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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臺記》為記載臺灣民主國與乙未戰爭始末的專書,彰化文人吳德功所撰,為首部西曆/舊曆並用的編年體例史書,始自1895年4月14日(農曆)清日簽署《馬關條約》,終於同年9月27日北白川宮能久親王的屍體被運回東京。本書內容來自作者第一手的經歷與見聞,亦揭示其政治認同轉折的歷史背景。
《讓臺記》描寫日本軍隊初入臺灣時社會的變化,包含臺灣民主國的成立、各地軍團與仕紳的串聯、戰況紀錄、戰敗後的逃亡等,依照時序寫下1895年臺灣各地抗日運動的人、事、地。吳德功除了詳細記錄 4 月到 9 月在外援斷絕的情形下,對抗強盛日軍極為不易的情景,同時也檢討抗日慘敗之因,並藉由書寫為自己參與歷史的角色留下定位。
《讓臺記》全書依時序大要包含:1895年4月14日中日和議,將福建臺灣省割讓日本。清軍駐紮獅球嶺,派林朝棟、胡國華統軍駐守臺中。5月,臺灣紳民擁立唐景崧為民主總統,劉永福為將軍;大清國派李經芳至三貂海,將臺灣交讓給日本。日軍五千士兵從三貂角、澳底登岸,直抵並佔領瑞芳。而後日軍攻佔基隆獅球嶺;臺北省內變,唐景崧夜逃滬尾(淡水),乘船至廈門;辜顯榮受令前往基隆請日將入城安民;日軍自三峽、新竹一路朝南攻打。劉永福接臺灣民主國臺灣總督印。6月,日本北白川宮親王抵臺,帶隊從新竹向南討伐反抗軍。於彰化、雲林一帶發生八卦山之役等戰爭。8月,劉永福逃往廈門。9月,北白川宮親王與大日本總督樺山資紀進入臺南。此時反抗軍節節敗退,局勢大致已定。[1][2]
1895年(清光緒21年),大清帝國在清日甲午戰爭中戰敗,雙方簽訂《馬關條約》,日本提出割讓福建臺灣省予日本。其後,日本軍隊佔領澎湖,民眾請吳德功與長官討論防守之策,吳德功遂向彰化縣令丁燮商議,建請開設聯甲局,與周紹祖、吳景韓等人招集內外窮民為練勇,維護地方治安。直到大清政府確立割臺已成定局,大勢已去,吳德功遂辭去帶團練勇一職,避禍鄉下,將親身經歷配以相關史料,於1901年寫成《讓臺記》一書。
《讓臺記》起自1895年4月14日(農曆)簽訂中日議和起,至同年9月27日,北白川宮能久親王薨,以吉野艦護送棺柩返東京止,歷時約五個多月。
吳德功原先並沒有出版《讓臺記》的計劃,直到1899年(明治32年),日本政府為了修纂臺灣戰史,曾派遣大尉山崎虎之助來臺拜訪,並將《讓臺記》手抄本攜回東京。本書付梓前,吳德功曾詢問來臺漢學家館森鴻的意見,因此獲得館森鴻為《讓臺記》作序。根據吳德功〈自序〉,1902年(明治35年),臺中國語學校三屋大五郎教授曾經翻譯本書,然至今皆未見其譯稿,無法判定是否曾刊行。[3]
臺灣史學家吳密察將《讓臺記》視為臺灣漢族人書寫臺灣歷史的起點,而本書不僅是一部史書,同時也是一篇歷史散文。
《讓臺記》描繪官員潰敗竄逃的情形,書寫抵抗日軍的軍官與民眾的作為,更觸及文人思考世變對人心的考驗,以及處在新政權統治下的因應之道。雖然吳德功並未就史事的國際面向多加分析,但他重視撰史的功能,在舉家避難的創傷與日人治台的變局下,完成這段史傳書寫;以私人身分記錄對過往歷史文化的認知,保留對於這段台灣史的集體記憶。不僅檢討官兵、士紳等人的功過,也對武裝抗日的侷限提出詮釋。[4]
《讓臺記》主要採取「順敘」手法,也就是依照自然時間的順序前進,這樣的寫法雖然能讓讀者有條理地理解事件來龍去脈,卻可能使得閱讀缺少思考和推敲的樂趣。為了彌補此種不足,吳德功同時輔以「倒敘」、「預敘」等手法,讓時間重新組合,以十分多元的時序呈現,讓讀者花費心思拼湊完整的故事拼圖,提升閱讀的樂趣,並增加作品的藝術效果。[5]
《讓臺記》目前常見的版本為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於1959年編《割臺三記》(《臺灣文獻叢刊》第57種),此版本以「臺灣總督府圖書館」(今「國立臺灣圖書館」)所藏吳德功定稿本為底本。吳德功定稿本分上下二卷,為作者最後定稿,1919年寄贈予「臺灣總督府圖書館」,內容包含館森鴻〈序〉、吳德功〈自序〉、〈凡例〉,附錄〈恭紀佐久間爵帥討番奏凱事畧〉、〈附祝始政紀念日文〉,鈐印有「立軒」、「吳德功印」、「大正八年四月二九日吳德功ヨリ寄贈」、「臺灣總督府圖書館藏」、「臺灣省立臺北圖書館藏書章」等。臺銀版與底本之主要差異在於因應當時政治情勢而有所刪改,包含上卷前〈諭旨〉、〈和約節要〉。[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