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翰林院從唐朝開始設立，初時為供職具有藝能人士的機構[1]，自唐玄宗後，翰林分為兩種，一種是翰林學士，供職於翰林學士院，一種是翰林供奉，供職於翰林院。翰林學士擔當起草詔書的職責，翰林供奉則無甚實權。晚唐以後，翰林學士院演變成了專門起草機密詔制的重要機構[2]，有「天子私人」之稱。在院任職與曾經任職者，稱翰林官，簡稱翰林。宋朝後成為正式官職，並與科舉接軌。明以後被內閣等代替，成為養才儲望之所，負責修書撰史，起草詔書，為皇室成員侍讀，擔任科舉考官等。地位清貴，是成為閣老重臣以至地方官員的踏腳石。
無論政治地位高低，在歷朝歷代，翰林學士始終是社會中地位最高的士人群體，集中了當時知識分子中的精英，社會地位優越。唐朝的李白、杜甫、張九齡、白居易，宋朝的蘇軾、歐陽修、王安石、司馬光，明朝的宋濂、方孝孺、張居正，晚清的曾國藩、李鴻章、蔡元培等等，皆是翰林中人[註 1]。入選翰林院被稱為「點翰林」，是非常榮耀的事情。翰林學士不僅致力於文化學術事業的傳承，更踴躍參與政治，議論朝政。翰林制度和科舉制度是古代中國文官制度的基本架構。由科舉至翰林，由翰林而朝臣是科舉時代士大夫的人生理想，是儒家學說中「達則兼濟天下」的表現。
然而，成為翰林的輝煌前景也使得大量知識分子投身科舉，造成了人才浪費。社會重文士輕技工，拖緩了科學技術的發展。此外，翰林制度也使得文學界和思想界的主流處於皇帝的監管之下，對學術自由和知識分子的思想獨立起了壓抑作用，有利於皇帝進行專制統治。
在晚清的1900年6月23日，時值庚子之亂，因清廷甘軍和義和團圍攻東交民巷使館區久攻不下，位於英國公使館旁的翰林院遭甘軍點燃院內大樹而化為灰燼。
翰林，即文翰（文章）之林，故往往稱文苑。翰林一詞最早可以在漢代揚雄的《長楊賦》中看到[3]。由於漢代文學侍從在玉堂殿待詔，故翰林院也常被稱為玉堂、玉堂署，明朝初年，洪武帝稱翰林院為詞士之林，賜御匾「詞林」，故又稱詞林、士林院。而翰林院人員往往必須修史、考訂實錄，故又稱為太史院[4]。
翰林院始創於唐朝。初時主要收集各類文學、醫卜、方伎、書畫方面的人才，供皇帝遊樂消遣。自唐玄宗後，分出翰林學士院，負責為皇帝起草機密詔制，舊翰林院則無甚實權。晚唐以後，翰林學士院演變成了的重要機構，有「天子私人」之稱。
唐朝之後，翰林學士院的政治地位經歷過「兩高三低」的變化。五代十國時期，武人得勢，翰林勢力大降。宋朝後翰林院結構得到規整，與科舉制度的關係亦確立下來，權力達到唐以後第一次高峰。遼、西夏、金、元時期，雖仿效唐宋建立翰林院，以籠絡漢族文人，但實權很少，遼朝更是將翰林院、國史院合併。明朝初期，翰林院恢復唐宋時的地位，達到第二個高峰。永樂朝之後，翰林院被內閣代替，逐步遠離政治，成為撰修書史和起草一般文書的普通機構，但作為養才儲望之所，翰林地位清貴，閣老重臣以至地方官員都從此而出。清朝時，翰林的地位並無變化。清末的政治改革，以學校教育代替科舉制度，使翰林院逐漸沒落。清朝滅亡後，翰林院不復存在。
唐朝武德五年（公元622年），唐高祖李淵設立由各種有才能的人士供職的官署，稱為「別院」，是為翰林院的前身。除文學人才外，醫卜、方伎、書畫、甚至僧道等皆可入選，主要是供皇帝遊樂消遣的機構，史稱「翰林初置，人才與雜流並處」[5]，當時任職者並無名號，到了高宗時，開始稱為「北門學士」[6]。唐玄宗時遴選擅長文詞的朝臣入居翰林，起草詔制，初稱翰林待詔，為「等待詔見」之意，有張說、陸堅、張九齡等。後來改稱翰林供奉，翰林院因此逐漸演變為草擬機密詔制的重要機構[7]。
