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紀後期英國工黨隨着工會運動而逐漸發展壯大，20世紀20年代初工黨取代了自由黨成為當時執政黨保守黨最主要的反對黨。1930年代和1940年代，工黨強調以工業國有化作為工具實行國家指令計劃，但永遠不贊成由工人控制工業。20世紀20年代工黨首獲執政權，1924年由藍斯·麥當勞領導少數派政府，1929-31年他又領導一個國民政府。麥克唐納及其一半內閣成員與黨內主流分裂並被視為叛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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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至1945年，工黨參加了由保守黨佔多數的戰時聯合政府。在克萊曼·艾德禮(1945-51)領導下工黨取得1945年的壓倒性勝利，組建第一個工黨多數政府，建設福利國家與國家保健服務，將英國經濟的五分之一國有化，加入了北約組織並在冷戰中對抗蘇聯。1951年工黨下野，隨後執政13年的保守黨政府無力改變工黨政策。哈羅德·韋爾遜的首個任期(1964-70年)促進了經濟現代化。1974-79年工黨執政，韋爾遜回任首相兩年後交棒給占士·卡拉漢。不斷升級的經濟危機(「不滿的冬天」)和黨內一部分人另立門戶、由戴維·歐文領導的社會民主黨，導致工黨在1979年被戴卓爾夫人擊敗而下野成為反對黨長達18年。[來源請求]
1997年貝理雅帶領工黨重奪政權，獲得國會多數議席179個，並以此勢頭贏下了2001年大選。後因內政外交施政致使支持度下降。2007年白高敦接替貝理雅，次年次貸危機爆發，2010年大選敗北下野成為反對黨至2024年，後在2024年大選由施紀賢率領工黨贏得大選，重新執政至今。
黨的成立
19世紀後期，數量日增的城市無產階級和甫獲得參政權的男性工人階級，迫切需要能代表自己利益的政黨。[1]一些工會運動分子始興趣於進入政壇，在1867年和1885年參政權兩次擴展後，自由黨接納了一批由工會贊助的候選人。在此期間，還有幾個小型的社會主義團體成立起來，旨在將這一運動與政治政策產生聯繫。其中主要的是獨立工黨、社會民主同盟、知識分子中產階級費邊社和蘇格蘭工黨。
與此同時，英國的社會主義在地方政治中取得進展。1889年費邊社和自由黨組成的「進步」黨在倫敦郡議會舉行的首次選舉中取得多數。這個有社會主義者發揮重要影響力的郡議會貫徹了公有化計劃，建立了英格蘭的首批社會房屋，增加了消防隊等服務項目的開支，[2] 增設了公園和公共浴場，改善了倫敦的下水道系統，道路被拓寬，連接多格斯島和格林威治的黑牆隧道於1897年投入使用。[3]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之前，積極參與社會政策的婦女勞動聯盟在肯辛頓建立了兒童福利診所。[4]
1892年，獨立工黨黨員弗雷德·喬維特成為被選入布拉德福德市議會的第一位社會主義者。幾個月後，喬維特在該市成立了獨立工黨的地方黨部。作為貝德福德市議會議員，喬維特負責擬定了最終由地方當局採納的幾項重要改革。1904年，布拉德福德成為英國首個由學校免費供餐的地方當局，該市部分貧民窟地區獲得拆除重建。他也支持《1834年濟貧法》，並在成為濟貧法監護人委員會委員後致力於改善布拉德福德市濟貧工廠里兒童食品的質量。
1898年，西漢姆自治市議會成為有史以來首個獨立工黨控制的議會。[5]新當局開展了一項擴大市政工作隊伍並將其直接置於公共控制之下的計劃，以改善工作保障、條件和待遇。[6]為市當局僱員提供最低工資、八小時工作制及兩周的年假。雖然兩年後該市議會易主，但兩年間取得的成果證明了獨立工黨在市一級推動改革的有效性。[7]
在1895年大選中，獨立工黨提名28位候選人，但只贏得了44,325張選票。該黨領袖凱爾·哈迪認為，為了在國會選舉中取得成功，有必要與其他左派團體聯合起來。
19世紀90年代發生的一系列針對工會的訴訟案件，使工會的合法權利受到了威脅，它迫切需要有一個自己的政黨在議會中代表工人階級說話；而社會主義團體在當時情況下，如果得不到工會的支持，也不可能成為真正有影響力的政治力量。所以，工會和社會主義團體儘管在一些重大問題上尚存在着分歧，但最終還是走到了一起。
1899年，一位來自唐卡斯特的鐵路從業者協會會員Thomas R. Steels在該協會的地方分會上提議由工會大會召集一次特別會議，將所有左翼組織整合為一個贊助國會議員候選人的機構。這個動議通過了工會大會的所有流程，擬議的會議於1900年2月26日到27日在Farringdon街公理會紀念堂召開。出席會議的有各種工人階級和左派組織的工會 - 工會代表的約三分之一成員為工會大會委派。[8]
經過辯論後，129位代表通過了凱爾·哈迪的議案，該議案稱「國會內應有一個獨特的、有自己的黨鞭、並能就其政策達成一致的工黨黨團，它必須擁有隨時準備與目前能致力於促進勞工利益立法的任何一黨派合作的意願。」新組織使用了「勞工代表委員會」的名稱，其性質主要還是一個競選聯盟，目的是將工會分子和能代表勞工階級的候選人選進國會。[9]新組織的領袖非其人則缺，來自獨立工黨的被提名人藍斯·麥當勞當選為黨書記。新書記的首個艱難任務就是組織的團結。1900年10月的「戰時大選」來得太快，以致新黨難以有效地組織競選；選舉總經費只有33英鎊。[10]只有15位候選人獲得贊助，其中兩人獲得成功；凱爾·哈迪在梅瑟蒂德菲爾當選，理查·貝爾在德比當選。[11]
1901年的《塔夫谷鐵路公司案》中—這是罷工者與一家鐵路公司之間的糾紛，工會被命令為罷工支付23,000英鎊的賠償金—罷工者受到勞工代表委員會的幫助。由於僱主可以從工會收回失去的工作成本，判決實際上使罷工非法。阿瑟·貝爾福領導下的保守黨政府對工商業界（傳統上是自由黨的盟友反對保守黨的土地利益）的明顯默許，愈發使勞工代表委員會反對一個似乎很少關心產業工人及其問題的政府。[12]
在1906年大選中，勞工代表委員會贏得了29個議席，這得益於藍斯·麥當勞和自由黨首席黨鞭赫伯特·格萊斯頓之間的1903年秘密協議，即工黨通過在大選中支持自由黨，來換取自由黨在選舉中的支持，避免勞工和自由黨候選人之間的分票，以便能將保守黨現任議員擊敗。[13]自由黨人迫切希望減少保守黨的議席，並列出30個目標選區，在這些選區，自由黨不會提名自己的候選人，並允許勞工代表委員會無償使用自己的政策綱領，換取後者共同反對保守黨。最終委員會在這30個選區中贏得25個。
1906年2月15日，即大選後委員會的第一次集會上，決定正式改名為「工黨」。凱爾·哈迪在黨成立的過程中起了主導作用，當選為國會工黨主席（實際上的黨領袖），雖然經過多輪投票後只比戴維·沙克爾頓多得一票。工黨在成立的初期，獨立工黨提供了大量活動資源，因為1918年之前黨還不接納個人黨員。費邊社為黨提供了智力支持。新自由黨政府的首件大事就是扭轉了《塔夫谷案》的結果，[11] 同時工黨議員鼓勵和支持漸進措施，如《1906年工人賠償法令》、《1908年礦業管理法令》、[14]《1908年長者年金法令》，並在公立學校進行強制醫學檢查。[15]1906年，工黨在新議會取得了首次立法成功，工黨議員、曾任職於布拉德福德市議會的弗雷德·喬維特提出的一項法案成為了《1906年教育(供餐)法令》。[16]工黨在自由福利改革方面的影響力是大選前建立的非正式的勞工 - 自由黨聯盟的結果。1908年，工黨幫助H·H·阿斯奎斯政府通過英國首部養老金法律，1910年大選，兩黨擴大合作，《1911年國家保險法令》提供了健康和失業保險。[17]
由於力量相對弱小，工黨在很多方面必須與自由黨合作；而自由黨出於競選需要，也希望工黨的支持。在當時情況下，工黨在政治上只能受制於自由黨，在一些重大議題上不得不作出違背初衷的表態，使工黨的處境十分尷尬。此外，由於工黨缺乏議會鬥爭經驗和管理政務能力，一時還提不出能獲得廣泛支持的政策，以及工黨內部不夠團結等因素，使新生的工黨在英國政壇上的前途並不十分明朗。
建黨之初和黨勢上升
工黨與自由黨的選舉協議一直持續到20世紀20年代工黨能夠自行其是為止。而與此同時自由黨正在不可逆轉的衰落中。原因是工人階級微妙的社會變化，產生了想獨立行事的年輕一代。歷史學家Michael Childs認為年輕一代有理由選擇工黨而非自由黨的政治風格。社會因素包括世俗化的基礎教育（對非新教徒的影響較小）；1890年以後的「新工聯主義」使非技術工替代過去由技術工主導的趨勢；[18]以及新的業餘時間活動，特別是音樂廳和體育活動，吸引青年與老一代的自由黨選民漸行漸遠。Childs指出，1918年大選的改革使許多年輕工人階級獲得投票權，20年代，自由主義主導的年長選民的流失使工黨得以取代自由黨。[19]
1910年大選，有42名工黨議員當選，大選前一年，上議院通過了奧斯本判決，裁定英國的工會不能再捐款資助工黨議員的競選經費和工資。執政的自由黨不願意動用委任立法廢除這一司法判決。自由黨的妥協方案是工會仍可為議會議員提供工資，而切斷議員與工會的牽扯。但到1913年，面對最大工會的反對，自由黨政府通過了《貿易爭端法》，允許工會再次向工黨議員提供資金。
