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石頭大屠殺
1942年到1945年期间广州南石头难民营出现的大规模死亡事件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南石頭大屠殺，也稱為粵港難民營事件，[3]是1942年到1945年期間廣州南石頭難民營出現的大規模死亡事件。1942年，日本佔領香港後，因人口過多難以管理，[4]實行歸鄉政策，驅逐數十萬華人離開香港。其中從水路返回廣州者被截留在廣州南石頭收容所。[2][5]據日軍波字8604部隊老兵丸山茂指認，日軍對難民實行了細菌戰，以降低收容壓力；起初是往水井裏投放傷寒菌和副傷寒菌，隨後從東京運來了沙門氏菌，投放到為難民準備的稀粥和飲用的湯水裏，導致大量難民死亡。[3]難民倖存者指日軍還強迫難民打防疫針，打後發高燒、抽筋隨後有人離世。[6]戰後，廣州紙廠在建設房屋時，在原南石頭難民營附近挖掘出大量的屍骨。[3][2]譚元亨指，至少10萬粵港難民死於難民營中。[7]
1993年，原8604部隊成員丸山茂提供南石頭大屠殺的證詞，隨後於1995年7月及11月兩度親自前往廣州指證。[8]檢疫所現址位於廣州南石頭街道南石西路興隆大街44號對面，原為廣州市公安局水上分局南河道派出所辦公室用房。收容所位於海珠區原摩托車廠及周邊企業。[1]:73-74侵華日軍華南防疫給水部遺址於2002年被公佈為廣州市登記保護文物單位。[9]
1938年6月，國民政府誤判形勢，於武漢會戰爆發後從第四戰區又調集了4個師北上支援武漢，導致廣州地區的防守空虛。1938年10月12日，日軍進攻華南地區，於10月21日攻陷了廣州。廣州失陷後，全市陷入大火，數日不熄，無數民房被焚毀，迫使大量廣州市民逃離。由於廣州與香港一直有着密切的聯繫，因此許多人選擇逃往香港投靠親友，使得100多萬人口的廣州人口銳減至僅餘20萬，逃往香港的廣州難民數量至少在10萬至20萬之間。[10]:84
1941年11月7日，太平洋戰爭爆發。12月8日，日軍進攻香港，18天後成功佔領香港。日軍佔領香港後，意識到大量人口將給糧食供應和防衛資源分配帶來問題。因此，從1942年1月起，軍政廳頒佈了華人疏散方案，成立了「歸鄉委員會」。[10]:85針對流浪者、失業者、貧困者等總督府認為在未來無法在「新香港」就業的人，採取「慫恿疏散」和「自費疏散」。慫恿疏散，也稱免費疏散，由當局提供住宿和旅費，將華人遣往大平、江門或深圳。自費疏散則是華人自己或同鄉會提供資金，以離開香港。[1]:48
至1942年2月19日，已經驅逐了554000人。隨後香港設立總督府，到1943年9月底又驅逐了419000人[1]:48從水路返回廣州的難民數量應占較大比例，預計至少達到15萬人以上。[10]:891944年4月，香港佔領地總督部宣佈停止一般民眾的米糧配給，歸鄉人數大增後，7月宣佈停止辦理慫恿疏散，到日本投降時香港人口已經降低到60萬。[7]
