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情報院（韓語：국가정보원／國家情報院 Gukga jeongbowon */?），簡稱國情院（국정원，NIS），是大韓民國（韓國）的情報及國家安全機關。前身為中央情報部（中情部，KCIA，중앙정보부，중정부，1961年－1980年）和國家安全企劃部（安企部，ANSP，국가안전기획부, 안기부，1980年－1998年），首任部長是金鍾泌，於1961年朴正熙5.16軍事政變後成立。韓國國家情報院是仿照美國中央情報局建立的，美國中情局在相當長時期內擔任其顧問，這兩個情報機構在有關朝鮮情報方面進行了長期的合作。韓日情報交流方面，則起自1998年朝鮮的「大浦洞」導彈飛越日本領空後，日本相關情報機構如內閣情報調査室、防衛省情報本部等對朝鮮的動向日益關注，為了獲得更多有用的情報，日本情報機構近年來明顯加大了與韓國情報機構的協作，雙方不但經常交換情報，還與美國一起共同展開對朝鮮飛彈發射、軍事演習等動向的情報偵察活動。國際情報專家指出，在朝鮮半島上，一個以朝鮮為對象的美、日、韓三國「情報同盟」正在形成。1999年1月，金大中政府廢止國家安全企劃部，進行組織改造，將其改為總統直屬機關，名為國家情報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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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要
國家情報院主要負責搜集國內外的戰略情報，保護管理對國家安危有重大影響的主要資料，協同國家安全和海外反間諜行動。
「國家情報院法」第3條 職責
- 國外和國內安全資訊收集，創建和分發（如國際犯罪，恐怖主義和情報組織，反政府組織）
- 國家機密文件・材料・設施的保全維護及區域安全操作業務
- 捜査刑法中內亂罪、外叛罪、軍事刑法中反叛罪、密碼不正確使用罪、軍事機密保護法範圍內罪狀、國家保安法範圍內罪狀
- 國情院職員的職責有關罪行的調查
- 情報及保安業務的企劃・協調
歷史
該機構的起源可以追溯到韓戰期間成立的韓軍反間諜團(Korean Counterintelligence Corps，KCIC)。中央情報部(KCIA)於1961年6月13日由金鍾泌成立，該部門成立最初共有3,000名成員，均是來自於戰爭時成立的KCIC。金鍾泌畢業於韓國陸軍士官學校，是朴正熙的姻親侄子，他還被認為策劃了1961年的政變，在朴正熙當選為韓國總統之前就一直支持他。
朴正熙政權廣泛利用該情報機構來鎮壓反政府、親朝鮮或其他親共運動，包括大學校園裏的學生抗議活動和海外朝鮮人的活動。韓國中央情報部因干涉國內政治和國際事務而在其管轄範圍之外建立了聲譽。中情部的最初章程，即《保護軍事機密法》，旨在規制反間諜和與國家安全有關的活動，但其大部分活動和預算都用於與最初章程無關的事情。
中情部控制着整個國家，擁有四萬多名正式員工和一百萬名通訊員。罷工的工人、抗議者或簡單請願書的簽署者都面臨着長期的監禁和酷刑，整個國家都處於不斷的監視之下。
1968年，中情部特工綁架了17名居住在西德的韓國人，他們被運回漢城，在那裏受到刑訊逼供，他們被指控從事親北方的活動而違反了國家安全法。此事成為一個引人注目的事件，被稱為東柏林事件，韓國因為綁架事件受到了廣泛的國際批評，幾乎使西德政府與韓國斷絕外交關係。 1973年，在日本的一個度假勝地附近發生了備受關注的綁架持不同政見者金大中的事件，金大中後來成為韓國總統，也是該國第一位諾貝爾和平獎獲得者。
韓國中情部幾乎擁有無限的、完全不受約束的權力，可以以任何罪名逮捕和拘留任何人，這造成了一種極端恐懼和壓迫的氣氛。對學生、持不同政見者、反對派人士、共產黨員、記者或任何被認為是批評政府的人的頻繁拘留和酷刑是朴正熙政權和隨後政權的症狀。在另一個偏離其最初章程的情況下，中情部作為政治機器的假定角色和對國家政治生活的支配開始採取更多奇怪的形式，如在起草韓國憲法時行使自行決定權，並為執政黨充當政治籌款人。