到1914年，約有420名工黨民意代表在各種市議會任職，而且不包括數目眾多的少數礦區郡議員或監護人委員會、教區議會和區議會議員。除了教育及對在校生的供餐和體檢外，工黨在地方政府中最迫切的議題是在當地為失業者提供工作、八小時工作日、推行公共合同中公平工資條款，以及改善地方當局僱員的公平工資和條件。在一些地區（特別是伯明翰和格拉斯哥），工黨面臨更積極支持城市房屋建設和貧民窟拆遷改造計劃的壓力，同時也繼續被激勵（與監護人委員會有關）改善失業者和其他貧困階層尤其是殘疾人和老年人的待遇。房屋建設、公共衛生服務與貿易型企業之間的折中辦法成為工黨參與地方政治的主要政綱之一。[16]
第一次世界大戰標誌着工黨的突破，自由黨實力銳減，工黨成為僅次於保守黨第二大黨。歷史學家Andrew Thorpe認為「工黨得以迅速崛起得益於戰爭期間各黨派保持着基本的團結。」[20]戰前，工黨秉持一種反對資本主義戰爭的論調。然而，德國入侵比利時和黨員洶湧的主戰浪潮使戰爭在英國國內受到越來越多的支持。藍斯·麥當勞繼續反對這場戰爭，但他很快就辭去黨領袖職務，強烈主張打垮德國的阿瑟·亨德森取而代之。1915年，亨德森被邀請加入阿斯奎斯的戰時政府，任教育委員會主席，併兼任首相勞務問題顧問，這是工黨黨員首次入閣。阿斯奎斯希望以此換取工會的合作來大幅提高軍火生產。同時加入政府的還有前工黨首席黨鞭佐治·羅拔士和威廉·布魯斯。1916年大衛·勞萊·佐治取代阿斯奎斯任首相，更多工黨要員得以進入政府任職，[21]亨德森更升入戰時內閣，前工程師佐治·巴恩斯任養老金大臣，前煤礦工人約翰·霍奇任勞工大臣。羅拔士、布魯斯和另一工黨議員占士·帕克任次官級職務。[22]
儘管工黨內主流意見是主戰的，但獨立工黨卻組織了反徵兵聯盟，工黨另一附屬組織不列顛社會黨則發動了罷工來表明其反戰立場。1917年8月亨德森辭去內閣職務，因其關於戰爭國際會議的提議被其他內閣成員否決。總的來說，英國的各種工黨組織是支持戰爭的，而不像他們在歐洲大陸的同道們那樣。[23]
一戰期間，工黨在服務於政府內外的同時，能夠影響一些社會政策的漸進發展。當時90％的房屋屬於私人房東，在戰時價格不斷上漲（有時是為了暴利）的情況下，房東還試圖增加租金。這導致了1915年發生了一系列的自發性抗議活動，這些抗議活動常常由當地的工黨組織來協調，例如在格拉斯哥，獨立工黨發揮了主導作用。這迫使政府通過立法，以戰前水平確定戰時的房屋租金。這是重要的，因為它表明工黨成為保衛工人階級房屋利益的政黨，而非其政敵，同時也幫助工黨將其視野由工會問題一隅擴展到地方事務上，更直接吸引了女性選民。此外，還如歷史學家安德魯·索普所說：「通過國家行為來控制市場行為對弱勢工人階級的影響。」[11]
工黨還爭取「份額公平」，打擊暴利和無限制的市場行為，並通過向政府施加壓力取得一些進展。工黨努力對發戰爭財等行為進行高額徵稅，同時引入定量配給和其他管控措施，並於1917年起通過在食品部任職的約翰·克萊恩斯實行了價格控制措施，以穩定食品價格，而官方配給制在1918年初開始實施，確保實現「公平競爭」。1915年還引入了超額利潤稅，到1917年時上調至高達80％，而工黨的功勞簿上還記錄了1916年戰時緊急狀態工人全國委員會（War Emergency Workers' National Committee）發起的「徵收財富」運動。[24]
由於「公平競爭」是英國激進主義的偉大傳統之一，工黨在這方面的優勢是明顯的，而這種政策的實施可以大大提高工黨的總體信譽。
——安德魯·索普[11]
工黨各位大臣的戰時經歷使他們對於黨利用國家機構實現社會變革的能力更加自信，並激勵其抵制地方上的蘇維埃運動和初出茅廬的英國共產黨呼籲的「直接行動」政策。[7]工黨以更快的速度向前發展，以韋伯夫婦為代表的一批知識分子也進入了工黨的決策層，為工黨政治理論素養的提高增添了活力。然而，在1918年工黨年會上，頒佈了工黨歷史上第一個黨章，其第四條日後將成為黨內鬥爭的焦點，該條款由西德尼·韋伯在一年前起草，呼籲「確保生產工具，分銷渠道和交易媒介均為共同擁有」。
戰後的選舉反映了工黨地方活動基礎和組織的增長，合作社運動在戰後向勞工與合作黨提供資源。該黨後來與工黨達成選舉協議。1921-1923年工黨禁止與大不列顛共產黨合作。[25]與此同時，自由黨迅速衰落，發生了災難性的分裂，使工黨能夠奪取大部分自由黨的支持者。
隨着自由黨的混亂，工黨在1922年贏得了142個議席，成為下議院第二大政治集團，並且成為保守黨政府的官方反對黨，理論上工黨已具有了執政的可能性。大選後，在政治上獲得平反的藍斯·麥當勞成為黨的第一位正式領袖。
在地方，工黨不斷取得進展。1919年，約翰·亞當斯領導的坎伯蘭郡阿萊克頓和弗里京頓區議會議員選舉大獲成功。成為英格蘭首個完全由工黨議員組成的議會。
藍斯·麥當勞領導的第一次工黨政府
1923年大選結果出現懸浮議會：自由黨獲得159席；工黨獲得191席，不及下院議席數的三分之一，但仍超過自由黨；而保守黨堅持關稅壁壘，致使其失去了90個議席，議員人數降到258人，雖然為下院中最大的黨，但已不再擁有過半的多數了。人們呼喚一個支持自由貿易的政府。1924年1月，在阿斯奎斯領導的自由黨支持下，工黨成立了第一屆工黨政府。
由於政府不得不依靠自由黨的支持，因此無法在下議院通過任何可論證的社會主義立法。工黨政府最大政績是通過了《惠特利房屋法令》，該法計劃為工薪階層家庭提供50萬套房屋。
九個月後政府就崩潰了，因為自由黨投票支持專責委員會對《坎貝爾案》進行調查，麥克唐納首相宣佈這次表決是信任投票。在1924年10月8日舉行的兩次投票中麥克唐納政府均以160多票的大幅劣勢失敗，為有史以來政府一方在國會表決中遭遇的最大失敗，其記錄直到2019年才由文翠珊政府打破。[26]坎貝爾案是一名名為J·R·坎貝爾的親共產主義記者發表一封對軍隊進行挑釁的公開信而被工黨政府檢察總長以煽動叛亂罪起訴的案件，工黨政府因其後座議員的反對而撤訴，但自由黨和保守黨則主張調查。
在接下來的大選投票前四天，季諾維也夫的信件被《每日郵報》披露，這使得工黨捲入在英國發動共產主義革命的陰謀。保守黨重新掌權；儘管工黨的得票率從30.7％上升到33.3%，但議席卻下降了40席；自由黨損失最大，大部分議席均為保守黨所奪。現在人們普遍認為，季諾維也夫的信件系偽造。[27]
新的保守黨政府在首相斯坦利·鮑德溫領導下對1926年大罷工採取決定性措施，通過避免暴力和發動中產階級罷工破壞者使大罷工在9天時間內結束。藍斯·麥當勞延續了其反對包括總罷工在內的罷工行動的政策，而認為實現社會改革的最佳方式是通過選票表達。[28][29]工黨對媒體深感不信任，並在由敵對媒體主導的輿論戰場上頻頻失利。在總結吸取了教訓後，工黨轉而採用了有意識地媒體參與政策，特別是與英國廣播公司的合作，從長遠來看，這已被證明是成功的。[30]
1929年大選。工黨贏得287席，得票率37.1％（實際上略低於保守黨），第一次成為下院多數黨，雖然還不是絕對多數。然而，麥克唐納仍然需依靠自由黨的支持來組建少數派政府。麥克唐納政府延攬了英國第一位女性內閣大臣——勞工大臣瑪嘉烈·邦德菲爾德。[31]
第二次麥克唐納政府在議會中的地位比其第一次政府更穩固，並在1930年通過了修訂版的《長者退休金法令》，一部更為慷慨的《失業保險法令》，以及一部改善煤炭行業工資和條件的法令（即針對總罷工背後的問題）。例如，根據《1930年煤礦法令》，建立了產出和價格監管的市場營銷方案，同時設置一個獨立委員會來統一地促進該方案。最低工資和最低生活保障被定為一年，同時增加和改善了礦工安全保障措施。而《1929年養老金法令》則向超過50萬以前被排除在養老金制度之外的兒童、老人和寡婦提供養老金。[32]
不幸的是，工黨政府上台不久就爆發了華爾街股災和世界經濟大蕭條，重創了英國經濟。經濟危機的直接後果是失業人數激增，截至1930年底，失業率翻了一番，達到了250多萬人。[33]
工黨政府努力應對並試圖調和兩個相互矛盾的目標：實現預算平衡以維持英鎊的金本位；同時也努力維持對窮人和失業者的援助。所有這些目標都要面臨稅收收入下降的挑戰。政府內部在是否削減政府公共開支和提高稅收上存在嚴重分歧，財政大臣菲臘·斯諾登反對引入赤字性開支。[34]
專管失業問題的蘭加斯特公爵領地相奧斯瓦爾德·莫斯利於1930年1月發表《莫斯利備忘錄》，呼籲公眾控制進口和銀行業，並增加養老金以提高消費能力。但這種呼籲一再被拒絕。莫斯利遂於1931年2月辭去政府職務並退出工黨，另行組建新黨（New Party），後改組為不列顛法西斯聯盟，他在意大利轉變法西斯主義者。[35]
情況到1931年時進一步惡化。在工黨的自由黨盟友以及擔心預算失衡的反對黨保守黨壓力下，工黨政府任命了一個由金融專家、保誠保險公司秘書佐治·梅爵士領導的委員會來審查公共財政狀況。1931年7月該委員會發表《梅報告》，敦促公共部門減薪和大幅削減公共支出（特別是減少失業者補貼），以避免預算赤字。[36]
這項建議在工黨基層和工會中非常不受歡迎，工會和幾位政府大臣一起拒絕支持任何此類措施。外交大臣阿瑟·亨德森和內政大臣J·R·克萊恩斯等幾位高級大臣寧以辭職相威脅也不願同意裁員減薪。[11]然而，麥克唐納首相和菲臘·斯諾登堅持認為，必須採納報告的建議，以避免產生預算赤字。
關於支出和減薪的爭議分裂了工黨政府；事實證明這對工黨來說是致命的。內閣多次未能就削減支出或增加關稅達成一致。由此產生的政治僵局導致投資者感到恐慌，資本和黃金價格的飛漲使經濟形式進一步惡化。為應對這種局面，麥克唐納在國王佐治五世的敦促下與保守黨和一部分自由黨組建了國民政府。1931年8月24日，麥克唐納提交了大臣們的辭職信，並帶領少數高級同事，特別是斯諾登和自治領大臣J·H· 托馬斯，與其他政黨組成新政府。9月28日，工黨全國執行委員會將麥克唐納及其支持者開除出黨，麥克唐納遂組建國民工黨。工黨出現了大分裂。由亞瑟·亨德森領導的工黨以及未參加政府的自由黨成為反對黨。[37]由此導致的1931年大選中國民政府獲得壓倒性勝利，而對工黨來說則是一場災難，工黨僅獲得52個議席，比1929年少225個議席。[38]
