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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同之屠是指清朝順治六年(1649年),清軍在中國山西大同地區的一次大規模屠城事件[參1]。清代編纂的《雲中郡志》、《大同府志》和《大同縣誌》對這場屠殺諱莫如深,但是從清初文人的作品及清初史料中仍能看出端倪[參2]。
由於清廷推行民族歧視和壓迫政策[註1],當時漢人社會普遍具有反滿情緒。晉、陝地區的反清復明運動最大的特色是當地百姓的廣泛參與,上自文武高官、下至普通軍民幾乎都自願地奮起反抗清廷,這正是清廷難於對付和下令屠城的主要原因。清軍在鎮壓大同反清復明運動中不分青紅皂白,濫殺無辜,表現的野蠻殘酷令後人髮指。清代官修史書雖然盡力遮蓋真相,從一些檔案和地方志里仍然可以窺見血跡斑斑的歷史場面。大同城破以後,清軍根據多爾袞的命令實行屠城,執行得相當徹底[參3]。大同和大同左衛兩座城裏的監獄關有重犯五名,由於「城破盡屠,無憑究擬」,人都殺光了,無法找到原告和證人,新任地方官只好提請銷結案件[參4]。
順治五年(1648年),江南七省的反清鬥爭先後取得大好局面的同時,原降清的大同總兵姜瓖不滿於清朝的壓迫和歧視,在順治六年十二月初三日(1649年1月)於大同起義歸南明。姜瓖連陷旁近府縣,富喀禪遣諸將根特、杜敏赴援[參5],其附近十一城皆響應他的號召,以割辮為標誌[參6],遵用永曆正朔[參7],史稱「戊子之變」或「姜瓖大同反正」。多爾袞得知消息,派遣阿濟格載紅衣大炮急赴大同,初四日到達大同城下[參8],進行圍剿,一方面又對姜瓖進行勸降,宣佈若能悔罪歸誠,仍將「照舊恩養」[參9]。多爾袞見招降無效,加派端重親王博洛、承澤親王碩塞、多羅親王滿達海,連同阿濟格繼續作戰。順治六年六月,清軍攻克了山西部分州縣,阿濟格圍困大同數月,大同城內已經食盡,「兵民飢餓,死亡殆盡,余兵無幾」,守將楊振威等人於10月斬殺姜瓖及其兄弟首級,獻城投降。
阿濟格入城後恨城內兵民固守,下令對大同「屠城斬牆」,除楊振威的官兵家屬外,「官吏兵民、盡行誅之」[參10],九月戊午日,清廷諭和碩英親王曰:「斬獻姜鑲之楊震威等二十三人及家屬並所屬兵六百名,俱著留食,仍帶來京候封,其餘從逆之官吏兵民,盡行誅之」[參11]。清軍見人就殺,見東西就搶,見房子就燒,男女老幼都被斬盡殺絕。除了個別寺院僧尼外,就連曾經明令保護的楊震威等二十三人的家眷也都被殺死。二十九日又挨門逐戶地搜殺,直到殺的連一個漢人都沒有方才罷手[參12]。
大同一失,山西各地出現連鎖效應,諸城不守,汾州、運城、太谷等地相繼淪陷。清軍每攻一城,皆把當地人殺光,製造了一個又一個「無人區」[參13]。順治六年九月二十二日,陝西清軍攻克運城,明義軍元帥韓昭宣陣亡,戰死官兵一萬餘人,「屍滿街衢」;另一位首領虞胤乘亂逃出[參14]。同月,博洛、滿達海二親王會兵合攻汾州。十三日夜間,用紅衣大炮猛轟北關,第二天從城牆坍塌處衝入城內,義軍所設巡撫姜建勛、布政使劉炳然突圍出城後被清軍擒殺。由於清軍攻破汾州後把城中百姓屠戮一空,嵐縣、永寧州(今離石縣)紳士惟恐同歸於盡,把義軍委派的知縣、知州綁赴軍前,開城投降[參15]。
為了防止人民的反抗鬥爭,拆除城牆上部五尺,毀壞一切防禦工事。以後過了三年,大同府遷回大同時,城內仍然人煙稀少,荒廢不堪,雜草叢生,野獸出沒,清朝只好從各地往大同遷移人口。清軍實施大同大屠殺後,全城只剩下5個重案犯。清朝派來的大同知府,上書順治,稱既然沒有了苦主,就可以釋放這5個人了。這份奏摺,至今保存在第一歷史檔案館[參4][參16][參13]。
經過清軍的屠殺,大同城成為了一座屍橫遍野的荒城。從零星的史書中可以看到有關大屠殺的記載。
山西人民的反清鬥爭高潮的興起,是清朝統治集團實行嚴酷統治的必然結果;山西人民的反清鬥爭沉重地打擊了清朝統治者,迫使清政府不得不實行一些讓步政策[參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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