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現代學術中，古典晚期羅馬軍隊說法始於284年即位的戴克里先，並於476年隨着羅慕路斯·奧古斯都的廢位而結束，囊括了整個西帝國的多米那特製統治時期。在395-476期間，羅馬帝國西半部的軍隊逐漸解體，而東帝國，或者被稱為東羅馬軍隊 （或早期的拜占庭軍隊）在規模和結構上基本保持完整，一直持續到查士丁尼統治的結束（公元527-565年)。[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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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典晚期羅馬軍隊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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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存在時期 | 公元284年至480年（西部) 或者是公元640年（東部) |
| 解散 | The West Roman army disintegrated AD 425–470, whilst the East Roman army continued until the Muslim conquests, after which the theme system was created。 |
| 國家或地區 | 羅馬帝國 |
| 部門 | 軍隊 |
| 規模 | 大約在400,000–600,000左右 |
| 建制的單位類型 | 御林軍、羅馬中央軍、羅馬野戰軍、羅馬邊防軍、蠻盟傭兵 |
| 參與戰役 | 薩塔拉之戰（298）、斯特拉斯堡戰役（357）、泰西封戰役（363）、亞德里安堡戰役（378）和沙隆戰役（451） |
元首制軍隊（公元前30年－284年）由於混亂的3世紀而經歷了重大變革。與元首制部隊不同，4世紀的軍隊嚴重依賴徵兵，其士兵的報酬遠低於2世紀。來自帝國以外的蠻族提供了比第一、二世紀軍隊更高比例的新兵，但幾乎沒有證據表明這對軍隊的作戰表現產生了不利影響。
學術界對4世紀軍隊規模的估計差異很大，範圍從大約40萬到超過100萬不等（與2世紀時期規模相似，或者大2至3倍）。[2]這是由於當時的參考依據過於碎片化，不像2世紀軍隊擁有完整的記錄文檔。
在四帝共治下，與地方總督軍政合一的元首制不同，新制度是軍政分離的。
與2世紀軍隊相比，羅馬軍隊結構上的主要變化是建立了規模龐大的常規衛戍部隊（comitatus praesentales)，作為精銳的中央軍，其規模在2萬至3萬之間。他們通常駐紮於王都：（東部是君士坦丁堡，而西部則是米蘭)，因此遠離帝國的邊疆。這些軍隊的主要功能是阻止皇位的覬覦者擾亂治安，通常由皇帝親自指揮。軍團被分成較小的單位，規模與元首制的輔助軍團相當。步兵採用了比元首制軍隊的騎兵更具保護性的裝備。
與元首制的軍隊相比，騎兵在後期軍隊中的作用似乎沒有明顯的加強。有證據表明，騎兵與二世紀時期的人數和比例大致相同，其戰術角色和聲望仍然相似。然而，晚期羅馬軍隊的騎兵 衍生出更加專一化功能的單位，例如（甲冑衝擊騎兵和具裝衝擊騎兵）和弓騎兵。[3]在4世紀後期，騎兵因其在三場重大戰役中的糟糕表現而獲得無能和怯懦的聲譽。相比之下，步兵保持其傳統的卓越聲譽。
3世紀和4世紀，許多現有的邊境堡壘得到了升級，使它們更具防禦性，並建造了具有更強防禦能力的新堡壘。對這一趨勢的解釋引發了一場持續的爭論，即軍隊是採用了 縱深防禦戰略 還是繼續採用與早期元首制相同的「前瞻性防禦」姿態。後期軍隊防禦姿態的許多因素與前線防禦相似，例如位於前沿位置的堡壘，頻繁的跨境行動以及同盟蠻族部落以作為外部緩衝區。無論防禦策略如何，它在防止日耳曼蠻族的入侵方面顯然不如1世紀和2世紀那麼成功。這可能是由於蠻族在邊境的壓力愈發加強，或者是為了將戰鬥力最強的部隊留在中央而使邊防部隊得不到足夠的支持所導致的。
古典晚期羅馬帝國軍隊的起源
我們關於4世紀軍隊部署的大部分證據都包含在一份文件中，即《羅馬百官志》，記錄了395-420期間羅馬所有公共事務官員（軍事民政都囊括在內）的手冊。百官志的主要缺點是它缺乏任何人員數據，以以至於無法估計軍隊規模。它也是在4世紀末編制的；因此很難確定之前時間點的情況。然而，由於缺乏其他證據，百官志仍然是軍隊結構的核心來源。[4]百官志也遭受了嚴重的資料缺失，並且在幾個世紀的謄寫抄錄中使得中間的問題激增。
4世紀軍隊的主要文學來源是阿米安努斯所撰寫的《歷史》（Res Gestae），其倖存的書籍涵蓋353至378年期間的羅馬軍隊。瑪爾切利努斯本人是一名資深士兵，被學者視為可靠和寶貴的資源。但他在很大程度上無法彌補百官志在軍隊單位以及實力方面的數據缺失，因為他很少有具體數字在內。第三個主要來源是5至6世紀之間在東羅馬帝國下達的帝國法令的集合：狄奧多西法典（438)和民法大全（528–39)。這些羅馬法律的匯編可以追溯到公元4世紀，其中包含許多與晚期帝國軍隊內對督查和管理的各類法規。
《軍事論》（De re militari）由4世紀晚期或5世紀初的作家維蓋提烏斯斯撰寫，其中包含有關晚期帝國軍隊的大量信息，儘管其重點全在共和制和元首制時期的軍隊上。然而，維吉蒂烏斯嚴重缺乏軍事經驗導致寫出來的東西極不可靠。例如，他說軍隊在4世紀晚期放棄了盔甲和頭盔（他提供荒謬的解釋，聲稱這些裝備太重了），這與雕塑和其他藝術上的證據相矛盾。[5]一般來說，他的說法太過於天馬行空，除非能夠得到其他史料的證實。
與1世紀和2世紀相比，古典晚期帝國軍隊的研究者們必須面對3世紀之後關於軍隊的相關記錄嚴重缺失的問題。因為203年之後帝國不再向役滿到期的輔助軍團士兵發放證書（因為來自於卡拉卡拉的「善意」當時幾乎所有人都已經是羅馬公民）。此外，羅馬軍人的墓碑，祭壇和其他神殿的數量大幅減少。建築材料（例如大理石磚上）上帶有軍隊士兵們的浮雕的現象也趨於絕跡。但這種趨勢不應被視為軍隊在行政管理上走向簡單粗暴。來自埃及的莎草紙文稿證據表明，軍隊在4世紀仍保留詳細的書面記錄（其中大部分由於有機物分解而丟失）。最有可能的是，石制碑文的減少是由於當時風俗的變化，比如說受到蠻族兵員增加和興起的基督教的影響。[6]石制碑文的缺乏給我們對晚期羅馬帝國的軍隊的研究留下了嚴重的史料缺失，並使得許多結論無法被確定。
A.H.M. Jones所著的《The Later Roman Empire, 284-602》（LRE）開創了全新的關於現代對古典晚期羅馬軍隊的研究。這本1964年出版的書因為其豐富的細節和文獻資料至今仍然是學者們極為重要的研究材料。當然這本書的問題在於其年代久遠，在出版之後的數十年間學術界已經出現了大量的考古工作以及相關的研究。
四世紀軍隊的發展
元首制正規軍由其創始人奧古斯都（30 BC – 14 AD在位)建立並使之保留至3世紀末。正規軍由兩種不同的軍團組成，兩個軍團主要依靠募兵。
作為精英的羅馬軍團是大型步兵編隊，數量在25到33之間。每個軍團有5,500名兵員（所有步兵軍團都保留了一支120人規模的小型騎兵部隊）只招收羅馬公民。[7]輔助兵團由大約400個更小的單位（大隊）組成。每個大隊500人（少數可達1000人），分為大約100隊騎兵，100隊步兵和200隊混合騎兵/步兵部隊或者同規模部隊。[8]一些輔助軍團被指定為「弓兵團」，這意味着它們專門用於對敵弓箭射擊。因此，輔助軍團幾乎包含了所有羅馬軍隊的騎兵和弓箭手，以及（從1世紀後期開始）與軍團大致相同數量的步兵。[9]輔助步兵主要在自由民內招募：那些沒有公民權的非奴隸羅馬住民，但是同時也接收羅馬公民和住在帝國境外的巴巴里/蠻族。[10]在那段時期，羅馬軍團和輔助軍團幾乎都部署在邊境省份。[11]能直屬於皇帝並被皇帝在短時間內快速集結指揮的只有10000人左右的精英羅馬禁衛軍。[12]
直到公元3世紀，軍隊的高級軍官幾乎都來自於意大利貴族。這些貴族被分為兩類，一類是正式的有身份的世襲貴族（ordo senatorius），由羅馬元老院的600名成員和他們的兒孫組成，以及數以千計的羅馬騎士們。
世襲元老和羅馬騎士將軍政服役結合，組成了具有羅馬特色的晉升體系，通常從羅馬的一個初級行政職位開始，隨後在軍隊中任職5至10年，最後在羅馬或者各個行省擔任高階職務。[13]這個由不到一萬人所組成的小型，緊密結合的統治寡頭集團在8000萬居民的帝國中壟斷了政治、軍事和經濟權力，並成功地穩定了整個帝國。在其存在的最初200年（公元前30年 – 公元180年)，帝國只遭受了一次重大內亂（即四帝之年）。其餘時間極少數圖謀不軌的行省總督的僭越行為都會被迅速鎮壓。
在軍中，世襲貴族（senatorii）通常擔任以下職位：
- （a）legatus Augusti pro praetore（邊境行省的總督，他是部署在那裏的軍隊的總司令，也同時是該地區民政部門的負責人)
- （b）雷加圖斯（羅馬軍團長)
- （c）軍事保民官（羅馬副軍團長)。[14]
「羅馬騎士」通常擔任以下職位：
- （a）埃及和一些非重要行省的總督
- （b）praefecti praetorio（羅馬禁衛軍的指揮官，僅兩位)
- （c）praefectus castrorum（軍團內的宿營長，軍團內的三把手)及軍團內其餘的五名軍事保民官（高級參謀軍官)
- （d）praefecti，輔助軍團的指揮官[15]
到了1世紀末，帝國內形成了一個特別的由非意大利人的軍人所組成的羅馬騎士階層，肇因起源於皇帝在他每一年執政結束時將每個軍團的primuspilus（首席百夫長）提升到騎士等級。這會使大約30名職業軍人，大多數是非意大利人，加入貴族階層。[16]他們要比意大利的同僚們貧窮得多，畢竟這些意大利的同僚很多都仰賴於他們所憑依的家族。其中突出的是羅馬化的伊利里亞人，是居住在帝國境內各省，例如潘諾尼亞（今匈牙利/克羅地亞/斯洛文尼亞)、達爾馬提亞（今克羅地亞/波斯尼亞)和上默西亞的（今塞爾維亞)伊利里亞語部落的後裔，以及鄰近的[默西亞 (羅馬行省)|下默西亞]（保加利亞北部)和馬其頓行省居住的色雷斯人。從圖密善時期（81–96在位)開始，當超過一半的羅馬軍隊部署在多瑙河地區時，伊利里亞和色雷斯省成為最重要的輔助兵團募兵基地，後來也成為羅馬軍團的最重要的兵員來源。[17]
3世紀初軍隊的開創性發展是由 卡拉卡拉皇帝（211-18在位）頒佈的212年的安東尼努斯敕令所帶來。這賦予了帝國所有自由居民羅馬公民身份，結束了無公民權自由民的二等地位。[19]這條法令打破了羅馬公民的羅馬軍團和自由民組成的輔助軍團之間的區別。在1世紀和2世紀，軍團是意大利「宗主國」在其藩屬中佔主導地位的象徵（和擔保人）。在3世紀，他們不再在社會上優於那些外來者們（儘管他們可能在軍事方面保留了他們的精英地位），同時軍團特殊的盔甲和裝備（比如說羅馬環片甲)也被逐步淘汰。[20]
因為意大利世襲貴族在軍隊中的高層逐漸被出身於自由民的前頭等百夫長所取代，高級文職和軍職之間交替任職的傳統晉升體系在2到3世紀的交際於是被逐漸廢棄。。[21]在公元3世紀，只有10％的輔助軍團的長官來自於意大利的羅馬騎士，而前兩個世紀的比例則是大多數。[22]與此同時，壟斷軍方上層的世襲貴族也被羅馬騎士所取代。塞普蒂米烏斯·塞維魯（197至211年間在位）任命了三個出身於自由民的首席百夫長作為他所組建的三支新軍團的新長官，而加里恩努斯（260–68）對所有其他軍團也如法炮製，給予他們praefectus pro legato（「代行軍團長官」）的頭銜。[23][24]這些新晉的羅馬騎士團體的崛起為軍隊提供了更專業的將領，但卻促進了雄心勃勃的將軍的軍事叛亂的概率。3世紀發生了無數次政變和內戰。很少有3世紀的皇帝能長留帝位或是壽終正寢。[25]
皇帝對頻繁產生的不安全狀況迅速做出了回應，他們逐漸建立了一支可以快速集結的部隊。這些被稱為扈從軍（原意「護衛」，之後衍生出英文單詞「committee」，即委員會）。 除了帝國禁衛軍的10,000名成員，塞普蒂米烏斯·塞維魯還設立了第二帕提亞軍團，駐紮在羅馬附近的阿爾巴諾拉齊亞萊，這是自奧古斯都以來第一支駐紮在意大利的軍團。他從邊境駐紮的騎兵隊裏調劑人員，將equites singulares Augusti，即帝國護衛騎兵的數量增加了一倍，使數量增加到了2000人。[26]他的扈從軍規模因此達到了17000人，相當於31個步兵大隊和11個騎兵大隊。[27]之後的皇帝們一直採取強化中央軍的政策，這個趨勢在君士坦丁一世（312–337年在位），他的扈從軍規模可能已有10萬人，達到了軍隊總數的四分之一。[28]