麥克唐納一直擔任由保守黨主導的國民政府首相到1935年。他的行為被工黨視為背叛而遭到後者強烈譴責，工黨將他稱為「叛徒」和「老鼠」。[39]
作為國民政府的反對黨時期
1931年接替麥克唐納任工黨領袖的亞瑟·亨德森在當年的大選中連自己的議席也未能保住。在斷崖式失敗中，前工黨內閣成員只有和平主義者、前勞動大臣佐治·蘭斯伯里倖存，他也就順理成章地當選為黨的領袖。
1932年，工黨經歷進一步分裂，獨立工黨在經歷了多年來與工黨領導層持續的衝突後，最終選擇與工黨脫離關係，並日漸衰落。獨立工黨在工黨中的作用一度被社會主義聯盟所代替，該聯盟為工黨附屬組織，由前法律政策專員斯塔福德·克里普斯領導，成員為數千名教師和知識分子。1937年，社會主義聯盟提出與共產黨人結成人民政線聯盟，工黨遂將其解散。[40]
1930年代初，工黨開始左傾。在1932年黨的年會上，社會主義醫學協會會員薩默維爾·黑斯廷斯提出了一項決議案，該案要求建立國家衛生服務。1934年，社會主義醫學協會會員草擬的關於國家衛生服務的官方文件由年會一致通過。[41]同年工黨還通過了「為了社會主義與和平」計劃，計劃主要內容為將土地、銀行、煤炭、鋼鐵、運輸、電力和供水國有化，並建立國家投資委員會以規劃工業發展。[11]倫敦政經學院教授、馬克思主義者哈羅德·拉斯基抨擊該計劃，他認為和平而民主地過渡到社會主義是不可能的，因為反對派會訴諸暴力，工黨必須做好準備。[42]工黨這種有其思想根源的對於國有化的執着，不僅讓有產者充滿敵意，而且普通國民也對這種「社會主義」是否符合英國國情心存疑慮。因此在整個30年代，工黨基本上處於一種尷尬的局面：反對它的人不支持它，應該支持它的人也不準備支持它。
工黨的經濟問題政策思路一直未能創新。「計劃」、「國有化」等詞彙只是流於空喊，工黨首席經濟事務發言人休·道爾頓承諾要將英國打造成新耶路撒冷，即使超出經濟能力。黨領袖克萊曼·艾德禮迴避經濟議題。相形之下，自由黨的經濟分析和政策倡議則詳盡的多，這應首先歸功於梅納德·凱恩斯和威廉·貝弗里奇等經濟學家。當工黨於1945年上台時，發現自己沒有任何關於如何進行國有化的可行方案。也沒有重視專家們對煤炭短缺發出的警告。艾德禮和他的追隨者們根據戰時經驗制定了戰後政策。[43][44]
1930年代，作為和平主義者的蘭斯伯里與大多數黨員之間在外交政策上公開分歧，主要表現在蘭斯伯里反對對意大利侵略埃塞俄比亞（當時稱為阿比西尼亞[45]）實施制裁，結果蘭斯伯里辭職。[46]工黨副領袖艾德禮繼任領袖，憑着運氣，他逆轉了工黨的頹勢實現復興，1935年大選贏得154個議席，38％的得票率是工黨有史以來所取得的最好成績。溫和、平易、謙虛的艾德禮最初被視為弱勢的過渡領袖。然而，他的實用主義、信息靈通和協調能力使其在幕後談判和施展政治手腕上非常有效。艾德禮成為工黨任職時間最久和最成功的領袖。[47]
西班牙內戰中的1936-38年，極左翼集結在西班牙共和國軍隊中對抗納粹德國和法西斯意大利的威脅。西班牙國內曾經佔主導地位的和平主義分子失勢。[48]工黨也轉向支持重整軍備。這種轉變很大程度上是由於歐內斯特·貝文和休·道爾頓的努力，他們在1937年也說服該黨反對保守黨首相內維爾·張伯倫的綏靖政策。[49]
在大蕭條結束、失業率下降的20世紀30年代後期，雖然工黨贏得了一系列補選，但其實力仍未完全恢復，還是相對弱小的一個政黨。
兩次世界大戰間的地方施政
雖然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大部分時間裏工黨並不執掌中央政權，但它能夠控制許多地方當局，並憑此將其社會主義原則付諸實踐。
在工黨有絕對控制權及占相對多數的地方當局，工黨施政的主要策略就是充分利用國會立法所提供的機會，特別是在房屋、教育、公共衛生服務等領域，以及1929年之後從監護人委員會轉移給地方當局的服務。在所有這些領域，工黨拿出了非常不錯的成績單。
在兩次世界大戰間，在地方當局執政的工黨試圖用公權力來改善其主要工人階級選民的工作和生活環境。地方歷練增加了工黨的執政經驗和水平，通過改善房屋和醫療保健，提供產科診所，為學齡兒童提供免費牛奶和膳食等措施提高其選民生活標準。[15]1919年，因戰爭中斷了四年的地方選舉恢復舉行，工黨的地方當局議員當選後採取了市政社會主義政策（特別是在倫敦自治市）以解決健康狀況不佳、房屋不足、普遍不安全等社會問題。地方執政的工黨試圖建立一個「原始福利國家」，例如，通過民選的監護人委員會，為失業者提供更多豐厚的貧困救濟，並鼓勵建造診所、房屋和公共浴室，這些設施除了能提供必要的服務外，還提供了就業機會。[4]此外，在那些工黨佔少數的地方當局，工黨及其的支持者開展了維護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運動。例如佔少數的工黨可以阻止他們自己認為違反其選民利益的地方當局倡議。[15]
在20世紀20年代，工黨議員強迫地方議會或（1929年取消的）監護人委員會加快改革步伐。正如曾任第一次麥克唐納內閣衛生大臣的約翰·惠特利所指出的那樣，「工黨各種運動導致的最引人注目的結果之一，就是窮人的控制權已經轉交到受歡迎的監護人委員會手中。」總的來說，工黨的地方議員更有意願將其法定權力發揮到極致，而並不太在意其成本幾何。20世紀30年代結束之前，60個地方當局已在工黨的掌握之下。[50]
大蕭條時期，工黨執政的各地方當局努力保護失業人員免受經濟衰退的最嚴重影響，[51]併力保為有需要者提供儘可能慷慨的公共援助制度。在達勒姆和格拉摩根，工黨政府發放高於最低標準的救濟金，在進行經濟狀況調查時也較其規定地更加人性化。[2]在哈克尼，倫敦工黨書記赫伯特·摩理臣採用慈善方法來減輕失業的影響。在尼爾森，工黨的市議會投資於教育和兒童福利等基本服務。[15]在格拉斯哥，工黨活動家帕特里克·多蘭的格拉斯哥公司實施了清理貧民窟計劃，在1934年至1939年間建造了約20萬套房屋。在巴恩斯利，離校年齡延長了六個月，以加強教育，並使約500名青少年免於成為失業者。此外，工黨地方當局優先考慮的政策往往是房屋建設和貧民窟清理。[15]
各工黨執政的地方當局還試圖將其所提供的服務人性化，以降低福利服務運作的刻板度，使工人階級能夠享受開放空間和文化帶來的好處。在諾里奇，工黨確保學校建築採光充足設施現代；在格拉斯哥，工黨政府終止了一項有爭議的制度，該制度規定接受貧民救濟的老年夫婦可能會分住在不同的宿舍里；在西漢姆，當局向貧窮的母親和殘疾人提供援助。
20世紀20年代的監護人委員會和20世紀30年代早期的公共援助委員會的工黨代表試圖在當時架構中儘可能地減輕失業和貧困的影響。這往往導致採取干預措施，例如提供免費的學校膳食或確保福利申請人得到了救濟。工黨地方當局試圖以儘可能最寬鬆的條件進行救濟金申領資格審查，其中涉及接受申請過渡性養老金的人數比例高於非工黨執政的地區，以保證救濟到更多的人。例如，在東倫敦波普勒、貝思納爾綠地和斯特普尼，工黨代表其工人階級支持者採取積極措施，在經濟形式不確定時提供保障、就業和救濟。[15]
女性工黨黨員在地方當局政策制定中發揮了積極作用，並且接受（或預期）政府責任的擴張，從而將政治帶入了公認由女性擅長的領域。正如曾任曼切斯特市議會議員的漢娜·米切爾所回憶的，當她坐在救濟委員會時，她「知道可以從津貼中購買多少食物，知道兒童衣服和鞋子的花銷，一眼就可以看出申請人身體狀況不佳。」通過對這些問題的第一手了解，女性為實施有利於其選民的改革做出了貢獻，例如建造公共廁所、產科中心、診所、遊樂場和公園。這些改革不僅擴大了工黨的吸引力，而且還為女性提供了「在工黨內和城市政治中的獨特地位」。[15]
工黨在威爾斯也實力不俗，1935年大選中，它贏得了35個議席中的8個議席。社會立法（包括衛生、房屋和教育）方面，工黨執政地方當局往往有超前規劃和慷慨投入。在工黨勢力強大的南威爾斯，衛生、房屋和教育方面比威爾斯其他地區有更好的成果，儘管當局本身並不寬裕。例如：格拉摩根、卡馬森郡和蒙茅斯郡的部分地區提供免費的學校餐，而在北威爾斯的大部分地區這種服務則是特殊的，雷克瑟姆例外。在工黨執政的當局中，中學文憑的重要性被明顯加強。在威爾斯工業化程度最高的地區，以工黨為主導的地方議會不僅成功地增發中學文憑（即使在大蕭條時期也如此），而且也努力減免學費，甚少顧慮支付能力。1932年，有大約60%的威爾斯中學免學費，這一數字遠高於英格蘭。[52]在朗德，工黨執政的地方當局為貧困家庭兒童引入改善措施，例如免費牛奶，這有助於抵消大蕭條的一些最嚴重影響。在斯旺西，城市居民房屋獲得政府補助金資助，救濟金申領審查相對人性化，並開設了托兒所。[15]
工黨在地方政治上的最大突破當屬1934年攻克倫敦郡議會，這是英國最有權力的地方當局。由赫伯特·摩理臣領導的工黨經營的郡議會實施了廣泛而漸進的社會民主改革，[53]將倫敦打造為負責任和進步的工黨地方當局典範。[2]上任一年後，摩理臣採取措施將倫敦房主們的稅率提高到31％（一英鎊課七先令），他在上任後發現一筆由保守黨執政時倫敦郡議會財政部門儲蓄（salted away）下的200萬英鎊所謂「留窩蛋（nest egg）」。這筆資金用於更加人道地對待倫敦的窮人，為老年窮人提供更多的房屋，更多的免費教育和醫院現代化設備，改善患者的飲食，增加醫院的醫護人數。[54]
