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利奧波德·尼古拉·弗雷德里克·居維葉男爵（法語：Baron Jean Léopold Nicolas Frédéric Cuvier；1769年8月23日—1832年5月13日），通稱喬治·居維葉（Georges Cuvier，法語：[kyvje]，又譯顧衛[1]），法國博物學家、比較解剖學家[2]與動物學家，也被稱為「古生物學之父」。[3]為博物學家弗列德利克·居維葉之兄。19世紀早期的巴黎科學界名人。是比較解剖學和古生物學領域的開山鼻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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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維葉的研究為脊椎動物古生物學打下了基礎。他擴展了卡爾·林奈分類法，在綱之上設立了門，並將化石和動物納入分類系統。[4]他也是最早確認了生物滅絕的生物學家。在1813年的《對地球理論的論文》（Theory of the Earth）中，提出：新的物種在周期性的災難性的洪水後產生，是19世紀初災變論學說最具影響力的支持者。[5]
他與亞歷山大·布隆尼亞爾對巴黎盆地地層的研究確立了生物地層學的基本原則。他的其他成就包括，命名了乳齒象、大地懶、翼龍等古生物；將滄龍描述為一種蜥蜴而非鱷魚。並且首次提出史前地球由爬行動物（而非哺乳動物）佔據主導地位。
居維葉也以強烈反對進化理論而聞名。在查爾斯·達爾文的理論提出之前，進化論的主要支持者為讓-巴蒂斯特·德·莫內和艾蒂安·聖-伊萊爾。居維葉認為支持進化的證據不足，更傾向於災變論學說。也因此和聖-伊萊爾進行了一場主要圍繞動物結構究竟是由於功能還是形態學決定的著名辯論。[6]
他最著名的作品是《動物界》（Le Règne Animal）。1819年，復辟的波旁王朝授予他終身貴族，以紀念他的科學貢獻。[7]此後，他被稱為居維葉男爵。1832年因霍亂在七月王朝首都巴黎病逝。
居維葉最有影響力的追隨者包括美國的讓·阿格西和英國的理查德·歐文。他的名字被刻在艾菲爾鐵塔上，為艾菲爾鐵塔上的72個名字之一。
生平
1769年，居維葉出生在杜省蒙貝利亞爾，他信奉新教的祖先自從宗教改革就定居於此。[9]他的父親讓·喬治·居維葉是瑞士衛隊中尉和當地的資產階級。他的母親是安妮·克萊沙泰勒[10]。這個1793年10月10日併入法國的小鎮當時還屬於符騰堡王國。他的母親比父親年輕許多，勤勉地輔導居維葉的早年學習，使年輕的居維葉在學校輕鬆超越其他孩子。[9]在10歲時，他進入文理中學。他在文理中學求學期間，雖然學習拉丁文和希臘文時遇到了一點小麻煩，但他的數學、歷史、地理成績名列前茅。[11]據薩拉·鮑迪奇·李回憶道：「歷史是他早年最令他不知疲倦的事，而且君主、諸侯的名字，甚至是最枯燥的冗長的大事年表，他一旦記住了就再也不會遺忘。」[11]
這期間他讀到了康拉德·格斯納的《動物史》，最早激發了他對博物學的興趣。之後，他經常去一個親戚的家借閱布豐的巨著《自然史》。他反覆閱讀這些書籍，積累了豐富的知識，在12歲時就「熟悉各種飛禽走獸，成為一流的博物學者。」[11]此後四年時間裏他繼續在文理中學學習。
居維葉在斯圖加特的卡洛琳學院度過了接下來的四年，他在所有的課程中表現出色。雖然他剛到這所學校時還完全不會德語，僅僅9個月的學習後，他就成功地贏得該門語言課程的學校獎。
