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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案件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羅拔·F·甘迺迪遇刺案（Assassination of Robert F. Kennedy）發生於1968年6月5日凌晨0點15分。羅拔·F·甘迺迪身為時任聯邦參議員、前任聯邦司法部長、5年前在德克薩斯州達拉斯被刺殺的美國總統約翰·F·甘迺迪的弟弟，在美國加利福尼亞州洛杉磯的大使酒店中遭人槍擊。當時他剛剛贏得了加利福尼亞州和南達科他州初選而有望獲得民主黨的美國總統候選人的提名。26個小時後，他在好撒瑪利亞人醫院逝世，享年42歲。
1944年出生的巴勒斯坦／約旦籍移民索罕·索罕被裁定謀殺罪名成立而被判處終身監禁，但他的律師發表聲明稱其當事人是被陷害的[2]。整個槍擊過程由一位報社的自由撰稿人用錄音帶錄製了下來，之後還用到了電影中[3]。
在紐約的聖巴特里爵主教座堂停柩兩日供悼客瞻仰後，羅拔的靈柩於6月8日下葬在阿靈頓國家公墓中距其兄約翰墓不遠的一處墓壙。他的死促使美國特勤局開始對總統候選人提供保護。之後，休伯特·韓福瑞成為民主黨總統候選人參加大選，不過最終敗給了共和黨的理查德·尼克遜。
直至2013年6月，羅拔·F·甘迺迪仍是史上繼1935年9月10日被刺殺的休伊·皮爾斯·朗以來首位被刺殺的聯邦參議員。由於5年前他的哥哥也慘遭刺殺，因而催生大量相關陰謀論。
1948年，身為《波士頓郵報》記者的羅拔·F·甘迺迪在以色列宣佈獨立1個月前到達當時英國託管的巴勒斯坦地區採訪，當時他年僅22歲[4]。在這一過程中，他開始對當地的猶太人居民產生敬佩之情。當選參議員後，他也成為以色列堅定的支持者和擁護者[5]。
1961年1月至1964年9月3日，羅拔擔任聯邦司法部長，之後他辭去公職開始競選聯邦參議員，並於1965年1月3日成功當選紐約州參議員[6]。
隨着1968年美國總統選舉的臨近，國內反對越戰的呼聲越來越高，各地不斷爆發反戰和反政府示威遊行，許多大城市甚至發生了嚴重的騷亂。現任總統林登·約翰遜連任的希望變得越來越渺茫[7][8]。
1968年4月馬丁·路德·金的遇刺導致全國多地發生了更為激烈的暴動[9]，羅拔於1968年3月16日宣佈參加對民主黨總統候選人提名的競爭，4天前，另一位參議員尤金·麥卡錫在紐罕布什爾州的初選中獲得了42%的選票（總統約翰遜則為49%）[10]。兩個星期後，沮喪的約翰遜宣佈他不會再尋求連任。又一個月後，副總統休伯特·韓福瑞宣佈參加總統競選，他沒有參加任何初選，但得到了許多民主黨代表的支持。加利福尼亞州初選後，羅拔以393名代表支持排在第2位，名列有561名代表支持的韓福瑞之後[11]。
1968年加利福尼亞州總統初選於6月4日（星期二）舉行，投票結束4小時後，羅拔宣佈在該州民主黨總統初選中獲勝。大約太平洋標準時間次日凌晨0點10分時，他在洛杉磯大使酒店的一個舞廳內對支持者們發表了演說[12]。當時美國特勤局還只負責為現任總統提供保護，沒有考慮總統候選人的安全問題。所以羅拔僅有的保護只是一位前聯邦調查局探員和兩位前職業運動員[11]:24-25。競選期間，羅拔總是對人民的貼身接觸表示歡迎，而人們也經常為能接觸到他而興奮不已[13]:113-114。