摩理臣主持了倫敦房屋、衛生、教育和交通服務的發展，以及交通系統的統一，並在倫敦郊區建立了「城市綠化帶」。此外還建造了新的學校，[55]採取了打擊腐敗和低效率的行動，開展了貧民窟清理和政府救濟房建設的重要方案，並建立了市政保健服務，成為國民醫療服務的前身。[2]在以摩理臣為首、財政委員會主席查理斯·萊瑟姆、首席黨鞭艾薩克·海沃德和規劃房屋衛生委員會主席劉易斯·西爾金組成的領導層領導下，倫敦郡議會被認為是成功的。對倫敦的貧民窟進行了攻勢，建造了新房屋，進行了維修，並且減少了原貧民窟居民租住城市公寓的租金。從1934年開始，福利服務、教育和醫療保健支出增加，醫院僱用更多員工，享受更好的工資和條件。提供更多免費的中學教育場所，改善病人護理；建造了新的學校，並提供了更多的便利設施、牛奶、運動場和體檢。還努力進行改革確保公共援助符合條件放寬。摩理臣計劃在倫敦周圍建設「綠化帶」也取得了成果，為相關的地方當局提供了購買和維護土地的資金。[15]
在摩理臣主持下，當局服務的範圍不斷擴大。新的主排水系統，更多的主幹道和橋樑升級改造，以及消防隊的新總部和設備。市立公園也得到了發展，東區的維多利亞公園「改造了各種各樣的設施」，其他公園有更多的浴室、保齡球場、運動場、戲水池、遊樂場、茶點店、體育館和日光浴場。為兒童提供便利設施，例如在學校假期期間以說書人、魔術師和喜劇演員的形式進行娛樂，安裝了專門設計的碟形戲水池以幫助父母找到自己的孩子，並建造了特殊的兒童廁所以減少猥褻兒童犯罪的發生率。[56]
在房屋政策方面，莫里斯實行余隙面積(clearance area)和強制收購，並開拓出適用於興建住宅的新地皮。此外，正如關於摩理臣的傳記所指出的，反對派攻訐摩理臣，因為「摩理臣故意將政府救濟房興建於以前的保守黨支持者聚居區。」房屋的標準得到了改善，設施齊全，規模寬敞，摩理臣當局也取消了一個浴室由三個家庭共用的「都市改革房(Municipal Reform tenement)」。為政府救濟房項目分配了更多的資本支出，新的公寓和房屋建設得更快，來自貧民窟的租戶的租金得到減輕，「他們經常發現在安置房屋時難以承受增加的租金。」[56]
摩理臣當局為公共衛生和福利服務分配了更多資金。前文提到的薩默維爾·黑斯廷斯對倫敦的衛生政策產生了巨大影響，多年來他一直是社會醫學協會成員主導的公共衛生委員會主席。[41]精神病患者被允許在海邊度過兩個星期的長假，並且拜訪這些人的差旅費由政府報銷。盲人服務也得到改善，助產服務得到延長。[56]此外，產科病例可以免費使用救護車。[57]
在教育方面，新學校建成，舊學校重建，更多的資金用於改善他們的藏書、桌椅和教具。對學生運動場地給予了更多的關注，並且僱用了更多教職人員（在改善的條件下）以減少班級規模。建立了更多的托兒所，改善了特殊學校，為殘疾人提供了更多的幫助。為學齡兒童提供了更多的健康檢查和更多的牛奶，技術和商業教育機構是進一步的發展。由於經濟蕭條而產生的「托利黨高利貸主義(Tory Shylockisms)」被廢除：更多的國家獎學金被引入並且獎品得以恢復，而寄宿學校的兒童則受益於每年增加的教育訪問、兒童津貼和營地假期。在摩理臣堅持下，男生軍訓隊被禁止進入郡立學校，如摩理臣的傳記所說，他認為「向年輕人灌輸軍國主義價值觀」是錯誤的。同時，郡立學校也不再組織學生參觀奧爾德肖特軍樂行進表演和亨頓空軍飛行表演。[56]
摩理臣還在公共援助方面進行了各種改革。「營房式」的濟貧院被拆散，兒童、盲人、病人、老人和孕婦被分開對待，「而不是混在一起。」得到救濟的條件得到放寬，煤炭補貼得到恢復。公共援助的管理也進行了改革，郡議員和官方委派之員組成的調查委員會（救濟申請人必須出席）被廢除，代以全職的裁決官走訪救濟申請人並決定其資格。這樣就簡化了流程，並通過私隱專業人士處理他的案件以幫助這些申請人。在摩理臣任職期間，重大政績還有滑鐵盧橋翻新，南岸的發展以及綜合城鎮規劃。[56]
戰時聯合政府(1940年-1945年)
1940年春天，內維爾·張伯倫辭職，即將上任的首相溫斯頓·邱吉爾決定組建一個類似於第一次世界大戰時的跨黨派聯合政府。工黨遂重返執政。
克萊曼·艾德禮被任命為掌璽大臣和戰爭內閣成員，後加副首相、自治領事務大臣、樞密院議長等銜，是為英國首位副首相。倫敦郡議會領袖赫伯特·摩理臣任供應大臣，倫敦大轟炸後升授內政大臣。運輸和普通工人工會總書記歐內斯特·貝文任勞工和國家服務大臣，負責全國人力資源配置。休·道爾頓任經濟戰大臣，後改貿易局主席。前海軍大臣A·V·亞歷山大回任海軍大臣。工黨副領袖亞瑟·格林伍德任不管部部長。此外工黨還獲分配8個次官級職務，1945年時這個數字上升到了17個。[7]根據歷史學家科爾的觀點，聯合政府的基礎是將戰爭的大後方交由工黨各大臣負責（包括維持重要的社會服務和動員人力）。雖然財政部仍掌握在保守黨手中，但與工黨就稅收負擔的公平分配達成了明確的諒解。[16]
戰爭期間，邱吉爾長期集中注意力於國外，國內的事務基本上由副首相艾德禮主持，這不僅豐富了艾德禮的經驗，同時也增長了工黨大臣的才幹。在與保守黨聯盟的同時，邱吉爾內閣的工黨閣員能夠將他們的理想付諸實踐，實施廣泛而漸進式的社會和經濟改革，這些改革在提高工薪階層英國人的生活水平和工作條件方面取得很多成果。如歷史學家Maurice Bruce所說，「由於他們對事件形成的影響，這幾乎可以稱之為第三條道路，因為他們所做的工作是迄今為止所有工黨政府里最具建設性的。」[50]
正如肯尼思·摩根所說，「工黨諸大臣與大後方的成就有着獨特聯繫。」
內政大臣赫伯特·摩理臣憑藉自己曾主政倫敦的經驗，並在其朋友、內政部政務次官艾倫·威爾金森的協助下，以有效參與英國本島防衛和主持修復受在不列顛空戰中受創的主要城市而聞名。[58]摩理臣都會很快出現在那些受到德軍轟炸過的城市，慰問市民，聽他們的牢騷和建議，然後採取行動。他成功地改進了倫敦的防空洞，又在地下深處新挖出許多的防空洞，還改善了其中的設施。使倫敦市民能較文明地生活在防空洞中的集體宿舍里。對於那些不願居住在防空洞中的市民，摩理臣推出室內避難所以庇護他們，此即為所謂「摩理臣式防空洞」，正式名稱為「桌下防空洞（Table Indoor Shelter）」。
在民防領域，為救援服務提供了新的方法和新的解決方案，建立了培訓學校，以便為救援人員提供更新和更安全技能，並且非常重視培訓時長。根據摩理臣的戰時工作手冊所記錄「從地方的周日學校到國立消防學院再到民防學院，必須堅持對員警進行充分的培訓。」摩理臣還注意到為民防和戰備警察增加工資和津貼，最後還批准了那些「在閃電戰中出色服役的全職工作者」的小費。摩理臣成立了國家消防局，主導通過了《警察和消防員（戰爭服役）法令》、《警察（上訴）法》，成立輔助警察協會等舉措，這保證了警察和消防員的權利，減少了工作負擔，提高了工資水平。[59]
在刑事管理領域，摩理臣停止了刑罰勞動，同時開展了各種旨在解決兒童問題（如青少年不法行為）的措施，少年拘留所（Remand Homes ）增加了1000個名額，規模擴大了一倍，其他獲授權學校擴大了3000個名額以收容這些青少年。在獲授權學校中設有福利幹事，以確保青少年離校時能聯繫上他們，同時將學校進行分類，以確保青少年們能進入適合自己的學校。摩理臣還成立了一個由內政大臣、教育大臣和衛生大臣參加的委員會以監督對被失去正常家庭生活的兒童的關懷。根據內政部和蘇格蘭事務部於1943年3月宣佈的決定，實施因戰爭而推遲的《1939年收養兒童（管理）法》，禁止「除地方當局或已登記收養協會以外的任何團體為收養兒童作出安排。[60]
在警務和緩刑方面，雖處於戰時，摩理臣仍繼續擴大緩刑局規模（儘管經驗豐富的工人嚴重短缺）。工資和服務條件有所改善以吸引相關人才。為了促進婦女的機會，根據摩理臣的建議，任命了第一位女性地方警察局副局長、第一位女性內政部警務官和第一位女性助理治安法官。[60]
摩理臣採取了各種措施，改善受傷工人的補助，滿足礦工關於納入塵肺病的要求，並滿足棉花工會將麻醉納入《撫恤金法令》範圍內的要求。改善了因工傷致殘事故的補償。因事故死亡的工人，其家屬所能獲得的最高撫恤金也增加了。[60]
摩理臣還推動了威爾斯語使用範圍擴大到威爾斯所有法院。
在戰爭年代，工黨積極而成功地推動安排房屋，並將被疏散者和為戰爭服務的工人轉移到擁擠的工業區，公平的食物配給和分配製度，更有效地控制物價，改善離職金和津貼。對於那些生活在農村地區的人來說，工黨成功地將農業工人的失業救濟金提高到每周最多41先令，並將全國最低工資提高到每周43先令。[61]工黨還努力為轟炸受害者提供更好的食品，為市民提供更多更好的工業餐館和食堂，以及為女工子女提供戰時托兒所。[16]
勞工與合作黨在戰爭開始時就努力推動將食物配給制度擴展到涵蓋所有必需品的供應，並認為存在一個無配額的群體會造成階級不公正並導致在商店間尋找物資造成時間浪費。1941年3月，工黨通過建立食品代表委員會和實際上的消費者委員會以更有效地控制和配給食品供應，回應合作黨對這些問題的要求。[16]
1941年，工黨在其年會通過的宣言中這樣總結加入聯合政府一年來的執政成績：
社會服務的覆蓋面增加了。在工會的關心和堅持下，生活水平得到保障。工人的健康受到工廠規章的捍衛以及工廠醫生、食堂和托兒所的保護。我黨主持着從中央到地方的民事防護工作，在其他各領域，做了很多改善公民安全和舒適條件方面的工作。一直保持財政政策的警惕和連續監視促進了人民的社會保護的完善。利率一直在下降。財政部已經掌握了對銀行的權力，以確保它們充分配合國會決定的政策。在戰時一直存在的通貨膨脹危險已經保持在最低限度。[16]