畢業之後，居維葉在等待學術機構聘用期間，由於缺少經濟來源，1788年7月在諾曼第的費全維勒城堡（Fiquainville chateau）找到了一份家庭教師的工作。在那裏他教導了新教貴族埃里西伯爵（Comte d'Héricy）的獨子。18世紀90年代初，他開始了化石與現存物種的比較。居維葉經常參加在附近的小鎮瓦爾蒙舉行的關於農業的會議。在那裏結識了隱姓埋名的亨利·亞歷山大·泰西（1741-1837）。泰西曾是醫生和著名農學家，剛剛從巴黎的恐怖中逃脫。聽到泰西關於農業的發言後，居維葉認出了他是方法論百科全書（Encyclopédie méthodique）中農業部分的某些文章的作者，並親切地稱呼他為M.泰西。
泰西沮喪地應道：「我知道，卻因此失去了。」「同是天涯淪落人！ 」居維葉感嘆道。[12]他們很快成為親密的好友。泰西向巴黎的同事們介紹了居維葉。「我剛剛在諾曼第的山坡上找到了一顆珍珠」，泰西在給他的朋友安托萬·帕門蒂埃的信中這樣說。[13]自此，居維葉開始與幾個前沿的博物學家通信，並被邀請到巴黎。1795年春，26歲的居維葉成為讓 - 克勞德·梅特魯德（1728-1802）的助理，梅特魯德當時剛任國立自然歷史博物館巴黎植物園比較解剖學會長。[14]
1795年法蘭西學會成立時，他被選為科學院院士。1796年4月4日，他開始在巴黎綜合理工學院中講課。同月國家研究所開幕，居維葉宣讀了自己的第一篇古生物學論文。隨後於1800年出版了題為《現存大象和大象化石的種類研究報告》（Mémoires sur les espèces d'éléphants vivants et fossiles）的論文。在本文中，他分析了印度和非洲大象的骨骼遺骸與猛獁象化石，以及當時被稱為「俄亥俄動物」的化石骨架。其中首次證實了非洲象和亞洲象是不同的物種，猛獁象也不是與非洲或印度象一樣的物種，所以一定是滅絕的生物。他進一步指出，「俄亥俄動物」代表了一種截然不同的已滅絕種類， 與猛獁象的差別與現存的象更大。直到1806年，他又針對「俄亥俄動物」發表另一篇文章，文中給所謂的「俄亥俄動物」取名為「乳齒象」（mastodon）。[15]
在他1796年發表的第二篇論文中，他描述和分析了在巴拉圭發現的一塊大型化石，將其命名為大地懶（Megatherium）。他認為這具化石骨架屬於另一種滅絕的動物。通過比較現存的樹棲樹懶和這塊化石的頭骨，居維葉了解到這動物是一種巨大的地面行動的樹懶。[16]
總之，1796年的這兩篇論文是一個開創性的或具有里程碑意義的事件，是古生物學研究的轉折點，同時也是比較解剖學的起點。不僅大大提高了居維葉的個人聲譽，還基本上結束了生物學界關於「滅絕」這一事實的長期爭論。
在1799年，居維葉繼路易·讓-馬里·多邦東擔任法蘭西公學院自然歷史教授。1802年，他成為巴黎植物園的名譽教授。同年被任命為該研究所的顧問，與督學共同監督公共教學。作為顧問，他在這一年中訪問了法國南部。在1803年初，他被選為學院自然科學系的常務秘書，因此他辭去了先前的職務，並返回巴黎。在1806年，他成為皇家學會的外國成員，1812年成為瑞典皇家科學院的外國成員。同年，成為荷蘭皇家研究所的通訊員，在1827年成為其成員。[17]居維葉於1822年當選為美國藝術與科學學院的外國榮譽會員。[18]
此後，居維葉專門致力於三個方面的探究：
- 軟體動物的結構和分類；
- 魚的比較解剖學和系統組織；
- 哺乳動物和爬行動物的研究。以及利用骨科學方法進行分類。
1812年，居維葉發表了一則著名的預言，被神秘動物學家貝爾納·厄韋爾曼斯稱為「草率的預言」（Rash dictum）。預言的內容是：「如今不可能還有未被發現的大型動物了。」[19]然而，「恐龍」一詞將在在他去世十年（1842年）之際由理查德·歐文發明。[20]
在居維葉的一生中，他曾擔任拿破崙的皇家委員，公共教育委員會主席和波旁王朝復辟時期的大學校長、榮譽軍團第三等勳章、法蘭西終身貴族、內政部長和路易-菲利普一世時期的國務委員會主席。儘管他在政治方面能力傑出，但是這樣高的行政職位和榮譽與他在自然科學領域的領導力相比依然相形見絀。[21]
