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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詞合稱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會道門,亦稱道會門、會門道、幫會道門等。是指以宗教異端信仰為紐帶的民間秘密結社,因多以教、會、道、門取名而簡稱「會道門」[1]。中國共產黨認為,會、道、門、教、社等都是反動封建組織和邪教。例如《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就將會道門與邪教相提並論[2]。
中國歷史上的邪教,在不同歷史時期,有不同稱謂。在元代、明代時期稱之為「左道亂正之術」、「妖黨」、「邪民之說」、「邪黨」等。「邪教」一詞正式刊載在官方文書始於清代。清順治十三年(1656年)諭令中出現「凡左道惑眾」,「踵行邪教」,「加等治罪」的規定。此後「嚴行查處」,「邪教惑眾」等條例多次出現在官方文書上。
中華民國國民政府稱之為「道會門」或「邪教」;在解放區最初稱之為「道門」和「會門」;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後,便通稱為「會道門」;20世紀80年代以後新產生的邪教,則直接稱之為「邪教」。不論哪種稱謂,所指的都是那些以惑眾、亂世和奪權為宗旨的邪惡說教和組織。所以,秘密教門和會道門,都會被政府認定為邪教,因為它們都具備政府認定的邪教六大特徵,即:教主崇拜、精神控制、編造邪說、斂錢圖財、秘密結社、危害社會。然而,由於元明清時期的秘密教門反抗過帝王統治,現今學術界便有人稱之為「秘密教門」,以區別於民國以來的會道門[2][3]。
香港大學社會學系主任宗樹人(英語:David A. Palmer)指出,對「邪教」的論述是中國政府用來控制宗教的手段之一,以區別順服其統治及符合其意識形態的團體,以及削弱其統治或不符合其意識形態的團體。據此中國政府對「邪教」的論述可分為四個時期: [4]
會道門起源於15世紀的明代正德年間,但其歷史可追溯至至少6個多世紀前的元代晚期。它是中國封建社會後期產生的一種准宗教、秘密結社組織,具有濃厚的封建迷信色彩。近代的會道門大多由民間秘密教門演化而來,但兩者並非完全等同,之間存在一些區別。會道門可分為「會門」(如大刀會、紅槍會)和「道門」(如九宮道、先天道、一貫道、歸根道)。總體而言,「道門」的歷史較早,一般由民間秘密教門如白蓮教演化而來,「會門」則較晚,尤其在明末清初以後迅速增加。二者之間相互滲透、融匯,有時甚至同一教門既稱「會」又稱「道」。這一整體概念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後逐漸有了「會道門」這一名稱。要追溯其歷史淵源,與歷代白蓮教系統的民間秘密教門的傳承和發展密切相關[5]。
會道門形成於明代中後期,在北洋軍閥時期和南京國民政府前期興盛,在抗日戰爭時期出現大分化。
1948年2月20日,中共東北中央局發出《關於取締封建會門的指示》:「應該教育群眾,反覆說明秘密封建會門的組織是國民黨特務及地富、反革命分子操縱利用的工具……」。1949年1月4日,華北人民政府發佈《解散所有會門道門封建迷信組織》的佈告:「自佈告之日起,所有會門道門組織,應一律解散,不得再有任何活動」。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當時中國大陸共有會道門300餘種,道首和骨幹分子約82萬人,道徒1300餘萬人。1949年11月1日,中央公安部部長羅瑞卿在第一次全國公安會議上講話:「若干地區……取締封建幫會(主要指青紅幫)、會道門(主要指一貫道)也做出了一些成績。……東北的取締一貫道,天津的打擊封建幫會頭子爭取幫會群眾的工作,均有了若干成效,基本上打垮了這些反動組織。」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初,各類會道門組織敵視新政權,進行反政府宣傳,甚至策劃武裝暴亂。1950年6月召開中共中央七屆三中全會,毛澤東在書面報告中雖然肯定了鎮壓反革命的必要性,但在口頭解釋這個報告想時,明確說當前一切工作的重心還是在「為國家財政經濟狀況的基本好轉而鬥爭」;在土地改革中,我們的敵人是夠大夠多的;「不要四面出擊」,「不可樹敵太多」,要分清輕重緩急,「必須在一個方面有所讓步,有所緩和,集中力量向另一方面進攻。」1950年10月8日,中央軍委命令東北邊防軍改組為中國人民志願軍,準備入朝參戰。次日,毛澤東召見羅瑞卿、彭真等,毛澤東說,中央軍委已經決定出兵朝鮮,但是國內還廣泛存在國民黨殘餘勢力,特務、土匪和其他反革命分子活動猖獗,想聽聽公安部的打算。羅瑞卿回答公安部已研究決定,對反革命分子需要「殺一批,關一批,管一批」。毛澤東要求羅瑞卿與彭真連夜起草一份鎮壓反革命的文件,這就是著名的1950年10月10日《關於鎮壓反革命活動的指示》(雙十指示)。1950年10月16日,羅瑞卿在第二次全國公安會議上傳達了毛澤東的指示:「一是我們抗美援朝的方針,更便於進行肅反;二是黨委領導要加強;三就是不要搞『左』了,要有計劃、有秩序地去做,不要誇大敵人。」按計劃,鎮反運動分為三個階段:
