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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曾经实施的制度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外國人居留地（日語：外国人居留地／がいこくじんきょりゅうち Gaikokujin kyoryūchi */?），簡稱居留地，是日本政府曾經為外國人的居住和商業活動而設立的特別區域。在幕末之際的1858年，江戸幕府與歐美五國簽訂了美日修好通商條約，根據條約所定，外國人居留地便被設置在了日本的通商口岸區域。伴隨着該不平等條約的逐步廢除，外國人居留地制度也於1899年中止。
在幕府締結美日修好通商條約之前的鎖國時期，設於長崎的出島和唐人屋敷便是類似外國人居留地的區域。不同的是，居住於出島的荷蘭人和唐人屋敷的中國人，被禁止未經許可進入長崎市區。1854年，日本與美國簽下日美和親條約，對其開放了下田與箱館二港；同年與英國締結了日英和親條約，向其開放了長崎和箱館二港，但這些條約都沒有準許外國人的定居。日本後續與俄羅斯和荷蘭等國簽訂的條約亦是如此。
1858年，即安政五年，江戸幕府在與美國簽訂了美日修好通商條約之後，又陸續與英國，法國，俄羅斯，荷蘭簽訂了不平等條約，統稱「安政條約」，居留地便是由此而始。
這些條約規定，在東京與大阪設市通商，開放箱館（今函館）、神奈川（今橫浜市神奈川區）、長崎、兵庫（今神戶市兵庫區）、新潟五港，並在這些地區允許了外國人的定居。實際的開港地區與條約所定有些許偏離，橫濱地區開放的並非神奈川宿，而是橫濱村（今橫濱市中區）；兵庫地區開放的則是神戶村（今神戶市中央區），而非條約規定的兵庫。
這些條約允許外國人在開港地區內租借土地，購入建築，以及建設住宅、倉庫、商館等設施；允許外國人在居留地內不受限制地自由貿易；允許外國人在居留地周圍十里（今40公里）的範圍內自由移動（作為例外，御雇外國人被允許居住在居留地以外的地區）；規定外國人享有領事裁判權，同時仍然受日本當局的行政機關的管轄。但出於避免外交糾紛的目的，外國人在日本實際上享有的權利與治外法權無異，且免繳除關稅以外的一切稅金。外國人居留地與中國的租界實際上並無不同，日本亦曾將中國的租界也稱呼為居留地。
對於日本政府來說，居留地在客觀上起到了將外國人聚集於固定區域，防止日本人與外國人發生衝突矛盾的一定的正面作用，日本國內的民族主義者和對外硬主義者亦主張藉助居留地制度，將外國人的影響範圍隔離在居留地及其周邊以內，保護日本的傳統文化。然而歸根結底，居留地是不平等條約下的產物，對外承認了治外法權與領事裁判權，日本政府一直尋求予以廢除。
1876年，由於歐美列強尋求削減經費，長崎居留地被歸還於日本政府。1877年，日本政府恢復了橫濱居留地的行政管轄權，在事實上已經廢除了該居留地。1899年，隨着不平等條約的改訂，日本政府收回了其餘的居留地。自此，外國人在日本全土獲准自由活動。
在居留地存續的數十年間，居留地所在城市的各港口發生了巨大的發展。其中，神戶一舉超越了上海和香港，成為了當時東洋最大的貿易港口。
東京雖然並非條約指定的開港城市，但被規定必須開市，因此1869年，日本政府在築地鉄砲洲設立了居留地。築地居留地位於今日的東京都中央區明石町附近，佔地約10公頃。築地居留地開設後，位於更早設立的橫濱居留地的諸外國商社並沒有入駐到東京來，而主要是基督教傳教士來到築地居留地，建立教會與教會學校。東京具有教會背景的學校因而大多發源於此地，例如青山學院大學、女子學院、立教大學、明治學院大學、女子聖學院、雙葉學園等。今日築地地區的路標性建築聖路加國際醫院，亦是因基督教的傳教活動而開設。各國駐日大使館也多設於此處，例如在1875年至1890年間，美國駐日大使館便是設立在築地[1]。有9個國家在築地居留地設置了大使館和教會，最多曾同時有300餘外國人居住於此。