在加里恩努斯統治時期，一些高級軍官被他任命為都督（複數形式：duces，即中世紀公爵的起源），以指揮所有的護衛騎兵。軍隊內包括了equites promoti（從軍團中分離的騎兵支隊），以及伊利里亞輕騎兵（equites Dalmatarum）和盟邦蠻族騎兵（equites foederati）。[24]在君士坦丁一世的統治下，騎兵的長官被封予騎兵長官的頭銜（magister equitum）magister equitum，在共和國時期這一職責由狄克推多的副手擔任。[29]但根據過去的學者們所描述，早期這個職位並未暗示那個時期有過一支獨立的純騎兵軍隊的存在。兩名騎兵長官麾下的軍隊混有步兵和騎兵，而且仍以步兵為主。[27]
3世紀軍團的規模逐漸縮小，甚至還有一些輔助單位夾雜其中。軍團被分解成較小的單位，這可以通過在英國遺留下來的傳統大型基地遺址來證明，他們的規模隨着時間逐漸縮小，最終被放棄使用。[30]此外，從2世紀開始，一些從母單位內被分離出來的子單位最終形成了新的作戰單位，例如2世紀初位於達契亞的伊利里亞騎兵分隊（vexillatio equitum Illyricorum）[31]和駐紮在英格蘭的的equites promoti[24]與numerus Hnaufridi。[32]這導致了4世紀各種新單位類型的衍生，這些作戰單位的規模通常少於元首制時期的軍隊建制。例如，在2世紀，布旗隊vexillatio（衍生自 vexillum 即「軍旗」之意）是從羅馬軍團/輔助軍團分離出的部隊單位，既可以是步兵也可以是騎兵。而在公元4世紀，它通常作為精英騎兵團的建制出現。[33]
從3世紀開始軍隊內開始有記錄出現以蠻族部落的名字命名的正規小型部隊單位（而不是以自由民部落的名字為名）。這些部隊是蠻盟傭兵foederati（對羅馬有軍事義務的盟軍)轉化過來的正式部隊建制，這一趨勢將在4世紀越發明顯。[34]駐紮在不列顛的第一薩爾馬提亞騎兵大隊，可能是由馬可·奧勒留在175年送去駐紮哈德良長城的5,500名薩爾馬提亞騎兵俘虜中的一部分組成的。[35]當然至少在公元3世紀時期，還沒有史料充分證明非常規建制的蠻族民兵部隊成為了元首制時期羅馬軍隊的一部分。[36]
3世紀中葉，帝國陷入極為嚴重的軍事和經濟危機 251-271的一系列軍事上的災難表現使得高盧、阿爾卑斯地區和意大利、巴爾幹半島和東方地區被阿勒曼人、薩爾馬提亞人、哥特人和波斯人佔領，幾乎導致帝國解體。[37]與此同時，羅馬軍隊還要努力應對毀滅性瘟疫的影響，現在該流行病被認為是天花，251年始於塞浦路斯的塞浦路斯大瘟疫，並且在270年時仍然在肆虐，還可能帶走了克勞狄二世皇帝的性命（268–270年間在位）。[38]而根據二世紀後期安敦尼疫病爆發時期所遺留下來的史料來看，極有可能就是天花，當時帝國內15%-30%的居民因此病歿。[39]根據佐西穆斯的記載，實際情況可能遠糟於此。[40]軍隊以及他們所居住的（同時主要是招募的來源地）邊境省份，因為他們人員集中且被頻繁調動，使得這些地區成為了瘟疫的重災區[41]
3世紀的危機開始了社會經濟影響的連鎖反應，這對古典晚期軍隊的發展具有決定性作用。由於瘟疫造成的嚴重破壞和稅基銳減的二者結合使得帝國政府破產，帝國中央決定生產大量成色低下的貨幣，比如安東尼尼安努斯，作為作為當時支付帝國軍隊薪水的銀幣，在215年到該世紀的60年代的數十年裏成色降低了95%。即使用相同質量的貴金屬可以製作20倍的硬幣。[42]這導致價格瘋狂通脹：例如，戴克里先的小麥價格是元首制時期的67倍。[43]貨幣經濟崩潰，軍隊不得不依靠徵收食品換取補給以維持。[44]軍隊徵稅毫無公平可言，使得他們所駐紮的邊境省份遭到毀滅性的打擊。[45]士兵的薪水毫無價值可言，這使得軍隊的新兵減少到僅能維持軍隊建制存在的水平。[46]這樣的狀況使得境內的公民不願從軍，帝國政府被迫使用強制徵兵的手段[47]而同時因為瘟疫又減少了大量的人口，帝國不得不大量招募蠻族進入軍隊。到4世紀中葉，蠻族兵員達到了新兵總數的四分之一（精英軍團內甚至超過三分之一），比1世紀和2世紀的比例都要高得多。[48]
到了公元3世紀，羅馬化的伊利里亞人和色雷斯人，大多來自羅馬騎士們及他們的後代，壟斷了軍隊的高級官員位置。[49]直到最後，多瑙河軍事高官們奪取了對國家本身的控制權。268年加里恩努斯（260–268年間在位） 被伊利里亞和達契亞的高級軍官組織的政變推翻，其中包括了他的繼任者克勞狄二世和奧勒良（270–275年間在位）。[50]以及他們的繼任者普羅布斯（276–282年間在位），戴克里先（284–305年間在位）以及四帝共治的同僚們組成的永久性的軍政府。他們可以是出生在同一個省，（有些甚至出生在同一個城市，比如上默西亞的軍隊駐地西爾米烏姆）的老鄉們，或者是曾在同一軍團中服役的同僚們。[17]
伊利里亞軍官團以一連串的勝利扭轉了251-71年間發生的軍事災難，其中最為出名的的是克勞狄二世在納伊蘇斯戰役 戰勝了規模極為龐大的哥特人部隊，這對哥特人打擊甚為沉重，以至於哥特人直到一個世紀之後的亞德里安堡戰役（378）之後才再次成為帝國的嚴重威脅。[51]
伊利里亞皇帝或多瑙河皇帝特別關注在危機期間由於瘟疫和蠻族入侵造成的邊境省份人口減少現象，因為這個問題在他們自己所在的多瑙河省份尤其嚴重。因為缺乏人力，這些省份的耕地大量荒廢。[52]因此，為了應對人口減少對軍隊招募和供應構成的嚴重威脅，伊利里亞軍政府採取了一項積極的政策，將被擊敗的蠻族部落居民大規模地重新安置在帝國領土上。 奧勒良在272年將大量卡爾皮人遷了潘諾尼亞。[53]（此外，到275年，他撤銷了達契亞省，將整個省人口遷移到了默西亞，動機與之前相同）。[54]記錄檔上有記載提到他的繼任者普羅布斯在279、280年將100,000名巴斯塔奈人以及後來還有相當數量的格皮德人、哥特人和薩爾馬提亞人遷移至默西亞。[55]戴克里先之後持續地執行這項政策，根據維克多的記載，他轉移了297個大量的巴斯塔奈、薩爾馬提亞和卡爾皮的部落到邊境省份。[53][56]雖然這些人在帝國定居的確切條件未知（說法多種多樣），但共同特徵是給予蠻族土地換來的就是兵役或者遠高於其他省份份額的徵兵名額。從羅馬政府的角度來看，這項政策有三重好處，即削弱敵對部落，重建受瘟疫蹂躪的邊境省份（將其廢棄的田地重新養護起來）並為軍隊提供一流的新兵。這也受到了蠻族囚犯的歡迎，他們對帝國可能會給予他們土地的政策感到高興。在4世紀，這些蠻族群體被稱為軍戶。[34]
伊利里亞王朝出的皇帝統治帝國一個多世紀，直到379年才結束。事實上，直到363年，權力都一直由當初建立軍政團體的成員後代所掌握。君士坦丁一世的父親君士坦提烏斯在戴克里先的四帝共治政府中任職凱撒（西部的副皇帝）。[57]君士坦丁的孫子尤利安統治到363年。這些皇帝將軍隊成功地恢復到危機前的實力，但他們也只關心軍隊的需要和利益。他們也與擁有帝國的大部分土地的富裕羅馬元老們的家族脫節。這反過來又在羅馬貴族中產生了一種與軍隊疏遠的感覺，這種感覺使得從4世紀後期元老們開始抵制軍隊對帝國的無止境兵員和物資需求。[58]
戴克里先被公認為最偉大的伊利里亞人皇帝。戴克里先大規模在行政，經濟和軍事施行的改革旨在為軍隊提供足夠的人力，物資和軍事基礎設施。[59]用一位歷史學家的話來說，「戴克里先......把整個帝國變成了一個有條不紊的後勤基地」（用以為軍隊提供補給）。[60]
戴克里先的行政改革的雙重目標是確保政治穩定，並提供必要的官僚和基礎設施，以提高軍隊所需的新兵和兵役。在最高層，戴克里先設立了四帝共治制。這將帝國劃分為兩個部分，東部和西部，每個部分由奧古斯都（皇帝）統治。每個奧古斯都將依次任命一名名為凱撒的副手，他將作為他的執政夥伴（每個人都被分配到帝國的四分之一）並指定繼任者。因此，這個四人小組可以靈活地應對多重和同時的挑戰，並提供合法的繼承。[61]當然後者未能實現目標，在3世紀由於多次篡位而造成的災難性內戰仍然在四世紀重演。實際上，如果為每個篡位者提供潛在的大量的護衛部隊來強制執行他的主張，情況可能會變得更糟。戴克里先自己退休後就眼睜睜地看到他的繼任者為了權力而互相爭鬥。但是，將帝國劃分為東西兩半，同時認識到地理和文化現實，被證明是持久的；東西分治仍然使得帝國為一整體，不過在395之後便成為永久性的分裂。
戴克里先改革了省政府，建立了一個三層的省級層級，取代了以前的單層結構。最初的42個省份的數量幾乎增加了兩倍，大約在120上下。[來源請求]這些省份歸屬於12個區域，被稱為管區，每個管區都有一名代理官，然後再歸屬於4個近衛大區，以對應於分配給四位君主（凱撒和奧古斯都）的轄區，每個領土都由一名近衛司政官（請勿與具有相同頭銜的羅馬禁衛軍長官的名稱混淆）。級政府這種分割的目的是通過減少他們各自控制的力量來減少地方總督軍事反叛的可能性。[62]
此外，為了提供更專業的軍事領導，戴克里先將軍隊體系從行省的民政機構中分離出來。邊境省份的省長被剝奪了駐紮在那裏的部隊的指揮權，轉而將這全力交給稱為duces limitis（「邊防都督」），在戴克里先時期可能任命了大約20個邊境都督。[52]大多數的都督只指揮一個省份的駐軍，但少數幾個都督控制了超過一個省份的都督，例如「第一潘諾尼亞和諾里奇行省都督」，即「dux Pannoniae I et Norici」。[63]然而，在更高的層次上，軍事和行政指揮仍然統一在管區代理官和近衛司政官名下。[62]此外，戴克里先還完成了對元老院階級的排擠，元老院階級仍以意大利貴族為主導，除意大利外，元老院貴族不得擔任一切高級軍事指揮和最高行政職務。[64]
為確保軍隊獲得足夠的新兵，戴克里先施行了自羅馬共和國時代以來首次對羅馬公民進行系統的年度徵兵制度。此外他可能頒發了一道最早記載於313年的法令，強制正在服役的士兵和退伍軍人的子弟入伍。[47]
戴克里先時期，軍團的數量，可能還有其他軍事單位建制，增加了一倍多。[65]都增加了一倍多。但軍隊的總體規模不可能增加得那麼多，因為單位兵力似乎減少了，在某些情況下還大大減少了。例如軍團編制，相比於元首制時期的5500人規模，戴克里先的新軍團只有1000人。也就是說，新軍團可能只增加了軍團總人數的15%左右。[66][67]即便如此，學者們普遍認為戴克里先大幅增加了軍隊人數，至少增加了33%。[68]
戴克里先主要關注的是將向軍隊提供糧食供應置於合理和可持續的基礎上。為此，皇帝結束了對軍隊能夠任意在當地徵收糧食稅（indictiones）的權利，因為軍隊的負擔主要落在邊疆各省，這樣做會毀了當地的經濟。他建立了一種每年定期徵稅indictiones（「稅款徵收」）的制度，要求徵收的稅款預先設定為5年，並與各省的耕地數量有關，並以全帝國範圍內的土地、農民和牲畜的徹底普查為後盾。[69]為了解決某些地區農村人口減少的問題（以及隨之而來的糧食減產），他下令在元首制時期可以自由遷徙的農民們，絕不能離開他們在普查中所登記的地方（法律術語稱'origo'）。 這項措施將佃民及其後代捆綁在了他們的地主的莊園內。[70]
在恢復軍隊規模的同時，戴克里先的努力和資源集中在沿着帝國所有邊界的防禦基礎設施進行大規模升級改造，包括新建堡壘和戰略性軍用道路。[71]
在312年擊敗馬克森提烏斯後，君士坦丁解散了羅馬禁衛軍，結束了後者長達300年的存在。[72]雖然當時的原因是禁衛軍支持他的競爭對手馬克森提烏斯，但因為皇帝現在很少居住在羅馬，駐紮在那兒的軍隊也就毫無意義了。原先護衛皇帝的禁軍騎兵，equites singulares Augusti，即羅馬禁衛軍附屬騎兵隊，也就被御林軍所取代。這些精銳的騎兵團在君士坦丁即位時便存在，可能是由戴克里先創立的。[73]
君士坦丁將他的護衛軍隊拓展成一支佔有永久主導地位的軍事力量。他將邊境的部分軍力回收並創建了兩支新的部隊：更多的騎兵單位「布旗隊」和步兵單位「輔助步兵團」。擴大規模後的扈從軍由兩名新軍官指揮，一位步軍長官負責所有的步兵部隊，一位騎兵長官負責騎兵部隊。扈從軍被正式命名為野戰軍，以區別於（邊防軍）。[62]君士坦丁的扈從軍規模不詳，但根據佐西穆斯的說法，君士坦丁在對馬克森提烏斯的戰爭中動員了98,000名士兵。[28]很有可能軍隊中的大多數士兵都直接來於他的扈從軍。[29]如果接受君士坦丁軍隊人數約為40萬的說法，那麼這些士兵約佔正規軍總數的四分之一。[74]當世學者們一直在討論為何君士坦丁要保留如此龐大規模的扈從軍，一般傳統觀點認為，君士坦丁將其認作一種戰略儲備以用於對抗大規模入侵帝國腹地的蠻族軍隊，或者作為跨越邊界征討蠻族的大型遠征軍的主力。但更多的近代學者則認為其主要功能是為了防止潛在的篡位者而做的保險措施。[27]（請參照下面會論及的古典晚期羅馬軍隊的戰略）。
君士坦丁一世完成了軍事機構與行政結構的分離。管區代理官和近衛司政官失去了他們的戰地指揮權，成為了純粹的行政官員。然而他們在軍隊事務中發揮了核心作用，因為他們仍然負責部隊兵員招募，軍餉以及最重要的提供補給。[75]但是當時的邊區都督究竟是直接匯報給皇帝，還是扈從軍的兩位長官，到現在仍然未知。
此外，君士坦丁似乎重新組織了多瑙河沿岸的邊防部隊，分別用新的騎兵連「cunei」和輔助軍團「auxilia」代替原來的騎兵大隊「alae」和步兵大隊「cohortes」[62]目前還不清楚新式部隊與舊式部隊有何不同，但駐紮在邊境的部隊（相比於扈從軍內的建制）要小上許多，只為原來的一半左右。[76]但除了多瑙河/伊利里亞以外的地區還是得以保留了舊的建制。[77]