除了表面上由其原初章程授權的情報和秘密警察的角色外，它還通過國內外的代理人網絡，默認成為韓國政府事實上的總檢察長和監察長。在國內，中情部通過成為藝術的支持者、旅遊業的促進者和國家文化的傳播者，使自己成為政府的慈善機構。
眾所周知，中情部通過敲詐勒索和操縱股票市場籌集資金，而這些資金又被用來賄賂和欺詐公司、個人甚至外國政府，正如1976年美國的"韓國門"醜聞所發生的那樣。美國國會議員唐納德·M·弗雷澤的調查發現，中情部通過韓國商人朴東宣提供賄賂和好處，試圖增加對美國政府的影響；約有115名國會議員被牽涉到該事件中。
1979年，中央情報部部長金載圭在一次晚宴上暗殺了總統朴正熙。事後，中情部被清洗，金載圭和其他五人被處決，部門也暫時失去了大部分權力。
新任部長全斗煥利用其1980年4月至7月的任期，將其權力基礎擴大到軍事之外，該組織於1981年更名為國家安全企劃部(ANSP)，其權力在總統令和立法中被重新定義。
安企部與它的前身一樣，是一個直接對總統負責的內閣級機構，安企部部長繼續擁有直接向總統匯報的權限。
1981年3月，安企部被重新指定為收集和處理所有情報的主要機構。所有其他在其章程中規定具有情報收集和分析職能的機構都被重申要與安企部協調其活動。
1981年底通過的立法進一步重新定義了安企部的法定職能，包括收集、匯編和分配有關公共安全的國外和國內信息，打擊共產主義分子和推翻政府的陰謀。
在被指定為涉及國家秘密的文件、材料、設施和地區方面維護公共安全也是安企部的職權範圍，調查叛亂和外國侵略罪、叛亂罪、協助和教唆敵人、泄露軍事機密以及《保護軍事機密法》和《國家保安法》規定的罪行也是安企部的職權範圍。安企部還負責調查與情報人員職責有關的犯罪，監督信息收集，以及匯編和分發關於其他機構旨在維護公共安全的活動的信息。
到1983年，安企部地位已經回升，並再次成為地位顯耀的對內及對外情報機構。
然而，在第六共和國時期，安企部的國內權力確實受到了限制。在變革之前，安企部可以自由查閱所有政府辦公室和檔案。安企部、國防部、大檢察廳、警察廳和法務部在韓國國會派駐了他們的特工，以收集關於政治家活動的信息。
然而，1988年5月，公開的安企部工作員與其他情報機構的人員一起被要求撤出了國會議事堂。
安企部的預算沒有被公開，也沒有以任何有意義的方式提供給國會的非公開會議。1989年7月，在反對黨和公眾輿論的壓力下，國會十八年來首次對安企部進行了檢查和審計，安企部將其線人從漢城刑事法院和最高法院撤出。
為了限制安企部參與 "情報政治 "的可能性，安企部信息協調委員會也被解散，因為該委員會曾對其他調查機構（如大檢察廳）產生過不適當的影響。此外，為了回應對其涉嫌侵犯人權的廣泛批評，安企部成立了一個 "監督 "辦公室，以監督其國內調查，並防止特工在審訊嫌疑人時濫用其權力。
然而，安企部仍然深深地捲入了國內政治，並沒有完全準備放棄其權力。例如，1990年4月，執政的民主自由黨(DLP)聯合領導人金泳三抱怨說，他和他在DLP中的派別成員受到了 "政治上的情報操縱"，包括竊聽、監視和財務調查。
儘管1989年9月執政黨和在野黨的主要決策者達成協議，剝奪了安企部調查親朝鮮活動的權力（《國家保安法》規定的罪行），但安企部繼續執行這方面的法律，而不是局限於打擊內部和外部推翻政府的企圖。安企部繼續不加解釋地抓捕激進的學生和持不同政見的領導人進行審訊。
除了有爭議的內部安全任務外，安企部還以收集和分析外國情報以及調查涉及外部顛覆和軍事機密的罪行而聞名。國家統一委員會和安企部（以及之前的中情部）是韓國統一戰略和與朝鮮接觸的主要政府分析和政策方向來源。情報部門對反間諜案件的追查也得到了高度評價。
1994年，在韓國執政黨和反對黨達成協議後，安企部對其章程進行了重大修改，有效限制了其活動。因此，國民議會成立了一個 "信息委員會"，為該機構脫離政治舞台和保持政治中立打下了基礎。安企部還開始制定程序和機制，以挫敗國際犯罪和恐怖主義。1995年，安企部從過去34年來在里門洞南山的辦公地點搬到了首爾南部的內谷洞的新總部所在地。
有關該機構組織結構的大部分細節仍由政府保密。1998年，《Sisa Journal》對該機構（當時的安企部）的結構進行了調查，估計它在39個總部和地區部門中僱用了大約6萬名員工，每年的支出估計為7,000億-8,000億韓元。