南石頭難民收容所位於原懲教場。懲教場位於南石頭村前，佔地面積四十七畝五分七厘，分為內外兩部分。外場的海岸築有碼頭，並建有洋樓作為場長辦公室；內場則有會客廳、職員室和警察所。炊事場、浴場、病室和廁所建在犯房外。犯房採用井字形式，中間是運動場，東、西、南、北分別建有四個樓翼，每個樓翼分為兩層，總共建有304間犯房和六個作業工廠，進行分科工作。利用原有的深溝厚壁，在場外四周開闢了巡邏路線，鋪設了水泥路面，總長度超過一千尺（約333米）。[1]:73-741942年初，隨着香港難民歸來廣州的增多，原先的地點改建為難民收容所，並一直沿用至日本投降。[10]:90
由於香港難民湧入如潮，南石頭難民收容所已經無法容納全部人員，同時又不允許難民自由離開。於是以「疫情檢查」為由，迫使大量難民的船隻滯留在南石頭難民收容所附近的江面上，形成了一個臨時的「船上難民收容所」。原本準備返回廣州的香港市民成為了南石頭難民收容所的一部分，陷入了無法擺脫的困境。[10]:94南石頭難民收容所內，許多難民被迫為日本或汪精衛政府從事苦工，人身自由受限。這個收容所實行嚴格的武裝守衛，禁止難民和外人隨意出入。[10]:93
1939年底，日軍在廣州編成了波字8604部隊，對外稱為「華南防疫給水部」，聲稱是為日軍提供防疫給水工作的部隊，實際上從事的是細菌研究和細菌戰。[1]:72其大本營設在原中山大學醫學院圖書館及其附近。南石頭難民收容所是該部隊在廣東進行細菌戰的重災區，大量粵港難民被殺害。[11]負責管理南石頭難民收容所日常事務的應當是汪精衛政府廣東省政府下轄的廣東省賑濟委員會南石頭難民收容所，其領導是所長劉念端，以及相關的工作人員。而汪精衛政府廣東省政府粵海關海港檢疫所與南石頭難民收容所緊密相關，由波字8604部隊第1課的的場守喜擔任收容所的所長，專門負責監管收容所、實施細菌武器虐殺和進行人體試驗。[10]:108-109
根據親歷者描述，檢疫過程大致如下：停泊船隻後進行檢疫，將所謂的染疫者隔離帶走，其餘人則被驅趕上船。檢疫地點有時在船上進行，有時被帶至海關海港檢疫所內，有時則在岸邊的河溝或平地進行。所謂的檢疫程序包括「男女老少都要脫褲，光着屁股朝天」，並用玻璃棒插入肛門進行檢查。但在日軍資料中，從未發現過關於「船上難民收容所」難民具體檢疫的詳細記錄。此外，如果使用的是溫度計，僅憑這一步驟無法準確檢測疫病。如果是用於取樣的探棒，那麼當時是否有編號登記、大量樣本如何保存和檢測等問題也難以解釋。一般的檢疫程序，不太可能銷毀相關資料。由於南石頭難民收容所容量有限，最多只能容納約5000人左右，因此許多難民最初被安置在難民船上等待。一旦難民收容所有空位，他們就會被轉移到收容所內，這種情況反覆出現。[10]:97-98
在許多難民的記憶中，船上的人數急劇減少。一些難民無法熬過等待期，死在了船上。這些死亡大多是由於飢餓或疾病，其中一些可能是由於病菌傳播造成的。船上通常沒有跳蚤，但一些難民回憶說，船上突然出現了跳蚤，幾天後，人們開始陸續死亡，"每天都有人死去"，死者被扔進河裏。難民們認為，這是日本人故意散播帶菌跳蚤的結果。其他人則試圖偷偷逃離。[10]:99
日軍在南石頭粵海關檢疫所後，設立了廣東省⽴傳染病院，稱是為了集中治療粵港難民的霍亂，並且將廣州的霍亂疫情歸咎於難民。當地人稱該醫院為「日軍醫院」。根據日軍醫院的記錄，香港難民普遍處於飢餓狀態，90.1%有營養不良，營養不良是最大的死因。患霍亂的人中，1至10歲與61至70歲的死亡率最高，達60~70%，超過40歲後，死亡率明顯急劇增加。其他年齡段的死亡率在40-70%之間。死亡者集中在7月，為溫度較高的季節，7至9月份有時死亡率甚至達90%。因此，研究認為，霍亂菌死亡與溫度關聯最大，而與性別關係不大。患者腹瀉嚴重時，死亡率可達40%；有嘔吐時，死亡率更達57.1%。患者一天嘔吐五次的死亡率佔24.7%。另外，還有52.2%的患者發生痙攣：上肢痙攣的有31.8%，下肢痙攣的有47.8%，上下肢都有痙攣的則有20.4%。[1]:99-102