居維葉出生時就是虔誠的路德宗信徒[22]。他信仰新教，定期參加教會禮拜。然而，他把他的個人信仰當作私事。在他監督新教徒政府的教育課程時，他顯然把自己當作少數群體。1818年，他擔任副主席創始巴黎聖經公會非常活躍地參與宗教事務。[23]自1822年至他1832年去世，居維葉是法國大學神學學院新教教師。[24]
科學思想和其影響
居維葉批評進化理論，包括他的同時代人讓-巴蒂斯特·拉馬克和艾蒂安·聖-伊萊爾提出的理論，即一種生物逐漸演變為另一種生物。他反覆強調，他在化石研究中的豐富經驗表明，一種化石通常不會逐漸變成另一種獨特的化石。據此和他對動物解剖和生理學的理解，他強烈反對任何進化的概念。根據加利福尼亞大學古生物學博物館的說法，「居維葉不相信生物進化，因為他認為生物體的解剖結構的任何變化都會使它無法生存。」他研究了聖-伊萊爾在拿破崙入侵埃及時帶來的木乃伊貓和聖䴉，發現它們與它們現存的同類沒有什麼不同。居維葉以此支持他的想法，即物種一旦形成就不再變化。[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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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還觀察到，拿破崙入侵埃及得到的數千年前的木乃伊，似乎與現代同類並沒有不同。「當然」，居維葉寫道：「他們的差別比木乃伊里古人的骸骨和現代人骨骼的差別還要小」[26]
拉馬克反駁了這一結論，認為生物進化在短短幾千年之間難以發生足以觀察到的變化。然而居維葉反過來批評拉馬克和其他博物學家為了維護理論而貪圖方便，「大筆一揮」就得出幾百萬年的結論。他表示，人們只能以積少成多的方式觀察生物短時間的演變，從而推測長期變化。既然短時間內生物不發生任何變化，無論過多久物種都不會演化。[27]此外，他認同生物器官相伴原理，所以斷定生物任何部分都不能單獨地發生演化，哪怕這種演化並不會使該種生物無法生存。在《讚美拉馬克》（Éloge de M. de Lamarck）[28][29]中，居維葉如是評論拉馬克的進化論：
| “ | ……建立在在兩個隨意的推測之上，即： 一、精液蒸汽影響了胚胎的形成和生長； 二、憑藉努力和願望即可產生器官。
在這樣的基礎上建立的系統或許可以激發一個詩人的想像力，一個形而上學家可能從中派生出一系列新結論。但這樣的理論經不起任何解剖學家的推敲。 |
” |
他發現典型生物種總是在化石地層中突然出現，在滅絕前都不會有大的變化。為了解釋這種古生物學現象，居維葉提出了設想（在一個世紀後被解釋為間斷平衡理論），並與《聖經》相協調。居維葉提出地球每隔一段時間（時間長度不固定）就會發生一次重大災難，而最後一次災難在《創世記》中被記載下來。[30][31]
居維葉提出的「物種一經成型就不再變化」的觀點被後來的進化論批評者用來支持創造論，物種出現的突然性似乎與神創論一致。且物種不發生進化的觀點與「物種」的神聖不可變性是一致的。然而居維葉的「不同生物種類出現在不同年代的底層中」的這一發現與神創論觀點不相合。他支持的「滅絕」的概念顯然也沒有受到神創論者們的歡迎。[32]
許多作家不公正地指責居維葉「頑固地堅持認為人類的化石永遠不可能找到」。事實上在他《對地球理論的論文》中，他只是說「目前還沒有找到」。他在文中清楚地寫道：「我斷言，到目前為止還沒有發現人類骨骼的化石……」。[33]化石通常比發現的骨骼遺骸更古老。亦即他所知道的人類骨骼，都因為處在相對近的年代而沒有石化，所以出現在表層。[34]然而，他的這個說法不是教條。當新的證據出現時，比如他在後來的版本中加入了一條備考中描述了他辨識的一具骨架，就是個「石化了的人類化石的例子」。[35]
在居維葉生活的年代，滅絕一說不存在的觀點不僅來自科學權威，也來自宗教當局。在宗教當局的邏輯中，上帝不會消滅自己創造的生靈，因為這樣會對維持地球上從海洋到地球和天空之間各種形式的生命之間的聯繫起到反作用。
