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廉·希利·沙利文（英語：William Healy Sullivan，1922年10月12日—2013年10月11日）生於美國羅德島州克蘭斯頓，美國外交官。
生平
沙利文1943年自布朗大學畢業，在畢業典禮上作為學生代表致詞。[1]畢業後，加入美國海軍，成為漢柏頓號驅逐艦的乘員，隨船赴北大西洋護航，並在北美及意大利活動，後加入諾曼第登陸的D日行動，以及進入日本沖繩的行動。[2]
在軍人法案的幫助下，他獲得了哈佛大學與塔夫茨大學弗萊徹學院授予的聯合學位。此後他加入美國外交界，被派往泰國曼谷，其間與流亡泰國北部的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陣線取得聯繫。後來他先後被派往印度加爾各答、日本東京、意大利拿坡里及羅馬、荷蘭海牙。
1961年，作為W·埃夫里爾·哈里曼的代表，先後參加在日內瓦召開的有關老撾前途問題的談判，以及處理古巴導彈危機。[3]越南戰爭爆發後，他調往西貢擔任美國駐南越大使館副館長。[4]
1964年12月23日到1969年3月18日，他出任美國駐老撾大使。任內提出與北越談判，以開始巴黎和談，結束美國對越南戰爭的捲入。[5]根據此前美國總統甘迺迪的命令，美國在老撾的所有軍事行動均要在大使的直接監督下進行。[6]他作為美國駐老撾大使，參與了404計劃，並運用其過去擔任海軍炮官的經驗參與指揮了轟炸胡志明小道的行動，以減少平民傷亡。他的這種對軍事行動的限制令他和美軍的關係不佳。[7]
在離開老撾後，他回到華盛頓以協調美國參加巴黎和談。[8]此後，1973年8月6日到1977年4月26日，他擔任美國駐菲律賓大使。在任期間，南越垮台，他策劃了成千上萬越南難民從南越經菲律賓撤離的行動。他說服菲律賓總統費迪南德·馬科斯同意逃來菲律賓的南越海軍靠岸，藉口稱這些海軍船隻在南越政府倒台後事實上已是美國的財產，拒絕了新的越南共產主義政府索回這支海軍的要求。[9]
1977年到1979年，他出任美國駐伊朗大使。到任時間恰好在美國總統吉米·卡特1977年12月訪問並會見伊朗國王巴列維前不久。1970年代，美國與伊朗的軍事及經濟關係密切。但在1978年初，伊朗通貨膨脹等經濟問題日益嚴重，伊斯蘭基本教義派以及其他反對國王的勢力抬頭。1978年，伊朗國內形勢突然惡化，美國政府對駐伊朗大使館的指示不多。[10]1978年末，沙利文告訴華盛頓方面，需要考慮政治解決，以防軍事手段無法保證國王的統治，國王離開伊朗。[11]1979年1月，美國白宮要求沙利文通知國王，美國政府感到國王需要離開伊朗。[12]次年2月1日，流亡海外的阿亞圖拉霍梅尼返回德黑蘭，該國也在4月1日正式成為伊斯蘭共和國，美國駐伊朗大使館亦於該年內遭到多支武裝組織佔領。[13]大使館人員被短暫扣為人質，隨後被伊朗看守政府釋放。[14]
1979年4月6日沙利文離開伊朗後，美國駐伊朗大使館只剩下少部分人留守，由臨時代辦布魯斯·萊茵金領導館務。萊茵金後來成為伊朗人質危機中被扣留的52個美國人質之一。沙利文回國後，1979年到1986年在哥倫比亞大學的美國會議（American Assembly）擔任領導（德懷特·艾森豪威爾在任總統前曾擔任該職）。1981年，沙利文出版了《Mission to Iran》一書，回顧他作為駐伊朗大使的經歷。1984年，他又出版的自傳《Obbligato: Notes on a Foreign Service Career》。[15]後來，他曾在林肯中心、國際中心、美越貿易委員會的董事會任職。
1988年，沙利文被其過去的北越談判對手、現已成為越南副總理兼外交部長的阮基石提名，參與美越關係正常化的開展。1989年5月，沙利文首次重返越南，會見了阮基石，成立了美越貿易委員會，此後又對兩國關係正常化作出不少貢獻。退休之後，他起初定居墨西哥庫埃納瓦卡，後來定居美國華盛頓。[7]他還曾任中國國際問題研究所特邀研究員。[16]
2013年10月11日，沙利文在他91歲生日前一天逝世。[7]他有4個孩子，6個孫輩。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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