籠中鳥，難高飛，不食味粥肚又飢，肚痛必疴無藥止，一定死落化骨池。
——南石頭難民營中流傳的打油詩[6]
《大東亞戰爭陸軍衛生史》提及如何處理這些難民問題是一個令人頭疼的難題，並指出華南防疫給水部疑似當時與陸軍軍醫學校的人商討過，了解他們最想知道的細菌感染率、死亡率等情況。因此，他們決定在難民身上進行人體實驗，並將結果製成圖表。隨後，他們採取了將這些帶菌者釋放到敵區的作戰計劃。這些被細菌感染的實驗者雖然沒有死亡，但他們身上攜帶着大量細菌，成為了活體細菌武器，被釋放到了北部河對岸的中國軍隊駐紮地。[10]:104-105面對湧入的大量難民，為了減輕收容壓力，日軍在三年多的時間裏採取了殘酷手段，使用細菌武器對難民進行虐殺。[10]:93
波字8604部隊第1課細菌檢驗班擔任過班長的丸山茂先生作證指出，1942年2月至5月期間，波字第8604部隊在廣東廣州市河南灘石頭難民營，利用細菌武器實施了屠殺。[10]:105這一行動由波字第8604部隊部隊長佐藤俊二軍醫大佐指揮，南水部第一課細菌檢驗班的的場守喜衛生伍長等人執行。他們從東京軍醫學校運來了一種腸沙門氏菌，選擇在省政府職員尚未到崗的早飯時間，延遲供應湯的時間，以便在他們毫無察覺之際完成細菌的投放，同時避免了沙門氏菌因高溫被消滅。[10]:107
利用類傷寒等沙門氏菌進行細菌戰的原因與其病理學特性有關。這些細菌透過污染的水源、塵土等經消化道進入人體後，可以迅速產生嚴重的傳染。即使是治癒或輕度感染無症狀者，也會持續保持帶菌狀態，有些長者甚至可以持續幾年。正是這樣的病理學特性，使得該病在急性發作時能夠迅速地大面積傳播給軍民，而且透過無症狀帶菌者在很長的時間和更廣泛的範圍內對更多的人造成傷害。[10]:113
設在南石西的粵海關海港檢疫所是日軍細菌武器的活體試驗場所，目擊者指日軍選中青年，將之送進檢疫所內餵蚊吸血。[5][4]南石頭村民泰偉指認日軍在稻田裏捕捉蚊⼦的幼蟲，並且找人餵蚊子，然後抽出蚊血來做實驗，其姐夫被抓入檢疫所餵蚊後病死。[1]:32據難民營倖存者馮奇描述，難民營內強迫難民打防疫針，很多人打後發高燒、抽筋，不幾天便倒地不起。[6]
汪精衛政府的省政府負責將死者埋葬，採取就地掩埋的方式，屍體堆疊在一起，甚至連用於掩埋屍體的土地也變得越來越少。[10]:104-105日本陸上自衛隊編《大東亞戰爭陸軍衛生史》中只提及300多人死亡，並且透露霍亂流行導致人口大量減少，不得已只得開始火化，並使用化骨池。每一個化骨池每次可以容納50—60具屍體，交替進行，共有兩個化骨池，因此死者數量遠超300人。[10]:102南石頭老人鍾瑞榮指出，當時難民所內有兩個巨大的化骨池處理屍體，池內屍體每鋪一層，就倒入一些不知名的藥水，然後加上一層石灰，僅兩三日，兩個化骨池就填滿了屍體。[6]難民營倖存者馮奇指出，化骨池屍體放滿後，加放藥水封蓋好，散發出惡臭。[6]據廣州造紙集團退休工人、細菌戰受害者肖錚指認，其父親目睹難民所中兩個化骨池都被堆滿屍骨，六個搬屍工搬了數月才搬完。難民死後便會被運到南箕路兩邊一帶掩埋。[2]