築地居留地是日本近代產業、文化的發源地之一。英國傳教士亨利·福爾茲在居住於築地居留地期間，受日本指印的啟發，開展了對指紋的先驅研究。商人平野富二在築地創辦了東京築地活版製造所，深刻影響了日本的活字印刷產業。
1899年，隨着治外法權的終止，築地居留地也被廢除。建立於築地居留地的外國商館在1923年的關東大地震中全部被毀[2]。
根據安政條約所定，橫濱地區開放的港口本應為神奈川。然而由於神奈川宿是東海道的宿場，幕府擔憂若開放此地給外國人，將會導致外國人與日本人頻繁發生衝突，因而擅自將開港處從繁華的神奈川更改為了偏僻落後的橫濱村。英、美外交使團的阿禮國等人士對此表示了強烈的抗議，但幕府堅稱橫濱也是神奈川的一部分，未有做出讓步。
1859年7月4日，橫濱港正式開港。首處建成的是歷時四年完工的山下居留地，位於山下町。由於橫濱居留地是幕府偏離條約所定而擅自修建，該居留地最初的建築風格為和風，然而1866年豚屋火災事發後，橫濱居留地的整體風格又改為了西洋風。在這段復建期間，日本的執政府由幕府過渡為了明治政府。橫濱居留地四周圍有水渠，渠上出入用的橋的一端設有關卡，因而該居留地又被稱為關內居留地。
1867年，隨着外國人人口不斷增長，橫濱居留地的南側又增建了一處山手居留地。兩居留地的功能有別，山下居留地以外國商社林立的商業區為主，而山手居留地則主要是外國人住宅區。今日位於觀光勝地山手大街旁的幾棟洋館，除1922年建成的原英國7號館外，全部都是昭和、平成年間新建或移建。
在橫濱居留地開設商社的外國公司，有渣甸・馬地臣商會（今怡和洋行）、甸德商會（今寶順洋行）、沙遜商會、沃爾士商會、康世商會（今康世有限公司）、亞當森商會(今德威商業機械有限公司（英語：Dodwell B.M.S Ltd.）），以及橫濱首家英文報紙《日本先驅報》（英語：Japan Herald）的印刷廠（後於1867年倒閉）等[3][4][5]。
1859年7月，居住在橫濱居留地的外國人約有50人，絕大多數為貿易商人，其中英國人最多[3]。及至1863年，外國人定居數已達170人，其中將近一半為英國人[3]。薩道義在其描寫橫濱開港時期的著作中記錄道，居留地的來日商人與歐美國家的公派官員之間的關係惡劣，一名外交官（被認為是阿禮國）甚至將居留地當地的小型外國人社會評價為「歐洲的垃圾場」[3]。定居人數第二多的是美國人，其次是德國人。橫濱居留地的德系公司有阿倫斯商會、伊利斯商會、西蒙・埃弗斯（日語：シモン・エヴァース）商會、卡爾・羅德（日語：カール・ローデ）商社等，主要經營從德國進口機械、軍備、化工製品的業務[6]。
當時，外國人的活動區域被限定在東至多摩川，北至八王子，西至酒匂川的範圍內。1862年的夏天，四名英國人在騎馬前去拜訪川崎大師的途中路過生麥村（今橫濱市鶴見區）時，因不知日本禮儀，被遭遇的薩摩藩主島津久光的護衛隊砍殺砍傷，後引發了薩英戰爭，史稱生麥事件。加之居留地周邊亦不太平，幕末時期常有攘夷派浪人出沒砍殺外國人，英法兩國因而派遣軍隊駐紮橫濱，直到1875年撤軍為止。
1872年，英國人埃德蒙・莫雷爾在新橋—橫濱間修築了日本的第一條鐵路，連通了築地居留地和橫濱居留地。兩車站（今櫻木町站和後來廢除的汐留貨運站）都分別緊鄰居留地而建。下岡蓮杖投資設立的乗合馬車也運行在新橋—橫濱之間。
