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莎·盧森堡
德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羅莎·盧森堡（德語：Rosa Luxemburg；波蘭語：Róża Luksemburg；1871年3月5日—1919年1月15日）是波蘭-德國馬克思主義政治家、社會主義哲學家和革命家，德國共產黨創始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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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森堡於1871年3月5日[1]出生於俄羅斯佔領下的波蘭扎莫希奇的一個猶太人家庭，她原是波蘭立陶宛王國社會民主黨理論家。1898年移居德國柏林，並加入德國社會民主黨，是黨內的重要社會主義理論家。
1914年，威廉二世進行全國總動員、向俄羅斯宣戰，同年八月四日德國社會民主黨國會黨團在帝國議會表決支持戰爭撥款。前後一系列連鎖反應標誌着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正式開始和第二國際的分裂，過去十年內包括羅莎·盧森堡在內的西歐各國左翼力量努力避免戰爭爆發的所有舉措付諸東流。為求轉機，羅莎·盧森堡在戰爭開始前曾公開號招群眾拒絕服兵役，而被法院視為叛國、判處一年有期徒刑。
社民黨宣佈支持德國參與第一次世界大戰後，1915年她和卡爾·李卜克內西等黨內左翼人士合作成立馬克思主義革命團體「斯巴達克同盟」，與黨內以弗里德里希·艾伯特為代表的右傾勢力對立。並因公開宣傳反戰主張於1915年－1918年間被多次關押。1918年11月，在德國十一月革命期間，她創辦了《紅旗報》作為斯巴達克同盟的機關報。該組織後聯合德國國際共產主義者於1918年12月30日建立德國共產黨，《紅旗報》隨後成為共產黨的機關報。
羅莎·盧森堡起草了德國共產黨黨綱。她認為1919年1月柏林的斯巴達克起義是在各方麵條件不成熟的情況下展開的[2]，因此是一個錯誤[3]，但起義開始後她還是加以支持並親自參與。當起義被自由軍團（魏瑪政權的右翼敢死隊，由第一次世界大戰退伍軍人組成）鎮壓時，盧森堡、李卜克內西與其他數百位支持者被逮捕，遭到嚴刑拷打並被殺害。目前德國左翼黨的基金會以她的名字命名。
由於羅莎·盧森堡認為無產階級若不掌握國家政權，就無法徹底變革社會，同時批判列寧主義者及較溫和的社會主義者（社會民主主義派系），因此在左翼政治界及學術界中不是所有人都認同羅莎·盧森堡[4]。儘管如此，戰後東德政府仍然普遍將盧森堡和李卜克內西視為共產主義事業的殉道者。德國聯邦憲法維護廳的資料聲稱，對盧森堡和卡爾·李卜克內西的紀念仍然是德國極左翼每年的傳統活動[5]。
- 對列寧主義的批評：羅莎·盧森堡對列寧發起的俄國革命表示支持，但對列寧的想法、意見表達不贊同，對布爾什維克在十月革命及俄國內戰中的一些措施表示遺憾[6]，她在書信中寫下她對俄國革命的想法，並成為她流傳後世最著名的一句話。
「只給政府的擁護者以自由，只給一個黨的黨員以自由——就算他們的人數很多——這不是自由。自由始終是持不同思想者的自由。這不是由於對『正義』的狂熱，而是因為政治自由的一切振奮人心的、有益的、淨化的作用都同這一本質相聯繫，如果『自由』成了特權，這一切就不起作用了。」[6]
她獨到的政治思想被後人稱之為盧森堡主義。
生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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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1年3月5日，盧森堡生於俄羅斯治下的波蘭會議王國扎莫希奇一個猶太教家庭，她是家中第五個也是最小的孩子，其父愛德華和祖父亞伯拉罕都是猶太教改革運動的支持者，她後來曾回憶稱父親激發了她對自由主義的興趣；其母虔誠且博學多識，家中的大量藏書使她從年幼時便接觸到了很多學問和知識[7]。羅莎天資聰慧，在使用波蘭語和德語同家人交流的同時，還自學了俄語和法語[7]；幼時便能夠寫信給家人，能夠熟練背誦詩歌，其中包括波蘭經典詩歌《塔杜施先生》，這一點給了親戚們以深刻的印象[8]。 1873年舉家遷至波蘭的華沙[9]，五歲時患上髖關節的疾病，需長期臥床，此後終生跛足[10]。
1884－1887年就讀於華沙的一間女子文理中學[11]，這是一所很少接納波蘭學生的中學，而接納猶太裔學生對於這所學校而言則更是特例，在校內學生們被要求只能用俄語交流[12]，但羅莎很快加入了研究波蘭詩人及作家作品的地下社團，當時俄羅斯帝國正在推行針對波蘭人的同化政策，因此這種研究被禁止。1886年她加入了四年前成立的波蘭左翼政黨波蘭無產階級黨，參與組織領導罷工。罷工失敗後該黨四位領導人被處死，該黨被迫解散，包括盧森堡在內的倖存黨員轉入地下組織。1887年，通過高中畢業考試。由於沙俄警方的通緝，她不得不前往鄉下避難，並在一座貴族莊園裏擔任私人教師[13]，最終於1889年為逃避拘捕經由「綠色邊境」[註 2]前往瑞士，就讀於蘇黎世大學，主修哲學、歷史學、政治學、經濟學和數學，研究中世紀歷史及經濟和證券危機。