1950年11月12日,山西省展開統一行動全面取締會道門,幾天內逮捕了點傳師以上職業道首2050人,破獲密室暗道93處,繳獲沒收大批文件與浮財,「給了一貫道領導機關以摧毀性的打擊」。北京市發動了取締一貫道的行動,兩個月運動中登記點傳師720人、壇主4775人、三才663人,封閉大小壇1283處,聲明退道者17.8萬餘人。從1950年10月到1951年底,各地在判處死刑的反革命分子中,反動會道門頭子(主要是一貫道)佔20%[6]。1952年10月12日,羅瑞卿在第五次全國公安會議上要求:「認真做好取締反動會道門工作,是此期(即第三期)鎮反的中心,也是鎮反徹底勝利的重要標誌。」1953年底,第三期鎮反運動基本結束。會道門組織和成員的數量驟減[7]。一貫道是最大的會道門組織,成為政府重點打擊的對象[8]。僅1954年,中國就審理了51件會道門案。但是中國政府從來沒有公佈有多少會道門被禁[9]。後來又經過多次政治運動,絕大部分會道門在中國大陸基本上銷聲匿跡。「文化大革命」以後,隨着中國社會的轉型,社會管理環境的相對寬鬆,致使一些會道門不時再起,在一些地方進行復辟活動[10]。
改革開放後,境外會道門組織通過探親、旅遊等各種渠道返回中國大陸活動。中國各地公安機關採取了嚴密偵查,控制活動,判明性質,按不同情況處理的方式,對觸犯《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的依法懲處,對一般活動則不追究。[11]
另一方面,改革開放後,一些原來被鎮壓的會道門組織,如羅教的後裔分支榮華派、金童派、先天道等等,以及弘陽教等等,在不少省份加入了佛教協會,也有一部分加入道教協會,由此得以在中國大陸繼續活動。[12]而在不屬於「反動會道門」的教派中,三一教的發展最為引人注目,2006年12月8日,經莆田市民政局批准及莆田市宗教局同意,莆田市三一教協會正式成立,這標誌着莆田市三一教正式「納入政府依法管理的軌道」,這也是三一教乃至包括「會道門」在內的所有新興宗教在改革開放後成立的第一個合法組織。[12]
進入21世紀,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及學界也在逐步調整對會道門的認識。2004年,國家宗教事務局增設業務四司,首次將業務範圍拓展到五大宗教之外。[12]2009年5月4日,國家宗教事務局副局長蔣堅永應臺北指南宮董事長高忠信邀請來到臺灣參訪,當天拜訪了高雄市六龜區的佛教妙崇寺,隨即拜訪一貫道寶光建德神威天臺山道場,最後來到佛光山拜訪釋星雲法師,釋星雲在會見中建議大陸在五大宗教之外考慮放寬多一點合法宗教信仰的選擇。[13]一貫道等會道門逐步被中國大陸學界納入新興宗教研究範疇。2010年12月6日,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主辦的「新興宗教發展趨勢研討會」在北京開幕,各學科學者以及巴哈伊教、一貫道、摩門教、天帝教、真空教等新興宗教的領袖參加了會議,此次會議獲得國家宗教事務局、國務院台辦、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等單位以及國家反邪教部門的支持,這是中國大陸首次出現學界、政界、新興宗教界共同探討新興宗教的場面。[14][15]2011年10月,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主編的2011年宗教藍皮書《中國宗教報告(2011)》在北京發佈,其中指出,新興宗教已在中國大量出現,可分為「外來型」與「本土型」兩大類,未來新興宗教可能繼續蓬勃發展。[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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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官方認為,會道門往往打着宗教、民間信仰等旗號吸引群眾,發展成員,建立組織。民間信仰的某些思想常為會道門所借用,成為會道門發展的良好土壤。會道門的活動特點一般有以下幾種:一是宣揚大災和末日即將來臨,入道能保平安;二是宣揚入道誠心修道能祛病強身,防止災禍,有的將氣功或中醫的一些醫術也作為道門的活動;三是宣揚入道能成仙成佛;四是許下種種美好的諾言,滿足民眾的願望渴求[17]。
卦門 伏羲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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