當居維葉在1796年介紹了他關於現存的和化石大象的論文時，物種滅絕仍然沒有被公眾接受。諸如布豐等人聲稱，在歐洲發現的動物化石，如披毛犀和猛獁象，如今仍然在熱帶地區生活（即犀牛和大象），只是由於地球變冷，離開了歐洲和亞洲而已。
此後，居維葉對巴黎周圍挖掘的一些大象化石進行了開創性的研究。他發現所研究的骨骼與目前在印度和非洲生息繁衍的大象的骨骼截然不同。導致居維葉對化石來自現存物種感到懷疑。居維葉認為如果說這些骨頭屬於現存大象，卻隱藏在地球上的某個角落無法找到十分可笑，畢竟它們的體型大到很難讓人忽略。他後來更加深入研究這些化石，印證了他的想法，即這些化石確實異於如今現存物種。居維葉最終確認了這一命題，即地球長期以來的環境變化導致一些物種滅絕。
居維葉的滅絕理論遇到了其他著名的自然科學家，如達爾文和查爾斯·萊爾的反對。與居維葉不同，這些自然科學家不相信滅絕是一個突然的過程。然們認為動物是作為以種群為單位逐漸變化。這與居維葉的理論有很大不同，後者認為動物滅絕是由災難引起的。然而，在過去6億年中發生的大規模滅絕的情況下，居維葉滅絕理論仍然是合理的，當大約一半的生物在200萬年的短短地質範圍內完全滅絕，部分原因是火山爆發，小行星撞擊地球和海平面的快速波動。這時，新物種出現，原有物種減少，促成人類的出現。
居維葉的早期工作最終證明，滅絕確實是一個可信的全球自然過程。[36]他關於滅絕的想法受到他在希臘和拉丁文學中的廣泛閱讀的影響。他閱讀了當時能找到的和地中海地區發現的大型動物化石有關的所有論文。[37]
居維葉相信他看到的大部分動物化石是已經滅絕的物種的遺骸。他1796年發表的《關於現存和化石大象的論文》的末尾說道：
| “ | 所有這些事實，都指向一個結論。無可辯駁的是，我們之前的世界被某種災難毀滅了。[15] | ” |
與當時許多自然科學家的想法不同，居維葉認為動物滅絕不是人為原因的產物。相反，他提出這些動物的滅絕時間大約就在距離人類出現的年代，因此得以間接地保存下古老的化石記錄。他還試圖通過分析各種文化背景的記錄來驗證水災。雖然他發現許多關於水災的報告不清楚，但他確實認為這樣的事件發生在人類歷史的邊緣。
這使得居維葉成為災變論的積極支持者，它認為地球的許多地質特徵和生命的歷史可以通過導致許多動物種類滅絕的災難性事件來解釋。在他的學術生涯中，居維葉相信存在並非一次，而是幾次災難，導致了一系列不同的動物群。他多次寫下這些想法，特別是他在他的論文集1812年的《四足化石的研究》（Recherches sur les ossemens fossiles de quadrupèdes）的序文中非常詳細地討論了這些文章。[38]
居維葉自己對這種災難性事件的解釋來自兩個不同的來源，包括來自金-安德雷·杜勒（Jean-André Deluc）和多洛米厄（Dolomieu）的來源。前者提出，數千年前的大陸崩潰，允許海洋地板上升高於大陸板塊，成為現在存在的大陸。後者提出，大規模的海嘯襲擊了全球，導致大規模滅絕。無論如何，他相信最近的洪水發生在人類歷史上。他認為地球的存在的時間是有限的，而許多自然科學家（如拉馬克），認為它是永恆的。
他大部分用來支持災變論的證據是從他的化石記錄中獲得的。他強烈支持爬行動物才是最早的動物，其次是哺乳動物和人類。他不想深入探究所有滅絕的和新出現的新動物物種之間的聯繫，而是重點關注地球上動物的歷史延續方面。他的地球歷史觀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拉馬克的變革主義理論。
居維葉還與亞歷山大·布隆尼亞爾一起分析巴黎岩石周期。由於使用了地層方法，他們都能夠從關於地球歷史的研究這些岩石以推斷關鍵信息。這些岩石中包含軟體動物，哺乳動物的骨頭和貝殼的殘餘物。從這些發現中，兩人得出如下結論，即儘管地球本身是十分平靜的，但在眾多災難的發生導致了許多環境變化。這些結論在未經授權的情況下即被翻譯成英語，德語和意大利語（英文版本並不十分準確）。1826年，居維葉發表一個修訂版本，名為《地球表面世界》（Discours sur les révolutions de la surface du globe）。[39]