1897年春發表博士論文《論波蘭的工業發展》,被授予政治經濟學博士學位，該論文於1898年由萊比錫的出版社發行。她是世界上第一批獲得該學位的女性之一，更是第一位獲得該學位的波蘭女性[14][15]。
1893年，與列奧·約基希斯和尤利安·馬爾赫萊夫斯基創辦《工人報》。該報反對波蘭社會黨的民族政策，認為俄屬波蘭需要走德國、奧地利和俄羅斯的社會主義革命道路。她認為，應與全俄國的無產階級聯合起來共同反對資本主義與俄國的封建專制制度，並認為波蘭獨立沒有現實基礎，在波蘭獨立問題上持反對立場[16]。
她反對社會主義制度下的民族自決權，因此與弗拉基米爾·列寧產生了理論分歧。她還與列奧·約基希斯共同創辦波蘭王國和立陶宛社會民主黨。儘管成年時大多生活在德國，但青年時期的盧森堡主要在波蘭活動，與約基希斯共同領導組織波蘭社會民主黨，是該黨的主要理論家。與此同時，她對波蘭文化依舊充滿興趣，她喜歡閱讀波蘭詩人亞當·密茨凱維奇的詩作，強烈反對德意志帝國對德屬波蘭地區以及俄羅斯帝國對俄屬波蘭地區的同化政策，並於1893年和1900年先後出版了兩本宣傳小冊子[17][18][註 3]。
1898年5月，盧森堡為取得德國國籍嫁給古斯塔夫·呂貝克並搬到柏林，他們從未同居，並於五年後正式離婚。盧森堡不喜歡柏林的中產階級文化，認為這會扼殺革命[19]。
起初她被安排到德國社會民主黨的婦女工作部，在那裏她遇到了一生的摯友——克拉拉·蔡特金，此後她活躍於德國社會民主黨，成為黨內激進左翼的一員，這一派堅定的認為只有通過暴力革命才能夠實現工人階級及在資本主義社會裏其他一切被壓迫者的解放。
盧森堡依舊認可自己波蘭人的身份，她對德國的生活感到不適應，認為定居德國是一種政治上的需要，並在她用波蘭語寫就的私人信件中表達她對當時德國社會文化的些許不滿。但與此同時，她熱衷於閱讀約翰·沃爾夫岡·馮·歌德的作品，對德國文學表示欣賞。不過，她依然更喜歡瑞士而非柏林，且非常想念家鄉波蘭的語言與文化[20][21]。
從1896年到1898年，愛德華·伯恩斯坦發表了一系列標題為「社會主義的問題」的文章，這些文章導致了德國社會民主黨中關於修正主義的爭論。作為黨內激進左翼的一員，盧森堡旋即與以伯恩斯坦為首的修正主義者展開了針鋒相對的鬥爭。盧森堡直接在1899年4月發行的宣傳冊《社會改良還是革命？》中點名攻擊伯恩斯坦。盧森堡對社會民主黨奉行的改良主義的譴責使她當仁不讓成為該黨左翼的喉舌。她認為，在資本主義社會在生產領域走向社會化的同時，其在分配方式上卻越是使個人同生產的關係相脫離，從而使得資本主義私有制越發穩固且具有排他性，這使得修正主義者所主張的通過漸進式改良主義走向社會主義變得不可能[22]。因此只有無產階級掌權及生產方式的革命性變化，才能夠解決資本與勞動間的對立衝突。她希望將修正主義者趕出社民黨。儘管未能成功，但以卡爾·考茨基為首的黨中央仍在黨綱里保留了馬克思主義的成分。
自1900年起，盧森堡在報章中刊登其對歐洲社會經濟問題的分析論文。預見到戰爭的她，大力抨擊軍國主義和帝國主義。在當年召開的社民黨美因茲代表大會上，針對當時正在發生的八國聯軍之役，她批評了社民黨的不作為，認為應當藉此廣泛宣傳及動員群眾反對當局推行沙文主義的所謂「世界政策」[23]。在這期間，1904年7月，她針對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在組織問題上的衝突[註 4]撰寫了《俄國社會民主黨的組織問題》一文，詳細敍述了她對無產階級政黨組織方法的構想，並批評列寧的民主集中制[註 5]理論是一種」極端集中主義觀點「[24]，認為」它沒有積極的創造精神，而是一種毫無生氣的看守精神。他的思想過程主要是集中於監督黨的活動而不是使它開花結果，是縮小而不是發展，是束縛而不是聯合整個運動。」[24]並同列寧展開爭論[25]。
日俄戰爭失敗後，俄國國內矛盾空前激化，1905年1月22日，「血腥星期日」事件發生，引爆各地一連串大規模的罷工、起義浪潮，是為1905年俄國革命。盧森堡不顧波蘭，德國兩國同志的建議，冒着被沙俄軍警逮捕的風險，使用德國朋友的護照前往華沙參加革命[26]，俄屬波蘭是當時的革命中心之一，她於 12 月 30 日抵達華沙，並與一個月前抵達的列奧·約基希斯會合，兩人共同為波蘭王國與立陶宛社會民主黨秘密出版物撰稿[27]，由於被當局在黨內招募的內奸出賣，兩人於1906 年 3 月 4 日被沙俄公共安全與秩序保衛部人員逮捕，被輾轉送至多個監獄關押，她被監禁期間仍繼續秘密為秘密出版物撰稿，作品經由秘密渠道被偷運出監獄[28]，在其親戚賄賂了兩名軍官後，她於 1906 年 6 月 28 日因健康原因暫時獲得保釋[15]，隨後於八月初從聖彼得堡出發前往時為芬蘭大公國一部分的庫奧卡拉[註 6]，在那裏見到了列寧。最終她於九月中旬回到德國[28]。
盧森堡是第一批明確意識到1905年俄國革命對俄國國內外的革命都有着歷史性意義的理論家之一，僅在1905-1906 年期間，她就用波蘭語和德語寫了100多篇關於革命的文本，進行了多次演講[26]。1906年她更是應德國社會民主黨漢堡地方組織的請求，將革命中關於群眾大罷工的經驗撰寫成著名的《群眾罷工、黨和工會》一文，呼籲學習俄國經驗，將群眾大罷工作為鬥爭手段，並希望藉此驅散瀰漫在整個第二國際內部，以工會官僚化和組織保守化為特點的官僚主義和議會迷風氣[29]，此後又將其與1910年德國選舉權鬥爭的經驗相結合，先後寫出了《德國工人階級的政治領袖》（1910）[30]和《再論群眾和領袖》（1911）[31]兩篇文章，形成了盧森堡主義中有關於黨、工會和群眾關係的重要思想。