歷史學家科爾認同工黨的這種說法，他認為：牟取暴利現象越來越少，供給和稅收的分配也越來越公平。此外，社會服務不僅保持不變，而且還能滿足戰時需求。[16]《1944年教育法令》的出台是保守黨教育委員會主席拉布·巴特勒和工黨教育委員會次官占士·丘特爾·愛德共同努力的成果。[62]
蘇格蘭事務大臣湯姆·約翰斯頓推動了一系列重要的發展計劃，例如高地水電開發；而休·道爾頓的區域政策直接幫助了工黨幾大的票倉。[63]在聯合政府結束之前由道爾頓主導修訂的《1945年工業佈局法令》推出了一項積極的政策，即重建「貧困地區」，如蘇格蘭谷地、東北英格蘭、坎布里亞郡和南威爾斯，同時使這些地區的經濟基礎多樣化。這一有力的區域政策的基礎實際上奠定於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其中包括擴展工商業區的作用，以及以政府條例的方式使威爾斯礦區等工業基地直接或間接從事軍工生產。[58]由於戰爭的需要，聯合政府必須通過國家干預的手段來組織生產和進行資源的調配。實踐證明，這種方法在一定程度上是行之有效的。
在勞工大臣貝文的堅持下，「改善勞工標準、經濟發展和社會保障」的內容被加入到1941年8月美國總統羅斯福和英國首相邱吉爾共同發表的《大西洋憲章》中。[50]
貝文也在改善工作條件，增加了失業救濟、養老金水平，提高男性工人（如礦工、鐵路工人和農業工人）的最低工資方面做了很多工作，同時還說服或以取消從業資格的威脅下強迫僱主改善公司的醫療福利、衛生和安全保障水平。醫生、護士在工廠車間的時間增長了三倍，工廠醫生的數量從60上升到1000名。然而，這一規定在較大的工廠中被更嚴格執行，較小的僱主繼續「幾乎不遵守」。這些措施使事故率在1942年後下降。[64]
「基本工作令」的出台為保證就業、支付薪俸、履行工資協議以及為工人提供適當的福利設施等舉措做出了規定。作為福利計劃的一部分，貝文在工廠推出了各種形式的娛樂活動，包括半日食堂（mid-day canteen）音樂會。對於因停電等情況而難以購物的工人，設置特殊的購物設施來解決這個問題。還設立國家標準，為國內醫院和科研機構的工作人員提供適當的福利、工資和環境。[65]還啟動了一項培訓和重新安置殘疾人的計劃，[66]並改善了護士的薪酬。[67]
根據貝文的規定，企業必須僱用佈局專家、生產工程師、技術顧問和勞動監察員以助企業轉為戰時生產模式。「這創造了勞動力升級的機會，並逐漸培訓那些技能不足的人。」除了在各種工廠和工作中培訓人員所採取的措施外，還有成千上萬的主管、經理和工人接受了勞動部培訓中心的指導。還採取步驟確保得到適當培訓的工人支持軍隊，如維修受損船隻。對海員們來說，貝文引入了海員福利公約，並監督其執行。貝文也通過了各種法律來幫助人們重返工作崗位或從事貿易《民事就業法》賦予所有參軍前有工作的人復職的權利「不論他們是否志願在地方自衛隊或被徵召入伍服役。」[65]
在貝文鼓勵下，工會地位顯著提高。工會被接納入各級政府和工業界的聯合磋商中代表工人，僱主組織也獲得了類似的地位，資本和有組織的勞動力已成為「監管機構」，在三方產業關係體制內「國家處於支點位置」。貝文的傳記作家認為：「以工會為代表的有組織工人階級首次與戰時國家企業建立了平等的夥伴關係。」[64]
貝文進一步擴大了集體談判，擴容工資委員會，到戰爭結束時，工資委員會的最低工資條款涵蓋1550萬工人。在車間內，貝文直接鼓勵組建聯合生產委員會，以擴大工人對工業的參與。到1944年6月，已有近4500個此類委員會成立，涉及350萬工人。到戰爭結束時，聯合生產委員會正在干預曾被認為是僱主神聖不可侵犯的領域，如健康、福利、勞動力轉移、機器和人員配置、技術、計件工資和工資支付系統。這些發展帶來了工作條件的顯着改善，1942年的「大眾觀察（Mass-Observation）」組織的一項調查表明，20世紀30年代的「快速解僱和無解釋的開除」幾乎已經消失。在20世紀40年代，職業健康和安全標準的顯着提高是由於經濟「『核心』」部門中較資深工人的議價能力上升以及「戰時和戰後更主動的國家」興起。[64]1940年代可謂工會權利高歌猛進的年代，在此期間，勞工的調整和控制工作能力顯着提高。這得益於充分就業，以及1939年到1950年間工會會員數量的增長——從32％增加到45％。[64]
貝文還主導通過了《1943年餐飲業工資法》和《1944年殘障人士就業法》。
在工人撫恤金方面，工黨成功地將一項被視為令人不滿的法案撤回，取而代之的新法案引入了「包括單身人士並提供更好的津貼」。新的《工人賠償（補充補貼）法》於1940年8月生效，為所有殘疾工人提供每周最多5先令的額外津貼，並為每個家庭的第一和第二個兒童提供每周4先令的額外津貼，其他15歲以下兒童補貼額為每周3先令。對於一位有3個孩子的男性來說，每周額外獲得補貼16先令。對於農業工人來說，貝文修改的法案，將農業工人每周最高失業救濟金增加3個先令，增加到每周6先令，增幅加大。[68]
在工黨大臣們努力下，與第一次世界大戰相比，社會各階層負擔更加平等。牟取暴利得到有效控制，而租金管制和食品補貼抑制了戰時通貨膨脹。戰時的工資被允許增加，並且漲幅超過了通脹率，而稅收制度變得更加進步，稅收變得更加針對富裕階層（在艾德禮政府延續這一傾向，所得稅稅率在最高時的1949年達到98％）。這些政策導致財富差距縮小，1938年至1947年期間工薪階層工資收入的實際增加了約18％，而同期財產收入實際下降了15％，白領階層工資下降了約21％。[64]
戰爭期間，工黨顯然比保守黨更多地考慮戰後的重建和有關福利。1940年，工黨公開宣稱：社會主義的英國已不再是烏托邦，而是一個非常現實的目標。該年年末，不管部部長格林伍德被賦予規劃「如果我們的社會要向前發展，必須採取一些實際步驟」（邱吉爾語）的任務。1941年6月，為響應工會大會關於英國社會保險制度存在不足之處的觀點，格林伍德成立了社會保險和相關服務跨部門委員會，以調查英國的社會福利計劃，並研究可改進之處。格林伍德任命自由黨人威廉·貝弗里奇為委員會主席。[50]1942年，英國政府發佈由貝弗里奇編寫的《社會保險和相關服務》（又稱「貝弗里奇報告」），該報告設計了一整套「從搖籃到墳墓」的公民社會福利制度，為全英國所有公民提供了醫療、就業、養老和其它福利保障，對英國社會保障制度誕生及福利國家建立起到重要作用。[69]
艾德禮領導下的戰後勝利
隨着1945年5月歐洲戰事結束，工黨選擇不再重蹈1918年自由黨的覆轍，決定退出聯合政府，要求邱吉爾舉行大選。令許多觀察家感到驚訝的是，工黨以壓倒性優勢獲勝，以不到50％的選票贏得了145席的多數優勢。戰爭期間的民意調查顯示，英國民意發生左移，贊成進行激進的社會改革。[33]公眾不再願意回到保守黨執政的兩次世界大戰間的貧窮和大規模失業中。
歷史學家Francis認為，工黨全國執行委員會和黨代會對強調道德和物質雙改善的社會主義的定義達成了共識。艾德禮政府致力於通過擁有公有制和政府控制來廢除極端的貧富不均，將英國社會重建為一個道德的聯盟。[70]
工黨政府上台後就開始兌現其競選宣言《讓我們面對未來》中的諾言，對英倫銀行、煤礦、鋼鐵、電力、天然氣、電話和內陸運輸（包括鐵路、公路運輸和運河）等主要工業和公用事業實現國有化，工黨政府又着手實施一系列社會福利計劃，特別是通過國家保險法條例的出台，發展並實施了威廉·貝弗里奇「從搖籃到墳墓」的福利國家構想。1948年由衛生大臣安奈林·貝文主持成立了英國國民衛生系統（NHS），令工黨至今引以為榮。[71] 在社會改革方面，工黨政府首先考慮的是充分就業問題。戰後大量軍人復員，而傳統的鋼鐵工業在短期內不可能恢復到戰前水平。1947年2月，全國的失業人數已接近100萬。在嚴峻的現實和不利的條件下，工黨政府採取了積極而正確的措施，如通過國有化和資源的調配對國民經濟進行控制，通過財政手段對經濟發展方向加強引導以及創辦新興工業等。到1948年底，工黨政府基本解決了失業問題。到1950年大選前，至少在立法上，工黨的國有化建議已全部兌現。
在1947年1月的一次秘密會議上，艾德禮和六位內閣大臣，包括外交大臣歐內斯特·貝文，決定着手發展英國核武器計劃，[33] 這與工黨內部大部分人的和平主義和反核立場相悖。工黨艾德禮政府還於1947年印度、巴基斯坦獨立、緬甸和錫蘭（斯里蘭卡）獨立後開始了拆解大英帝國的過程。
工黨在1950年大選中獲勝，但多數議席大幅減少到只剩五個。大選後不久，工黨政府開始出現嚴重錯誤。國防問題已成為使工黨分裂的問題之一，國防開支在韓戰期間的1951年達到GDP的14％；[72] 工黨建立了龐大的社會保障體系，但這個體系要靠沉重的賦稅來支撐。這給公共財政帶來巨大壓力，迫使人們在其他地方找到財源。財政大臣休·蓋茨克引入NHS假牙和眼鏡的處方費，導致衛生大臣貝文和貿易局主席哈羅德·韋爾遜辭職，這標誌着工黨不再堅持免費治療原則。
此後不久，又舉行1951年大選，工黨以高票敗選，獲普選票數甚至高於保守黨。縱使如此，工黨政府所進行的大多數變革也都被保守黨政府接受，並成為「戰後共識」的一部分，該共識一直持續到1970年代。
蹉跎十三年(1951-1964年)
1951年大選失敗後，工黨內部圍繞着公有制問題展開了討論並形成了兩種觀點。右翼觀點認為進一步擴大國有化是沒有必要的，現階段工黨的首要任務是鞏固工黨在執政時期已取得的成就，提出具體的提高現有國有化企業效益的實際可行的方法，要求黨採取溫和的社會民主立場，這些人被稱為「蓋茨克派」，休·蓋茨克、安東尼·克羅斯蘭是其領袖。左翼觀點則認為工黨在執政時期的國有化實踐，只是邁向社會主義經濟的第一步驟，工黨的公有制的戰略目標不能僅僅停留在現已取得的成就上，而應該在更廣更深的範圍內進行國有化，希望黨採取更激進的社會主義立場，這些人被稱為「貝文派」，安奈林·貝文是其魁首。整個50年代，工黨就是在爭論中度過的。1950年代經濟復甦和當時人民對保守黨政府較為滿意程度的事實，使工黨十三年間一直在野。