5世紀的歷史學家佐西穆斯強烈批評他建立過於龐大的扈從軍的做法，指責君士坦丁破壞了他的前任戴克里先的加強邊防的工作：「由於戴克里先的遠見卓識，羅馬帝國的邊境到處都是城市、堡壘和塔樓...整個軍隊都駐紮在邊境，所以蠻族不可能突破...但君士坦丁把大部分軍隊從邊境撤走，駐紮在不需要保護的城市裏，從而毀掉了這一防禦體系。」[78]佐西穆斯的批評可能是過分的，因為在戴克里先時代扈從軍就已經存在，君士坦丁做的無非是為了擴張扈從軍組建了全新的軍團並合併了舊有的建制[79]然而君士坦丁的扈從軍的主要來源便是從邊境調動回來的邊防軍人們[66]撤回大批的邊防部隊的行為終究還是提高了蠻族大規模突破邊境進入帝國腹地的風險。[80]
隨着337年君士坦丁的去世，他的三個兒子君士坦丁二世、君士坦斯一世和君士坦提烏斯二世，將帝國三分，分別統治西部（高盧、英國和西班牙）、中部（意大利、非洲和巴爾幹半島）和東部。他們每個人都接收了他們父親的扈從軍的一部分。到了353年，只有君士坦提烏斯存活下來，但這三支扈從軍永久性地駐紮了下來，分別在高盧、伊利里亞和東部。到了四世紀六十年代，邊境都督都直接向當地的中央扈從軍長官直接匯報工作。[72]然而除了地區性的扈從軍外，君士坦提烏斯還保留了一支隨時可動用的部隊，被稱之為常備扈從軍（Comitatus Praesentalis)。[81]而三個扈從軍所在的地區的扈從軍的數量卻在不斷增加，直到《百官志》（約公元400年），西部有6支野戰軍，而東部則有3支。[62]這些對應於西部的邊境管區，在西部則對應不列顛、三部高盧（阿基坦高盧、盧格敦高盧和比利時高盧）、伊利里亞西部（潘諾尼亞）、阿非利加和西班牙；在東部則對應着：伊利里亞東部（達契亞）、色雷斯和東方。相對的扈從軍指揮官開始對口於行政部門的長官管區代理官，控制着管區內的所有部隊，其中包括了邊區都督。[1][82]因此，在這一時間點上，平行的軍事/民事行政結構可歸納如下：
| 層級 | 軍事長官 | 民政長官 |
|---|---|---|
| 行省 | 邊區都督 | 督查官 |
| 管區 | 大元帥（東部）/野戰軍司令（西部） | 管區代理官 |
| 近衛大區 | 奧古斯都/凱撒 | 近衛司政官 |
區域性的扈從軍的產生是對君士坦丁強幹政策的部分逆轉，實際上證明了佐西穆斯對君士坦丁批判，邊防軍缺乏中央對此的有效支持。[83]
儘管地區性的扈從軍數量激增，不過帝國中央的扈從軍仍然存在，在《百官志》撰寫時期有三支常備扈從軍的存在，每支定員20000-30000上下，總計仍有75000人。[84]如果接受當時軍隊人數約為35萬的說法，扈從軍仍佔總軍隊規模的20-25%。不晚於365年且仍然能留在扈從軍中的軍事單位，一概被統稱為中央軍（直譯為「來自宮中」），是所謂野戰軍的高級形式。[81]於是軍隊內的部隊單位被分為四個等級，代表着不同的質量，聲望與薪酬。以降序排列的話便是御林軍、中央軍，野戰軍和邊防軍。[85]
軍隊規模
由於當時留存相當多詳細可究的證據，現代學者對公元1世紀和2世紀羅馬軍隊的規模有廣泛的學術共識。然而，關於4世紀陸軍的規模，眾人對此莫衷一是。由於缺乏關於編制人數的證據，導致對陸軍後期力量的估計大相逕庭，範圍從約400000（與2世紀大致相同）到100萬以上。主流學者主要分歧在於有些人認為實際是400000的「較低值」以及600000的較高值。[來源請求]
一些傳統的學者觀點認為，4世紀的軍隊比2世紀的軍隊大得多，規模應該是原來的兩倍。6世紀後期的作家阿伽提烏斯給出了645,000的數字，推測是君士坦丁一世時期的巔峰值。[86]這個數字可能包括艦隊的海軍士兵，那陸軍人數大致在600,000左右。佐西穆斯將312年包括君士坦丁皇帝在內的所有皇帝的軍隊總數相加，於是得出了581,000的總數。A.H.M. Jones所撰寫的《古典晚期帝國》（1964），包含了對羅馬古典晚期的軍隊各類的基礎研究。他以自己對建制兵力的估算方法應用在百官志的所列的單位上，從而得出了600,000的總數。（海軍除外）[87]
然而，瓊斯的600,000的數字是基於對邊防軍人數的估算，可能遠高於實際值。瓊斯根據戴克里先時期使用的莎草紙所寫的工資支給文件證據證明計算了埃及的建制人數。但R. Duncan-Jones對史料進行嚴格的重新評估後得出的結論是，瓊斯的建制人數高估了2-6倍。[88]例如，瓊斯估計邊境的軍團編制在3000人左右，而其他的單位大致有500人上下。[89]但Duncan-Jones的修訂發現，邊境駐紮的軍團規模僅為500人，騎兵大隊只有160人，騎兵隊只有80人即使考慮到其中一些單位可能是某個大單位的分隊，戴克里先的單位兵力很可能遠低於早期[90]
特里高德在對拜占庭的軍力考察上認可了大規模的古典晚期軍隊的說法。特里高德認為呂底亞的約安尼斯所給出的389,704人的數據對應的是戴克里先剛繼位的285年，[91]佐西穆斯所給出的581,000人對應的則是312年的數據。[92]Treadgold估計軍隊的規模在235-285年保持不變，在285-305年迅速增加了50%，在之後的90年間（305-395）大致保持不變[93]
但是特里高德的分析在以下幾個方面受到批評：
- 軍隊規模在235和285之間保持不變的結論似乎難以置信，因為這一時期出現了三世紀危機，在此期間，塞浦路斯大瘟疫的影響，無數的內戰和毀滅性的蠻族入侵嚴重削弱了軍隊的招募能力。
- 如果呂底亞的約安尼斯給出的39萬的數字如果是戴克里先剛開始統治的兵力的話，那麼這個數字是值得懷疑的，根據學界的研究，這個數字更像是戴克里先擴員成功後的最高兵力。
- 特里高德聲稱戴克里先將軍隊數量增加了50％以上，被另外一名學者希瑟認為難以置信，他指出即使增加三分之一的人力也要付出極大的努力。[94]
- 特里高德的估計是根據佐西穆斯提供的君士坦丁軍隊的數據得出的，而佐西穆斯是一個著名的不靠譜的編年史學家[95][96]無論是在一般情況下，還是在具體數字方面：例如，在他的記載中，帝國在357年的斯特拉斯堡戰役中殲滅了6萬名阿勒曼尼人，被當代史學家認為是可靠的馬爾切利努斯記載敵方傷亡為6000人，相對而言佐西穆斯給出了極為誇大的數據。[97]
傳統的4世紀軍隊規模大得多的觀點在近代已經不受一些歷史學家的青睞，因為現有的證據被重新評估，新的證據被發現。修正主義的觀點認為，4世紀的軍隊在高峰期時，其規模與2世紀的軍隊大致相同，並且在4世紀後期大幅度縮水。 阿伽提亞斯和佐西穆斯的統計數字，如果他們的說法是有效的，那也只可能代表君士坦丁時期的官方預計，而遠非實際的力量。微不足道的證據是，後期的部隊往往兵力嚴重不足，實際也許只有官方的三分之二左右。[98]因此，阿嘉西亞斯在紙面上的600,000可能只不過有400,000左右。後者這個規模與六世紀的呂底亞的約安尼斯所提供的戴克里先時期除去海軍水兵的軍隊總數389,704是吻合的。Lydus的數字比Agathias的數字更可信，因為它的精確性（它是在一份官方文件中發現的），並且它被歸於一個特定的時期[2]。[99] 來自帝國邊界所出土的考古學證據表明，晚期堡壘的設計目的是為了容納比其過於元首制時期更少的守軍。如果可以使用百官志中列出的堡壘識別此類場地，這些堡壘內部所能容納的駐軍編制人數也同期縮水。可以以戴克里先創建的第二赫丘利軍團為例。比起元首制時期的軍團駐地，堡壘只有其七分之一左右，從此可以推斷這個軍團大概只有750人左右。在多瑙河畔的阿布西納（Abusina），Cohors III Brittonum，第三不列顛大隊，所駐紮的堡壘只有過去圖拉真時期的堡壘的十分之一大小，也由此推斷這支大隊只有50人左右。必須謹慎對待這些證據，因為在《百官志》中對帶有地名的考古遺址的鑑定往往是試探性的，而且有關單位可能是某大單位的分隊（《百官志》經常出現同一單位同時出現在兩個或三個不同的地點）不過一般來講考古學者都從保守角度起見來估計，所以他們一般都會選擇保守的角度來對邊防軍的軍事單位規模進行估算。[100]因此，考古學上發現的證據表明，公元400年的時候，駐紮在不列顛的守軍僅有公元200年元首制時期的三分之一（200年時期是55000人左右，400年時期只有17500上下）。[76]
同時，更多的最新研究表明，2世紀的正規軍數量比傳統上預估的約30萬人要高得多。這是因為2世紀的輔助軍團人數不僅與1世紀初的羅馬軍團人數相等，甚至有的時候還會比預估的數字大上50%左右。[8]甚至有的時候還會比預估的數字大上50%左右。在2世紀末，元首制的軍隊可能達到近45萬的高峰（不包括海軍官兵和盟邦的傭兵）。[101]此外，有證據表明，2世紀部隊的實際兵力通常比4世紀部隊更接近官方實際數據（約85%）[102]
對整個帝國各個時期的陸軍兵力的估計可歸納如下：
| Army corps | 提比略 24年 |
哈德良 約130年 |
賽維魯 211年 |
戴克里先 284年開始統治時 |
戴克里先 305年退位時 |
君士坦丁一世 337年 |
百官志 （東部約395年，西部約420年） |
|---|---|---|---|---|---|---|---|
| 羅馬軍團 | 125,000[103] | 155,000[104] | 182,000[105] | ||||
| 輔助步兵 | 125,000[106] | 218,000[8] | 250,000[107] | ||||
| 羅馬近衛軍 | ~~5,000[108] | ~~8,000[109] | ~15,000[109] | ||||
| 羅馬軍隊總數 | 255,000[110] | 381,000[111] | 447,000[112] | 保守估計：260,000？[113] 特里高德：389,704[114] |
保守估計：389,704[115] 特里高德：581,000[116] |
埃爾頓：410,000[74] 特里高德：581,000[117] |
保守估計：350,000？[118] 特里高德：514,500[119] |
註：僅計算常規部隊，蠻盟傭兵和（元首制時期有4-5萬規模的）羅馬海軍不納入計算
軍隊結構
4世紀軍隊包含三種類型的軍隊：（a） 常備扈從軍（comitatus praesentales）。這些通常是靠近帝國首都（西方的米蘭，東方的君士坦丁堡），通常陪同皇帝對外出征。（b） 管區扈從軍（comitatus） 這些都位於邊境或附近的戰略地區。（c） 邊防軍（exercitus limitanei）。[120]
類型（a）和（b）經常被定義為「機動野戰軍」。這是因為，與邊防軍單位不同的是，他們的行動不局限於一個行省。他們畢竟職責不同，這些扈從軍是皇帝用來阻止帝國內潛在的篡位者的最終保險：這樣一支強大部隊的存在本身就會威懾許多潛在的對手，如果沒有，僅靠扈從軍往往就足以打敗他們。[27]他們的次要作用是陪同皇帝對外遠征，如對外戰爭或擊退大規模的蠻族入侵。[121]另外一方面，管區的扈從軍負責的是在重大入侵的時候支援本地的邊防軍[122]
百官志對於東帝國的描述要追溯於狄奧多西一世去世時的395年。此時，根據百官志的說法，在東方有2支中央扈從軍（comitatus praesentales），每支軍隊都是由常備軍大元帥指揮，軍方的最高層的一部分，直接對皇帝負責。這兩支軍隊都被算作是中央軍。此外在東伊利里亞、色雷斯和東部三個管區還有3支扈從軍，這三支軍隊被算作野戰軍。也各有一名大元帥統領，也直接對皇帝本人負責。[125]
帝國東部有13個邊區都督直接向他們所在管區所在的大元帥負責：伊利里亞東部（2名都督），色雷斯管區（2名），本都管區（1名），東方管區（6名）和埃及管區（2名）。[82][125][126][127]
對帝國西部的軍隊結構的記載的完成時間要遠晚於帝國東部。大概425年的時候，西部大多地區失陷於日耳曼蠻族[128]然而，西部的部分在約400-425年間出現了多次修改：例如，不列顛的軍隊部署應該是在410年之前，因為羅馬軍隊就是在那個時候明確從不列顛撤出的。[124]這反映了當時的混亂，軍隊和指揮官的部署不斷地變化，反映出了當時的需要。Heather對帝國西部軍隊中各單位的分析，就說明了這一時期混亂的規模。425年存在的181個扈從軍的軍團里，只有84個在395年之前就存在，許多扈從軍的軍團也僅僅是升級的邊防軍單位，在395-425的30年間有76個軍團在這段時間被解散，[129]直到460年，西部軍隊幾乎完全解體。
因此，百官志所記載的395年的西部部分並不能準確地代表西部軍隊的結構（相比而言東部的軍事指揮體系更為準確）。
西部結構與東部大不相同。在帝國西部，395年之後，皇帝沒有辦法直接指揮駐紮在各個管區的扈從軍的長官，這些長官們則向類似於日本幕府的將軍述職。這種不正常的結構是由於半汪達爾血統的軍事強人斯提里科（395–408掌控國政）造成的，他是狄奧多西指派作為他的兒子霍諾留的監護人，後來霍諾留繼任羅馬西部的皇帝。在斯提里科在408年死後，接連不斷的弱小皇帝確保了這一職位的存在，成為了斯提里科的後繼者的專用職位（尤其是埃提烏斯和李希梅爾），直到476年帝國西部徹底解體為止。[130]這個大元帥的位置一般被叫做兩軍大元帥（簡稱為MVM，名義上便是「兩軍之長官」，兩軍則指的是騎兵和步兵）。 他直接指揮着駐紮在米蘭附近的單一且規模龐大的帝國西部的中央扈從軍。