隨着時間的推移，盧森堡對於歐洲可能將要爆發一場如恩格斯所言的「世界戰爭」[註 7]的認識越發清晰，特別是整個第二國際內的風氣對於制止戰爭的潛在阻礙更令她感到不安。她希望發動工人開展總罷工，阻止將要發生的戰爭，但被以考茨基為首的社民黨高層拒絕。1910年，圍繞選舉權鬥爭一事上的路線問題，盧森堡同考茨基展開公開論戰並最終決裂[32][33][34]。當局也將她視作危險分子，僅在1904年和1906年間，她便因政治活動而被三次關押[35]。1907年，她出席於倫敦舉辦的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第五次代表大會並再次遇見列寧。隨後在斯圖加特的第二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中，她提出的決議「歐洲所有工人政黨應團結一心阻止戰爭」獲得通過[36]。
此後盧森堡在社民黨柏林中央黨校積極講授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期間她曾經的學生弗里德里希·艾伯特當選德國社民黨主席。此後她將課程講義稿以《「國民經濟學」入門》為名出版[37]，此書同她於1913年出版的《資本積累論》共同構建起了其在政治經濟學領域的獨特理論構想[38][39] 1912年盧森堡寫作《婦女選舉權和階級鬥爭》一文，深入闡述其在女權問題上的思考[40]，同年其代表社民黨前往巴塞爾出席第二國際第九次（非常）代表大會[41]。次年，她在某個大型會議中宣稱：「如果他們認為我們打算搞內訌，那麼我們就大喊：『我們不會這樣干！』」
正當她在與法國社會主義者讓·饒勒斯着手準備總罷工時，1914年，巴爾幹地區民族危機引爆第一次世界大戰，德國社會民主黨宣佈支持當局的戰爭預算，同意與帝國政府休戰，並承諾在戰爭中避免任何罷工活動。不久饒勒斯遇刺，包括法國社會主義者在內，第二國際的多數政黨同各所在國政府合作，支持這場戰爭，大罷工宣告流產，第二國際陷入分裂和停擺狀態。為了反擊修正主義者，制止戰爭，盧森堡在法蘭克福發動反戰遊行，呼籲民眾拒絕服從兵役和命令。這讓她因「煽動對當局的法律和秩序的不服從」被關押一年。由於她自1899年起就開始與之對抗的修正主義者佔據了絕對優勢，盧森堡甚至一度考慮自殺[41]。
1914年8月，盧森堡與卡爾·李卜克內西、克拉拉·蔡特金和弗蘭茨·梅林共同創辦「國際歌小組」，1916年1月改名為斯巴達克同盟，以署名「斯巴達克者們」，創作非法反戰小冊子。盧森堡化名為「尤尼烏斯」，取自羅馬共和國創始人盧修斯·尤尼烏斯·布魯圖斯。斯巴達克同盟堅決反對社民黨對戰爭的支持，指責黨內高層曲解馬克思、恩格斯兩人的言論及思想從而粉飾戰爭的性質，認為這是對於社會主義革命原則相背離的，並認為戰爭會摧毀各國工人階級的聯合，使之自相殘殺，大幅削弱社會主義革命力量的同時使歐洲乃至世界陷入「野蠻狀態」之中[42]，試圖引領德國無產階級開展反戰總罷工，最終導致其與李卜克內西於1916年6月被關押兩年半。在關押期間她先後被轉移至波森（今波茲南）和布雷斯勞（今弗羅茨瓦夫）。
在監獄內盧森堡依舊筆耕不輟，寫就多篇文章及著作，其中包括寫於1915年的《資本積累——一個反批判》[註 9][43]和同年寫成的《社會民主黨的危機》[註 8]，後者於1916年6月發表[44]，詳細闡述了盧森堡對世界大戰和第二國際分裂所持的立場和分析，以及左翼戰時應當起到的作用[44]。好友們通過秘密方式從監獄內得到盧森堡文章和著作的手稿並非法印刷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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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年俄國革命爆發，盧森堡雖無法親自參與，但在獄中憑藉手邊能夠找到的資料寫就了《論俄國革命》一書的手稿，在此著作中盧森堡既肯定了列寧和托洛茨基領導的十月革命的偉大意義，理解他們的處境，認為布爾什維克是「唯一理解一個真正革命黨的使命和職責的黨，它通過提出全部權力歸無產階級和農民的口號保證了革命向前的進程。」並且巧妙地通過革命策略解決了爭取「人民的多數」這一馬克思主義的經典問題[6]。但也嚴厲批判了布爾什維克黨的一些政策，認為這些基於因戰爭導致的非常狀態而產生的策略與實踐在很大程度上違背了某些基本原則且與社會主義的目標相反，預見並警告他們有滑向獨裁和官僚主義政治的危險。
她在文章中寫道：
「......消極的東西，即廢除，是可以用命令實行的，積極的東西，即建設，卻不行。這是處女地。問題上千。只有經驗才能糾正錯誤並且開闢新的道路。只有不受拘束的洶湧澎湃的生活才使人想出成千的新形式、即興而來的主意，保持創造力，自己糾正一切失誤。自由受到了限制，國家的公共生活就是枯燥的，貧乏的，公式化的，沒有成效的，這正是因為它通過取消民主而堵塞了一切精神財富和進步的生動活潑的泉源。（證據：1905年和1917年2-10月）政治方面和那時一樣，經濟和社會方面也一樣。全體人民群眾必須參加國家的公共生活。否則社會主義就將是十幾個知識分子從辦公桌下令實行的，欽定的。
絕對公開的監督是必不可少的。否則交換經驗就只限於新政府的官員的排他的圈子之內。腐化不可避免。」