開元二十六年（公元738年），玄宗另建翰林學士院，將文學之士從雜流中分出，供職者稱翰林學士，簡稱學士，本身無品秩，以原品入值，由官員充任。任翰林的官員在履行翰林職責之外，與其它官員無異，照常工作。翰林學士院是負責起草詔命、參預機務的樞要部門，而原來的翰林院也稱舊翰林院，維持原本的功能，為普通機構。後來又設翰林侍講學士和翰林侍書學士，與學士院無關。翰林學士初置時，並無人數限額，後來依照中書舍人之制，置學士六人[8]。
安史之亂以後，藩鎮割據，宦官專權局面嚴重，皇帝與朝臣聯合反對宦官的鬥爭以及朝臣內部的黨爭日趨激烈。在這種局面下，號稱「天子私人」的翰林學士得以在政治地位大幅提高，先是起草內制、參謀顧問，侵奪了中書省的權力；繼而參預機密，權力趨於鼎盛。唐德宗時，翰林學士已有「內相」之稱[9]。翰林學士與中書舍人分工日趨明確。學士負責起草任免將相大臣、宣佈大赦、號令征伐等有關軍國大事的詔制，稱內制；而中書舍人負責起草一般臣僚的任免及例行文告，稱外制。二者並稱兩制，而內制重於外制。翰林學士也常被升為宰相。
至唐順宗時，翰林權力達到過一次高峰。翰林學士王叔文與其他翰林學士實施新政，與當時集軍中大權在手的宦官集團展開鬥爭，充分利用了翰林職權上的便利，不過最終失敗。以後宦官集團基本控制了朝中大權，翰林勢力又趨式微。但是憲宗時設立學士承旨，為眾學士之首，單獨召見，也並未完全廢棄翰林院的參議功能[10]。
遼代分南北面官，北面官系統設有大林牙院，「掌文翰之事」，林牙即文士，大林牙院官員有北面都林牙、北面林牙承旨、左林牙、右林牙等官員，著名人物有綽號「大石林牙」的耶律大石；南面官系統則設有翰林院，「掌天子文翰之事」。遼代從制度層面確定了翰林院作為掌管制誥的機構名稱，以前代翰林院之名指代翰林學士院之實。這一點為元代所繼承[12]。
宋朝沿襲唐代制度，設有翰林學士院[13]，職責是負責起草朝廷的制誥、赦敕、國書以及宮廷所用文書，還侍皇帝出巡，充顧問。學士中資格最老的稱翰林學士承旨，其下有翰林學士、知制誥。其他官員入院而未授學士，稱為「直院學士」。如果學士缺員，由其他官員暫行院中文書，則稱「學士院權直」或「翰林權直」。北宋前期，翰林學士沿襲唐代，不設品秩。元豐改制後，翰林學士承旨和翰林學士成為正式官職，官居正三品，不任他職，專司內制。此外，同唐代一樣，另設專掌方術伎藝供奉等事的翰林院[14]，如翰林圖畫院等。
宋朝是翰林與科舉接軌的時代。宋太宗時，開始大規模的科舉考試。在唐朝，考中進士只是有了做官的資格，還須通過吏部的選試以得到官職。到了宋代，凡是省試、殿試通過以後，朝廷立即授予官職。這樣，翰林學士必為進士出身。
元朝設翰林兼國史院及蒙古翰林院，官制與金代相同，分掌制誥文字、纂修國史及譯寫文字。
明朝翰林院以永樂朝為界，經歷了先盛後衰的過程。明朝初期，繼承宋朝制度，改翰林學士院為翰林院，以翰林學士承旨為首，秩正三品，其下有學士、侍講學士、侍讀學士、待制、應奉和典籍等官職。不久後又降翰林學士為正五品，並革除學士承旨、直學士、待制、應奉等官職，另設《五經》博士、修撰、編修和檢討。[15]初時的翰林院官員是經過薦舉入職，與科舉無關。天順二年開始與進士掛鈎，一甲進士授翰林院修撰，二甲為編修，以下為檢討。以後又將二甲、三甲中優秀者選為庶吉士，相當於「見習翰林」[16]。至此，形成「非進士不入翰林」的局面[17]。
翰林參預政治的方式是通過內閣。內閣位於文淵閣，初時的大學士一般由翰林官員擔任，後來連六部官員也有以翰林充任的。翰林品秩雖低，卻是顯貴的官職。雖為五品，宴祀時可以坐到四品官員之上[18]。