羅拔原計劃在演講結束後離開舞廳，前去酒店內另一個支持者聚集的地點[13]:264。但是現場的記者們要求召開一場新聞發佈會，競選助理弗雷德·達頓決定讓羅拔先不要去第二個聚會地點，而是穿過舞廳後的廚房和儲藏室前去媒體等待的區域。在羅拔演說完畢並準備離開時，威廉·巴瑞（William Barry）攔住他說：「不不，計劃有變，我們走這邊[13]:264-265。」達頓和巴瑞在前方為其開路，但羅拔被包圍在人群中，於是開始跟隨酒店餐廳領班從後門退出[13]:264-265。
領班帶領羅拔穿過廚房，這一期間參議員仍然在與遇到的其他人握手[14]。兩人經過一台靠在右邊牆上的製冰機和左邊牆上的蒸汽表時，[14]羅拔向左轉身與餐廳雜工胡安·羅米羅（Juan Romero）握手，就在這時，索罕·索罕走上前來，衝過餐廳領班身邊，使用手中的.22 LR艾弗-約翰遜左輪手槍朝羅拔連續開槍射擊[13]:266。
羅拔倒在了地上，隨之趕到的巴瑞看到索罕手中的槍後朝他面部猛擊兩拳，包括兩名酒店僱員、作家喬治·普林普頓、奧運會田徑十項全能金牌得主拉弗·約翰遜和欖球運動員羅西·格瑞爾在內的眾人衝上前來制伏還在拼命朝各個方向扣動扳機的索罕，將其抵在蒸汽錶盤上繳下了槍[15]。另外還有5人在這一過程中受傷：美國廣播公司新聞台的威廉·威賽爾（William Weisel），汽車工人聯合會的保羅·沙拉德（Paul Schrade），民主黨活動家伊利沙伯·艾凡斯（Elizabeth Evans），大陸新聞服務社的艾拉·哥爾德斯坦（Ira Goldstein）以及甘迺迪競選活動的志願者厄爾溫·斯托爾（Irwin Stroll）[15]。
一分鐘後，索罕掙脫眾人再次抓起自己的槍，但他早已打光了所有的子彈並很快被制伏[13]:269。巴瑞走到羅拔身邊並將自己的外套墊在他頭下，晚些時候他回憶道：「我馬上就知道那是把.22小口徑，所以我希望情況不會太糟，但馬上我看到了參議員頭上的彈孔，然後我就知道（沒救）了[13]:269。」記者和攝影師爭先恐後地從各個方向衝向事發地點，現場一片混亂。羅拔受傷倒地後，胡安·羅米羅抱着參議員的頭，並把一串念珠放在他手中[16]。這時羅拔向羅米羅問道：「大家都安全，都沒事吧？」胡安回答：「是的，是的，一切都會好的[17]。」這個鏡頭由《生活》的攝影師比爾·艾普里奇（Bill Eppridge）和《洛杉磯時報》的波瑞斯·亞羅（Boris Yaro）拍了下來，成為這一刺殺事件最具標誌性的照片[18][19][20]。
羅拔的妻子艾賽爾·甘迺迪站在現場擁擠的人潮外尋求幫助[17]，她被很快帶到丈夫身邊並跪在旁邊，羅拔轉過頭，看起來也認出了她[13]:272。幾分鐘後，醫療人員到達並試圖將羅拔抬上擔架，但是他卻很小聲地說：「不要抬我[21]」並很快失去了知覺[13]:273。羅拔被送到一英里外的中央接收醫院時已經瀕臨死亡，一位大夫用力拍他的臉部並大聲呼喊「鮑勃，鮑勃」，而另一位則在給其心臟做按摩[22]。在傷者終於恢復了較為有力的心跳後，大夫將一個聽診器遞給了艾塞爾以便她能聽到自己丈夫的心跳聲，這讓她大為安心[17]。
約30分鐘後，羅拔被轉到幾個街區外的好撒瑪利亞人醫院進行手術。附近的一家體育館則被臨時用於接收和發佈參議員最新情況的新聞媒體中心。手術於太平洋標準時間凌晨3點12分開始並持續了3小時40分鐘[13]:281-282，10個半小時後，太平洋標準時間星期三下午5點半，發言人弗蘭克·曼凱維奇表示大夫仍然對傷者一直沒有好轉的情況保持關注，情況仍然非常危急[13]:289。