隸屬於兩軍大元帥的是地方的野戰軍司令，他們都統領着這些地區的駐軍：高盧、不列顛、西伊利里亞、阿非利加、廷吉塔納（今北非摩洛哥丹吉爾地區）和西班牙。與他們在東部同行不同的是，東部的同行被稱為各管區的大元帥，西部管區的扈從軍的長官都被任命為低一層級的野戰軍司令，只有高盧地區的高盧騎兵元帥是例外。這大概是因為除了高盧管區的扈從軍之外，其餘的野戰軍司令所指揮的士兵數目都遠小於大元帥所理應有的20,000–30,000人的規模。
根據《百官志》的記載，全部的12名在西部的都督中有兩位都督直接對兩軍大元帥而非他們所在區域的野戰軍司令負責。[124][131]這與東方的情況不一致，可能也不能反映395年的情況。
無論帝國的東西政府，御林軍通常都作為皇帝護衛騎兵部隊，游離於軍隊指揮系統之外。根據《百官志》的說法，御林軍的指揮官保民官通常都對民政部門首腦國務總理大臣直接負責。[132]但這可能只是出於行政目的。在作戰時，御林軍保民官直接向皇帝本人報告。[73]
野戰軍和邊防軍的部隊對他們的駐紮地有不同的安排。野戰軍隊的部隊經常駐紮在市井居民區，而邊防軍的部隊則有固定基地。
大多數邊防軍都駐留在元首制時期的軍團和輔助單位所駐紮的基地[133]一些編制較大的邊防軍單位（軍團和布旗隊）駐紮於城市，可能會有永久性的營房。[134]由於邊防軍在同一個地區活動，有自己的營地，而且往往從同一地區招募，因此他們往往與當地人保持較好的關係，這與經常被調往其他地區的野戰軍和中央軍不同，他們經常被安置在平民家中。[135][136]
野戰的部隊，包括中央軍、野戰軍、有時甚至是偽野戰軍，通常宿於非戰區的城市內，在戰時則宿於臨時營地。但通常不會像邊防軍那樣在單個城市內的永久基地長期駐紮。從法律證據上看，他們通常被強制性地安置在私人住宅中（hospitalitas)。[137]這是因為他們經常在不同的省份過冬。常備扈從軍陪着皇帝四處征戰，而地區的扈從軍則根據作戰需求改變駐紮地。然而在五世紀時期皇帝鮮少直接參與戰事，因此在冬季常備常備扈從軍的冬季基地變得更加固定。[138]西部的常備扈從軍通常駐紮在梅蒂奧拉努，而東部的兩支常備扈從軍駐紮在君士坦丁堡附近。[138]
四世紀時期對於軍隊建制最大的改變就是減少了單一單位的規模而增加了單位的數量，比起過去的軍團/輔助軍的二元制度而言增加了新的建制類型和等級使得這一系統更為複雜。[139]
古典晚期的帝國軍隊單位兵力的相關史料非常零散，而且模稜兩可[140]下表按單位類型和等級給出了一些單位兵力估計：
| 騎兵 單位 |
野戰軍 （包括中央軍） |
邊防軍 | XXXXX | 步兵 單位 |
野戰軍 （包括中央軍） |
邊防軍 |
|---|---|---|---|---|---|---|
| 騎兵翼 | 120–500 | 輔助步兵團 | 400–1,200 | |||
| 騎兵大隊 | 200–300 | 步兵大隊 | 160–500 | |||
| 騎兵軍團 | 80–300 | 步兵軍團 | 800–1,200 | 500–1,000 | ||
| 教導團* | 500 | 步兵分隊 | 200–300 | |||
| 布旗隊** | 400–600 | 邊防團 | 200–300 |
*教導團不適用於野戰軍編制，他是御林軍的編制
**布旗隊有時也被叫做「騎兵隊」，比如說侍衛騎兵隊
很多不確定因素仍然存在，特別是關於邊防軍軍團的編制，其基礎編制規模的估算上下差非常大。在4世紀的過程中，單位兵力也有可能發生變化。例如，瓦倫提尼安一世似乎與他的兄弟和共治皇帝瓦倫斯一起拆分了大約150個扈從軍單位。由此產生的部隊可能只有母部隊的一半兵力（除非舉行了一次大規模的徵兵活動，使他們全部達到原來的兵力）。[140]
教導團根據六世紀的參考資料，其編制在500人左右。[67]
在扈從軍中，人們一致認為布旗隊的規模在500人左右，而軍團則為1000人。最大的不確定因素是最初由君士坦丁組建的輔助宮廷衛軍編制。相關史料是矛盾的，表明這些部隊可能是約500人，也可能是約1000人，或者介於兩者之間。[142][143]如果較高的1000人的規模是真的，那麼輔助步兵團和軍團就別無二致，這是支持輔助步兵團為500人最有力的論據。
邊防軍的單位建制眾說紛紜。Jones和Elton根據少量而模稜兩可的史料認為，邊境的軍團的編制在1000人上下而同地區的其他單位只有500員的編制。[89][144]另一些人則根據紙莎草紙和最近的考古證據，認為邊防軍的平均兵力可能是Jones/Elton所聲稱的一半，即軍團只有500人而其他的單位甚至只有250人的編制。[76][145]
儘管從4世紀初該單位便已存在，但現有的唯一一份完整的御林軍的清單則記載在成書於四世紀晚期到五世紀初期《百官志》中。。那時候一共有12支教導團，西帝國有5支分隊而剩下7支在東帝國。這些護衛騎兵總計有6000人，相比於2世紀後期只有2000人的奧古斯都獨屬騎兵隊equites singulares Augusti，編制增加為原來的三倍。[12]12支教導團中有10支是所謂羅馬的「傳統」騎兵，和元首制時期的「大隊」騎兵的裝備類似，下轄則有名為scutarii（盾騎兵）、armaturae（裝甲騎兵）或gentiles（異族騎兵）。然這些名字早已沒有字面上的含義，已經成為了單純的一種尊稱，儘管他們最初可能表示由特殊的裝備或種族組成的部隊（gentiles意為被吸納入境內服兵役的異族的部落民）。只有東部的兩支教導團，是極為特殊的建制：一支教導團名為clibanarii（具裝衝擊騎兵，或者是重具裝衝擊騎兵），還有一支則是具裝弓騎兵（sagittarii）。[146][147]40 select troops from the scholae，而從御林軍中被選出的40名因其白色制服而被命名的candidati，是皇帝的私人保鏢[73]
中央軍和野戰軍的基礎騎兵分隊被稱作中央軍布旗隊和野戰軍布旗隊；同樣基礎的步兵分隊被稱作中央軍軍團、中央軍輔助步兵團、野戰軍軍團和偽野戰步兵團。[98][148]只有中央軍會有輔助步兵團，以強調其精英地位，而軍團在中央軍和野戰軍都有。[124]
扈從軍的騎兵的大多數（61%）一直保持着半具裝的類型，與元首制時期的騎兵大隊類似，通常在戰場上被用於近戰。這些軍團具有各種頭銜：野戰騎兵團comites、盾騎兵團equites scutarii、侍衛騎兵團或萬用騎兵團equites promoti。同樣，這些頭銜可能純粹僅是遵照舊日傳統，並不表示不同的部隊類型或職能。[20]24%的騎兵軍團是無裝甲輕騎兵，例如達爾馬提亞騎兵隊、摩爾人騎兵隊或弓騎兵部隊，他們適合騷擾和追擊敵軍。摩爾人自500年前的第二次布匿戰爭以來一直存在於帝國的輔助騎兵的行列。達爾馬提亞騎兵，則是自三世紀開始出現在羅馬軍隊內。扈從軍的15%的騎兵部隊則是重裝甲的甲冑衝擊騎兵或具裝衝擊騎兵，用於衝擊敵軍陣列[149]
邊防軍里，什麼上述的單位編制幾乎都有，步兵包括了邊防步兵隊、邊防民兵團以及輔助步兵團，或者還有些元首制時期遺留下來的軍團和大隊建制。騎兵建制的話則包含了邊防騎兵隊，邊防騎兵連和元首制時期遺留下來的騎兵大隊。[144]
野戰軍的實力要強於邊防軍的證據多且充分，但是差距並非天差地別。有說法指出邊防軍的組成大多來源於地方農民的民兵，因此作戰能力遠不是職業軍人的對手。[150]這種觀點被許多現代學者所否定。[144][151][152]史料中證明邊防軍實際上都是全職的職業軍人。[153]他們負責打擊小規模劫掠的蠻族，這是帝國持久的安全問題。[154]因此，他們的戰鬥準備和經驗很可能是很高的。這一點在阿米達圍城戰（359年）中表現得淋漓盡致，被圍困的邊防軍團以高超的技巧和頑強的意志抵抗了波斯人的進攻。雖然波斯人的規模優勢要遠高於守城的羅馬守軍和援軍（12萬人對5萬），波斯人取得了勝利並絞死了當時的守城指揮官，但是波斯人也付出了超過3萬人的重大損失，而羅馬方面僅犧牲了絕大多數的守軍和城外的流民，援軍並未遭到重創。[155]埃爾頓認為，資料中沒有提到少於400人的蠻族入侵，這意味着這種情況通常由邊防軍處理，而不需要扈從軍的協助。'。[156]邊防軍同時也經常陪同扈從軍以作為特定戰役的輔軍，之後也會長期跟隨扈從軍並被稱為偽野戰軍，對其戰鬥力的認可不言而喻。[153]
羅馬晚期的軍隊中有大量的重裝甲騎兵，被稱為cataphractarii（來自於希臘語κατάφρακτος/kataphraktos，意思是全身被包覆着的）。騎兵從脖子到腳包覆着層狀的鱗甲 或者軀幹四肢穿着札甲（可以參照臂甲），他們的馬匹通常也包覆着盔甲。具甲騎兵持有名為contus的重型長槍，長約3.65米（12英尺），需要雙手抓持，部分人還佩帶弓箭。[158]具甲騎兵主要負責衝擊敵陣，通過集中壓倒性的兵力攻擊敵方陣線的某一特定地段來打破敵方陣線。在4世紀的記錄中，還出現了一種被稱為具裝衝擊騎兵的衝擊騎兵，這個詞源於希臘語的κλίβανος（klibanos，即麵包的烘焙爐），當然也有說法是起源於波斯語。也許就是甲冑衝擊騎兵的代稱，也或者是這其中的一種。[20]這種騎兵的原型公元前六世紀便存在在歐亞大草原斯基泰人和他們的同族薩爾馬提亞人|的部落中。公元前1世紀，安息帝國便採用了這種軍種。再至公元一世紀時期，為了對抗東方波斯人和北方多瑙河流域的游牧薩爾馬提亞人的威脅，鐵甲騎兵成為羅馬人的軍隊的一部分。[159]通過考古發掘最早的鐵甲騎兵部隊來自於2世紀時開始存在的高盧-潘諾尼亞甲冑騎兵大隊，當時駐紮在潘諾尼亞，即現在的匈牙利[160]羅馬帝國境內的甲冑騎兵存在已久，但再帝國的後期規模才開始大規模增加，帝國大多數的甲冑騎兵軍團就駐紮在東部地區。[161]不過，在駐紮在東部軍隊的兵團中，有幾個兵團的名稱是高盧語，很顯然起名的根源起於帝國的西部。[162]
弓箭手部隊在《百官志》中以equites sagittarii（弓騎兵）以及sagittarii（弓箭手，詞源sagitta意為「羽箭」）。與元首制時期類似，許多非sagittarii命名的軍團也可能包含一些弓箭手。弓騎兵似乎只出現在輕騎兵部隊中。[20]弓箭手和弓騎兵同時都被存在於扈從軍中。[163]而邊防軍只會有弓騎兵的編制，因為步兵裏面已經混入了步兵弓箭手。[164]
古典晚期的帝國軍隊的一個顯著特點是出現了獨立的炮兵部隊，在元首制時期這些部隊似乎是軍團的組成部分。他們一般被稱之為弩炮部隊ballistarii（來源於Ballista即投射器的意思），百官志內一共有七個基礎單位編制，不過只有一個歸屬於中央軍編制下。但也有一些被標明為偽野戰軍，意味着它們原本屬於邊防部隊。獨立炮兵部隊的目的大概是為了大量集中火力，尤其是對圍攻有用。然而，許多普通的軍團很可能繼續擁有integral artillery，尤其是邊防部隊。[165]
百官志當初還列出了一系列疑似特殊功能的輕步兵單位：superventores和praeventores（阻擊隊） exculcatores（追蹤隊）、exploratores（斥候隊）。[166]但是同時期記敘此事的阿米安努斯用了多種不同術語來描述這些部隊：velites（輕裝遠程投擲隊）、leves armaturae（投石者部隊）、exculcatores（追蹤隊）、expediti（探查隊）。即使百官志內證實阿米安努斯所說的這些部隊是獨立部隊單位，目前為止尚不清楚這些部隊中是否有任何一支是獨立的部隊，或者實際上只是為某一特定行動而專門武裝的普通部隊的小分隊。[167]
布塞拉里亞Bucellarii（拉丁文複數為bucellarius；字面意義是「食餅乾者」，[168]（希臘語：βουκελλάριοι）是晚期羅馬和拜占庭帝國時期出現的職業士兵的稱呼，這些部隊不由國家直接支持，通常都由個人所僱傭並效忠於其僱主，不過他們也宣誓服從在位皇帝。這些「家丁部隊」的僱主通常是著名的將軍或高級文官僚。這些部隊的單位一般都很小，但是，特別是在許多內戰期間，他們可以發展到幾千人。實際上，因為部曲是受僱傭的小規模的個人部隊，所以他們的裝備通常要好很多，訓練也相當充分，戰鬥力要優於正規軍。他們最早出現於四世紀後期，隨着時間的流逝他們逐漸成為戰鬥部隊中的中流砥柱，尤其是遠征軍。著名的部曲僱主包括了作為軍方大元帥的斯提里科和埃提烏斯，還有近衛司政官魯菲努斯。[169]
在正規軍之外帝國僱傭了大量的從羅馬帝國境外的部隊，通常被稱為蠻盟（該詞源於foedus，即「條約」之意）傭兵，或者在東方他們被稱為symmachi。這些部隊的人員通常都來自於蠻族酋長們的土地，他們的部落領主與帝國簽訂條約dediticii而為帝國四處征戰。[170]羅馬人在整個帝國史上都在使用這些部隊，比如說圖拉真柱所刻畫的戰爭場景上，蠻盟傭兵在達契亞戰爭中立下了汗馬功勞。(101–6)。[171]