1999年，它被正式改名為國家情報院。根據官方披露，國家情報院分為三個局。國際事務、國內事務和朝鮮事務。
2003年盧武鉉當選韓國總統後，為改革該機構做出了更多的共同努力。盧武鉉任命前人權律師高泳耇擔任部長一職，表示希望找到 "能使該機構恢復正常的人"。該機構的反共局被計劃取消，許多國內情報和監視活動要麼被放棄，要麼被移交給國家警察。
2008年12月，朝鮮中央通信社稱，一名接受過國家情報院培訓的朝鮮公民因參與暗殺朝鮮領導人金正日的陰謀而被逮捕。
2011年，國家情報院在韓國憲法法院正式承認其監視了韓國公民的Gmail賬戶。
國家情報院2012年的預算有可能被削減，因為它已經顯示出效率低下。
2016年，檢察官的一項調查曾發現，自前總統李明博執政以來（2008年-2013年），國家情報院一直在有效地策劃保守派團體的活動。證據顯示，國家安全院不僅參與了保守派團體在報紙上刊登的政治廣告，而且還參與了他們舉行一人抗議活動和發放小冊子的計劃。「一名在國家情報院心理戰小組的朴姓特工支持並監督右翼保守派組織和右翼青年組織」。
根據韓國警方的調查報告，在2012年12月舉行的總統選舉中，國家情報院犯下嚴重罪行，秘密幫助朴槿惠競選。韓國檢察官正在重新調查這一事件，它可能使去年的總統選舉結果無效。前國家情報院負責人元世勛因包括總統選舉欺詐在內的多項指控正在等待審判。
2015年，黑客團隊的入侵數據顯示，國家情報院從黑客團隊購買了間諜軟件。一名與黑客有關的特工被發現死於明顯的自殺，死者在遺書中說，該機構沒有對平民或與2012年總統選舉有關的政治事件進行間諜活動。
2020年12月13日，《國家安保法》被修訂，這項法律最初於1948年通過，旨在保護國家免受朝鮮威脅。它規定韓國公民不能讚美、同情或援助朝鮮人。然而，據說這部法律允許國家情報院侵犯一些重要的人權，例如逼供，以及進行「反共」調查。這項法律允許當局僅僅因為擁有一本與朝鮮意識形態有關的書籍而將某人監禁長達7年。該法律還延伸到懲罰「反政府組織」，允許國家情報院懲罰那些反對政府或與政府有不同意見的平民，侵犯他們的言論自由權。由於來自朝鮮的持續威脅，人們擔心修改該法律會進一步加劇這一問題。儘管有了這個修正案，人們仍然很擔心國家情報院會繼續侵犯人權。即使該修正案禁止國家情報院進行刑事調查，它仍然允許收集任何違反國家安保法的人的信息。在國家情報院試圖通過對候選人文在寅的誹謗活動影響2012年的選舉後，這項新的修正案將禁止其參與國內政治。自2024年1月1日起，該修正案將把調查國內問題的權力移交給國家警察部門。
組成機構
國家情報院現設3個處：
- 國際情報處
- 北韓情報處
- 國內事務處
在海外設立了39個情報站，其中三分之一的情報站秘密設在中國、日本和北朝鮮，工作人員超過6萬人，每年的開支約7,000億至8,000億韓元。
職級
國家情報院的職員（技能職除外）分1級到9級。4級以下要在前面的工作標題欄註明（信息，調查，工業，安全，通信，電腦）的名稱。下表是根據國家情報院職員法所分。
歷任首長
| 姓名 | 任期 |
|---|---|
| 金鍾泌 | 1961年5月20日－1963年1月6日 |
| 金容珣 | 1963年1月7日－1963年2月20日 |
| 金在春 | 1963年2月21日－1963年7月11日 |
| 金炯旭 | 1963年7月12日－1969年10月20日 |
| 金桂元 | 1969年10月21日－1970年12月20日 |
| 李厚洛 | 1970年12月21日－1973年12月3日 |
| 申稙秀 | 1973年12月4日－1976年12月5日 |
| 金載圭 | 1976年12月6日－1979年10月26日 |
| 李熺性（代理） | 1979年10月30日－1979年12月12日 |
| 尹鎰均（代理） | 1979年12月13日－1980年4月13日 |
| 全斗煥（兼任保安司令官） | 1980年4月14日－1980年7月17日 |
| 姓名 | 任期 |
|---|---|
| 李鍾贊 | 1998年3月5日－1999年5月25日 |
| 千容宅 | 1999年5月26日－1999年12月23日 |
