。」李學勤認為〈禹貢〉雖然成書時間較晚，但九州范圍不是戰國後期才有的觀念，而是夏代實際存在過的人文地理區系，大體與黃河、長江流域由來己久的人文地理區系相合[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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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禹貢》是《尚書》中《夏書》四篇最重要的一篇，全書共一千一百九十三字，分「九州」、「導山」、「導水」、「水功」和「五服」五部分。以山脈、河流作為標誌，將天下劃分為九個區域，即九州，對每一州範圍、山脈、河流、土壤、物產、貢賦、氏族部落、交通地理等情況作簡要描述。
九州：上古期洪水滔天，不辨區域，大禹治水以後，將中土分成九州，即冀州、兗州、青州、徐州、揚州、荊州、豫州、梁州和雍州，並扼要地描述了各州的地理概況。
導山：分九州山脈為三條四列，山系概念明確，所記的山真實可靠。以汧山、壺口山、砥柱山、太行山、西傾山、熊耳山、嶓冢山、內方山、㞶山為九山，並說明導山的目的是為了治水。
導水：敘述弱水、黑水、河水、瀁水、江水、沇水、淮水、渭水、洛水九條主要河流和各水系的源流、分佈特徵以及疏導情形。
水功：指出禹平水土後，九州統一，九山通行，九川疏通，四方土地皆可居住，民眾安居樂業，河川皆與四海相通，再無壅塞潰決之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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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禹貢》全文一千一百九十三字。自西漢孔安國以後，歷代註釋、考證《禹貢》的人和著作甚多，形成禹貢學，其中以清代胡渭的《禹貢錐指》成績最著，為集《禹貢》研究之大成。外國研究者也不少，成績顯著者有德國人李希霍芬，日本人小川琢治、飯島中夫、內藤虎次郎等。
《史記‧夏本紀》及《漢書‧地理志》皆曾記載《禹貢》全文，始於「禹敷土」，終於「告厥成功」，自漢朝孔安國、鄭玄，到宋朝程大昌、毛晃，還有蘇軾、曽旼、葉夢得、張九成、薛季宣、黃度、呂祖謙、王炎、呉澄、王充耘、王樵、邵寶等專門註釋《禹貢》，二千年以來不知凡幾。
較為代表性的註疏作品有程大昌《禹貢論》，傅寅《禹貢說斷》，胡渭《禹貢錐指》，焦循《禹貢註釋》、張能恭《禹貢訂傳》、黃翼登《禹貢注刪》、夏允彝《禹貢古今合注》。
以胡渭的《禹貢錐指》最完善，最閎博。但歷代對於碣石[17][18]、黑水、三危、九江、陪尾、三江[19]、彭蠡[20]等地名之爭辯，至今猶不能止。[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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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漢至唐，以解釋《禹貢》經文為主，形成「禹貢漢學」。以唐孔穎達為代表，詳於訓詁，注重師承，失於墨守成規，抱殘守缺。宋至清，以考注《禹貢》地理為主，形成「禹貢宋學」。以宋代學者蔡沈、清代學者胡渭為代表，敢於創新，時有批判，失於武斷，牽強附會。
古人[何時？]誤認為《禹貢》是4,000年前的大禹之作，奉之為「經」，成為《漢書·地理志》、《水經注》、《元和郡縣圖志》、《太平寰宇記》，以及唐、宋以來許多地理著作徵引的對象。《禹貢》被推崇到至尊的地位，成為人們必讀的經典。明人艾南英在《禹貢圖注·序》中說：「《禹貢》一書，古今地理志之祖者。」李振裕為《禹貢錐指》作序：「自禹治水，至今四千餘年，地理之書無慮數百家，莫有越《禹貢》之範圍者。」至清末仍有影響力[22]。
1930年代後，開始以現代學術視角研究《禹貢》，以顧頡剛發起的禹貢學會為代表。
今人視為研究中國歷史地理的重要參考文獻。現代酈學家陳橋驛指出，《禹貢》說：「導沇水，東流為濟，入於河，溢為滎。」在《漢書·地理志》河東郡垣縣下說：「《禹貢》，王屋山在東北，沇水所出，東至武德入河。」《水經注》又沿此誤說：「濟水出河東垣縣東王屋山，為沇水。」，濟水（或稱沇水）最後被誤引成為黃河的支流。又《禹貢》說：「嶓塚導漾，東流為漢。」，錯誤地把漾水以為是漢水的上源，《水經注》同樣的沿用此誤[23]。類似的錯誤還有很多，古人不敢批判經書，用各種牽強附會的解釋為經書圓場[23]，最荒謬莫過於濟水「三伏三出」，「在地理上絕不可能」[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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