1947年10月，廣州市政府將南石頭化骨池中的屍骨移到郊外七星崗。[1]:22-23
1953年，廣州造紙廠在南石頭鄧崗進行職工住宅工程建設過程中，發現南箕路兩旁不足0.5米深的地方有大量無棺白骨，屍骨層層相疊，每層之間用黃土隔開，厚度約20至40厘米，從地下2米深處可見，分佈不均。當地人提及這些屍骸是從附近的懲教場搬運到此掩埋。因為附近並無其他山崗，死屍過多，可能來不及逐個挖坑掩埋，只是簡單地在屍體上掩上薄土，年復一年皆是如此。施工者僅當作原土運往需要填土的路段填埋。[10]:122目擊者、廣州造紙廠退休職工曹秀英指，從其所見到的局部，至少有三四百具屍骸。[10]:124
1980年代，廣州造紙廠在南箕路地段建設職工宿舍時，又發現三四百具屍骸。過路老人指為南石頭難民營遇難者屍體。廣州造紙廠原基建辦主任沈時盛指除牆基坑以外，宿舍樓下究竟有多少屍體不得而知。屍體被裝進骨塔，每個骨塔放2-3個人的屍骨，一共一百多個骨塔，最後被遷移到增城縣小樓鎮馬屎忽。[10]:124-125
南石頭難民營檢疫所現址位於廣州南石頭街道南石西路興隆大街44號對面，原為廣州市公安局水上分局南河道派出所辦公室用房。南石頭難民收容所位於海珠區原摩托車廠及周邊企業。[1]:73-74據廣州日報2018年報道，南石頭街發現的遺址總共有7處。其中，侵華日軍華南防疫給水部的遺址於2002年被公佈為廣州市登記保護文物單位。其他6處遺址，包括日軍防疫所醫務人員宿舍、日軍防疫所醫務人員食堂、難民營的廚房、難民營的所長住宅、難民營的一段圍牆和難民營化骨池所在地，目前正在由文物部門進行進一步的調查研究，以確定它們是否符合認定為文物的標準。[9]
1995年，民間人士在廣州造紙廠宿舍區內的遺骨發現處設立「粵港難民之墓」紀念碑。[5]2002年，檢疫所以「粵海港檢疫所舊址」名稱，登錄廣州市登記保護文物單位。2012年，海珠區政府將該單位定名為「侵華日軍華南防疫給水部舊址」。2016年，海珠區政府和廣紙集團出資將當地建設為綠化廣場。2018年，廣州市政府稱將會設立粵港難民公園。[1]:17-18
2017年初，最後一名確認身份的南石頭大屠殺倖存者鍾瑞榮辭世。[8]華南理工大學新聞傳播學院譚元亨教授為還原南石頭大屠殺真相奔走多年，並積極呼籲建立紀念館以保存南石頭難民營遺址。[12][13][14]2017年3月，龍子明等23位全國政協委員在全國政協第十二屆五次會議上聯名提出了《關於建立廣州南石頭侵華日軍細菌武器大屠殺紀念館的提案》。提案建議建設廣州南石頭侵華日軍細菌武器大屠殺紀念館，並將其建設成為愛國主義教育基地。[9]
根據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助理教授鄺智文的說法，雖然有人提供了相關的目擊證詞和事發地點，並提供了一些相關資料，但目前尚缺乏足夠清晰的證據來完整地描述這一事件，特別是關於負責這一給水部的具體人員以及與該給水部相關的詳細資料。[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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