居維葉與巴黎礦業學校的教授亞歷山大·布隆尼亞爾合作多年，撰寫了巴黎周圍地區地質學專著。他們在1808年出版了初版，最終版本在1811年出版。在這部專著中，他們通過比較不同岩層的特徵化石、分析地質柱狀圖研究沉積岩的有序層、巴黎盆地。他們發現這些地層存在時間很長，在此期間，動物區系發生演替。該地區有時淹沒在海水或淡水下。威廉·史密斯在同一時期在英格蘭地質圖上的工作，他也使用特徵化石和動物區系的原理來關聯沉積岩層。它幫助建立了地層學的科學學科。這是古生物學和地質學的一次重大發展。[40]
在1800年，居維葉在印刷的化石圖片中首次認出了在巴伐利亞發現的小型飛行爬行動物化石。[41]他在1809年將其命名為翼龍（Ptero-Dactyle） （後來將其拉丁化，即Pterodactylus antiquus）。這是翼龍類的第一個已知成員。在1808年，居維葉發現在馬斯特里赫特發現的化石屬於一個巨大的海洋爬行動物，他稱為滄龍，第一個已知的滄龍科動物。
居維葉正確地推測，統治地球的動物主要是爬行動物而非哺乳動物。[42]這種猜測在他逝世後的二十年裏得到了一系列偉大發現的印證，主要來自英國地質學家和化石收藏家，如瑪麗·安寧，威廉·科尼貝雷，威廉·巴克蘭和吉迪恩·曼特爾。
居維葉在1798年發表的一篇關於在巴黎附近的一些石膏採石場發現的動物的化石遺骸論文中， 描述了所謂器官相伴原理。他寫道：[43]
如果動物的牙齒是適於食肉的，就算沒有進一步的檢查，我們也可以肯定，整個消化系統都適合於這種食物。並且它的整個骨骼和運動器官，甚至其感覺器官都適應其熟練追捕獵物的方式生長。因為這些關係是動物存在的必要條件。如果不是這樣，它將無法存活。
這個想法被稱為居維葉的器官相伴原理，闡述了動物體內的所有器官是深度相互依賴的。物種的存在依賴於這些器官相互作用的方式。例如，某種消化道最適合消化肉食，但覓食植物的物種不能存活。因此，在所有物種中每個身體器官的功能意義必須與其物種本身相關，否則物種存活繁衍。[44]
居維葉認為此原理的可信度來源於他復原化石的能力。在大多數情況下，很少有完整的四足動物化石留存，只能留下殘肢化石。需要由解剖學家放在一起。更糟的是，沉積物通常將幾種動物的化石遺骸混合在一起。解剖學家重新組裝這些骨架可能會拼合不同物種的遺骸，產生假想的複合物種的風險。然而，居維葉認為可以通過檢查每個骨的功能目的和器官相伴原理解決這個問題。[15]
居維葉應用這一原理成功地預測了蒙馬特石膏採石場的有袋類動物骨盆結構，將器官相伴原理提升到科學理論的地位。他希望有一天解剖學可以像牛頓定律一樣表示為簡單、準確的法則。他認為他的原則是朝這個方向發展的一個重要步驟。
器官相伴原理也是居維葉在非進化語境中理解器官功能的方式，是有獨創性的。[45]在同一篇1798年關於在巴黎附近的石膏採石場發現的動物的化石遺骸的文章中，居維葉強調了他的原理的準確性。他寫道：[2]
今天比較解剖學已經達到這樣完美的地步，即在檢查單個骨之後，人們通常確定它屬於哪個科，有時能知道它屬於哪個屬。首先如果該骨屬於頭部或肢體……這是因為構成動物身體的每個部分的骨骼的數量，方向和形狀總是與所有其他部分成必要的聯繫。這樣可以了解從點到整體中的任何一個，反之亦然。
雖然居維葉認為他的原則的主要貢獻是提供了一個理性的、數學的方式重建和預測化石。然而，在現實中，居維葉是很難使用他的原則。許多身體部位的功能意義在當時仍然是未知的，因此使用他的原理將這些身體部位與其他身體部位相關聯是不可能的。儘管居維葉能夠對化石發現做出準確的預測，但實際上，他的預測的準確性不是來自他的原理的應用，而是來自他對比較解剖學的廣泛知識。然而，儘管居維葉誇大了他的原理的力量，基本概念是比較解剖和古生物學的核心。[15]
科學貢獻