「......列寧和托洛茨基用蘇維埃代替了根據普選產生的代議機構，認為蘇維埃是勞動群眾唯一真正的代表。但是隨着政治生活在全國受到壓制，蘇維埃的生活也一定會日益陷於癱瘓。沒有普選，沒有不受限制的出版和集會自由，沒有自由的意見交鋒，任何公共機構的生命就要逐漸滅絕，就成為沒有靈魂的生活，只有官僚仍是其中唯一的活動因素。公共生活逐漸沉寂，幾十個具有無窮無盡的精力和無邊無際的理想主義的黨的領導人指揮着和統治着，在他們中間實際上是十幾個傑出人物在領導，還有一批工人中的精華不時被召集來開會，聆聽領袖的演說並為之鼓掌，一致同意提出來的決議，由此可見，這根本是一種小集團統治——這固然是一種專政，但不是無產階級專政，而是一小撮政治家的專政，就是說，純粹資產階級意義上的專政，雅各賓派統治意義上的專政（蘇維埃代表大會從三個月召開一次推遲到六個月！）不僅如此，這種情況一定會引起公共生活的野蠻化：暗殺，槍決人質等等。這是一條極其強大的客觀的規律，任何黨派都擺脫不了它。」[6]
儘管如此，她還是在繼續呼籲建立「無產階級專政」，但不打算採用布爾什維克的高度集權模式。她建議人們分清布爾什維克理論與策略中那些「本質的東西同非本質的東西、核心同偶然事件」[6]，從而加以學習，以實現歐洲乃至世界範圍內的社會主義革命。但在布列斯特和約簽訂後，她撰寫了《俄國的悲劇》一文加以批判，認為這會使得蘇俄處於四面受敵的絕望境地，也使德國的革命進程受到阻礙[45]
1917年，斯巴達克同盟開始隸屬於反戰主義者、前社民黨成員胡戈·哈澤創建的獨立社會民主黨。這一時期，德國為首的同盟國在戰爭中陷入越發不利的境地，以「蕪菁之冬」為代表的後方生活物資嚴重短缺使人民對當局的不滿持續升高，布爾什維克也開始進一步策動西歐各國特別是德國的革命，以使得蘇俄政權能夠擺脫孤立與嚴重困難的處境並促進國際革命力量的聯合，實現世界革命目標，布爾什維克在柏林的特使開始秘密地為德國革命者購買武器，支持他們發動反對當局的起義。[46]盧森堡在監獄裏敏銳的察覺到了德意志帝國正在崩潰，革命逐漸興起，這種樂觀在她對外的書信中不斷的流露出來[47]
总结
视角
1918年11月，基爾水兵起義標誌着德國十一月革命爆發，工人與士兵委員會在全德各地掌權，威廉二世皇帝被迫退位逃亡荷蘭，威瑪共和國成立，社民黨和獨立社民黨上台執政。新生的共和國處於空前的政治動盪之中，雖然獨立社民黨和社民黨大部分黨員支持工人委員會，但以弗雷德里希·艾伯特和菲利普·謝德曼為首的社民黨領導者則擔心革命會像1905年和1917年俄國革命那樣，使政體演變成蘇維埃制。獨立社會民主黨的主流派也不認可左翼的革命方案，兩黨在「恢復秩序」和召開制憲會議等問題上越發靠近，左翼的處境開始變得艱難。11月8日，盧森堡從布雷斯勞的監獄中被釋放。翌日，在柏林，菲利普·謝德曼和卡爾·李卜克內西先後宣佈成立「德意志共和國」和「自由社會主義共和國」。隨後他和盧森堡重組斯巴達克同盟，發行《紅旗報》作為機關報，要求大赦所有政治犯並廢除死刑。1918年12月14日，兩人共同出版斯巴達克同盟新方案。
不久蘇俄特使和軍事顧問卡爾·拉狄克抵達，在他的參與下，1918年12月29-31日，兩人代表斯巴達克同盟，參加與獨立社會主義者和德國國際共產主義者的聯合大會。
在31日的會議上，她做出了如下發言：
「......七十年的大資本的發展已足夠使我們前進得這樣遠，以致我們今天可以認真地着手去消滅資本主義了。不僅如此：我們今天不僅有能力解決這一任務，它不僅是我們對無產階級負有的職責，而且這一任務的解決在今天根本就是挽救人類社會使它還能存在下去的唯一出路。」[48]
會議期間，盧森堡曾向拉達克表達她對布爾什維克政權紅色恐怖和審查制度的強烈反對，並對她的前同事兼朋友費利克斯·捷爾任斯基出任新成立的契卡領導人一事不滿，要求其向莫斯科明確轉達她的這些意見。儘管在一些理論和路線問題上與會各方之間有所衝突，但大會依然於1919年1月1日決定沿用蘇聯模式，正式成立統一的德國共產黨，由卡爾·李卜克內西和盧森堡擔任領導人，並由盧森堡將此前寫就的斯巴達克同盟綱領《斯巴達克聯盟想要什麼？》進行小幅度修改從而作為黨綱。在這份綱領中，盧森堡明確提出要由無產階級奪取全部政權，建立統一的社會主義德國，拒絕同社民黨與獨立社民黨分享權力，並聲明」除非非依靠全德國大多數無產階級群眾明確堅定的意志，除非他們自覺地贊同斯巴達克聯盟的觀點、目標和鬥爭方法，斯巴達克聯盟絕不接管政府的權力。「[49][註 10]
盧森堡還認為必須通過從資產階級手中奪取權力並賦予給工人士兵委員會的方式，自下而上的挖空資產階級國家機器，使公共權力不再分離，並且在這個過程中使無產階級學會行使權力，同時根據國際主義原則去支援俄國和歐洲其他地區的革命。[48][49]但在事實上，儘管盧森堡作為黨的領導人，控制了黨的實際領導權的卻依然是親布爾什維克的派別，盧森堡事實上處於被孤立的狀態，特別是在有關是否應該抵制選舉的問題上。[51]這也為盧森堡的思想及支持者在其死後被不斷排斥，以及整個黨在威瑪共和國時期的布爾什維克化埋下了伏筆。
1919年1月4日，政府罷免了左派獨立社會民主黨人艾希霍恩的柏林警察總監職務，次日柏林工人的遊行演變為直接的武裝起義。第二次革命浪潮席捲柏林。盧森堡和李卜克內西親自參與指揮，並號召武裝起來的群眾解除社民黨和獨立社民黨所持有的武裝，為鎮壓起義，社民黨領袖弗里德里希·艾伯特任命古斯塔夫·諾斯克為柏林及其周圍地區軍隊的最高指揮官。並同自由軍團取得聯繫，共同摧毀左翼革命。盧森堡的生命進入倒計時。[51]