| 林東源 | 1999年12月24日－2001年3月26日 |
| 辛建 | 2001年3月27日－2003年4月24日 |
| 高泳耇 | 2003年4月25日－2005年7月10日 |
| 金昇圭 | 2005年7月11日－2006年11月22日 |
| 金萬福 | 2006年11月23日－2008年2月11日 |
| 金成浩 | 2008年3月26日－2009年2月12日 |
| 元世勛 | 2009年2月12日－2013年3月22日 |
| 南在俊 | 2013年3月22日－2014年5月22日 |
| 韓基範 | 2014年5月22日－2014年7月15日（代理） |
| 李丙琪 | 2014年7月16日－2015年2月27日 |
| 韓基範 | 2015年2月27日－2015年3月18日（代理） |
| 李炳浩 | 2015年3月18日－2017年5月31日 |
| 徐薰 | 2017年6月1日－2020年7月2日 |
| 崔容煥 | 2020年7月3日－2020年7月28日（代理） |
| 朴智元 | 2020年7月29日－2022年5月11日 |
| 金奎顯 | 2022年5月26日－2023年11月26日[2] |
爭議
- 1967年東柏林事件，韓國中央情報部的特工將數位僑居西德的韓僑綁架回漢城（今首爾），嚴刑審訊後指控他們「親朝鮮」和「觸犯國家保安法」。事後西德政府中斷了與韓國的外交關係。
- 金大中綁架事件：1973年8月8日，流亡到日本的金大中出席由新民黨領導人在東京大皇宮飯店2212室舉行的聚會。會議結束後，金大中走出2212室，遭一群身份不明的人綁架。此後，金大中被帶到日本大阪，再經日本海海路到韓國首都漢城。據報道，金大中後來回憶說，在一艘前往韓國的船上，他的雙腳被繫上重物，綁架者似乎打算把他淹死在海里。日本自衛隊注意到了這艘船，開始追逐，綁架者被迫放棄計劃，金大中後來在韓國釜山獲釋，隨即便軟禁。1998年金大中當選韓國總統後，在2000年表示，當年製造這起綁架事件的正是中央情報部的特工。
- 1976年韓國門事件，在美國華府的韓國商人朴東宣和其它代理人向美國國會議員行賄，以期取得美國優先考慮對韓軍事和經濟支持。韓國中央情報部（即今天的「韓國國家情報院」）也捲入其中。[3][3]:262
- 1979年10月26日晚，時任中央情報部部長的金載圭在情報部的宮井洞秘密宴會廳內槍殺總統朴正熙，一同出席宴會的青瓦台警衛室室長車智澈以及四個保鑣也一同遇害。
- 1997年大韓民國總統選舉前，時任韓國駐美國大使洪錫炫和三星集團結構調整本部長李鶴洙，討論了向執政黨大國家黨候選人李會昌及其他有潛力的候選人提供大選資金的事情。安全企劃部對洪錫炫和李鶴洙等政界和經濟界高層人物進行竊聽，先後製作了1000多份竊聽錄音帶和筆錄。最終李會昌落選。1999年，安企部更名為國家情報院，竊聽醜聞隨之曝光。這一醜聞的徹底曝光讓國家情報院被迫脫離國內政治情報領域，全力從事對外情報搜集。
- 2002年3月，前韓國特工舉行大規模的遊行示威，要求政府給予賠償。國際輿論也給予關注，前韓國特工的經歷將被拍成電影。韓國政府開始改變保持沉默的態度，悄悄地同意給予一些特工以賠償，並具體準備了按時期分等級支付補償金的方案，但受到「派北特工」們的反對。10月，在釜山舉行「亞運會」期間，「派北特工」再次舉行示威活動，進而演變成騷亂。其間9名警察受傷，警方逮捕大約200人，審訊中發現這些前特工準備襲擊「那幫朝鮮人」。
- 2003年6月20日，韓國總統盧武鉉在新任國家情報院院長高泳耇陪同下，視察國家情報院，並與該院20多位高官合影。當天至22日上午，這張合影出現在韓國一個知名網站上，並被多家網站轉載，均被放在十分顯著的位置上。照片既大又清晰，在網上「示眾」41小時，韓國情報院高官集體曝光。韓國國家保密法規定，除國家情報院院長和4位副院長外，其餘22人都是「絕對保密人物」，不允許公開身份，更禁止在公開場合露面。這一泄密事件後果十分嚴重，被曝光者將被調換工作，因而實際上導致情報院高層幹部「全軍覆滅」。24日，韓國總統府發言人公開聲明對此次泄密事件道歉，並撤消專職攝影師徐某的職務，趕出青瓦台。