居維葉在解剖學、分類學、人類學、魚類和軟體動物的研究上均有建樹。其中在解剖學、分類學和人類的種族研究方面最具有創新性。
在巴黎博物館，居維葉進一步研究動物的解剖分類。他認為分類應該基於器官相伴理論。他還加強了將不太重要的身體部位從屬於更重要的器官系統作為解剖分類的一部分的想法。[44]在他的解剖學研究中，居維葉認為功能在分類學領域發揮比形式更大的作用。[6]
最終，居維葉將動物分入四個門，進行分類學和解剖學研究。他後來在脊椎動物和無脊椎動物門中通過細分每個綱，對動物進行開創性工作。例如，他建議無脊椎動物可以分為三個單獨的類別，包括軟體動物，輻射對稱動物和有鉸綱。他還指出，物種不能跨越這些類別。他認為生物體不能隨着時間的推移獲得或改變其身體特徵，並且總是保持最佳生存狀態。因此，他經常與讓-巴蒂斯特·拉馬克和艾蒂安·若弗魯瓦·聖伊萊爾的進化理論相衝突。[25]
居維葉是一個新教徒和人類一元說的信徒，他認為所有的人都是從《聖經》中的亞當的後代。一些研究他的種族工作的作家將他的立場稱為「准多元」。他的大部分種族研究影響了科學種族主義。居維葉認為有三種不同的種族：白人（白人），蒙古人（黃種人）和埃塞俄比亞人（黑人）。居維葉聲稱亞當和夏娃是白人，人類的原始種族。其他兩個種族起源於逃往不同方向的逃離者。5000年前一個重大災難襲擊了地球，隨後那些倖存者生活在完全互相孤立的地方。[46][47]
根據他所謂的頭骨的美麗或醜陋程度和文明程度，居維葉根據他認定的這些不同點劃分為「種族」。他把白種人放在頂部，他認為他們的頭頂形狀最美麗，而黑人則在底部。[48]
居維葉對於白種人如是寫道：
白色的種族有着橢圓形的臉，直發和鼻子，歐洲文明的人看起來是最美麗的，在天賦、勇氣和活動能力方面也是優於其他人的。[49]
對於黑人，他寫道：
……以黑色的膚色、羊毛樣的捲髮、壓扁的顱骨和扁平的鼻子為標誌。臉的下部和厚嘴唇的投影顯然接近猴子部落：它所組成的群體總是保持在最完全的野蠻狀態。[50]
居維葉的種族研究具有人類多元起源說的假定前提，即物種的固定性、環境影響的限制、不變的基礎類型、解剖和顱骨測量差異、不同種族之間的身體和精神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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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維葉所做的一項重要的人類學研究有關薩拉·巴特曼。1815年，居維葉擔任拿破崙·波拿巴的外科醫生。在這段時間裏他見到了一個科伊科伊人的女性，名為薩爾特傑（Saartje）或薩拉·巴特曼（Sarah Baartman）。巴特曼是一個南非移民，她來到歐洲是由於有人向她許諾，她可以通過向歐洲人展示她的身體變得富有。因此，巴特曼航行到英國，被當作一個奴隸，被迫繼續展示她的赤裸的身體，滿足人們的好奇心。在這些展覽的重點放在巴特曼的顯著的臀部和大型性器官。1814年，巴特曼被帶到巴黎，交給一個旅行的馬戲團，在那裏她受到科學研究。居維葉也在研究她的科學家之列，他對她「猿類」的特點感到着迷。在她在歐洲的時間，巴特曼成為種族偏見宣傳和性魅力的體現。
巴特曼在1815年在貧困中死於一個未知的炎症性疾病（或許是梅毒）。她的遺體被送到居維葉處進行科學觀察。收到屍體後，居維葉先做了幾個石膏模型和她的身體蠟像，然後進行解剖。他在法國自然歷史博物館中把她的骨架拆下，放在展台上，和幾個鑄件一起展出。然後，他把她的大腦和生殖器分離出來。這些器官隨後被保存在罐子中展示了150年。首先在國家自然歷史博物館，1937年捐贈給巴黎人類博物館。由於公眾的投訴，她的遺體和模型最終在 20世紀70年代後期撤展。在科學種族主義的歷史背景下，這些顯示被替換為一個關於巴特曼的故事。[51][52]