遇難及身後事
經過多日的戰鬥，1月11日，起義被基本鎮壓，李卜克內西和盧森堡在14日前往威爾默斯多夫的曼海姆街43號[註 11]新的藏身處。在那裏，她寫就了著名的《柏林秩序井然》一文作為她的絕筆，在文中她對過去一周的鬥爭做了總結，認為起義是在內外條件不成熟和領導人失能的情況下展開的，但她同時強調群眾是決定性的「磐石」，革命必然依靠這塊「磐石」走向勝利。在結尾處，她留下了那段廣為流傳的句子：
「 『柏林秩序井然！』 你們這幫愚蠢的奴才！你們的「秩序」是建立在流沙之上的。明天革命將在「磨刀擦槍聲中再次興起」，吹響令你們驚惶失措的號角，宣告： 我來過，我又來到，我還將重臨！「[2]
自由軍團的近衛騎兵步槍師於次日在藏身處逮捕了兩人，並將之帶往自由軍團的指揮部伊甸園酒店。[52]其指揮官瓦爾德瑪·帕布斯特上尉（Waldemar Pabst，1880-1970）和霍斯特中尉對兩人施行嚴刑拷打，最後，據稱在向諾斯克電話請示後，他下令處決兩人。盧森堡被士兵奧托·朗格（Otto Runge，1875-1945）用槍托擊暈，庫爾特·沃格爾（Kurt Vogel，1889-1967）中尉和赫爾曼·蘇尚（Hermann Souchon，1894-1982）中尉向其頭部開槍，盧森堡當場遇難，年僅47歲。23點45分左右，其遺體被扔進靠近列支敦士登橋的蘭德維爾運河，直至兩個月後的5月31日才發現她被衝到河畔的遺體。卡爾·李卜克內西則在蒂爾加滕遭到槍殺，在沒有任何身份證明的情況下被棄屍於柏林動物園的欄杆外，後被帶到太平間。[51]隨後全德境內爆發一系列暴行，成千上萬的德共黨員、其他革命者和平民被殘忍殺害。最後，同時在政治上轉移到右派的工人和士兵委員會和人民海軍部解散。
德國革命尾聲時，左翼發動的暴動與罷工遍佈全國，同時，右翼軍事及準軍事組織針對暴動、罷工人群的鎮壓、逮捕、監禁、處決與暗殺也在全德各地不斷上演。截至1919年5月，該情況先後在柏林、不萊梅、薩克森、薩克森-哥達、漢堡、萊茵蘭和魯爾區等地發生，5月2日最後發生在巴伐利亞蘇維埃共和國。在這一系列衝突中當局在很大程度上持默許甚至支持的態度，但這些衝突為新生共和國民主體制的確立起到了極為負面的作用，自此，相較於左翼，當局更依附於舊精英和右翼勢力，即便相較於左翼他們對於這個共和國的認同感更低，這造成了當局很難真正推行一些緊迫的社會變革措施以創造出一個對民主體制更有歸屬感的社會階層，與舊精英的聯盟構成了共和國的一個相當大的結構性問題[53][54]。左翼與右翼直接或間接的對立與衝突貫穿了整個共和國的歷史，結合國內外種種不利因素的疊加，最終為納粹黨的上台和民主體制的崩潰鋪平了道路。
謀殺案發生四個多月後，1919 年 6 月 1 日盧森堡的屍體被送至柏林夏里特醫院屍檢，其身份被確定。奧托·倫格因「蓄意謀殺罪」判處兩年監禁，福格爾中尉因漏報屍體被判監禁四個月。福格爾被羈押不久後越獄，帕布斯特和蘇雄則逍遙法外。後來納粹黨將倫格保釋，將近衛騎兵步槍師編入衝鋒隊。最終倫格在二戰結束後被蘇聯羈押於柏林時逝世。在 1962 年接受德國新聞雜誌《明鏡周刊》的採訪以及在他的回憶錄中，帕布斯特上尉聲稱國防部長諾斯克和威瑪共和國總理埃伯特都暗中批准了他的行為，但他的說法尚未得到證實，他的案件也沒有得到德國議會或法院的審查。1993 年，克勞斯·吉廷格對聯邦軍事檔案館保存的帕布斯特已解密檔案進行了研究，發現他在策劃謀殺盧森堡和保護那些聽從他命令的人免受後續刑事起訴方面發揮了核心作用。[55]
在其去世後，列寧在1922年2月底寫就的《政治家札記》一文中稱讚盧森堡「鷹有時比雞飛得低，但雞永遠不能飛得象鷹那樣高。」[註 12]他這樣寫道：
」羅莎·盧森堡在波蘭獨立的問題上犯過錯誤，在1903年對孟什維主義的評價上犯過錯誤，在資本積累的理論上犯過錯誤，在1914年7月犯過同普列漢諾夫、王德威爾得、考茨基等一起主張布爾什維克和孟什維克聯合的錯誤，1918年在監獄裏所寫的著作中也犯有錯誤（不過她已在1918年底1919年初即出獄以後糾正了自己的很大一部分錯誤）。雖然犯了這些錯誤，但她始終是一隻鷹，不僅永遠值得全世界的共產黨人懷念，而且她的生平和她的全部著作（德國共產黨人延緩她的全集的出版太久了，他們在艱苦鬥爭中遭到空前慘重的犧牲也只能使他們在某種程度情有可原）對教育全世界好幾代共產黨人來說都將是極其有益的。「[56]
列夫·托洛茨基也公開哀悼盧森堡和李卜克內西的逝世[57]。在後來的幾年裏，托洛茨基經常為盧森堡辯護，並聲稱約瑟夫·史太林詆毀了她[7]。在他被驅逐出蘇聯後，1932年他針對史太林的《論布爾什維主義歷史中的幾個問題》內對盧森堡觀點的批評寫下了《放開羅莎·盧森堡！》一文，在文中他雖然同樣認為盧森堡在理論上犯有錯誤，但他對史太林的批評展開了反批評，他這樣寫道：
」1918年，羅莎·盧森堡在監獄中對布爾什維克的政策進行了非常嚴厲和完全不正確的批評。但是即使在她這最錯誤的工作當中，仍舊可見她那雄鷹般的翅膀。」 「是的，史太林有充分的理由憎恨羅莎·盧森堡。但這樣我們的職責就更為重大，去從正在被兩半球的爪牙官僚們利用着的史太林的污衊中，奪回對羅莎的記憶，並把這真正美麗的，英雄的和悲劇的形象傳遞給年輕一代的無產階級，帶給他們這一切壯麗和鼓舞人心的力量。「 [58]