在四世紀元首制式微之後，隨着越來越多的蠻族進入羅馬帝國正規部隊，蠻盟傭兵的編制和所屬越來越難以界定，他們根據他們所屬的族群被編在一起，成為被稱為」Numeri」的部隊。（該詞即部隊之意，雖然numerus也是正規步兵建制的名稱）。[172]他們在特定戰役期間或特定時期與正規軍一起服役。通常他們的服役範圍僅限於部落所居住的地區，但有時也可以部署到其他地方。[173]他們由自己的領袖指揮。目前還不清楚他們使用的是自己的武器和盔甲還是羅馬軍隊的標準裝備。在晚期軍隊中，比較有戰鬥力的和在軍中長期服役的numeri似乎被吸收到晚期的正規軍中，迅速變得與其他部隊沒有區別。[174]
兵員的徵募
元首制時期，大多數的羅馬軍團和輔助軍團的新兵都是志願兵（voluntarii）。當然強制徵兵（dilectus）並未被完全廢除，但僅僅會在緊急情況或者中大作戰需要大量補充兵員的情況才會用到。[175]與此形成明顯對比的是，古典晚期的軍隊對羅馬公民的招募主要依靠強制徵兵。首先，法律規定現役軍人或老兵的兒子必須入伍。其次，根據indictio（土地稅評估）每年定期進行徵收。土地所有者（或土地所有者的組織）要根據其莊園應繳納的地稅數額，向軍隊提供相應數量的新兵。自然，地主們有強烈的動機留住自己最優秀的年輕人在自己的莊園裏工作，而把那些體質較差或不可靠的人送去服兵役。還有證據表明，他們試圖通過提供士兵（無論如何都有可能服役）和流浪漢（vagi）的兒子來完成他們的配額來欺騙徵兵。[47]
然而，徵兵制實際上並不普遍。首先，以土地為基礎的徵兵意味着徵兵對象完全是農民的兒子，而不是城鎮居民。[47]因此，帝國約有20%的人口被排除在外。[176]在元首制時期類似，奴隸是不可徵召的，自由民里的某些職業從業者例如麵包師和旅館老闆也不在徵兵之列。此外，省級官員和curiales（市議會議員）也不能被徵兵。這些規定只有在緊急情況下才會放寬，如在405-406年的軍事危機期間（拉達蓋蘇斯率領大量蠻族入侵高盧和北意大利）。[177]最重要的是，徵兵要求往往折算成現金徵收，按每一個應徵者的固定比率徵收。這在某些省份、某些年份是這樣做的，不過具體細節基本不詳。從現有的極少證據來看，徵兵並非在各省均勻實施，而是主要集中在軍隊的傳統徵兵地區，類似高盧（萊茵河沿岸的兩個日耳曼日亞行省）和多瑙河沿岸省（例如潘諾尼亞、默西亞和色雷斯），其他地區大概也經常折算。對350-476年間已知的野戰軍兵員的來源進行分析，在帝國西部政府的軍隊中，伊利利里亞和高盧管區共提供了52%的新兵。儘管全帝國12個管區里多瑙河的沿岸管區只有3個，但這三個管區提供了全軍接近一半的兵員，這與元首制時期極為相似。[178]This picture is much in line with the 2nd-century position。[179]
准新兵必須接受身體檢查。新兵必須年齡在20-25歲之間，這個範圍在4世紀後期延伸到19-35歲。新兵必須要身體健康，必須要滿6 羅馬尺（5 ft 10in, 178 cm）而到了367年，這個標準到367年被降低至5尺3 寸（5 ft 7in, 170 cm）。[180]維蓋提烏斯暗示，在帝國很晚期（約公元400年），甚至這一身高要求可能已經放寬，因為「...如果有需求的話，與其說考慮身材，不如考慮力量。即使荷馬本人也不需要見證者，因為他記載堤丟斯泰德烏斯身材矮小，但卻是一個強壯的戰士」。[181]
一旦新兵被錄取，他就會在手臂上打上「標記」，多半是紋身或烙印，以便在他試圖開小差時被識別出來。[182]然後，新兵會被發放一個身份識別盤（戴在脖子上）和一份入伍證書（probatoria）。然後，他會被分配到一個軍團.375年的一項法律規定，身體素質較好的人必須被分配到野戰軍中。[183]在4世紀，最低服役年限為20年（邊防軍則是24年）。[184]相比之下，在元首制時期，羅馬軍團和輔助兵團士兵的服役年限均為25年。
廣泛採用徵兵制、強制徵召士兵的兒子、放寬年齡和身高要求以及給新兵打上烙印，所有這些都表明，軍隊在尋找和留住足夠的新兵方面存在嚴重困難。[185]Recruitment difficulties are confirmed in 徵兵困難在法典證據中得到了證實：對於為逃避兵役而自殘的情況（如砍掉大拇指），有一些處理措施，包括386年的一項極端法令，要求將這些人活活燒死。[184]逃兵顯然是一個嚴重的問題，而且可能比元首制時期嚴重得多，因為後者主要是志願役。這一點可以從准予休假（commeatus）的規定變得更為嚴格得到佐證。在2世紀，士兵的休假由其團長酌情批准，而在4世紀，休假只能由高級軍官（都督、野戰軍司令、大元帥）進行批准。[186][187]此外，扈從軍部隊似乎在一般狀態下都會缺員三分之一。[98]官方與實際兵力之間的巨大差距是招募問題的有力證據。對此，Elton認為，後期軍隊並不存在嚴重的徵兵問題，其依據是大量人免於徵兵。[188]
Barbari（「蠻族」）通常被羅馬人用來形容帝國境外的住民，這個詞來源於希臘語，用以指代喋喋不休說着難以理解語言的外人。
大多數學者認為，在整個元首制時期，絕大多數的蠻族barbari都招入了輔助軍團（因為羅馬軍團僅招募羅馬公民）。[184][189]然而，在3世紀之前幾乎沒有史料證明這一點。當然也有稀少的證據表明，如果不是全部，輔助軍團的絕大多數兵員也是來自於 羅馬的自由民 或者羅馬公民。[190]4世紀的軍隊可能比兩三百年前的元首制部隊更依賴於對蠻族的招募，而其中的依據如下：
- 《百官志》內列出了帝國境內的一些蠻族軍事定居點，他們被稱為軍戶或者異邦人gentiles，這些蠻族定居者都是軍隊招募新兵的重點對象。日耳曼或薩爾馬提亞部落的人獲得帝國賜予的土地，作為交換他們將為帝國服兵役。有可能每個部落都有條約義務，每年向軍隊提供一定數量的兵員[184]蠻族部落居民在帝國內重新定居以換取兵役，在4世紀並不是一個新的現象：它可以追溯到奧古斯都時代。[191]只不過四世紀開始這種現象的規模開始擴展，而做法開始系統化。[192]
- 百官志內的單位有許多擁有蠻族的命名，因為他們是跟着本族長官一起作為非正規軍的蠻盟傭兵（被稱為socii或foederati） 轉正成為了帝國的常備軍的結果。在元首制時期，帶有蠻族名字的正規軍單位名字直到3世紀開始才有記載，但仍然極少。比如說第一薩爾馬提亞騎兵大隊（ala I Sarmatarum）便在3世紀英格蘭被證實在那駐紮，無疑是175年派駐在那裏的薩爾馬提亞騎兵的后羿。[193]
- 正規軍中出現了相當數量的帶有蠻族姓名的高級軍官，並最終出現在軍方頂層。5世紀初期，西帝國的軍隊常由蠻族出身或者蠻族血統的將軍所把持，比如阿波加斯特、斯提里科以及李希梅爾。[194]
- 4世紀的軍隊採用蠻族（尤其是日耳曼人）的服飾、習俗和文化，意味着蠻族的影響增強。比如說羅馬軍隊的一部分單位採用仿蠻族的命名，如角盔Cornuti，指的是日耳曼人在頭盔上用角做裝飾的習俗，還有barritus，是日耳曼人的戰吼。在中央軍軍團內，因為蠻族兵員愈發見多，日耳曼人傳統的留長髮習慣成為了一種風俗。[195]
對4世紀軍隊中出身於蠻族的兵員比例的量化是高度推測出來的結果。Elton基於少量的史料基礎上進行了最詳細的分析。根據這一分析，在350-400年期間，樣本部隊中大約四分之一的軍官出身於蠻族。以每十年進行的分析表明，這一比例在這一時期沒有增加，實際上在5世紀初也沒有增加。後一種趨勢意味着基層軍官中蠻族的比例並沒有增加多少，否則蠻族軍官的比例會隨着時間的推移而增加，以反映這一點[196]
如果蠻族在軍中的比例在四分之一上下，那麼這個比例也比二世紀時期的正規軍要高。假設將這個比例的兵員全部編入輔助軍團的話，在輔助兵團占元首制軍隊的比例60%的情況下，那麼超過40%的新兵將會是蠻族出身的。[11]不曾有過史料表明2世紀對蠻族如此之大的招募。[36]非羅馬名字的士兵裏面，75%是日耳曼人：在百官志的建制中證實了這些人來自於法蘭克人、阿勒曼人、薩克遜人、哥特人，以及汪達爾人。[197]其他重要的新兵來源是來自多瑙河地區的薩爾馬提亞人、亞美尼亞人以及出身高加索地區的伊比利亞人。[198]
與羅馬新兵相反，絕大多數蠻族新兵可能是自願入伍的，他們被服役條件和職業前景所吸引，與他們在家鄉的生活條件相比，這些條件和前景可能顯得很理想。只有少數的蠻族軍人作為過去的dediticii（向羅馬帝國投降的降兵，或者是逃避與其他部落衝突而投靠帝國的軍人）而被強行徵召的，作為和平條件，他們不得不承諾每年提供一定數量的新兵。蠻族可以直接招募，作為個體加入正規軍，也可以被間接招募，作為非正規的附屬部隊的成員轉為正規軍。[199]
軍階，薪酬以及福利
在軍銜金字塔的底部是普通士兵：pedes（步兵） and eques（騎兵）。與2世紀的同行不同，4世紀士兵的食物和裝備並不從他的軍餉（stipendium）中扣除，而是免費提供的。[200]這是因為支付給士兵的軍餉的第納里烏斯銀幣，在戴克里先時期的價值遠低於2世紀。在君士坦丁時期，它失去了剩餘價值，在4世紀中葉停止定期支付。[201]
士兵唯一的可支配收入來自捐獻金donativa，即皇帝定期發放的現金紅利，因為這些紅利是以從未貶值的金幣solidi或者純銀的方式進行發放。奧古斯都在位期間，每5年定期發放5枚蘇勒德斯。同時當奧古斯都即位之時，士兵們會被一次性再發放5枚蘇勒德斯以及一磅純銀（一磅純銀可以換算成4枚蘇勒德斯，根據推算士兵一次性可以獲得等同9枚蘇勒德斯當量的獎金。帝國西部從284年到395年經歷了12位奧古斯都，每個平均任期都有9年，這些士兵的捐獻金平均下來為每年1枚蘇勒德斯金幣。故士兵的可支配收入平均每年至少有2個蘇勒德斯。當然同時期也可能不僅會有來自新即位的奧古斯都的獎金，還會有來自新繼位的凱撒的獎金。[202]而2枚蘇勒德斯的年收入相比於元首制的二世紀時期而言，只有可憐的四分之一（二世紀時期的士兵年收入換算成蘇勒德斯大約在8枚左右）。[203]同時帝國後期士兵們退役後的各類補償（其中包括土地補償）也遠遜於過去，僅為元首制時期的十分之一。[204][205]
儘管與元首制時期有差距，Jones和Elton認為與大多數新兵的農民家庭不得不忍受的溫飽水平的艱難現實相比，4世紀的薪酬還是很有吸引力的。[206]與此相對應的是，兵役顯然不受歡迎。
然而，在等級更高的部隊中，薪酬會更有吸引力。薪酬金字塔的頂端是御林軍的士兵們。再接着是中央軍Palatini，然而是野戰軍Comitatenses，而邊防軍Limitanei則位居最後。關於各等級之間的薪資差異的史料很少，但它們是相當大的，這可以從一個例子中看出：一個扈從軍軍團的書記官（軍中的軍需官）就比准野戰軍的軍需官的工資高了50%。[207]
舊建制軍團級軍官（羅馬軍團、騎兵大隊和步兵大隊）在元首制時期保持不變，其中包括了百夫長和十夫長。然而在改革後的新建制中，（例如布旗隊、輔助步兵團之類），已有史料證實出現了多個不同的軍階，似乎是仿照地方當局官僚的頭銜而設立的。[208]眾人對這些軍銜知之甚少，以至於無法確定地將其與傳統軍銜等同起來。維蓋提烏斯聲稱兩百夫長ducenarius，顧名思義，指揮200人。如果是這樣的話，4世紀的百夫長可能仍相當於舊式部隊中的百夫長。[209]如下是當前最準確的薪金等級表：
| 薪金等級 （多少倍於基層士兵的收入） |
2世紀的大隊（升序） | 四世紀的同類型建制） |
|---|---|---|
| 1 | 步兵
（pedes） |
步兵
（pedes） |
| 1.5 | 口令官 （tesserarius） |
士官長 （semissalis） |
| 2 | 百人隊布旗手 （signifer） 副百夫長 （optio） 步兵大隊布旗手 （vexillarius） |
十夫長 （騎兵的為circitor） （步兵的為biarchus） |
| 2.5 to 5 | 百夫長 centenarius（2.5） 兩百夫長 ducenarius（3.5） 軍團參謀 senator（4） 副軍團長（5） | |
| >5 | 百夫長 centurio 首席百夫長 centurio princeps 副大隊長 beneficiarius |
註：軍階僅針對於薪金的高低，與在軍隊中的職能並不完全相關
該表顯示，4世紀兵團高級軍官得到的的薪資差額遠小於2世紀的同行，在4世紀高級的行政系統官員也出現了同樣的現象。
| 薪金等級 （多少倍於基層士兵的收入） |
等級 （升序） |
官位數目 （Notitia） |
職責描述 |
|---|---|---|---|
| 12 | 預備役軍官 Protector |
數百人 （尤利安時期為200人左右） |
預備役軍團指揮官 |
| 未知 | 軍事保民官 Tribunus （也可以稱praefectus） |
約800人 | 軍團長官 |
| 未知 | 侍衛保民官 Tribunus comes |
數量未知 | （i） 皇帝貼身侍衛長官 （ii） 兩個軍團的長官 （iii） 御林軍下分支教導團長官（類比Domesticus） （iv） 皇帝或軍方高層下的副官 |
| 100[212] | 邊防都督 Dux（極少的會被稱為comes） |