1877年，日本政府在事實上恢復了對橫濱居留地的行政權管轄。1899年7月17日，橫濱居留地與其他地區居留地一同正式返還給了日本政府。
川口居留地又稱為大阪居留地或大阪川口居留地，於1868年設立。川口即是當時安治川和木津川兩大航道的分流處，木津川對岸的江之子島是明治、大正年間大阪府以及大阪市的行政中心。
由於大阪港當時位於安治川左岸的富島，是大型船隻無法停靠的河港，貿易商人選擇轉而利用附近的神戶港，未有大規模進駐川口居留地。天主教會的傳教士取而代之，在川口居留地建立了多間教會和教會學校。
1868年1月1日，神戶港開港，此時距離條約簽訂已有十年。此前，江戶幕府一直以神戶所在的畿內地區離天皇居住的京都不遠，導致附近攘夷氛圍濃厚，治安惡劣，局勢動盪為由，不斷推遲開港日期。然而，普遍認為幕府事實上是不願讓外國商人在當時的日本經濟中心大阪進行貿易活動。
為了避免日本人與外國人爆發衝突，通商口岸與外國人居留地建立在了兵庫繁華地區以東3.5公里的神戶村。該地東、西面有河為界，南面向海，北臨西國街道，滿足了幕府隔離外國人的意圖。英國人建築師約翰・威廉・哈特設計了神戶居留地，配備了公園，行道樹，街燈，下水道等公共設施，被認為是當時東洋地區風景最優美，設施最完備的居留地，其規整的街景一直保留到今日。神戶居留地劃分了126個區域，1868年7月24日向外國人開放競購。
神戶居留地全域都適用治外法權，加之居留地嚴格限制日本人進入，已是事實上的租界。神戶居留地設有自治組織「居留地會議」，運轉情況良好；還配有獨立的警隊。
1899年，隨着不平等條約的廢除，神戶居留地也被歸還給日本。
在1945年的神戶大空襲中，1899年之前建成的居留地時代建築物除了舊居留地十五番館以外，全部被毀；該處舊居留地現存的建築大多是在大正年間建成。然而由於當時神戶居留地空間不足，自1880年左右起，眾多外國人住宅都建在了原離當時神戶市中心的北野町山本通，因而逃過戰火，得以保存至今，該地即今日的神戶異人館。
1854年，根據日美和親條約，箱館允許了美國船隻的停靠。1859年，即安政條約簽訂後的第二年，箱館正式開港。日本政府將元町一帶設為了居留地，但該居留地卻是有名無實，外國人實際上自由居住在箱館內。居留地時期的紅磚倉庫、天主教會和東正教會保存至今，狀態良好。
在1868年開港以前，靠日本海一側的新潟港便已經作為北前船的停靠港口而得到了一定的發展。港口對外開放後，由於前來入駐的外國人不多，日本政府便沒有設立單獨的居留地，而是允許了外國人在新潟自由定居。
在函館、橫濱和長崎開港後不久，日本發生了一種異樣的淘金潮。當時世界通行的金銀比值是1：15，日本卻由於幕府將銀指定為信用貨幣，當地的金銀比值高達1：5。換言之，日本金價奇低，銀價奇高。因此，炒幣者只需將在中國的商埠流通的銀子帶到日本兌換為金子，再將這些金子帶回中國兌換成銀子，便能一本萬利，日入斗金。甚至連按照規定不可涉足商業活動的外交官員，也參與了炒幣交易。待到江戶幕府終於注意到該事態並開始改革通貨制度，早已有大量的金子流出海外，導致日本市場發生了劇烈的通貨膨脹。
在政局動盪的幕末時期，日本主要進口的貨物為武器與軍艦。軍火商人湯瑪士·布雷克·哥拉巴與薩摩藩和長州藩進行軍備交易的地點便是長崎居留地。進入明治時代後，日本為了實現現代化，繼續不斷進口軍火重工；然而日本的出口貨物卻屈指可數，如日本茶和絲綢等。為了減少貿易赤字，實現富國強兵，日本政府制定了殖產興業政策，建設了富岡紡紗廠等官辦工廠，意在實現「直貿易」，即日本人出國進行貿易活動[7]。