盧森堡和李卜克內西的遺體被安葬在腓特烈斯費爾德中央公墓。1900年，德國社會民主黨（SPD）的創始人威廉·李卜克內西入土於此墓園。因此，這裏成為了德國社會主義者的傳統墓地，許多德國的反法西斯主義者、社會民主黨人、社會黨人和共產黨人都被安葬於此，後世民主德國的許多領導人死後也被葬於此墓園。原有的墓碑由路德維希·密斯·凡德羅設計，於1926年揭幕，它由紅磚覆蓋的混凝土塊組成，上面有德國共產黨黨徽和紅旗，於1935年1月被納粹摧毀，戰後改為如今的樣子。
每年一月的第二個周末，都會有社會主義者和共產主義者前去瞻仰兩人的墓穴，並組織一次大型遊行示威，這被稱作」李卜克內西-盧森堡-遊行示威「。群眾會由柏林法蘭克福門出發，遊行至柏林弗里德里希斯費爾德中央公墓內的紀念碑前[註 13][59]，這一活動起源於威瑪共和國時期，並在戰後為東德所繼承。不過也正是在東德時期，人們開始普遍將該活動視作統一社會黨的一種政治作秀，遊行活動越發變得徒有其表。由於其精心的官方組織和規定的、基本上非自願的參與，因此參與者也都只是為了完成上級分配的任務，並不能夠從中產生任何真正的熱情[60]。但每年的活動過程都會在國家電視台進行現場直播。
在這之後，東德異見人士也將這一年一度的紀念李卜克內西和盧森堡之死的遊行作為他們運動的一部分，從而使他們的政治主張能夠儘可能的廣泛傳播，即所謂「在政權的尷尬時刻提出他們不受歡迎的要求。」1988年1月17日，一群持不同政見者衝進了自由德國青年成員組成的方陣，打出了寫有羅莎·盧森堡名言」自由始終是持不同思想者的自由「的橫幅，隨後斯塔西特工逮捕了這些示威者[61][62]。這些逮捕導致了民主德國和國外的大量抗議活動，然後是其他主要民權活動家的被捕，並最後導致大多數參與其中的人被強制驅逐到西方。
時至今日這項活動依然存在，並成為德國左翼及極左翼人士的一項傳統，活動也不再由某一政黨提前集中組織，而是在活動進行當天自發集結，2008 年，聯邦憲法保護局在報告中描述了示威活動的背景和發展，並認為這「對各種形式的德國激進左翼派別具有很高的象徵價值。」[63]
儘管活動本身對史太林主義及其衍生思想持較排斥態度，但在實際遊行中並不拒絕攜帶印有這些思想像征海報的個人參與[64][65]。
思想
总结
视角
盧森堡重視社會主義革命和革命後新政權的建立、鞏固與發展中的民主要素。認為對於社會主義和無產階級的自我解放而言，民主是不可或缺的。這種被盧森堡本人稱之為「不受限制的、最廣泛的民主」[6]是其思想和後世主流共產主義理論的一個很大不同點，因為她更多強調群眾在這種民主參與之中的鍛煉，並從這種鍛煉中產生階級意識，從而為通往共產主義鋪平道路，因此更少的強調先鋒隊——特別是在無產階級奪取政權後——的作用[註 14]。但這並不意味着盧森堡輕視甚至完全不重視先鋒隊的作用，只是她認為先鋒隊的作用絕非「要為群眾罷工的技術方面和內在機制煞費腦筋，越俎代庖」，而是要在群眾罷工和革命的關鍵時期承擔政治領導的任務：
「......為鬥爭制定口號，給鬥爭指出方向；在安排政治鬥爭的策略時，要使現有的和已經迸發、已經行動起來的無產階級的全部力量在鬥爭的每一階段和每一時刻都有用武之地，而且要在黨的戰鬥陣地上表現出來；要使社會民主黨的策略在果斷和銳利方面不但永不落後於實際力量對比的水平，而且還要跑在它的前面，這些才是群眾罷工時期的「領導」的最重要的任務。在某種程度上，這個領導會自行變成技術性的領導。社會民主黨所制定的堅定、果斷和勇往直前的策略，會使群眾產生穩妥感，產生自信心，產生戰鬥熱情。反之，搖擺、軟弱和對無產階級估計不足的社會民主黨策略，卻會使群眾喪失活動能力和不知所措。如果是前一種情況，群眾罷工會「自然」爆發，而且總是很「及時」。後一種情況卻不然。領導所發出的舉行群眾罷工的要求有時會無人響應。」[29]
同馬克思的理論類似，她強調「工人階級的解放應該是工人階級自己的事情」[66]，認為「無產階級大眾不需要資產階級意義上的』領袖『，它本身就是自己的領袖。」[31][67] 盧森堡在《論俄國革命》一文中批評了俄國革命中存在的極權主義傾向，認為如果沒有民主，「任何公共機構的生命就要逐漸滅絕，就成為沒有靈魂的生活，只有官僚仍是其中唯一的活動因素。「並更進一步的指出這種缺失將導致領袖的獨裁：
」......公共生活逐漸沉寂，幾十個具有無窮無盡的精力和無邊無際的理想主義的黨的領導人指揮着和統治着，在他們中間實際上是十幾個傑出人物在領導，還有一批工人中的精華不時被召集來開會，聆聽領袖的演說並為之鼓掌，一致同意提出來的決議，由此可見，這根本是一種小集團統治——這固然是一種專政，但不是無產階級專政，而是一小撮政治家的專政，就是說，純粹資產階級意義上的專政，雅各賓派統治意義上的專政...... 但是社會主義民主制並不是在樂土中才開始的，那時社會主義經濟的基礎已經創造出來，社會主義民主制將作為現成的聖誕節禮物送給曾在這一期間忠實支持了一小撮社會主義獨裁者的恭順的人民。社會主義民主制是與廢除階級統治和建設社會主義同時開始的。它在社會主義政黨奪取政權的那一時刻就開始了。它無非是無產階級專政。「[6]
同樣，在文中，盧森堡將 1917 年的俄國二月革命描述為一場初期由自由資產階級，後由無產階級主導和推動的革命，革命的動力始終來自城市無產階級，自由資產階級被推動着向前革命並接受了共和國政體，但很快就開始組織反革命。她解釋說，俄國無產階級現在的任務是結束帝國主義的世界大戰，立即實現和平和得到土地。世界大戰使俄國進行社會主義革命的時機已經成熟。因此，「戰爭和俄國革命的過程不是證明俄國不成熟，而是證明德國無產階級還沒有成熟到完成自己的歷史任務。」。然而，盧森堡尖銳地批評了布爾什維克的一些政策，例如解散立憲會議，以及對民族自決權的支持。根據盧森堡的說法，布爾什維克的戰略錯誤給革命帶來了巨大的危險，例如官僚化。不過她寫道，十月革命的缺點恰恰是「國際社會主義在這次世界大戰中的破產的後果」。 她進一步指出：