27 | 邊區軍隊的總長官 |
| 未知 | 野戰軍司令 Comes rei militaris |
7 | 管區的小型扈從軍總長官 |
| >500[213] | 大元帥 Magister militum （西部稱為騎兵元帥magister equitum） |
4 | 各管區的大型扈從軍總長官 |
| >1000[214] | 常備軍大元帥 Magister militum praesentalis （西部稱為騎兵元帥magister utriusque militiae） |
3 | 中央常備軍總長官 |
上表顯示了持有委任狀（sacra epistula，字面意莊嚴之信）的軍階，而委任狀會由皇帝在專門的儀式上親自頒發給被委任者。[215]
4世紀的一項重大創新是預備役軍團，其中包括預備役軍團的高級軍官。按理預備役軍團長本應是歷經百戰的老兵所擔任，但從軍隊外招收軍方相關年輕人（往往是高級軍官家族子弟）已成為一種普遍做法。預備役軍官組成的團體既可以培訓軍官，也可以提供為大元帥或皇帝執行特殊任務的參謀人才。隸屬於皇帝的預備役軍官被稱作宮內侍衛官，分成四個教導團並由侍衛保民官指揮。軍中效力數年之後，他們會被皇帝授予委任狀，並被安排指揮一個軍團。[217]
軍團指揮官可以被稱為三種頭銜中的任意一個：tribunus（對應扈從軍軍團或者邊區的大隊），praefectus（通常是邊防軍的軍團）或者praepositus（指揮邊防步兵隊和蠻盟傭兵）。[218][219]然而tribunus被通俗地用來表示任何軍團的指揮官。雖然大多數tribuni是從預備役軍官團體中進行任命，但也有少數人，同樣主要是以高級現役軍官的子弟為主，他們直接空降到軍團內成為麾下士兵的長官。[220]軍團指揮官的地位因其部隊的等級不同而有很大的差別。在最高端，御林軍的指揮官會被授予夥友comes的榮銜，，這種做法在公元400年後成為標準流程。[221]
comitiva，亦稱御用夥友，是君士坦丁一世為表彰高級行政和軍事官員，特別是皇帝的隨從設立的榮銜。它與已有的元老院和騎士的榮銜有部分重疊，因為它可以授予前兩者集團其中之一的成員（當然也可以授予這兩者之外的外人）。夥友可以分為三級，由於過度授予，只有第一等級的夥友（comes primi ordinis，直譯為第一等級的夥友，只授予元老院成員），在450年以後還保留着價值。在許多情況下，這個頭銜是依職權授予的，可以說是純粹的榮譽性頭銜。[222]
在軍方，comes primi ordinis的頭銜會授予那些資深軍事保民官。比如說（1）宮內侍衛官的頭領侍衛保民官，這個頭銜在350年的時候被稱為comes domesticorum;[223]（2）御林軍的保民官：在公元400年後御林軍指揮官也常被授予這個頭銜[224]（3）同時指揮兩個扈從軍軍團的長官（指常常成對出動的軍團，例如朱庇特軍團和赫拉克勒軍團）；[225]（4）一些為皇帝和元帥效勞但沒有軍團指揮權的護民官（tribuni vacantes）。[224]但是，以上這些官員在等級上終究和指揮管區小型扈從軍的野戰軍司令不同，後者可以指揮管區的小規模的扈從軍，而不僅僅是一到兩個軍團。
由數個軍團組成的大兵團的指揮官，依照實力大小，稱為：邊區都督、野戰軍司令和大元帥。這些軍官的軍銜相當於現代軍隊中的將軍和元帥。
邊區都督（少數會稱為司令），負責指揮邊境省份的軍隊以及邊區河道內的船隊。直到君士坦丁一世時期，邊區都督向所屬管區的代理官匯報工作。360年之後，都督則對當地駐紮的扈從軍指揮官，例如大元帥或野戰軍司令負責。[72]不過，他們有權直接向皇帝報告，這個可以從皇帝敕令中可以看得出來。少量的邊防軍長官也被稱為司令，比如駐紮在不列顛沿海的comes litoris Saxonici（薩克森海岸邊防軍司令）。[226]
野戰軍司令一般指揮一個較小規模的管區扈從軍（規模通常在10000人左右）。在百官志成書時期，野戰軍司令通常出現在帝國西部，因為西部的扈從軍被分割成數個小型野戰軍。而在東部就只有兩位野戰軍司令，負責指揮埃及和伊蘇利亞的軍隊，但這些人只指揮邊防軍的軍團。這是因為他們在百官志成書時期，直接向皇帝本人匯報工作（當然之後他們則對東方野戰軍元帥負責了）。[124]管區的野戰軍司令還負責指揮管區內的邊防都督。
大元帥統領着大規模的管區扈從軍（規模通常在20000-30000兵員之間）。與西部的野戰軍司令一樣，東部的大元帥們也能夠指揮其管區下所有的邊防都督。
常備軍大元帥是中央扈從軍的總指揮（規模通常在20000-30000兵員之間）。和西部的兩軍大元帥，騎兵統帥和步兵統帥同等級。
從中基層升到兵團指揮官的比例已不得而知，不過多半可能性很小，因為大多數人在被授予一個軍團的指揮權時已經接近退休年齡。[227]相反的是，直接被皇帝委任的預備役軍官和軍事保民官把持了上升的渠道，因為他們常常是年輕人。對於這些人來說，晉升為軍方高層的速度可以很快。例如狄奧多西，28歲便做了邊區都督。[228]而且晉升也可以適當略過一些軍階，比如說御林軍的長官享有直接接觸皇帝機會，比其他人更容易成為大元帥：比如說出身蠻族的阿吉洛 在360年直接從御林軍的軍事保民官直接越過邊區都督的階段，直接晉升成為大元帥。[224]
裝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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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世紀的步兵裝備與他們二世紀的前輩們基本相同：金屬盔甲、金屬頭盔、盾牌和劍。[229]但是從三世紀開始這些裝備逐漸開始變化,比如說衣物比起過去的要更為暖和；軍團內的羅馬環片甲、羅馬短劍、羅馬重標槍和其餘軍團時期獨特的制式武器也退出舞台；步兵採用了早期騎兵使用的裝備；對於具裝甲冑騎兵也開始大規模使用。.
一至二世紀時期，羅馬士兵身上多穿着單層的短袖丘尼卡，腳上則穿着帶鞋釘的羅馬涼鞋Caligae。這種裸露胳膊和腿的裝束是在地中海氣候下演變而來的，不適合天氣寒冷的北歐。在北歐，從1世紀開始，長袖外衣、長褲（bracae）、襪子（穿在caligae內）和系帶靴是冬季常見的服裝。這類保暖的裝備在三世紀時期被大規模普及，連地中海地區的士兵都仿效。[230]然而，很可能在溫暖的天氣里，長褲被取消，而穿的是caligae，而不是襪子和靴子。[231]羅馬後期的衣物經常藻飾華麗，男女老少會在他們的丘尼卡或者袍子繡上或者纏着編織或者刺繡的條紋，比如說骨螺紫染色的絲帶clavi，同心圓的圖案，以及帶有各類圖案的圓標orbiculi，或者方標tabulae。這些附飾通常會有幾何圖案或者植物狀的花紋，有些也會是人或動物的形象。[232]士兵們的服飾相對會比較獨特，儘管非軍事官僚似乎也有佩戴，他們會戴一種圓形無邊帽，名為潘諾尼亞帽（pileus pannonicus）。[233]
一至二世紀時期的羅馬軍團士兵多穿着羅馬環片甲，即層疊條狀盔甲，（羅馬鎖子甲）以及（鱗甲）。對現代仿製的這三類盔甲進行測試後發現，絕大多數直接的近戰揮砍攻擊和投擲物的攻擊都無法擊穿羅馬環片甲，但它唯一一點的劣勢便在於它穿着極不舒服，穿着它的人沒幾個小時就發現身上各處都是擦傷，疼痛無比，更不用說生產盔甲成本高昂，保養困難。[234]在3世紀，環片甲似乎已經停止使用，從史料描述來看部隊多穿着鎖子甲或者鱗甲。
4世紀90年代[235]或30年低[236][237]，維蓋提烏斯聲稱士兵不再穿盔甲：
從羅馬城的建立，直到格拉提安皇帝開始統治之時，步兵們都穿戴胸甲和頭盔。但是疏忽和懶惰在一定程度上導致了軍紀鬆弛，士兵們認為盔甲過重，之後便很少穿戴它們。他們先要求皇帝讓他們免穿胸甲，之後又要求不再穿戴頭盔。正因為如此，我們的軍隊遇到哥特人的箭雨便被無情地壓制住了。即使屢屢失敗，士兵們仍不願面對現實重拾盔甲，以致無數境內的大城市毀於哥特人的火海。毫無防備的軍人們暴露在敵人的刀鋒下，他們與其死戰到底，不如說更願意逃之夭夭。一個沒有盔甲或頭盔，無法同時拿着弓和盾的弓箭手；或身體赤裸，沒法同時拿着盾牌和軍旗的布旗手，我們又能從這些士兵中期待出什麼結果呢？步兵覺得盔甲甚至頭盔的重量是無法忍受的。這是因為他們很少運動，也很少戴上它們的緣故。[238]
關於維蓋提烏斯的放棄盔甲的說法有可能是他對資料中提到的370年代哥特戰爭期間羅馬士兵不穿盔甲以更開闊的陣型作戰的誤讀。[239]有史料表明，羅馬士兵包括步兵繼續穿戴盔甲的情況非常普遍。[240]
當時的藝術作品顯示，大多數帝國後期的羅馬士兵都穿着金屬盔甲。在百官志的記述中提及在四世紀末格拉提安統治時期，帝國境內有軍隊的軍工廠fabricae負責為士兵們製造鎖子甲，作為士兵的工資的代償物。[241]五世紀初梵蒂岡維吉爾的手抄本之中和阿卡狄烏斯之柱上都有描繪身着盔甲的士兵們。[242]事實上大量的鎖子甲和少量的鱗甲在特里爾被發掘出來，同樣地，在魏勒拉圖爾，也出土了同時期的盔甲。[243]軍官和一些士兵可能穿戴肌肉甲，下面還附有裝飾性的皮條流蘇。[240]元首制時期穿着環片甲的士兵對手臂和臀部以下沒有任何保護，與此相反的是，一些晚期羅馬士兵的圖畫和雕塑作品顯示，鎖子甲和鱗甲提供了更廣泛的保護。這些盔甲擁有全臂長的袖子，且它們的長度足以保護大腿。[244]
至於甲冑衝擊騎兵和具裝衝擊騎兵，從少數的古典繪畫像，以及阿米安努斯對這些部隊的描述來看，他們可能穿着特殊的鎧甲。他們的四肢被由彎曲和重疊的金屬片組成的層狀盔甲保護着：
"Laminarum circuli tenues apti corporis flexibus ambiebant per omnia membra diducti"[245]
這些薄薄的環狀鐵板,貼合着身體曲線,完全覆蓋他們的四肢。
在Boews Moor遺址,發掘出了類似的疊層盔甲,考證為四世紀末時期,符合當時的歷史。[246]
一般來說，羅馬騎兵頭盔比步兵頭盔對頭的兩側和後部有更強的保護，其形式是更寬的護頰和更深的護頸。步兵由於戰鬥時陣型緊湊，在這些部位不易受到傷害。[247]在三世紀時期，步兵頭盔開始採用比元首制時期騎兵更好的頭盔。護頰通常可以在下巴上扣在一起以保護臉部，覆蓋了耳朵之後為了保證士兵的聽覺保留了一條縫隙。比如輔助步兵的「Auxiliary E」型或它的Niederbieber變種。騎兵頭盔變得更加封閉，如「Heddernheim」型，接近中世紀的十字軍頭盔，但代價是大大降低了騎兵的視覺和聽覺。[248]
在3世紀末，羅馬頭盔的設計出現了徹底的突破。過去以凱爾特人的設計為基礎的羅馬頭盔，最終被從薩珊帝國士兵頭盔的設計所衍生出的新式羅馬頭盔所取代。這個新型頭盔的特點是通過一道中脊將數塊頭盔組件拼在一起，由是被稱為脊盔。它們又分為「Intercisa」型和「Berkasovo」型兩個子型[249]「Intercisa」型設計的是由兩片式的碗型的半盔組成，它使臉部不受遮擋，在小護頰和半盔之間的連接處有耳孔，用以保證穿戴人聽覺不受影響。它的製造比較簡單和便宜，因此可能是迄今為止最常見的類型，但在結構上比較薄弱，因此提供的保護效果較差。[250]「Berkasovo」是一種相對堅固的保護型脊盔。這種類型的頭盔通常有4至6塊頭盔組件組成（以及其特徵性的中脊），一塊護鼻，鉚接入頭盔組件內的護眉片以及大塊的護頰片。比較獨特的是在英格蘭的Burgh Castle發掘出的頭盔，採用的是Berkasovo式樣的設計，卻擁有帶耳孔的護頰片。鏈甲的護面或者露眼的金屬面具常用於重騎兵的頭盔，尤其是甲冑騎兵或具裝騎兵。[251][252]
雖說頭盔本身的造價相當便宜，但很多遺留下來的晚期羅馬頭盔的文物，其中包括了Intercisa式樣的頭盔，都有銀制裝飾的痕跡，或者表層鍍銀。[253][254]一種可能的解釋是，大多數現存的頭盔的所有者都是軍官，表層鍍銀或鍍金彰顯他們的等級；如果上面附有寶石，那就說明其所有者身居高位。[209]而其他學者則認為，表面鍍銀的頭盔多是由野戰軍的士兵佩戴的，以作為對他們的報酬及獎賞。[255]羅馬法律表明，所有這種結構的頭盔都應該有特定數量的金或銀鍍在外表。[256]
在三世紀時期，經典的軍團用的矩形凸面盾牌羅馬盾逐漸退出了舞台。所有部隊都採用了寬大的、通常是盤狀的卵形（有時是圓形） 盾牌。這些盾牌儘管形狀不同，但仍被稱為Scuta或者Clipei[257][258]。從Dura Europos和Nydam發現的文物來看，是垂直的木板結構，並膠合在一起，內外大多用漆皮面。生皮在乾燥時收縮，提高了結構上的強度[259]
羅馬短劍是一種460 mm/18 inches長的近身格鬥戳刺用劍，是元首制時期步兵（包括羅馬軍團和輔助軍團）的標準裝備，也在3世紀被逐步淘汰。步兵們逐漸採用羅馬長劍，長760 mm/30 in，在之前數個世紀僅被騎兵使用。[20]此外，維蓋提烏斯提到過還有一件叫做半長劍semispatha的武器。[260]同時，步兵也開始使用名為hasta的一種刺矛以取代羅馬短劍作為主要的近戰武器。這些趨勢意味着古典晚期的羅馬軍隊更加強調與敵人進行「一臂間距」的作戰。[239]沒有考古學或藝術學材料證明羅馬匕首Pugio這個在三世紀被證實使用的裝備在四世紀仍然存在，不過在4世紀的墓葬中發掘出了與軍用腰帶配件相配合的單刃短刀。[261]