成祖朱棣靖難篡位後，開始重用內閣，而翰林院逐步與內閣分開，權力被削弱。宣德年初，內閣分為東西兩房。西房為「能書者」之處，稱為「西制敕房」；東房由學士等制訂敕令的人組成，稱為「東誥敕房」。正統七年（1442年），在文淵閣外另造翰林院，等閒者不得入文淵閣。這樣，翰林院與文淵閣分離，翰林學士已不能查看誥敕，改由內閣掌管。此後制訂誥敕等機密大事全由閣臣操辦，翰林院已無法干預 [19][20]。即使如此，內閣重臣仍皆出身翰林，「非翰林不入內閣」。
清初翰林之職最初屬於內三院，順治之後沿襲明制，設翰林院。但由於清朝統治者為滿人，在官制上採取了均衡滿漢的方略。設掌院學士二人，滿、漢各一人；其下有侍讀學士、侍講學士、侍讀、修撰、編修、典簿、檢討、待詔、庶吉士等。侍讀學士以下逢四至五年需大考，不過者要被除名翰林，因此有「翰林怕大考」之說。這時的翰林院與明時一樣，地位清顯，但並不參與機密大事，主要職務是修史編書、掌文詞翰墨、充當皇子師傅、科舉考官等等。同樣承襲了明代的是，雖然翰林院無實際權力，由於被視為儲才之所，重臣宰輔大都從翰林院出身，以至於道光咸豐年間，點翰林成為了仕途捷徑。從編修、檢討做起，十年可做到侍郎[21]。
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朝廷正式廢除科舉制度，翰林制度也隨之消失。
外班翰林出現在清朝，指的是為保持翰林中滿蒙人的比例而經皇帝特准，從科甲出身的滿蒙官員中直接招取的翰林。由於非經正途而入，被戲稱為「斗字翰林」，表示才學不夠之意。但滿蒙翰林並非全是靠此途逕入館，憑真才實學入翰林者亦眾多，還出現了一家數代翰林的滿蒙翰林世家。外班翰林在一定程度上也促進了滿蒙兩大民族敦儒重學的風氣[22]。
洋翰林指清末洋務運動興起後歸國的留學生。19世紀末清廷批准派遣中國幼童到外國留學，由容閎、陳蘭彬監督。之後留洋學生漸多，清廷對留洋歸來的學生按文憑賜予進士出身或授官職，因此也被稱為「洋進士」、「洋翰林」[23]。
清代共有6472人得入翰林，形成了龐大的翰林群體，對清朝社會產生了巨大影響。到了清朝末期，中國皇權專制以及科舉制度日顯腐朽落後。西學東漸，翰林中也出現了主張改革教育制度，以救亡圖強的聲音。洋務運動的領導者曾國藩、張之洞、李鴻章、沈葆禎等都是翰林出身。清朝滅亡後，遺留下來的翰林群體依然活躍在政治、軍事、外交、文化、教育、經濟的舞台上。中華民國時期，教育總長蔡元培，北洋總統徐世昌，民族實業家張謇[24]，武漢國民政府主席、書法家譚延闓[25]，外交總長顏惠慶，書法家潘齡皋[26]俱是翰林中人。
光緒二十六年（1900年）：6月20日，清廷甘軍和義和團圍攻東交民巷使館區，6月23日，位於英國使館北鄰的翰林院遭清廷甘軍縱火而化為灰燼，院內《永樂大典》和《四庫全書》底本幾乎全部遭到焚燬，所餘無幾。
清末翰林的後代子孫，由於受到父輩祖輩的學術薰陶，成為文學家、教育家的也不在少數。例子有清代首科狀元傅以漸後人、著名教育家傅斯年，翰林呂鳳岐之女、女子教育先驅呂碧城，翰林張佩綸的孫女、著名作家張愛玲，庶吉士周福清之孫、著名作家魯迅（周樹人）和周作人，以及其後的：末科探花商衍鎏之子、國學家商承祚，學術巨擘俞曲園曾孫、紅學家俞平伯，軍機大臣瞿鴻禨之孫、社會史學家瞿同祖，嘉慶狀元趙文楷後人、佛學家趙朴初，宗室翰林毓隆之孫、國學大師兼書法大家啟功，溥儀老師陳寶琛的侄孫、經濟學家陳岱孫等等[27]。