」這是工人階級專政的第一次世界歷史性試驗，而且這一試驗是在可以想像出來的最困難的條件下進行的，也就是說，是在一場帝國主義國際屠殺的世界戰火和混亂之中，在歐洲最反動的軍事強國的鐵圈之中，在國際無產階級徹底不起作用的情況下進行的，如果認為在如此不正常的條件下進行的一次工人專政的試驗中，俄國所做的一切正好就是完善的頂峰，這確實是一種荒謬的設想。與此相反，根據社會主義政治的基本概念以及對它的必要的歷史前提的了解，人們不得不這樣假定：在如此不幸的條件下，甚至依靠最偉大的理想主義和最經得起風浪的革命毅力也不能實現民主制和社會主義，而只能實現二者的軟弱無力的、歪曲的開始階段。「[6]
列寧和托洛茨基等布爾什維克理論家對這種批評則回應稱盧森堡的觀點確實是馬克思主義的觀點，但對於1917 年的俄國而言則缺乏可行性。俄國缺乏一系列社會基礎的特殊國情與該國革命的困苦實踐迫使他們在堅持原則和最終目標的前提下採取相對靈活的策略，而這些基礎在她所處的西歐是相對完善的。盧森堡出獄後，她也被迫在國民會議的問題上同包括社民黨與獨立社民黨在內的各方勢力對峙[註 15]，而布爾什維克理論家們則將其與自己所遇到的立憲會議問題相提並論。
在她對十月革命的觀察之後，盧森堡認為」布爾什維克的錯誤歸根到底要由國際無產階級來承擔責任「，而挽救俄國革命的方法只有在德國舉行群眾起義，以國際無產階級革命結束世界大戰與民族殘殺，認為德國革命將減輕布爾什維克革命的負面後果。[68]
《資本積累論》是盧森堡唯一一部於生前正式出版的政治經濟學著作[註 16]。在這部著作中，盧森堡分析了政治經濟學領域的三次大論戰，並以馬克思的再生產理論為中心，討論了資本主義積累和擴大再生產的問題，提出了一個與其並不相同的公式。
馬克思在分析社會總產品的流通和資本積累的過程時，將社會總產品的價值分為不變資本（記為C）、可變資本（記為V）和剩餘價值（記為M）三部分，即社會總產品的價值可記為C+V+M。他將社會總產品分成兩個部類，分別指向生產資料與消費資料的生產。但盧森堡認為資本的積累和再生產不可能在資本主義的內部實現，認為馬克思的公式是一種純粹理論上的抽象，因為其只涉及簡單再生產，所以幾乎只有理論上的意義，不適用於現實的整個社會，在這個公式中，資本沒有辦法實現它的積累，只能不斷增加生產資料的生產[註 17]，為了實現資本積累和再生產，就必須要讓對商品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也不斷增長，然而這種不斷增長的需求不可能只來自於資本家和工人階級，這就必須要從這兩者之外引入一個新的階層，用她的話來說就是一個「購買者」的階層[70]，而這個階層只能是「非資本主義的階層和非資本主義的社會結構」[70]。這也就意味着「非資本主義的階層和非資本主義的社會結構」是資本主義剩餘價值實現和再生產的前提，相對狹小的市場和無限擴大的生產之間的矛盾成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決定性矛盾，這使得其自身必須不斷地對非資本主義地區擴張，使得資本主義世界市場成為可能。[71]盧森堡進一步提出，資本積累的進行必然伴隨兩次交換，第一次是資本家將用於積累的物質資料賣給非資本主義的「第三者」獲取貨幣，但為了在物質上擴大再生產，所以就還要進行第二次交換，即用第一次獲得的貨幣向「第三者」購買生產要素[72]。她強調「資本主義生產的形態和規律從最初就致力於囊括全世界，把全世界作為生產力的蓄積之處。資本以剝削為目的而企圖佔有各種生產力，它搜索全世界，從地球上每個角落裏覓取生產資料，必要時從一切文化階段和一切社會形態那裏用武力來奪取這些生產資料。資本積累的物質要素問題，遠沒有從資本主義所生產的剩餘價值的物質形態中得到解決，它轉變為另外一個問題。那就是：為了使已經實現的剩餘價值在生產上得到使用起見，資本有必要愈來愈向全世界發展，以求取得無論在量上或質上，能夠進行無限制選擇的生產資料。」[70]這樣就解釋了資本主義的對外擴張以及帝國主義和新帝國主義政策的形成，從而反駁了考茨基的有關論點。而在這種情況下，由於資本主義不斷地排斥和征服那些非資本主義的部分，而後者又是資本主義賴以生存的基礎且並非是無限的，所以為了搶奪僅有的這些非資本主義部分，各資本主義國家必然會使用包括戰爭在內的各種手段。而資本主義將整個世界囊括在內之時，也就是它決定性崩潰之時。[73]然而這不代表無產階級革命就是不必要的，恰恰相反，無產階級革命會在資本主義及其生產關係走向全面崩潰以前爆發，並以社會主義的生產方式替代之。
她最終得出的結論是資本主義制度的局限性將其推向帝國主義和戰爭，這奠定了盧森堡畢生致力於反對軍國主義和殖民主義的理論基礎。[74]
盧森堡的這套理論一經提出，便引來了馬克思主義和非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的嚴厲批評，認為其理論有循環推論之嫌，列寧就認為在封閉的資本主義體系里實現剩餘價值和再生產是可能的[75]。並認為其理論過於粗糙。但綜合來看，盧森堡的理論是基於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並填補了馬克思和列寧兩人關於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分析的不足之處，揭示了帝國主義形成和發展以及資本主義總崩潰的外部因素，發展了馬克思主義的理論體系。