在1955年大選中被擊敗之後，艾德禮辭去了黨領袖之職，由蓋茨克繼任。通常與領導層投相同票的工會集體票確保了貝文最終被擊敗。[33] 但左右派間的矛盾加深了。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十年中，工黨執政的各地方當局在房屋和城市中心的重建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在泰恩河畔紐卡斯爾，富有遠見但腐敗的丹·史密斯領導城市加速了「現代化」，其特徵是雄心勃勃的道路建設和公共建築計劃，以像拜克牆這樣的創新型房屋來更新貧民窟。[2]
在此期間，首先出現了導致工黨連續數十年分裂的三個主要問題：核裁軍、要求英國加入歐洲經濟共同體、黨章第四條，它要求對英國經濟中的所有生產資料進行最終國有化。黨在1956年的蘇伊士運河危機期間短暫恢復並統一起來。保守黨受到危機的嚴重破壞，而工黨因反對安東尼·艾登首相的政策而煥發青春。但艾登被哈羅德·麥美倫取代，同時經濟持續改善，工黨又走下坡路。
1959年大選中，保守黨的口號是：「保守黨的生活會更好，不要讓工黨毀了它」，結果政府的多數票增加了。大選失敗後，工黨陷入內部路線之爭，黨領袖蓋茨克提出要對黨章第四條進行修改，認為它是造成工黨在大選中失敗的關鍵原因。在他看來，公有制是手段而不是目的。第四條使選民對工黨產生了誤解，即認為工黨要對英國經濟的全部。在黨內大多數人的反對下，蓋茨克爾只能讓步。這件事破壞了內部的團結，還直接導致1960年氣氛對蓋茨克明顯不利的黨代會上，其不主張單方面核裁軍的建議在黨內被否決。他只有宣稱將「戰鬥、戰鬥、再戰鬥來拯救我愛的黨。」回應之。該決定在1961年被推翻，但仍然是一個分歧性的問題，許多左派人士呼籲換帥。
保守黨政府於1962年試圖帶領英國加入歐洲經濟共同體時，蓋茨克因反對英國加入而流失了一些支持者。蓋茨克在1962年10月的黨代表大會上的講話聲稱，加入歐共體意味着「英國作為一個獨立的歐洲國家的終結。我不吝再講一遍。這意味着一千年的歷史終結。」
50、60年代，修正主義在黨內成為一種強大的意識形態傾向，它來自安東尼·克羅斯蘭的著作《社會主義的未來》（1956年），以及蓋茨克的政治領導。其它重要知識分子包括道格拉斯·傑伊、羅伊·詹金斯，及為《社會主義評論》撰稿的作家們。這些人目的是重新制定社會主義原則，並使工黨的政策與不斷變化的英國社會和經濟相協調。修正主義者首先拒絕了社會主義應該首先與生產資料的所有權聯繫起來的舊觀點。這意味着持續的國有化不是其中心目標。其次是關注個人自由、社會福利和平等的政治價值觀。而消滅或推翻富人和精英的舊要求在擴大政府稅收、擴大教育機會和擴大社會服務的新要求映襯下形同被輕描淡寫。修正主義者堅持認為，必須建立以市場為導向的混合經濟，資本主義和企業家精神應發揮核心作用。[73][74]
蓋茨克爾為挽救工黨提出了新的折中建議 :工黨保留公有制的神主牌位，但公有制的含義被擴展，包括完全國有、合作、混合等形式。而工黨對私有制經濟的地位和作用有了新的積極的認識。公有制是否要進一步擴大，應據英國民意和實際情況而定。新建議在黨內被通過，而且得到了左派的認同。1962年，內部的激烈爭鬥消失後，工黨又重新團結起來，工黨的威信上升，有了重新執政的希望。
蓋茨克於1963年1月突然死於紅斑狼瘡。哈羅德·韋爾遜被選為工黨新領袖。韋爾遜提出了「蹉跎十三年」一詞，作為1964年大選的口號，意指保守黨政府浪費了十三年的時光。[33]
韋爾遜時代
經濟不景氣，再加上1960年代初的一系列醜聞（最臭名昭著的是普羅富莫事件），在1963年吞噬了保守黨政府。1964年大選，工黨以4個議席的多數議席重返政府。1966年大選中將多數議席擴大至96個，但1970年大選，工黨卻出人意料地敗北。 70年代以後英國經濟開始惡化，韋爾遜組成少數政府再次上台。為了從惡化的經濟狀況中擺脫出來，韋爾遜政府只能放棄過去的社會主義政策，轉而採取大幅度削減公共開支的方法，以求減少赤字，並向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貸款來解決英鎊貶值問題，抑制通貨膨脹。然而，上述措施沒有遏止經濟的進一步惡化，而工黨失敗的結局幾乎在預料之中。
1960年代的工黨政府與1940年代的前任工黨政府不同。韋爾遜相信經濟計劃是解決英國經濟問題的一種方式。韋爾遜成為工黨領袖後，提出了「專家治國的集體主義」觀點，強調技術專家和有效的國家干預的重要性。他主張將科學技術和國家經濟計劃有機結合起來，突出自然科學和教育的重要性。韋爾遜最為人提及的口號「技術白熱化」，指的是英國工業的現代化。這要通過迅速採用新技術、政府出資改善的基礎設施以及在科技部的指導下成立公營大型高科技公司來實現。通過新設立的經濟事務部實施的經濟計劃是為了平衡貿易收支，[75] 同時工黨謹慎地對「奢侈品」商品和服務徵稅。
實際上，工黨抱持「凱恩斯主義共識」難以管理經濟，國際市場也對工黨政府做出反彈。事情的發展使最初的樂觀情緒煙消雲散。上台執政後，政府獲悉貿易逆差遠比預期的要嚴重。[75] 這很快導致了外匯危機。儘管政府為提高英鎊匯率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但在1967年11月，政府還是被迫將英鎊從2.80美元貶值到2.40美元，[75] 這在一定程度上損害了政府聲譽。接下來，政府對公共支出實行更嚴格的控制，而必要的緊縮措施引起了工黨黨員和工會的恐慌。結果，貶值和緊縮措施成功地使英國國際收支在1969年轉正。但是，國際收支出人意料地在1970年又出現了輕微赤字。這些糟糕的數字是在大選投票之前公佈的，人們被認為是工黨失敗的原因之一。[75]
為了討好工黨多數左翼支持者，韋爾遜政府在1967年將鋼鐵業國有化（該集團在1950年代被保守黨政府私有化），從而組建了英國鋼鐵公司。
1964-1970年工黨政府推動了廣泛的改革，領域包括：社會保障、[76][77][78][79][80] 公民自由、[81] 房屋、[82][83][84][85] 衛生、[86][87] 教育[88][89][90][91] 和勞工權利。[92][93][94][95][96][97]
在內政大臣羅伊·詹金斯的推動或支持下，多項自由主義社會改革得以實施，其中值得注意的是男性同性戀和墮胎的部分非罪化、離婚法律的改革、廢除劇院審查和死刑（少數犯罪，特別是叛國罪除外）以及調解種族關係和解決種族歧視的各種立法。[75]
韋爾遜的支持者還強調放寬對非繳費型福利的經濟狀況調查，將養老金與收入掛鈎以及提供工傷福利。
韋爾遜政府還對教育進行了重大改革，尤其是擴大綜合學校的數量和創設開放大學。
儘管韋爾遜政府面臨經濟困難，但它還是能夠在許多國內政策領域取得重要進展。正如1971年韋爾遜自稱的那樣，
儘管存在種種困難，並且需要將資源從國內支出、私營部門和公營部門轉移到我們出口市場的需求上，我們仍在擴大社會服務、保健、福利和房屋，這是我國歷史上無與倫比的。[98]
擴大社會福利被視為第一次韋爾遜政府的主要成就。[99]
韋爾遜政府在1969年提議對英國的勞資關係（勞動法）法律基礎進行一系列改革，並發表《代替衝突》白皮書進行概述，該白皮書提議賦予以有限制的工會法定權利。白皮書獲韋爾遜首相和就業大臣芭芭拉·卡素爾支持。但遭到了工會聯盟以及財政大臣占士·卡拉漢等一些重要閣員的強烈反對。
反對者贏得了勝利，提案被擱置了。該事件對韋爾遜的政治威信造成了破壞，韋爾遜首相的支持率降至26％。成為有相關民意調查以來最低。[75]
1970年代
1970年大選，愛德華·希思的保守黨以微弱的優勢擊敗了哈羅德·韋爾遜政府，這反映了1966年許多投票給工黨的選民的幻滅感 。保守黨很快陷入困境，在簽署《桑寧代爾協議》後，得罪了阿爾斯特統一主義者和許多本黨內的統一主義者。希思政府還面臨1974年礦工罷工，被迫「每周限電三天」。
對於希思、韋爾遜和卡拉漢三屆政府而言，1970年代被證明是非常艱難的一段時期。面對石油危機及隨之而來的全球經濟下滑，英國經濟遭受重創。
1970年代，工黨的左派和右派之間重新出現了緊張氣氛，[75] 最終導致1980年代工黨的災難性分裂，右派人士另成立社會民主黨。在對1960年代工黨政府感到失望和「修正主義」右派失敗之後，托尼·本恩和傅特領導的左派在70年代初變得越來越有影響力。[100]左派制定了一個激進的方案：《1973年工黨方案》，承諾實現「權力、財富平衡的根本性和不可逆的轉移，以利於勞動人民及其家庭。」該方案提到了「工人與政府之間影響深遠的社會契約」，並呼籲大範圍實行公有制和國家計劃。當年的工黨年會接受了這個方案。韋爾遜首相公開接受了其中的許多政策，但仍有所保留，因經濟形勢使其幾乎沒有迴旋餘地。然而實際上，1974年工黨重返執政後，該方案的許多建議都被淡化處理。[75]
1974年2月大選後，工黨在阿爾斯特統一主義者的支持下組建了少數政府，重奪執政權。保守黨雖然贏得了更多的普選票，卻因為議席減少而無法組建政府。這是自1924年大選以來第一次出現兩個主要政黨得票率都未能獲得超過40％，也是工黨在連續六次大選後首次得票率不足40%。工黨為了爭取取得多數議席，於10月份再次舉行大選，贏得了319個議席，多數優勢擴大到3席。