翰林制度和科舉制度有着密不可分的關係。這種關係在宋朝之後正式確定下來。翰林制度可以看做科舉的延伸，因為殿試之後，狀元授翰林院修撰，榜眼、探花授翰林院編修。二三甲中優秀者則成為庶吉士，簡稱「庶常」，進入翰林院「庶常館」由「資深翰林」教導三年，稱為「入館」。三年後考試，稱為「散館」，考取者留於翰林，不入者通常外派知縣[28]。
翰林與科舉的另一個關係，是翰林官員擔任科舉的考官。明清兩代，鄉試、會試考官多由一、二品官員以及翰林擔任[29][註 2]。雍正帝說：「開科取士，凡屬考官，皆擇人品端方，素行謹恪者為之。」可見能成為主考官是極大的榮譽。一般在京為官的翰林普遍窮困，擔任主考官可獲得巨額收入，例如地方官會送給考官「程儀」，也就是路費，有數千兩之譜，加上中舉的舉人都會送上拜師錢[30]。《隨園詩話》說：「窮翰林，任試差，遽買南妾一人，日日食鮮魚活蝦，瓦鴨火腿，紹興酒，龍井茶。」
作為封建社會的知識分子精英群體，翰林院對學術研究、整理以及儒學教育起到了極大的作用。作為儲才之所，翰林院有修書編史的職責。明清兩代期間，為了加強對社會尤其是知識分子的思想控制，皇帝命翰林院進行了多次書籍匯編，對當時傳世的文獻予以校勘、編輯、重印，銷毀皇帝認為應該毀禁的書目，匯成類書、叢書。明朝永樂元年（1403年）七月，明成祖朱棣命翰林官解縉等纂修大型類書，永樂二年（1404年）十一月編成，初名《文獻大成》，後稱《永樂大典》。全書正文22877卷，目錄60卷，裝成11095冊，總字數約3.7億字。匯集了先秦至明初各類書籍共八千餘種[31]。清朝康熙年間，翰林官陳夢雷奉旨編輯《古今圖書集成》，全書共10000卷，原名《古今圖書匯編》，編輯歷時28年，共分6編32典，一共一億六千萬字[32]。乾隆年間，翰林官紀昀、陸錫熊、孫士毅等奉旨主持編輯《欽定四庫全書》。自乾隆三十八年（1773）始，歷時十年乃編成。全書分經、史、子、集四部，收書3503種，79309卷，存目書籍6793種，93551卷，分裝36000餘冊，約十億字。雖然在編撰過程中應皇帝要求刪改銷毀了大量書冊，但也對當時的各類書籍進行了一次大規模整理。翰林院內藏有的珍本善本書籍不計其數，其中包括不少海內孤本[33]。
明清時期，作為國家最高學府的國子監，其主要官員如祭酒、司業等官缺也被納入翰林官，使翰林與學校教育直接接軌。同時，不少失意的翰林官充任各地書院山長（校長）或主講，促進了當地文化教育事業的發展。
從唐代起，作為「天子私人」的翰林就是皇帝擴大自身權力的工具。唐宋時期翰林不隸屬於其它部門，直接聽命於皇帝。翰林勢力的擴大彰顯着實權逐漸集中到皇帝的手上。明以後翰林被內閣代替，清朝時後者又被軍機處取代。一次次的蛻變顯示出專制集權程度的遞增以至達到頂峰。翰林院的變遷恰是見證。
翰林院更是歷代皇帝進行文化專制的象徵之一。漢代建立了「獨尊儒術」的思想專制後，知識分子與皇帝的關係並不緊密。士人可以售才學於朝廷，也可以歸隱於荒野，更可以在筆下褒貶朝政。皇帝為了尋求知識分子的支持，也必須禮賢下士。科舉制度和翰林制度的發展，則將社會上知識分子的精英牢牢控制在皇帝手中。而隨着中央集權程度加深，士人逐步將所有權力與尊嚴奉獻給皇帝。君臣關係從漢唐之坐而論道，經過宋代的立而聽命，發展為明清的臣子跪而請旨。尤其在清入關後，由於民族因素，對漢族知識分子的壓迫更為嚴重。清朝皇帝個人素質較高，精力充沛，使得文臣變為皇帝身邊的弄臣。出於對被統治的漢族的心理恐懼，清朝統治者也不會將權力分給漢族的大臣。明清還發生了多次的文字獄，並在清朝達到高峰。這使得知識界萬馬齊喑，造成了清中期知識分子氣節的缺失[27]。