對於長年閉關鎖國的日本來說，外國人居留地成為了觀察、學習西方文明的窗口，也是文明開化的重要據點。居留地內西洋風格的街道，酒店，教會和洋館，都成為了高襟文化的象徵。原本欠發達的橫濱村和神戶村都以居留地為中心得到了迅猛的發展，同時也孕育出了「橫濱之子（日語：浜っ子）」、「神戶之子（日語：神戸っ子）」等獨特的當地高襟文化。
1862年至1887年間，由倫敦新聞畫報的駐日特派通訊員查爾斯・威格曼創辦的諷刺雜誌《The Japan Punch》（日語：ジャパン･パンチ）在橫濱居留地發行了25年。根據該雜誌的描寫，橫濱居留地的外國人以賽馬、網球、牆球、板球和棒球為樂，多項運動也正是經由居留地而傳入日本。橫濱、神戶、長崎的居留地均有英文報紙發行。
日本高度發達的魔術和特技表演在居留地的外國人間也匯集了人氣。美國雜技演員理查德·瑞斯利·卡萊爾原本在日本經營乳製品事業，生意失敗回國之際，隨行帶回了數位日本人魔術師和特技演員，未料表演在歐美大受歡迎。
1861年起，有外國人開始在橫濱居留地內賽馬；在1866年根岸賽馬場建成後，當地的賽馬活動愈加繁盛。1868年起的數年間，神戶居留地也同樣舉辦了賽馬。這些賽馬被統稱為居留地賽馬，是現代日本賽馬的起源。
定居在居留地的外國人大多數都為35歲以下的男性，且大部分都為商人[8]。當時駐紮在居留地的英國官員廣泛認為，商人不僅是未受教育之人從事的低賤職業，渡來東洋尋求財富的商人更是在母國走投無路的失敗者[8]。再加之當時在歐美廣受歧視的猶太人也多以商業為生，商人的地位更是被看低[8]。時任英國駐日大使的阿禮國將居留地的商人們稱呼為「歐洲之屑」，英國駐日領事克里斯托弗·彭伯頓·霍奇森則將這些商人們叫做「貪婪的禿鷲」，「諸國無恥之徒的樣本」[8]。而當時居留地的外國商人們文化程度確實普遍較低，其中也有文盲，對商人的惡劣評價甚至在居留地內部也廣受認同[8]。根據階級和國籍之別，居留地的外國人社會分化為了多個社交圈，又發展出了嚴苛繁雜的社交禮節，意在排擠新人和部分粗鄙的商人[8]。同樣地，開設公司的貿易商人與經營商店的小商販也互不來往。劇院等娛樂設施需根據社會階層分開利用，例如官員、神職人員和德高望重的商人的開放日和其他人員的開放日是分開的[8]。
在居留地時代以前，中國商人便通過唐人屋敷在日本進行貿易。居留地建成後，來日的外國商人多從中國的商埠出發，因中日漢字相通，外國人經常僱傭中國人買辦一同來日，令其負責翻譯工作。中日各港口間的定期航線開通後，亦開始有更多中國商人來日發展，成為華僑。逐漸地，在橫濱，神戶和長崎的外國人居留地內部或附近都發展出了唐人街，即是今日的日本三大唐人街：橫濱中華街，南京町和長崎新地中華街。
定居神戶的中國商人多數為富裕的大型貿易商，居住在北野町附近。神戶的關帝廟因此例外地遠離當地的唐人街而建，位於北野町的住宅區內。
居留地廢除後，大阪的川口居留地原址周邊有華僑進駐發展，但未成規模[9]。
居住在橫濱的華僑多經營餐飲行業，橫濱中華街因增蓋餐廳而得以擴張。
由於幕府極力想要避免外國人男性與日本女性的接觸，同時也應居留地的外國人之請求，幕府在各處居留地都設置了游廓。除了既有的丸山游廓和寄合町游廓（長崎）以外，又新建了港崎游廓（橫濱），新嶋原游廓（東京），箱館游廓，松嶋游廓（大阪）和福原游廓（神戶）[10]。此外，幕府還在長崎稻佐山設置了俄羅斯人專用游廓，在橫須賀設置了法國海軍專用的大瀧游廓[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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