英國於1973年希思政府時加入歐洲經濟共同體，當時韋爾遜和工黨反對此事。韋爾遜執政後，轉而支持之，但未能在工黨年會上獲通過，[101] 引發了英國歷史上首次全民公投，投票結果為三位之二的選民支持英國繼續作為歐共體成員。這個問題也成為日後工黨分裂的誘因之一。
在1971年希思政府初步立法過程中，由工黨副領袖羅伊·詹金斯領導的72名工黨國會議員（包括未來的黨領袖施明輝）支持加入歐共體，與保守黨政府立場一致，他們違抗工黨黨鞭的督導，與自由黨議員一道挫敗了同樣違抗本黨督導的保守黨疑歐派叛亂分子。[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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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4月，韋爾遜令人驚訝地宣佈退休。占士·卡拉漢繼任首相，他立即開除了內閣中的左翼分子（如芭芭拉·卡素爾）。
1976年，工黨兩位國會議員脫黨另組蘇格蘭工黨。雖然新黨最終未能形成對蘇格蘭這個工黨大票倉的實質性威脅，但它也確實表明，蘇格蘭權力下放問題變得越來越有爭議，特別是在發現北海油田後。
1970年代的工黨政府面臨巨大的經濟問題和岌岌可危的政治局勢。面對全球經濟衰退和螺旋通脹，英國的許多傳統製造業無法面對外國競爭而逐漸崩潰。失業、產業動盪正在加劇。
1973年左派方案為實現「權力和財富不可逆的轉移」而提出的經濟政策是，[103] 在擴張性財政政策[104]如提高公共開支之後，[105] 再實施更嚴格的經濟政策，減少支出和限制工資上漲。如1975年，工黨政府推出了緊縮預算，減少1977-78財年約9億英鎊的公共支出，削減了約20萬個的就業機會。[106] 為了減輕嚴重的通貨膨脹，實施了各種壓縮大多數工人實際收益的政策。
認識到工資限制對普通工人生活水平的負面影響後，工黨政府於1977年3月和10月發表了擴張性預算，並於1978年4月再次通過減稅以提升扣除通脹因素的家庭開支，同時顯着增加兒童福利。[105] 然而，儘管有這種種措施，但大多數人於1978年9月時與1975年3月相比，實際情況沒有變得更好。[104]
研究顯示大多數家庭可支配實際收入平均減少7%，有四個孩子的家庭更減少了20%之多。雖然1978/79年，大多數家庭的生活水平幾乎已經恢復到1973/74的水平，但如社會學家彼得·湯森德所說：「幾乎沒有什麼可以向五年工黨政府道賀的理由。」老年人，身障人士、在校就餐的學生等人群沒有因工黨的執政而生活的更好，因為政府為這些人投入的資金減少了。[104]
工黨在教育領域取得了各種成就。1974年至1979年之間，建立了近1000所新的綜合學校，到工黨任期的最後一年，超過80％的兒童就讀這類學校。政府向學校部門投入更多資金，提供了大量繼續教育機會。[104]
1976年秋，財政大臣丹尼斯·希利被迫向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申請貸款，以緩解英國財政和經濟的困難。貸款附帶的條件是要求實行嚴厲的財政緊縮措施，例如大幅削減公共支出，這在工黨的支持者中是非常不受歡迎的。政府只能放棄1973年通過的激進方案，這極大地激怒了能源大臣托尼·本恩等左翼分子。後來人們發現，本不必申請這筆貸款。問題出在財政部錯誤的財務預估，高估了政府發債的需求。[75]所以政府只接收了一半的貸款，到1979年全額償還完畢。
1970年代工黨政府對經濟採取干預主義的方法，成立了國家企業委員會，引導公共投資進入各產業，並向處於困境的產業提供國家支持。這個時期進行了幾次大型國有化：陷入困境的汽車製造商英國利蘭在1975年被部分國有化。1977年，英國宇航公司以及英國造船被國有化，並成立了英國國家石油公司。[75]
1974年10月大選，工黨只有3個多數議席。到1977年，幾次補選失利後，卡拉漢事實上領導的是一個少數政府，被迫與其他政黨達成協議以求生存。1977年，工黨與自由黨就「自由-工黨協議」進行了談判，一年後終止談判。此後，工黨轉而與蘇格蘭民族黨和威爾斯黨達成了協議，這使政府又獲得了喘息之機。
民族主義政黨要求將權力下放到各個構成國，以換取他們對工黨政府的支持。1979年3月舉行了蘇格蘭和威爾斯權力下放公投。在威爾斯，公投遭到完全否決，在蘇格蘭，贊成票僅略微多於反對票，但沒有達到工黨政府堅持必須實現的40％的門檻，故也未能成功。這導致蘇格蘭民族黨撤消了對政府的支持，最終使政府垮台。
1973年的石油危機造成了英國經濟的高通脹，在1975年達到26.9％的峰值。韋爾遜和卡拉漢政府試圖通過與工會簽訂社會契約來對此進行遏制，規定了工資限制，並將薪籌漲幅限制在政府規定的範圍之內。這項政策最初在控制通貨膨脹方面相當成功，到1978年通脹率已降至7.4％。[75]
人們普遍預期卡拉漢將在1978年秋天舉行大選，當時多數民意調查顯示工黨擁有領先優勢，雖然優勢很小。[75] 然而，他決定將工資限制政策延長一年，以期在1979年能更好地改善經濟狀況，再從容舉行大選。事實證明，這是一個很大的錯誤。延長工資限制在工會中是不受歡迎的，政府試圖對加薪實行「 5％的限制」，這引起了工人和工會的普遍不滿，工黨政府與工會的關係破裂了。
在1978-79年冬季，英國發生了大規模罷工，工人要求提高工資。貨車司機、鐵路工人、汽車工人以及地方政府和醫院的工人參加了罷工，人們日常生活受到了嚴重影響。史稱「不滿的冬天」。
卡拉漢對危機的放任態度被認為使公眾對政府管理國家的能力產生了嚴重的負面看法。蘇格蘭民族黨撤消對政府的支持後，保守黨發動對政府的不信任投票，1979年3月28日，下議院以一票的多數通過了對政府的不信任案，大選不得不舉行。
1979年大選，工黨被戴卓爾夫人領導的保守黨擊敗。在1974年2月至1979年間，工黨的受支持度幾乎沒有變化，但1979年大選，保守黨在英格蘭中部和南部地區的支持大幅度提高，這主要由於自由黨未能分散保守黨票源，且總投票率也上升了。
戴卓爾政府利用工會在「不滿之冬」期間的表現，來為1980年代針對工會的立法辯護。
工黨政府以犧牲與工會關係為代價，[108][75][108]設法保護了許多人免受經濟風暴的影響，1974年至1979年間，養老金實際增長了20％，而諸如房租限制、食品和交通補貼等措施阻止了人們收入狀況進一步惡化。[109]
為了改善受領國家福利者的生活水平，政府將短期福利與通貨膨脹率掛鈎，而養老金和長期福利則與物價或收入的增長掛鈎，以較高者為準。（此前，收益增加僅與物價格掛鈎）。[110] 此外，還引入了為身障人士和體弱者提供的新福利，而養老金受領者受益於史無前例的的養老金大幅增長。新的就業立法加強了同工同酬的規定，保證了短期和臨時失業工人的工資，並為孕婦提供了勞動保障和產假。[111]
儘管韋爾遜和卡拉漢政府因未能將工黨的社會主義理想付諸實踐而被許多社會主義者指責，但卻給英國社會帶來了更多的社會正義，並顯着減少了貧困，[112][113] 可以說在推動英國的社會民主事業和減少社會和經濟不平等方面起着與艾德禮政府同樣的作用。正如歷史學家埃里克·肖所指出的那樣：「工黨戰後三次執政的十七年中，在減輕貧困和苦難以及向老年人、病人、身障人士等在市場經濟中最不具備自我保護能力的群體提供幫助和供養方面取得了很大成就。」[111]
"荒野歲月"(1979-199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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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大選失敗後，卡拉漢留任了一段時間的黨領袖，目的就是確保領袖仍由國會議員選出，而不是左翼要求的國會議員、選區組織、工會組成的選舉團選出。工黨內經歷了在傅特、托尼·本恩領導的日益強大的左翼勢力（這些左翼分子在基層黨組織中佔主導地位）與丹尼斯·希利領導的右翼之間痛苦的內鬥，分歧日益加劇。人們普遍認為，希利將贏得1980年的黨領袖選舉，但因策略的失誤，敗於富特之手。
戴卓爾政府決心不像希思政府那樣偏離保守派議程。1980年的通貨緊縮預算，政府大幅削減福利支出，最初的短期失業率急劇上升。保守黨政府減少或取消了對陷入困境的私營企業的國家援助，導致在英國許多地區，特別是處於工黨票倉地帶的企業大量裁員。但是，政府立法擴大了居民購買公共的政府救濟住宅的權利，這對許多工黨選民來說非常有吸引力。工黨此前曾在1970年競選宣言中提出過這個想法，但從未付諸行動。
富特是資深的核裁軍運動活動家，工黨內部的大西洋主義者對此感到不安。
富特上台後，左派如願以償地改革了黨領袖選舉制度，在新制度中引入選舉團，其中各部分投票權佔比為：工會40％、基層組織30％、國會議員30％。工會部分實行比例投票制，每千名繳納會費的會員擁有一張選票；基層組織選區工黨部分實行集體投票制，即每個選區組織只有一張選票；國會議員為一人一票。這使得積極分子和附屬工會在領袖選舉團的份量大為提高。其他制度性改革則有：選區的黨組織都具有輕鬆取消現任議員連任的能力，這樣全部工黨國會議員都受制於自己選區的積極分子，而這些積極分子往往是左派。右翼堅持黨領袖仍只由國會議員選出。
工黨因此而分裂。1981年1月25日，前消費者保護大臣謝麗·威廉姆斯、前運輸大臣比爾·羅傑斯、前內政大臣羅伊·詹金斯和前外交大臣戴維·歐文組成的「四人幫」領導部分中間派議員脫黨，另組社會民主黨。他們認為工黨已被左翼分子綁架。[114]