除了刺矛Hasta之外，一個古典晚期的羅馬步兵還可能會攜帶投擲矛spiculum，類似於angon，是羅馬重標槍pilum的其中一種。也可能攜帶短標槍，比如verruta或者lanceae。晚期的羅馬步兵也會攜帶6根鉛頭做的，叫做plumbata的短投擲鏢（Plumbum意為鉛），有效射程約30米（98英尺），要遠比長標槍的投擲射程要長。這些飛鏢通常被夾在盾牌後面或裝在箭筒里。[262]因此古典晚期的步兵相比元首制時期只能攜帶兩根重標槍pilum的步兵而言可以攜帶更多的投擲物。[263]多米納特時期的羅馬弓箭手繼續使用複合弓作為他們的主武器。複合弓小巧、簡潔、威力巨大，既適合弓騎兵也適合弓箭手。該時期的少數弓箭手已裝備了弩manuballistae作為他們的武器。[264]
補給設施
除了對波斯人以外，古典晚期帝國軍隊對其他敵人的最大優勢便是高度精密的組織以保證軍人能全副武裝，以及在作戰時獲得充分的補給。和羅馬人的敵人一樣，古典晚期的帝國軍隊在敵人的土地上作戰時也會因糧於敵。但這在羅馬的領土上這麼做顯然是不可取的，在冬季，或在豐收前的春季也同樣是不切實際的。[265][266]帝國複雜的補給組織使軍隊能夠全天候或者在被敵人實行過焦土政策過的地區作戰。
軍隊的補給責任由所在地區的近衛司政官負責，他控制着一個體系的眾多民政機構（包括了管區的代理官以及行省的督查官）以他的名義收集、儲存，然後直接輸送補給到部隊駐紮地或者他們預計要駐紮的駐防工事。[267]正因為補給的數量巨大，運輸的計劃需要事先進行長期精密的計算，以備於進行對外的大規模作戰。帝國後期軍團的規模縮水至1000人上下，不過他們每天仍要消耗2.3噸糧食當量的補給。[268]因此，25000人規模的帝國的中央軍如果要應對三個月時長的對外作戰的話，需要大概5000噸糧食當量的補給（這其中還要包括馬匹以及馱畜的飼料）。
這樣龐大的貨物會儘可能用船運，通過海路和/或河路運輸，只有最短的距離才使用陸路運輸。這是因為水路運輸比陸路運輸要經濟得多（今天依然如此，雖然差別較小）。
羅馬公共郵政負責的陸上運輸通常是用羅馬式馬車（angariae）來進行運輸，這種車子的最大載重量是1500磅，即680公斤，由兩對公牛提供動力。[269]這一時期羅馬大多數貨船的有效載重量在10000-20000摩底（70–140噸）之間，不過許多供應羅馬的糧食貨船要大得多，最高可達350噸，少數巨無霸貨船可以裝載1200噸，比如說呂西安的著作中記載着在公元180年雅典停留的伊西斯號。[270]因此，一艘中位數為100噸的船隻，配備20人的船員，可以裝載與150輛馬車相同的貨物（後者則需要150個車夫和600頭牛，加上前者的報酬和牲畜的飼料）。如果風向有利，商船的航行速度比牛車通常3 km/h（2 mph）的速度快三倍，而牛每天最多只能運輸5小時。因此，貨船每天可以輕鬆達到100 km（62 mi）的里程，而牛車15 km（9 mi）卻只能走15km。[271][272]與此相對應的是，大多數這種運力的貨船隻靠橫帆（它們沒有槳）推進。通常它們只能在有風的情況下前進，如果無風的情況下要在港口呆上許多天等風颳來。（然而，較小的沿海和河道貨船被稱為羅馬快船actuariae可以使用划槳的方式行駛，相比於在地中海駛行的貨輪而言他們更具有靈活性。）海上運輸在冬季也至少有四個月的時間完全中斷（因為暴風雨天氣使運輸太危險即使是在其餘的八個月，水上的沉船事故依然普遍如常。[273]儘管如此，現存的運價顯示，通過海路運輸一批穀物從敘利亞到盧西塔尼亞（即整個地中海的周長再加一段距離--約5,000 km）也要比短的多的路程的陸上運輸要便宜。[271]
在河流上，羅馬快船actuariae全年幾乎都可以使用，除非在河流結冰或暴雨或融雪後的高水位時期，此時河流非常危險不可出動。羅馬帝國在萊茵河和多瑙河沿線設立為邊界的原因相比於防禦需求而言更多在於物流的便利性。這些河流沿岸軍用港口星羅棋佈[274]，而保護運輸船的責任則肩負在內河都督麾下的帝國海軍fluvial flotillas上。百官志上並沒有寫到有關於萊茵河船隊的記錄，這也許是當時高盧邊境淪陷的關係，但卻提到了四支多瑙河的船隊classes Histricae以及另外八支在多瑙河支流活動的船隊。每支船隊都有一名對所在地的都督負責的羅馬海軍提督率領。多瑙河上的每個多瑙河沿岸省份的都督都至少處置一個船隊，在潘諾尼亞都督的名下，有三位提督長官聽命於他。[275]
在4世紀，武器和裝備的生產高度集中（而且可能是標準化的），百官志中記載了大量的國營的兵工廠，即fabricae。不知道這些工廠是什麼時候建立的，但在戴克里先時代肯定存在。[276]至少在2世紀的時候，有證據表明軍團駐地，甚至更小型的輔助兵團駐地內就有不同規模由士兵們自營的兵工廠負責提供裝備。[277]而元首制時期，無論是文學還是考古學上，還沒有證據表明有軍隊基地外的民營兵工廠存在的痕跡（考古學家們也沒有發掘出帝國後期的兵工廠，不過也不能排除它們的存在）。帝國後期的兵工廠一般設立在邊境督區及其下屬省份，[278]有些既生產武器和盔甲（例如總裝工廠fabrica scutaria et armorum），有些則生產其中一樣。另一些則專門生產以下一種或多種產品：fabrica spatharia（鑄劍）、lanciaria（鑄矛）、arcuaria（鑄弓）、sagittaria（鑄箭）、loricaria（鑄一般鎧甲）、clibanaria（具裝騎兵甲）以及ballistaria（投射器）。[279]
駐防工事
與一二世紀相比，三四世紀時期擁有更多的堡壘，也擁有更龐大的防禦工事。[142]羅馬後期的防禦工事（無論是後來的新建的還是過去翻新的）相比過去的而言，都具有強得多的防禦能力。而且相比於元首制只在邊境地區修建堡壘的做法不同的是，羅馬後期在全國各地都修建堡壘，甚至包括了羅馬及東部的新都君士坦丁堡。[280]
根據Luttwak的說法，一二世紀的羅馬堡壘，無論是羅馬軍團的營地castra legionaria（不準確地譯為軍團堡壘） 還是輔助軍團的堡壘，這些建築物都只是為了防止襲擊的住宅型基地。典型的基地都呈現撲克型的長方形，外牆很薄且狹長低矮，水溝很淺，大門也不堅固。而這些基地設施的存在意義不是為了防止敵人入侵，而是為了劃定地盤，防止小股敵人的侵入。[281]這種觀點過於極端，因為所有的證據都表明，這種堡壘，甚至是基於行軍營設計（溝渠、土城牆和木柵欄）的較初級的早期類型，都能提供相當程度的保護。比如說69-70年的巴達維人之亂中，5000人規模的第十五初創軍團在克桑滕的駐地Castra Vetera遭遇了規模遠超於己的巴達維人和由基維利斯率領的輔助軍團叛軍的圍攻，儘管後者佈置了約8000名羅馬人訓練過的裝備精良的輔助軍隊同時動用了攻城器械。而羅馬人最終卻因飢餓而被迫投降，獻出要塞。[282]
然而，後來的堡壘無疑是按照比2世紀高得多的防禦規格建造的，包括以下特點：
- 更寬（平均約10 m）更深（平均約3 m）的圍溝，比起傳統的V字型而言更平坦。[142]以此可以增加將攻城設備（例如雲梯和撞錘）帶至牆邊的難度。同時這種溝壑會將攻城方聚集到一個封閉區域從而可以集火打擊。[283]
- 更高（平均約9 m）更厚（平均約3 m）的城牆。這些城牆是由石頭或者石頭/碎石組合而成，加寬的厚度使敵對方難以通過地道挖掘的方式滲透入侵。高度則逼迫入侵者使用摺疊雲梯。城牆的護欄上會有垛口 幫助士兵們擋住外界射過來的遠程投擲物（例如弓箭、擲石）[284]
- 更高（平均約17.5 m）的突出的角樓和間隔樓。這可以讓士兵們擁有高地優勢，從上往下傾倒熱油，甚至往攻城士兵的人堆里放火。塔樓通常是圓形或者半圓形的，相對正方形較少，因為正方形的塔樓的防禦性較差。塔樓一般間隔30米（98英尺） 設一個。[285]
- 城門塔，在大門兩側各建一座，從門上凸出，以便防守者向入口前的區域射擊；城門本身通常是木製的，上面有金屬覆蓋板，以防止被火燒毀；有些城門有格狀吊閘；後門建在塔樓內或塔樓附近，以便於出擊。[286]
相比於新建堡壘，帝國中央更傾向於將舊有的營地升級成堡壘。因此，早期堡壘周圍常見的兩條平行溝渠可以通過挖掘它們之間的地面而連接起來。同時還增加了射擊塔。城門要麼用凸出的塔樓重建，要麼通過建造一個大型的矩形堡壘將其封死。城牆的厚度在舊的基礎上增加一倍，以加強城牆的強度。升級後的堡壘一般比新建的大得多。新堡壘的面積很少超過一公頃，通常是為了填補舊堡壘和城鎮之間的空隙而設置的。[287]然而並不是所有四世紀的堡壘都經過了對過去舊營地的升級。不列顛地區的堡壘例如哈德良長城附近的堡壘，歷時經久，並沒有進行大規模的改造。[288]
羅馬晚期防禦工事的主要特徵明顯預示着中世紀城堡的誕生。但我們不能因此過度誇大羅馬後期的防禦工事的防禦能力。比如說羅馬後期的要塞並不總是位於可以進行佈防的地點，例如山頂上。而且這些堡壘並不具有獨立的後勤設施，不過守軍駐軍可以依靠內部補給生存多年（堡壘內擁有水井之類的地下儲水池和大規模的糧倉）。它們仍然是部隊的基地，以便在戰場上與敵軍作戰。[289]
然而，防禦能力較強的堡壘的好處是顯而易見的：在蠻族入侵的時候，因為蠻族們通常缺乏攻城設備以攻擊要塞，所以這些建築物可以作為不堪重負的地方部隊的臨時避難所，以便於他們在此處等待救援。而這些堡壘內部可以儲存的補給品能讓士兵們留存數周，並為後援部隊提供補給。這些堡壘還可以作為基地，防守者可以從這些堡壘出擊，打擊孤立的蠻族部隊並和友軍進行配合。[290]
問題是，為何從四世紀開始羅馬的軍隊需要如此強防禦功能的堡壘，而二世紀的部隊不需要呢？ Luttwak認為，可防禦的堡壘是4世紀縱深防禦「大戰略」的一個組成部分，而二世紀的「以攻代守」戰略是不需要這些堡壘的。但一些學者對這種「戰略」的存在提出了強烈的質疑，因為羅馬軍隊後期的許多做法都仍是前進式防禦的特徵。[291]另一種解釋是，以攻代守的防禦政策仍然有效，但整體效果不如以前，而且蠻族的襲擾更頻繁地滲透到帝國中去了。（見下文的戰略)
戰略與戰術
Edward Luttwak1976出版的的《羅馬帝國大戰略》重新提出了特奧多爾·蒙森的假說，即3世紀和4世紀初，帝國的防禦戰略從元首制的「前進式防禦」（或「阻斷式防禦」）轉變為「縱深防禦」。根據Luttwak的說法，元首制時期的部隊在蠻族人即將形成大規模入侵的隊伍之前就消滅這股威脅。帝國通過動員邊界區的羅馬軍團和輔助軍團，並在邊境外建立和駐紮戰略要地來實現的。因此，應對威脅的回應便將是向蠻族領土進行鉗形攻勢：來自邊境基地的大量步兵和騎兵部隊將立即越界進入蠻族土地，攔截已經糾結在一起的敵軍。[292]
Luttwak認為，前進式防禦的機制總是容易受到異常龐大的蠻族部隊的影響，因為羅馬軍隊在巨大的邊界上分佈得太過稀疏，無法應對這種威脅。而且在邊界後部沒有任何預備隊的情況下，一旦該地區的軍團被擊破，入境的蠻族部隊將無人阻擋，他們會在其他邊境守備的增援部隊成功攔截之前肆意深入帝國的腹地。[293]
Luttwak認為，縱深防禦的核心是接受羅馬邊境省份本身將成為打擊蠻族威脅的主要作戰區，而不是邊境對面的野蠻人土地。在這個策略下，邊防軍不會試圖擊退大規模的入侵。相反，他們會退入堅固的據點，等待野戰軍的到來阻擊入侵者。邊防軍相比元首制時期的邊防軍團而言實力會弱許多，但其規模和質量的減少w將通過建立更強大的防禦工事來彌補，以保護他們自己。[294]
但是Luttwak的論述的正確性受到了一些學者的強烈質疑，尤其是研究東羅馬軍隊的領軍人物B. Isaac，他對此種理論進行了嚴厲的批判。[295][296][297]Isaac認為，帝國沒有情報能力或集中的軍事規劃來維持一個大戰略，最顯著的例子就是，帝國並不存在近代政府所擁有的種參謀部。[298]無論出於何種情況，Isaac認為，帝國對防禦本身根本不感興趣：即使是四世紀而言，帝國的部隊無論是在意識形態或者軍事姿態上均具有高度的侵略性。[299]
此外，缺乏實質性的考古學或文學材料來支持縱深防禦理論。[300]J.C. Mann 指出，無論是在百官志還是在考古學文檔中，都沒有證據表明萊茵河或多瑙河沿岸的部隊駐紮在邊境腹地。[301]相反，幾乎所有被確認為4世紀在多瑙河流經地區所建造或佔領的堡壘都非常靠近多瑙河，甚至都到了多瑙河的對岸，與2世紀的分佈驚人地相似。[302][303]
另一個所謂的「縱深防禦」的支持依據便是駐紮在帝國內境的中央常備扈從軍。一種傳統的觀點認為，中央扈從軍的作用是作為最後的戰略儲備，可以攔截如3世紀末一樣，成功深入帝國的大規模蠻族部隊。然而，中央常備軍是在312年由君士坦丁一世所創建，而之前並無同等先例。更何況，在這之前的40年裏，帝國也並未遇到蠻族入侵成功的案例。另外Luttwak自己也承認，它們距離邊境太遠，在攔截蠻族入侵方面沒有太大的價值。[304]他們到達相應的戰區可能需要數周甚至數月的時間。[305]雖然常備扈從軍常被認為是機動野戰軍，但在這裏，「不機動」會是更準確的描述。因此，現代主流觀點認為，中央常備軍的存在意義，與其說作為抵抗外敵的核心戰備力量，不如說是以此威懾潛在的篡權者，並提供強大的戰力以便皇帝調遣並打擊他的敵人。[27]