- 2011年2月16日，國家情報院為了協助銷售軍機，派員潛入前來商談採購事宜的印尼特使團下榻飯店房間，察看對方的筆記型電腦，但過程竟遭印尼人員當場撞見。據《朝鮮日報》報導，印尼特使團前腳剛離開首爾樂天酒店，就有2男1女潛入印尼經濟統籌部長兼特使團團長哈達·拉加薩助理的房間。不到6分鐘，該名助理回房，赫然發現3名闖入者正在察看房內2台筆記型電腦；他們被撞見時也未露訝異神色，只是隨手交還電腦，逕自離去。報導指稱，這些闖入者就是國家情報院的人員；據信，筆記型電腦中儲存韓、印兩國正在商討的T-50金鷹式高級教練機採購與軍事合作等相關機密情報。韓國政府高層消息來源也證實，情報員是「前去打探印尼特使團的談判戰略」，好讓T-50能順利擊敗俄羅斯的雅克-130教練機，搶下印尼的定單，遭對方撞見是「意外的疏失」。韓國國情院事後還企圖湮滅證據，據韓國《文化日報》報導，該院人員曾赴首爾南大門警察署，帶走包括監視器畫面等證物。1名警官表示，「他們來警局帶走所有東西。監視器畫面的品質非常好，要辨識闖入者的身分並不困難。」這起烏龍事件也讓韓國國情院淪為笑柄。韓國各界痛批國情院「無能」，犯下有害國家形象的「低級失誤」。各國駐韓外交官則密切關注後續發展，甚至發出「韓國國情院犯下巨大失誤」的相關電文回國。[4]
- 大韓民國國家情報院介入總統選舉事件：2012年大韓民國總統選舉前，國家情報院在時任院長的元世勳令下，擴大其「心理戰」小隊，其職員發表批評自由派候選人文在寅的評論，並讚揚保守派候選人朴槿惠。時任國情院院長的元世勳視反對黨候選人文在寅為北韓同情者，因此選前指示國情院職員，防止文在寅贏得網絡支持，國情院的職員試圖將文在寅描繪成對北韓軟弱，無力保護韓國免於北韓威脅的形象。韓國聯合通訊社指出，國情院職員在數十個網站註冊數百用戶名，發表數千條相關文章，對特定候選人表示支持或反對，並要求國情院職員提交「工作報告」，此一行為遭到韓國第一大在野黨民主黨的指控，檢察官於2013年4月突擊搜索國情院首爾總部。2013年6月14日，首爾中央地方檢察廳宣佈前院長元世勳交保候審，即以最高可處5年有期徒刑的干預政治等罪名起訴，但是暫不逮捕。[4]檢察廳表示，元世勳涉嫌違反「公職選舉法」和「國家情報院法」，以上法律禁止公務員濫用職權參與選舉活動，同時禁止國情院院長及下屬職員干涉政治，包括散佈消息以支持或反對某一黨派或政界人士的行為。2014年9月11日[5]（頁面存檔備份，存於互聯網檔案館），首爾中央地方法院一審判處元世勳有期徒刑2年6個月，緩刑4年，剝奪公務員資格3年。一審法院認定，關於元世勳直接干預選舉的罪證不足，且其做法沿襲過去慣例，並非故意實施，意即元氏違反「國家情報院法」，但沒有違反「公職選舉法」。2015年2月9日，首爾高等法院二審判處元世勳有期徒刑3年，剝奪公務員資格3年，隨後遭到羈押。二審法院根據檢方提供的國情院職員716個推特帳戶及所發表的27萬則文章發現，自2012年8月朴槿惠獲選為「新世界黨」總統候選人後，國情院「心理戰」小隊就依元世勳指示開始利用網絡介入選舉，認定元世勳沒有保持政治中立，且嚴重違反「國家情報院法」及「公職選舉法」，有必要入監服刑。2015年10月6日，首爾高等法院刑事7部部長金時徹裁定，將他從首爾拘留所釋放，自2015年2月9日二審判決後至裁定釋放為止，一共遭羈押240天。2017年8月30日，首爾高等法院終審裁決判處被告元世勳違反「國家情報院法」和「公職選舉法」有期徒刑4年，另同案被告前國情院第三次長李鍾明和前心理戰團團長閔炳周亦被分別判處有期徒刑2年6月，緩刑4年。[5][6][7][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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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
外部連結
參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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