羅拔一共被槍擊中了3次，第一槍在距他僅約兩厘米處開火，子彈從他的右耳後方擊中頭部，並與碎裂的頭骨碎片一起進入了他的大腦[23]，另外兩顆子彈從他右手腋下擊入體內，一顆從胸部穿出，另一顆則卡在他的後頸[11]:85。雖然醫院的醫生在手術中努力將子彈和頭骨碎片都取了出來，但羅拔還是在被槍擊近26小時後，太平洋標準時間6月6日凌晨1點44分與世長辭[22]。
收到參議員的死訊後，其發言人弗蘭克·曼凱維奇離開醫院走到了媒體聚集的體育館，太平洋標準時間6月6日凌晨兩點，他走上講台，花了一小會兒讓自己鎮定下來後，作出了以下正式聲明[24]：
「我有，呃，一個簡短的……我有個簡短的聲明要宣佈，而我現在……就會宣佈。參議員羅拔·弗朗西斯·甘迺迪於今天凌晨1點44分去世，今天是1968年6月6日。甘迺迪參議員去世時陪伴在他身邊的有他的太太艾塞爾，他的妹妹史蒂文·史密斯夫人和帕特麗莎·洛福德夫人，他的妹夫史蒂文·史密斯先生，以及他的大嫂約翰·F·甘迺迪夫人。他享年42歲。謝謝大家。[注 1]」
索罕·索罕是一位擁有約旦公民身份的巴勒斯坦阿拉伯基督徒，他出生於耶路撒冷並擁有強烈的反猶太復國主義信仰[25][26]。案發後對他的家中進行搜查時發現了一本日記，上面寫道：「我決心剷除RFK（羅拔·F·甘迺迪名字的縮寫）的信念已經變得越來越堅定。RFK必須死。RFK必須被殺死。羅拔·F·甘迺迪必須要被刺殺……羅拔·F·甘迺迪必須要在68年6月5日前被刺殺。」這說明刺殺的這一日期對他有重大意義，因為當天正是以色列及其周邊阿拉伯國家爆發的第三次中東戰爭一周年紀念日[27]。
當索罕被警察拘捕時，他們在其口袋中發現了一篇有關羅拔·F·甘迺迪支持以色列的報紙文章，之後在法庭上他也作證表示自己正是在知道羅拔的這一支持後開始恨他的[11]:52n[28]。1989年接受英國電視節日主持人大衛·弗羅斯特採訪時他說：「我與羅拔·甘迺迪之間唯一的聯繫就是他對以色列的支持以及他明顯是為了傷害巴勒斯坦人而故意派給以色列的那50架轟炸機。」有學者認為，這一刺殺是由中東地區的阿以衝突在美國國內所導致的第一次重大政治暴力事件[29]，有些人認為索罕的動機就是中東政治問題，但這樣的看法被批評過於簡單化，進而忽略了其更深層次的心理問題[30]。
庭審期間，索罕的律師試圖以神智失常來進行辯護[25]，但索罕先後幾次試圖直接認罪[31]。索汗在作證時聲稱自己用「20年的惡意預謀」殺死了甘迺迪，但自他被定罪後卻又反覆聲稱，自己完全不記得曾經犯下這一罪行，他在法庭上的認罪並沒有被法官接受，並且之後也收回了[31][32]。
索罕於1969年4月17日被陪審團判決有罪，並在6天後被法官判處死刑[33]。1972年，加利福尼亞州最高法院將死刑判決改為終身監禁。在加利福尼亞州訴安德森案的判決中，該院取消了所有尚待其確定的死刑判決。2016年，索罕的假釋申請被第15次否決，他的下一次假釋聽證會在2021年。目前仍在位於加利福尼亞州科靈加的歡樂谷州立監獄服刑[34]。
槍擊事件發生時，美國廣播公司正準備結束對選舉的報導，而哥倫比亞廣播公司則已經報導完畢[35]。直到槍擊發生21分鐘後，哥倫比亞廣播公司才開始對這一事件進行報導。原來正在現場對羅拔在初選中勝出進行報導的記者先是和一大群人一起擠進了事發的廚房，然後又差點被子彈打中，並且在槍手被制服後，他手中也只有錄音機和沒有現場直播功能的相機[15]。美國廣播公司則播出了數量不多的一些在廚房內拍攝的錄像。並且與哥倫比亞廣播公司和國家廣播公司不同的是，ABC在大使酒店拍攝的全部錄像都是黑白的[36]，而另外兩家在廚房中拍下的錄像則都是彩色的，不過這些彩色錄像都要在事發兩個小時後經過處理了才得以播出[35]。