Luttwak對於羅馬軍隊的分析在君士坦丁統治末期，即管區的野戰軍建立的時間點上終止。與中央扈從軍不同的是，野戰軍分置在帝國境內的各個戰區，離各自的邊境足夠近。但他們的駐紮地可能與2世紀的軍團所在地差別不大，他們顯然是在城市內過冬，而不是在專門建造的軍團基地內過冬。[306]比如說帝國東西政府都存在的伊利里亞野戰軍都在西爾米烏姆過冬，那裏自二世紀時期開始就是羅馬軍隊在伊利里亞的主要軍事據點。[307]
此外帝國保留了元首制時期前進式防禦政策的核心特徵：與居住在帝國邊境的部落簽訂互助條約的制度。羅馬人將承諾保護盟友不受鄰國的攻擊。作為回報，盟友將承諾不掠奪帝國領土，並防止鄰近部落也這樣做。雖然盟友在官方上被稱為納貢者tributarii（即必須向羅馬繳納現金或實物的貢品的附庸），但實際上，盟友的忠誠往往是通過羅馬的禮物或定期補貼來保證的。這種做法適用於帝國境內所有的蠻族部落。[170]羅馬人在四世紀繼續協助附屬部落來進行自我防衛。比如說君士坦丁一世時期，帝國軍隊在多瑙河北岸100–250 km處，修建了總長度約1,500 km（932 mi）長的邊境長城，例如位於現匈牙利和羅馬尼亞邊境的魔鬼壩以及羅馬尼亞境內的君士坦丁長城，由本地以及羅馬軍隊的混合軍駐守。這道防線的本意是為了保護在蒂薩河和瓦拉幾亞平原的薩爾馬提亞和達契亞人部落，以防北方哥特人的侵襲。這就形成了一個從阿昆庫姆（現布達佩斯）一直延伸到多瑙河三角洲的外多瑙河緩衝區，這顯然與帝國欲將多瑙河邊境省份設為緩衝區的命題相矛盾。[308]畢竟伊利里亞出身的軍方高層以及皇帝們並不樂見生養自己的省份淪為對敵的交戰區。
4世紀期間所有的羅馬皇帝們繼續在帝國邊界以外進行大規模的頻繁進攻行動。這些與Luttwak 所描述的元首制早期的前進式防禦政策的鉗形攻勢驚人地類似。比如說，375年瓦倫提尼安一世對夸迪人部落進行了大規模的遠征。[309]尤利安在356–360期間以及瓦倫提尼安一世在368–374年期間 進行了幾次橫跨萊茵河和多瑙河的軍事行動，其目的是迫使當地部落屈服，並接受羅馬帝國作為他們的宗主國。[310]
因此，古典晚期羅馬軍隊的防禦態度包含了許多元首制時期軍隊的做法，使得一個疑問被提出，即縱深防禦是否在現實中被認作一種戰略來考慮或實施。但在學術界，關於縱深防禦的辯論仍然十分活躍。
一個傳統的論點是，騎兵在4世紀軍隊中的重要性比2世紀時要大得多。根據這種觀點，騎兵在總兵力中的比例大大增加，並從步兵手中接過了主要的戰術作用。其地位也比2世紀時高得多。同時，步兵在作戰中的效率和價值下降，使騎兵成為有效的武裝。事實上，沒有很好的證據支持這種觀點，有很多證據反對這種觀點。[161]
關於羅馬軍隊內的騎兵數目，在二世紀元首制時期的部隊，帝國境內軍隊總數在385000人左右，其中大概有80000人是騎兵，佔了大概21%。[8]至於帝國後期，軍隊內大概有三分之一的編制是騎兵，但是騎兵占軍隊的比例仍較低，因為軍隊內騎兵編制的平均人數相比步兵編制要少。例如在扈從軍中，布旗隊的建制人數是軍團的一半。總的來說，現有的材料表明，騎兵的比例與2世紀時基本相同。例如：478年，38000人規模的扈從軍中包括了8000名騎兵（21%）。而357年在高盧的13000-15000人規模的扈從軍，騎兵有3000人，佔比20–23%。[311]
因此，4世紀的大部分戰役和前幾個世紀一樣，主要是步兵的交鋒，騎兵起輔助作用。最主要的特例出現在帝國東部邊境，由於波斯人依靠騎兵作為主戰力，所以在這片地區的騎兵戰術地位相對突出。這使得羅馬人不得不加強自己的騎兵隊伍，重點增加了甲冑騎兵的數量。[20]
所謂騎兵在4世紀的地位較高的說法也是值得懷疑的，因為這種觀點本身低估了騎兵在2世紀的重要性。[161]從元首制時期開始，帝國的騎兵地位始終就高於步兵：在圖密善統治時期（81–96在位），輔助軍團的騎兵就比同軍團內的步兵的薪水高20-40%。[312]
一些現代學者認為4世紀的騎兵是比步兵更有效率的兵種，這種觀點當然不被阿米安努斯和他的同時代人認同。阿米安努斯描述了由於羅馬騎兵的無能或怯懦而實際或幾乎失敗的三次重大戰役：[313]（1）357年的斯特拉斯堡戰役，包括具裝騎兵在內所有騎兵都被阿勒曼尼騎兵擊敗，從而導致羅馬步兵的右翼受到日耳曼人的夾擊。而騎兵們逃到步兵後方之後，尤利安制止了他們的潰退，重整了他們讓他們重返戰場。（這些具裝騎兵的士兵們戰後被懲處，皇帝讓他們穿上女裝示眾）。[314]（2）363年的遠征波斯期間，兩個騎兵團的騎兵因為受到波斯人奇襲而潰逃（其中一支騎兵團的士兵被施以十一抽殺律，另一支部隊則要下馬作戰）。而之後，特爾提亞奇騎兵團Tertiaci因為在步兵即將突破波斯戰線的時候逃離戰場，尤利安懲罰他們與軍營後勤人員隨行。（3）378年的亞德里安堡戰役中，羅馬騎兵對這場災難性的失敗負有主要責任。當瓦倫斯試圖與哥特人停戰的時候，御林軍不聽指揮擅自對哥特人發起了攻擊；攻擊失敗了，當哥特騎兵出現時，羅馬騎兵逃跑了，羅馬步兵左翼暴露了。哥特騎兵隨即擊潰了羅馬左翼；哥特騎兵於是從羅馬軍隊的左翼發起主攻，導致羅馬軍崩潰，戰事徹底以失敗告終。[315]
相比之下，在阿米安努斯的著作中，包括了扈從軍和邊防軍，都有着多次上佳的表現。在波斯人359年圍攻阿米達城的時候，儘管城池陷落，阿米安努斯仍目擊到並證實了當地邊防軍對抗敵軍的老練頑強。[316]而在357年的斯特拉斯堡戰役，步兵在整個過程中表現出非凡的技巧、紀律和韌性，並在兩個關鍵的節點力挽狂瀾（詳細細節可以參考斯特拉斯堡戰役）。[317]即使是378年在亞德里安堡災難性的慘敗，羅馬步兵與拋棄他們的騎兵不一樣，他們在被三面包圍的情況下，仍然在戰場上與數倍於己的哥特人死戰到底。[318]
帝國後期的盔甲和武器與古典時期大體保持一致，而他們的戰術也同樣蕭規曹隨。系統性的偵查、行軍隊形、戰鬥陣列、營地佈防、攻城器械技術這些關鍵的要素都被完整地沿襲了下來。[319]本節研究晚期戰術中與元首制時期不一樣的方面。
有一點與元首時期的巨大差異在於，帝國後期的軍隊理論與實踐皆旨在避免與敵軍進行公開的戰鬥。而元首制時期的做法則是儘可能頻繁和迅速地與敵軍短兵相接。[320][321]而晚期的帝國軍隊這樣做的動機並非是作戰能力的衰退，他們在絕大多數與蠻族的作戰中都取得了勝利。[322]相反，首要的考慮似乎是需要最大限度地減少傷亡。[320]與敵軍的苦戰都會有大量野戰軍兵員的損失，而這些部隊又不容易找到等同的替補部隊。這反過來又支持了這樣的假設，即帝國晚期的軍隊在招募足夠的兵員，尤其是高質量的新兵方面比元首制時期更為困難。後期的帝國軍隊通常都會進行相對隱蔽或者講究戰術的作戰：伏擊、突襲、騷擾、迷惑，諸如此類。使得敵軍敵軍進入難以獲得補給且無法逃脫的區域（比如通過封鎖山口或者河道），再將敵軍一網打盡。[323]
但是，如果帝國軍隊身處無法避免戰鬥的地方，他們會遵循傳統做法，重步兵形成一根主中軸線，狹長且逐層排列。弓騎兵和輕裝投石手將居於步兵前方，騎兵則居於側翼，重騎兵在內側而輕騎兵則在外側，而一般弓箭手則在步兵陣線的後方。[324]同樣還會有兵力不等的預備隊步兵與騎兵會被部署在主陣線後方以針對戰線被突破的情況發生或者發掘戰機。在軍隊後方差不多一英里距離通常會有一個佈防過的營地，裏面會有隨軍行李以及雜務人員，還會有一小股部隊看守。它可以在軍隊投入戰鬥的時候成為軍人潰逃時的避難處。羅馬軍隊通常不會在不設防的情況下在野外過夜，他們會在營地外挖一道溝渠，使用雜物壘成外牆，並安上削尖的木頭，交叉起來作為柵欄，形成一道堅不可摧的屏障。這種系統性的防禦措施能有效地防止突襲，使部隊能夠睡個好覺。[325]
晚期軍隊似乎在戰場上的戰術方面有所發展。在早期的元首制時期，步兵大規模依賴鉛頭標槍pilum，他們在投擲出標槍後衝鋒，這招有效的讓蠻族部隊瓦解或者混亂。在這之後，軍團步兵根據訓練時的要求使用羅馬短劍進行極具進攻性的近身白刃戰，刺穿敵軍的腹部，快速地推進戰線，與近代的刺刀訓練如出一轍。[326]在近身戰中羅馬人的盔甲為士兵們帶來極大的近戰優勢，正因為如此羅馬人在對戰訓練裝備皆不出色的蠻族部隊時，這一戰術常常輕易讓敵方潰敗。[161]在步兵陣線前方的弓騎兵和投石手會在步兵短接交戰前事先將弓箭與擲石射向蠻族軍隊，然後迅速向步兵後方撤退，和已經在那裏的弓箭手一起，射出箭雨與投擲物掠過己方士兵的頭頂擊向敵軍。[327]騎兵在各翼的任務是分散敵方的騎兵，然後在可能的情況下，包抄敵方步兵主力，從側翼和後方攻擊他們。
而後期帝國軍隊在某種意義上發展了新的戰術，弓箭手和騎兵的做法趨同，但是步兵的戰術已不再那麼激進。他們已不再主動衝鋒，相反他們會等待敵軍主動衝過來。[263]在戰場上，羅馬步兵將形成緊密的陣型，(2–2.5 m long）的刺矛代替了只有0.5米（1英尺8英寸）長的短劍，成為了全新的近戰兵器。[328]攻擊範圍更遠的刺矛，與橢圓或圓形盾牌的結合，令長矛從重疊的盾牌之間形成的'V'形縫隙中伸出，使得與盾牌相互交錯形成「盾牆」的戰鬥陣列成為可能。[329][330]同樣帝國後期的部隊也在投擲物上從過去只能單次擊發的鉛頭標槍Pilum變成了可以使用更久的標槍以及羅馬飛鏢。[263]
這種作戰方式符合減少軍隊內部人員的傷亡的目的，而斯特拉斯堡戰役證明了其成效。這場戰役主要是一場消耗性的戰鬥，持續施壓於阿勒曼人以及同謀的蠻族，使得他們最後潰敗。雖說戰鬥漫長而且艱苦，但是羅馬人的傷亡相比於對面阿勒曼人的損失可以忽略不計。[331]
蠻族化理論
蠻族化理論，最早來自於愛德華·吉本18世紀的巨著羅馬帝國衰亡史，這個理論內部包含有兩個命題：（1） 其一是帝國後期蠻族兵員的人口基數遠多於元首制軍隊；以及（2） 招募的蠻族數量過多，導致軍隊的戰鬥能力大打折扣，是西羅馬帝國崩潰的主導因素。如上所述，命題（1）可能是正確的，不過應該記住帝國晚期軍隊的新兵中可能有四分之三左右仍是羅馬人，故本節將討論命題（2）。
根據吉本的觀點，帝國後期的蠻族兵員基本都來自傳統的羅馬敵對部落，他們對羅馬的忠誠度並不是很高，經常背叛舊主，勾結入侵的敵方部落（尤以出身部落為甚）。同時蠻族兵員帶來的文化以及習俗遍佈軍中，使得軍隊內部武事廢弛，羅馬人與蠻族的摩擦也屢屢發生，由是軍隊內部也並非一心。直到最後，軍隊墮落有如僱傭軍一般無力保護帝國。[184]
根據歷史學家A.D. Lee認為，幾乎沒有證據支持這種觀點，當然也沒有令人信服的理由反對這種觀點。首先，後期軍隊顯然不是，也沒有變得衰弱。直到五世紀中期西帝國從政治上解體之前，帝國軍隊仍然是一支極為強大的正規軍，並且在與蠻族軍隊的大部分重大交鋒中繼續取得勝利。比如說405年的佛羅倫薩圍攻戰，斯提里科成功擊敗了拉達蓋蘇斯的大軍。[332]更不需說東帝國，同樣比例（甚至更多）的蠻族兵員，卻並沒有因此走向西帝國同樣的命運。在分析過羅馬軍官種族來源的時候發現，350-399年期間，23%的軍官出身自蠻族；449-76時期的軍官幾乎都已是歸屬帝國東部的了（因為帝國西部解體，軍隊亦不復存在），軍官出身自蠻族的比例為31%。[333]在百官志中，相比於西部25個的軍團編制而言，東部有55個軍團編制來自於蠻族的名字。[334]
根據A.H.M.Jones的說法，古典時期的日耳曼的種群間認同根本不存在，即使是日耳曼部落之間也時常互相交戰。即使法蘭克人和阿勒曼人的部落聯盟內部的組成部落也互有世仇，導致大量的部落內小團體不得不投靠羅馬人，定居在帝國境內並成為歸化民Dediticii，並試圖以軍戶的身份在帝國定居以逃避隔壁部落的壓力。[34]而所謂的背叛也僅僅出現於羅馬人與這群人所出身的部落作戰的情況。[335]即使是阿米安努斯本人也從未將蠻族出身的部隊定性為不可靠的部隊。[336]相反他在書中認為蠻族士兵與羅馬士兵一樣忠誠奮戰。[337]
軍隊高度重視蠻族出身的軍人的一個跡象是，蠻族兵員會被優先徵募進帝國後期軍隊的精銳部隊，在帝國中央輔助軍團內部，蠻族兵員的比例大概在三分之一至一半左右（而在軍隊整體中則佔四分之一）。[338]而從三世紀後期開始，對蠻族的招募成為了帝國軍隊存續的關鍵，因為他們提供了帝國急需的優質兵員。[339][340][341][342]
前牛津大學歷史學家阿德里安·戈茲沃西 認為，帝國西部地區的淪陷，與其歸咎於帝國軍隊的蠻族化，更應該是源自於帝國內部無休無止的內戰，因為此嚴重削弱了其擊退或擊敗境外勢力的能力，比如說羅馬東部政府在383-432年期間，就沒有帝國西部政府那麼多的內戰。[343]
相關詞條
- 斯特拉斯堡戰役
- 西羅馬帝國衰亡成因機制
- 羅馬陸軍
- 東羅馬軍隊
- 羅馬輔助兵團
- 古羅馬軍事結構發展史
引用
引用出處
衍生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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