法國解剖學家布蘭維爾（Henri Marie Ducrotay de Blainville）在1816年發表了關於巴特曼的解剖筆記，由居維葉在1817年的《自然歷史博物館論文集》（Mémoires du Muséum d'histoire naturelle.）中重新出版。居維葉在他的專著中寫道：
她的個性很活潑。記憶良好，能在隔開幾個星期後，認出了一個她只見過一次的人。她說着流利的荷蘭語，她在開普敦學過，知道一些英語，並開始用法語說幾句話。她能根據自己國家的舞蹈風格跳舞，在他們稱為「口簧琴」的樂器上演奏相當的動聽……她的肩膀、背部和胸部很優美……她的手臂（相當苗條）也非常好。她的腳也很漂亮……[53]
儘管他對她有着這樣的印象，但根據他關於種族進化的理論，居維葉依然在她的遺骸上找出並證明了猿類的特徵。他認為她的小耳朵與猩猩的耳朵相似，並且還將她充沛的活力與猴子的速度相比較。[52]
在居維葉的發表的報告中，他將她與猩猩進行比較，並說她是人類物種中最低級的。他對巴特曼感興趣的原因之一是他認為她是人類進化中的「缺失環節」。居維葉和同時代的其他研究人員通過她的性器官和外貌的不同說明她與白人的區別，以此為對她身體的粗糙檢查辯護。藉此，歐洲人加強了他們在文明的「白色自我」的保證。莎拉·巴特曼的性器官提供了整個19世紀的黑人女性的主要形象。「以一個人的一個單一樣本來定義整個種族，並被廣泛認為已經幫助形成科學種族主義的基礎。」[54]因此，當時的黑人女性的性行為被認為是病態的。與妓女相提並論，是淫蕩，腐敗和病態的代表。可見喬治·居維葉縱容他對種族的主觀感覺左右他的科學研究。[55]
政府和公職工作
除了自己在動物學和古生物學方面的原創研究以外，居維葉作為法國國家研究所的永久秘書和作為與公共教育相關的官員進行了大量的工作。並且其中大部分最終以公開的形式出現。在1808年，他被拿破崙安置在法國大學委員會，在這個職位他主持（在1809年、1811年和1813年）委員會負責督查阿爾卑斯山和萊茵河地區的高等教育機構，並報告與中央大學的合作情況。他就這個主題發表了三份報告。
他再次以研究所的永久秘書的身份，不僅為科學院的已故成員準備了一些歷史讚譽，而且也是一些關於物理和自然科學史的報告的作者。其中最重要的是1810年出版的「1789年關係歷史學研究」。直到拿破崙1814年倒台之前，他任職於國務委員會。他的職位沒有受到波旁復辟的影響。他被選為大學校長，在那裏他擔任公共教育委員會的臨時主席，而他也作為路德宗信徒，負責新教神學教授。在1819年，他被任命為內政委員會的主席。
1826年，他獲得榮譽軍團的「大軍官勛位」，隨後被任命為國務委員會主席。他自1830年起供職於法蘭西文學院直到去世。作為空論家的成員，他於1832年初被提名為內政部長。[21]
紀念與命名
有一些以其名命名以紀念居維葉的動物，他們包括居維葉喙鯨（原本被認為是已經滅絕的生物），居維葉瞪羚，紅嘴巨嘴鳥（居氏巨嘴鳥），塞內加爾多鰭魚（居氏多鰭魚），鈍吻古鱷（居氏凱門鱷），虎鯊（Galeocerdo cuvier）和居氏安樂蜥（Anolis cuvieri）——一種來自波多黎各的蜥蜴。還有一些滅絕的動物命名為居維葉，如南美巨頭懶熊（Catonyx cuvieri）。
新西蘭的維維爾島（D'Urville）由改名為居維葉（Cuvier）。[57]
英格蘭韋恩·格勞瑟（Wayne Glausser）教授長篇大論地指出，帕特里克·奧布萊恩的20本小說（1970-2004）的《怒海爭鋒（Aubrey-Maturin）》系列中的人物斯蒂芬·馬圖林（Stephen Maturin）「是由喬治·居維葉闡述的新古典範式的倡導者」。[58]
所命名的分類
（列表可能不完整）
參見
參考文獻
延伸閱讀
外部連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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