洛杉磯當地一家名為KRKD廣播電台的記者安德魯·韋斯特（Andrew West）錄下了槍擊後的全部過程，唯獨沒有錄到槍擊時的聲音。他剛剛使用連接到話筒的錄音機錄下了參議員的獲勝演說，並詢問了以下問題：
安德魯·韋斯特：「參議員，你準備用什麼樣的策略來對目前還領先您的韓福瑞先生進行反擊？[注 2]」
甘迺迪參議員：「回去繼續努力奮鬥。[注 3]」
在這短暫的交流之後，韋斯特關掉了錄音機並跟隨參議員及其隨行人員通過廚房儲藏室，幾分鐘後，參議員就被槍殺。韋斯特馬上重新打開錄音機並開始對這一突發事件進行報導：
安德魯·韋斯特：「甘迺迪參議員被槍擊！甘迺迪參議員被槍擊；這是真的嗎？是真的嗎？這……這是真的嗎女士們先生們？真的發生了，他被……不僅是甘迺迪參議員，噢我的上帝。甘迺迪參議員被槍擊了，還有另外一個人，一位甘迺迪競選經理，而且可能是被打中了頭部。[注 4]」
幾秒鐘後，現場陷入了一場搏鬥之中，韋斯特朝拉弗·約翰遜大喊「奪下槍，拉弗，奪下槍！」並告訴其他人「按住索罕的拇指，如果有必要的話就折斷它！按住他的拇指！……你不會想又碰上一個奧斯瓦爾德！[37][38]」
接下來的一星期時間裏，國家廣播公司共計播出了55小時的後續節目，美國廣播公司43小時，哥倫比亞廣播公司42小時，並且均搶佔了原本其它節目或廣告的時間進行報導[35]。
與羅拔·甘迺迪的哥哥，美國總統約翰·F·甘迺迪於1963年遇刺一樣，參議員的被殺也是一個受到廣泛關注和分析的議題。有些參與原本調查的人得出了不同的結論，也有些認為官方的結論存在嚴重的問題[39]。
2006年11月，英國廣播公司的《夜間新聞》介紹了由一位名叫夏恩·奧薩利文（Shane O'Sullivan）的電影製作人所做的研究，這一研究指控有多位中央情報局官員出現在刺殺當夜現場[40]。案發當晚所拍攝下的錄像影片中出現的三位男子被認為是前中央情報局高級別官員及其同事和助理，並均曾在邁阿密的「JMWAVE」反卡斯特羅行動指揮部工作過。這三人分別是「JMWAVE」行動主管丹尼爾·桑切斯·莫拉里斯、海上行動總指揮哥頓·坎培爾（Gordon Campbell）和心理戰術總指揮喬治·瓊尼德斯（George Joannides）[40][41]。
節目採訪了莫拉里斯的前律師羅拔·沃爾頓（Robert Walton），他表示莫拉里斯曾說過：「我在達拉斯的時候我們搞掂了那個狗娘養的，而我在洛杉磯的時候我們又幹掉了那個小兔崽子[注 5][40]。」奧薩利文還在報導中說中央情報局官員拒絕對此事發表評論。並指莫拉里斯對甘迺迪一家人有着深切的仇恨，因為他認為豬灣入侵的徹底失敗正是由甘迺迪的背叛造成的[42]。
經過進一步調查後，奧薩利文推出了一部名為《RFK必須死》的紀錄片，但是由於之後發現一開始被他指稱為哥頓·坎培爾的男子實際上是一位已經去世的手錶公司僱員米高·D·羅曼（Michael D. Roman），當時他是在大使酒店參加公司的聚會。因此其包括這部紀錄片在內的整個研究都受到了質疑[43]。
根據羅拔中槍的位置推斷，槍手應該是站在他的身後，但一些現場目擊者表示，索罕與羅拔是面對面站着的[44]，由此就引出了現場還有第二個打出致命一槍兇手的推斷。這一推斷也得到了驗屍官野口恆富的支持，他表示致命的一槍是在右耳後方約兩厘米處開的槍[45]。不過其他目擊者則表示，索罕從前方靠近時，羅拔正向左轉身去與他人握手，因此索罕面對的是參議員的右側[46]。
2008年，當時的目擊證人約翰·皮爾格聲稱他相信當時肯定有第二個槍手[47]。1975年對這一案件進行重新審查期間，洛杉磯高等法院下令對現場是否有另一支開過火的槍存在予以調查，專家的結論是極少或完全沒有證據可以證明這一理論[46]。