1981年，由各工會領導人組成的聖埃爾敏小組成立，其目的是防止左翼的托尼·本恩接管工黨。黨副領袖丹尼斯·希利、前體育大臣丹尼斯·豪威爾、前就業大臣約翰·高定和國會議員吉爾斯·雷迪斯也參加了這個小組。該組織的一項主要工作是利用工會否決票推翻左翼控制的工黨全國執行委員會和工會大會總理事會。[115][116]
中間派和右翼的舉動進一步把黨推向左傾，但黨還未左到讓本恩成功挑戰希利的副領袖地位的地步。[115] 1981年本恩向希利發起挑戰，希利以非常微弱的優勢保住了副領袖之位。
在富特的領導下，黨的議程越來越多地由左翼強硬派主導。因此，工黨發表有史以來最左的競選宣言參加1983年大選。這個宣言被工黨議員傑拉爾德·考夫曼稱為「史上最長遺書」。宣言內容包括：取消上議院、單方面核裁軍、退出歐洲經濟共同體、退出北約以及國家對經濟和金融機構徹底和廣泛的控制。[117]
宣言嚇跑了工黨許多右翼支持者。本恩派分子處於優勢地位，右翼幾乎無法阻擋或淡化宣言，許多人只有冀望於選舉的斷崖式失敗沉重打擊傅特和頑固左派的政治威望，使工黨得以從強硬的社會主義立場轉向溫和民主社會主義立場。
許多媒體，特別是保守黨政府的支持者，都抨擊工黨的宣言及其競選方式，工黨當時傾向於依靠傳統的公開集會和拉票活動競選而不是打媒體戰。相比之下，保守黨進行了一場以選民恐懼「不滿的冬天」重演為根基的專業化競選。除此之外，在1982年6月的福克蘭群島戰爭勝利後，英國國內興起一陣愛國主義浪潮，戴卓爾政府的聲望急劇上升，這使它得以扭轉上任之初因失業和經濟困難而不受歡迎的聲望。的確，戴卓爾夫人敢於在1983年6月舉行大選，儘管按照國會完整任期大選應在1984年舉行。
1983年大選，工黨遭遇了自1918年以來的最大一次失敗，其得票率僅比社會民主黨高2.2%，贏得27.6％的選票，獲得209個議席。社民-自由黨聯盟僅比工黨少50萬票，贏得了許多溫和的工黨支持者選票，但國會議席只有23個。富特批評聯盟「分化」了工黨選票並間接幫助保守黨贏得更多議席。極左的道路被證明在英國社會是行不通的。
富特引咎辭職，尼爾·基諾克於1983年10月2日當選為新領袖，儘管基諾克本人也有左派背景，可是他上任後逐步向中間派靠攏，與左派進行了長期的鬥爭。基諾克致力於重新樹立工黨是普通大眾黨的形象，任用文德森等人為黨進行全新的現代化的政治化妝；經濟上放棄全盤國有化政策，同意降低高收入階層的稅率；在國防上放棄單方面核裁軍立場。
1970年代和1980年代初，工黨左翼控制的各地方當局（被政治對手稱為「瘋狂的左派」）的興起對工黨而言具有重大意義，它們強調改善房屋和生活便利設施、[118] 婦女和少數群體的參與和權利、工人控制、地方分權和反對新自由主義。左翼人士認為，地方議會、社區團體和市政廳組成了國會外反對派。曾經是工黨左翼成員、後任內政大臣的戴維·布蘭基特將工黨執政的各市政廳描述為「威斯敏斯特執政黨的最初級反對運動」。工黨地方議會極大地推動了黑人、女性和同性戀者參與政治，同時向這些人群開放了議會的決策權。[2]
越來越多的工黨地方當局採取更激烈的行動公開與戴卓爾政府對抗。它們沒有按中央政府意願削減開支，反而提高了地方稅率，並與海外銀行和私人金融機構簽訂了各種借貸和售後回租安排，以維持本地的建設計劃。而當時保守黨政府的政策是減少中央政府對政府救濟房和地方政府的財政援助，並改變政府的財政資金分配公式，這使地方政府受到收支嚴重不成比例的影響。最終引發了1985年「地方稅率上限之亂」。正如歷史學家Peter Shore所說：
由於房屋需求高的地方基本是由工黨執政的，而各種社會需求支出最高的地方當局也是如此，是故中央政府削減支出，首當其衝的就是這些工黨執政的都會區的地方當局。[119]
1981年至1986年，簡·利文斯通領導的大倫敦議會，是與戴卓爾政府戰鬥的領頭羊。[120][121] 大倫敦、格拉斯哥、利物浦、謝菲爾德以及倫敦所屬區議會（如蘭貝斯、卡姆登區和伊斯靈頓）採用的政策對戴卓爾政府堅持削減預算和私有化提出挑戰。[33]
在1985年初，左翼激進分子控制的利物浦市議會拒絕編列預算，以抗議中央政府對地方當局設定的地方稅率上限，從而導致利物浦市議會出現預算危機。此舉令本黨領袖基諾克在國會發言聲討之。1986年，工黨將利物浦市議會副領袖、托洛茨基戰鬥派德里克·哈頓開除出黨。
工黨在1987年大選中增加20個議席，從而將保守黨的多數議席從143個減少到102個，工黨保住了自己英國第二大政黨的地位。而社民-自由黨聯盟再次未能在議席上取得突破，在政治上無以為繼，社會民主黨不得不與自由黨合併成自由民主黨。
1987年大選後，基諾克開始主導一系列旨在奪回執政權的黨內改革。在領袖選舉制度上，基諾克提議將選舉團中選區工黨的集體票（即每個選區黨組織只有一票）改為一人一票，但未能在年會上通過。在組織架構上，對黨年會和全國執行委員會的改革大為減弱了地方黨組織影響政策的能力。在政策上，他發起政策審查活動，審查黨的企業、財富創造、稅收和社會保障政策以幫助黨贏得熟練工人群體等社會中間階層的支持。在與選民聯繫上，基諾克開展「工黨傾聽」活動。在公共形象上，基諾克修改了工黨的黨標：用歐陸社會民主風格的粉紅玫瑰代替了戰鬥意味濃厚的紅旗。這些改革引發左翼不滿。1988年，托尼·本恩對基諾克的領袖之位發起挑戰，結果以較大差距落敗，這標誌着工黨左翼的式微。
基諾克的改革恢復了黨內團結，喚起了工黨的自信，在1989年顯現成效，民意調查表明，工黨將在1989年-1990年間的幾個地方當局選舉以及幾個國會議席補選中獲得較大優勢的勝利。1989年歐洲議會選舉工黨贏得了40%的選票，這是15年來工黨首次在全國範圍的選舉中得票多於保守黨。
1990年戴卓爾首相辭職後，工黨要求立即大選。當時的民意調查都顯示工黨將會贏得大選。新首相馬卓安上台後，民意朝有利於保守黨方面轉變，即便1990年的經濟衰退也沒能改變這一點，兩黨支持率進入反覆拉鋸，民調結果也顯示工黨只能組建少數政府或懸浮議會。梅傑則因1991年地方選舉保守黨戰績不佳而避免於當年舉行大選。
1992年大選的競選活動中，工黨在謝菲爾德舉辦的美式風格政治集會被批評過於誇張和被勝利預期沖昏了頭腦，效果適得其反。大選的結果，雖然工黨的議席上升了42個，但總數為271席，仍不足執掌政權。
在對工黨為何失敗的反思中，人們認為影子財政大臣施明輝宣佈的「影子預算」成為保守黨攻擊工黨提高稅率的口實。另保守派媒體（包括魯伯特·默多克的太陽報在內）的有計劃攻擊也被認為對打敗工黨甚有力焉。
1992年7月史密斯當選黨領袖。左派人士與那些右翼「現代化者」間的緊張氣氛再次出現，他們都主張以根本性的方式對黨的立場進行徹底修改。在1993年的工黨年會上，取消了在領袖選舉中工會集體投票的做法，改為黨員一人一票制，在根本上保證了工黨與工會拉開距離，使工黨真正可以獨立自主地進行活動。
1992年9月的黑色星期三，英國退出歐洲匯率機制，保守黨政府的經濟和貨幣政策大失人心，到當年底，工黨在民意調查中領先於保守黨。儘管經濟衰退是在1993年4月宣佈的，且隨後出現了強勁而持續的經濟增長，失業率也很快下降，但民調中的工黨領先優勢仍然很強。
工黨在阻擋梅傑政府的兩項主要政策的舉措獲得成功，證明了工黨在1990年代日益強大。由於工黨、通信工人工會和試圖保護郵政服務的保守鄉村的選民的壓力，皇家郵政私有化計劃被放棄。
另一重大政策被迫放棄是財政大臣諾曼·拉蒙特在1993年宣佈將開徵家用燃料和照明設備增值稅，1994年4月初始稅率定為8％，到1995年4月達到全額。工黨發起了一場大規模的公共運動，反對有爭議的稅收，徵集到150萬份有簽名的請願書。在1994年12月的下院關於第二階段稅率的表決中，保守黨受到來自邊緣選區後座議員反對的一致壓力，最後，政府在表決中被擊敗，有319票反對，而政府只獲得了311票。[122] 在此期間，黨員人數急劇增加，從1994年的30萬人上升到1998年的40萬人。[123]
1994年5月，史密斯因突發心臟病去世。在1994年工黨領袖選舉中，影子內政大臣貝理雅以57％的選票擊敗影子就業大臣彭仕國和副領袖貝嘉晴。普雷斯科特成為副領袖。
新工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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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野成為反對黨(2010年至2024年)
重新執政 (202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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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英國工黨領袖選舉中，施紀賢擊敗呂碧嘉與藍麗珊，於4月4日接替郝爾彬成為新任工黨領袖。
2024年英國大選，工黨再次取得壓倒性勝利，贏得412個下議院議席[124]。黨魁施紀賢亦是自2005年貝理雅後首位贏得大選的工黨黨魁[125][126]。
相關條目
- 英國保守黨黨史
- 英國工會史
參考資料
深度閱讀
外部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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