漢族王朝在文化上的優勢，使得各個少數民族政權紛紛學習科舉翰林制度。由女真人建立的金朝，曾首創殿試一甲頭名即狀元例授翰林院應奉的制度，使翰林與科舉不可分割；元代創立蒙古翰林院，使將本民族士人安置其中；而就清代翰林而論，除漢族出身者外，不乏滿、蒙翰林躋身其間，還有回族翰林和南方少數民族的優秀士子得選，遂使翰林院成為中華民族多元文化交匯、融合之所。清朝實施「滿不點元」的政策，即滿族士子按例不點狀元。然而為了保持翰林中滿蒙士子的比例，仍採用特授館職和外班翰林的方式增加滿蒙士子數量，客觀上促進了滿蒙民族的文化發展。此外，歷代的太子師傅與皇帝的顧問都由翰林充當。漢族翰林對非漢族統治者的教育對後者產生了重要影響，一定程度上緩和了民族關係[27]。
朝鮮於王氏高麗時代開始實施科舉制度。太祖王建時參考泰封（後高句麗）的制度設置元風省，並在下面置學士院。至第8代君主顯宗時改名為翰林院，是君主命令起草文件的部門。宋人徐兢所著的《宣和奉使高麗圖經》也提到：「翰林院在乾德殿之西，所以處詞學之臣。」[34]之後又改過幾次名，到第31代恭愍王五年（1356年）時又改回翰林院。恭愍王十一年（1362年）改為藝文館。又名文翰署、詞林院、藝文春秋館[35]，但成為元朝的朝貢國後，則改為成均館。在高麗一朝的發展中，曾出現「文翰」及「史官」兩者合併的情況，就是前述的藝文春秋館（合併於忠烈王三十四年，即1308年），後來雖曾於忠肅王十二年（1325年）分拆，但至高麗恭愍王元年（1389年），兩者再度合併為藝文春秋館。[36]朝鮮王朝之後，科舉被兩班壟斷，進士直接授予官職。朝鮮官制中與翰林院類似的是承政院、弘文館，負責傳達王令，頒佈詔書。但是科舉考官的職責由禮曹負責[37]。在韓國，這一名稱又被韓國科學技術翰林院所採用。
日本在8、9世紀時曾仿照唐朝的制度舉辦貢舉，但到了11世紀後已名存實亡，並不與舉官授職銜接。日本的官制為「二宮八省」，其中並無翰林院。與翰林院類似的機構是中務省，負責保衛工作以及草擬詔書，確保上命下達[38]。
據黎崱《安南志略》所載，古代越南的文職官員中，就設有翰林院官。[39]至於它的發展，可追溯至太寧四年（1075年），李朝仁宗「選明經博學及試儒學三場」，這是實行科舉制度的開始。1076年（英武昭勝元年）李仁宗在升龍（今河內）設立國子監，選文職官員識字者入內習文。英武昭勝二年（1077年），試官員以書算刑律；廣祐二年（1086年）成立翰林院，試全國有文學之才者充翰林院官。[40]以後的陳朝、胡朝中仍實行科舉制度，翰林的職位也一直保留。陳朝時，翰林學士更參與政界，如陳聖宗時的黎文休便任翰林院學士及兵部尚書。據中國學者郭振鐸、張笑梅等的分析，這是說明了「儒生作為庶族地主階級登上政治舞台」。[41]
到黎朝時科舉興盛，翰林院納入正式規制，之後的阮朝亦加以承襲。明命帝改革官制時，修訂了翰林院官職的品級，如掌院學士及直學士為正三品、侍讀學士為正四品、侍講學士為從四品、翰林院侍讀為正五品、翰林院侍講及翰林院承旨為從五品、翰林院著作為正六品、翰林院修撰為從六品、翰林院編修為正七品、翰林院檢討為從七品、翰林院典籍為正八品、翰林院典簿為從八品、翰林院供奉為正九品、翰林院待詔為從九品。[42]
翰林院直到20世紀初，才隨着科舉廢除而消亡。而現代越南的「翰林院」（越南語：viện hàn lâm／院翰林）則相當於「科學院」，越南國外科學院如「俄羅斯科學院」亦仿本國形制稱「俄科學翰林院」（越南語：Viện Hàn lâm Khoa học Nga／院翰林科學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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