2007年法醫專家菲利普·凡·普拉格（Philip Van Praag）表示，根據他對當年一位自由撰稿人在現場錄製下來音頻的分析，現場一共開了13槍，但索罕的槍中只有8顆子彈[44][48]。他還表示錄音帶中有至少兩槍的間隔時間過短，從物理上來說根本不可能實現。錄音帶中槍響多於8次的說法也得到了法醫音頻專家韋斯·多利（Wes Dooley）、加利福尼亞州帕薩迪納聲音助理工程師保羅·佩加斯（Paul Pegas）、丹麥首都哥本哈根法醫音頻與彈道專家艾迪·B·布利克森（Eddy B. Brixen）[49][50]、佐治亞州理工學院音頻專家·菲爾·斯賓塞·懷特赫德（Phil Spencer Whitehead）的證實[51]。然而其他的一些聲學專家則表示，錄音帶上的槍響並沒有超過8次[52]。
2012年2月22日，索罕的律師威廉·弗朗西斯·佩伯和勞拉·杜塞克（Laurie Dusek）在洛杉磯的聯邦地區法院提交了一份簡短聲明，聲稱是第二個槍手殺害了甘迺迪。這已經是兩人自2010年10月開始後第4次也是最後一次向聯邦法院遞交申請人身保護令狀。目前這一案件仍然在等待聯邦法院的裁定[53]。
6月6日進行驗屍後，羅拔的屍體被送回紐約，並暫時停放在聖巴特里爵主教座堂，數千人陸續前來對之進行了瞻仰直至6月8日清晨舉行的悼念儀式[54]，羅拔的弟弟愛德華·甘迺迪在儀式上做了如下致詞[55]：
我的哥哥不需要被理想化，也不需要在他死後將之描述為一個更偉大的人；我們只要記得他是一個善良而正直的人，他看到了錯誤，就試圖糾正，看到了苦難，就試圖幫助，看到了戰亂，就試圖停止。讓我們這些愛他並希望他安息的人們一起祈禱，讓那些曾打動過他或被他打動的人們一起祈禱，就像他已經在這個國家的許多地方對許多人說過，並希望有一天會傳遍世界的那樣，「有些人看到事物的現況會問為什麼是這樣，而我則夢想着那些未曾發生的事並問為何不變成那樣。[注 6]」
悼念儀式後，羅拔的遺體被送上了前往哥倫比亞特區的一輛慢速火車，成千上萬的人們走到車站和鐵軌兩旁，在列車經過時表示敬意[56]。
前往墓地的路上，送葬隊伍經過了一個窮人運動抗議組織成員設立的棚戶居住區[57]，他們在林肯紀念堂前停了下來，棚戶區的居民們紛紛加入其中一起高唱《共和國戰歌》[58][59]。
最後，羅拔被葬在阿靈頓國家公墓，他哥哥約翰的旁邊，這也是這裏第一次有人在晚間下葬，而下一次則是他的弟弟愛德華[54][56]。
這一刺殺事件後，聯邦國會修改了美國特勤局的任務範圍，要求其也要對總統候選人提供保護[60]。另外幾位候選人當時馬上根據林登·約翰遜簽署的行政命令給予了保護，又一次給當時人手、資金都嚴重不足的特勤局增加了工作壓力[61]。
羅拔去世前在民主黨代表中的支持率大幅落後於韓福瑞[62]，但是很多人相信在贏得加利福尼亞州初選後，他將最終贏得民主黨總統候選人提名[63]。當年只有13個州舉行初選，這意味着民主黨大會的大多數代表可以按個人喜好來選擇一位候選人。歷史學家小阿瑟·施萊辛格認為羅拔的個人魅力和親和力足以令其在1968年民主黨全國大會上脫穎而出贏得提名[64]。不過，另一位歷史學家米高·貝斯克羅斯則認為羅拔最終並不會獲得提名[65]。獲得民主黨代表提名的韓福瑞一度在民意調查中大幅落後對手，之後雖然還是站穩了腳跟，但在最終的選舉中仍然以微弱差距敗給了共和黨候選人理查德·尼克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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