总结
视角
集中制與分散制的辯證法[註 18]
集中制與分散制的辯證法是盧森堡思想中政治哲學部分一個關鍵性的環節，在這一問題上，她既與列寧的民主集中制構想迥然不同，又與當時第二國際和後世社會民主主義和民主社會主義者之間的有關構想有所差異。她認為，分散性的群眾自發性和在其中孕育着的」首創精神「是階級鬥爭活生生的源泉[29]，依集中制建立起來的組織自上而下的代表整個運動的利益，它推動無產階級革命向更深層次發展。因此，集中制與分散制本身並不是對立的，組織、覺悟和鬥爭不是如布朗基主義者所言可以人為分開的，都只是階級鬥爭同一過程的兩個不同方面，互為依靠，缺一不可。組織是從活生生並帶有自發性的鬥爭中發展出來並在辯證的矛盾中發展的，進而可得出「社會民主黨的集中制不能建立在黨的戰士對中央機關的盲目聽話和機械服從的基礎之上，另一方面，在已經由固定的黨的幹部組成的有階級覺悟的無產階級核心和它周圍由階級鬥爭所支配的，處於階級覺悟提高過程之中的普通群眾之間，絕對不能築起一堵不可逾越的牆壁。」[24]
她在描述1905年革命中群眾罷工的特點時留下過這樣的句子，從中我們可以看出她對這種活生生的鬥爭的理解：
」俄國革命給我們展示的群眾罷工是一種可以變化的現象，它反映着政治鬥爭和經濟鬥爭的各個階段，反映着革命的每一時期和每一瞬間。群眾罷工這一鬥爭方式的可行性，它的影響力，發生罷工的時刻，都是不斷地變化的。它能在革命似乎已經陷入絕境時突然開闢新的、廣闊的革命前景；當人們滿有把握地指靠它時，它卻遭到了失敗。它有時象寬闊的海濤一樣洶湧澎湃地蕩及全國，有時又分成無數涓涓細流，形成一片廣闊的水網；它時而象一股清泉從地下噴涌而出，時而又完全滲入地下。政治罷工與經濟罷工，群眾罷工與局部罷工，示威性罷工與鬥爭性罷工，各個行業與各個城市的總罷工，和平的工資鬥爭與巷戰、街壘戰——所有這些形式的罷工是互相混雜地、互相併列地、互相交叉地進行的，它們象漲滿河水的大川相互波及；這是由許多現象組成的汪洋大海，它永遠都在運動着，變化着。這些現象的運動法則是清清楚楚的：它既不寓於群眾罷工的本身，也不寓於群眾罷工的技術特點之中，而是寓於革命的政治方面和社會方面的力量對比之中。群眾罷工只是革命鬥爭的形式。互相爭鬥的各種力量的對比所發生的每一變化，黨的發展和階級分化的每一變化，反革命所處的地位的每一變化，這一切都會通過千百條看不見的和幾乎難以控制的途徑立即影響到罷工行動。但罷工行動本身卻幾乎一刻也不會停止。它只會改變它的形式、它的規模、它的影響。罷工行動既是活生生的革命脈搏，同時又是推動革命的強大齒輪。「[29]
她認為群眾是推動歷史前進的關鍵因素，但同民粹主義不同的地方在於，包括盧森堡在內的馬克思主義者普遍不將群眾視作一種天生先進的力量並排斥先鋒隊及其領袖自上而下的政治領導，在盧森堡這裏，無產階級先鋒隊和他們的領袖其作用在於一方面為群眾提供思想政治教育，促進他們階級意識的覺醒並促使其鬥爭由自發的運動轉變為自為的運動，在鬥爭之中始終力求走在事物發展的前面，促進它的發展；同時另一方面還要摧毀作為歷史上一切領導基礎的」群眾的愚昧「狀態，最終讓群眾成為自己的領袖，領袖則反過來成為群眾意志的執行者[76]。因此她將這種集中制描述為「無產階級領導階層的『自我集中制』，是無產階級在自己的黨組織內部的大多數人的統治。」[24]她還強調黨應當發揚群眾鬥爭中的首創精神，在鬥爭所需要的時刻，絕不能夠以一種官僚主義的態度，消極等待上級的意思來行事[77]。認為」所謂工人階級決不是一個七人或哪怕是十二人的黨執行委員會，而是有覺悟的無產階級群眾本身。工人階級在解放鬥爭中每前進一步必須同時意味着它的群眾在精神上的獨立自主、獨立活動、自決和首創精神的增長。「[31][註 19] 而在進一步討論黨的紀律時，她更進一步的強調：
」紀律和統一行動是像我們這樣的群眾運動的生死攸關的問題。但是，社會民主主義意義上的紀律與資產階級軍隊的紀律根本不同。後者是以士兵群眾漫不經心、毫無主見地屈從上級的命令——它所表達的是異己的意志——為基礎的。社會民主主義的紀律只能意味着每個個人服從大多數人的意志和思想。因此，社會民主主義的紀律決不意味着八十萬有組織的黨員必須服從一個中央機構、一個黨執行委員會的意志和決定，而是相反，黨的所有中央機關要執行八十萬有組織的社會民主黨人的意志。因此，黨內政治生活正常發展的關鍵，即社會民主黨的生死攸關的問題在於，黨員群眾的政治思想和意願要始終保持生動活潑的狀態，它們能夠日益使黨員群眾發揮主動性。「[31][註 20]
她認為，如果黨內民主和首創精神不能夠在黨的日常生活中得到發揮，那麼最理想的委員會都會一事無成，官僚主義的蔓延就是必然的。因此，只有發揚黨員及群眾的政治積極性，發揚黨內民主和強調批評的重要性，才能夠遏制並清除不斷蔓延的官僚主義。
她與列寧圍繞集中制問題展開過激烈爭論，認為這是一種」極端集中主義「和」無情的集中主義「觀點[24]，認為」它沒有積極的創造精神，而是一種毫無生氣的看守精神。他的思想過程主要是集中於監督黨的活動而不是使它開花結果，是縮小而不是發展，是束縛而不是聯合整個運動。」[24]批評列寧將培養無產階級紀律的途徑訴諸於包括工廠、軍營和現代官僚制度在內的資產階級中央集權制國家的全部機器的觀點是機械的，混淆了「社會民主黨的自願的自覺紀律」和」資本主義國家為無產階級培植起來的......奴役性的紀律精神「這兩種截然相反的東西之間的差別。提出不能簡單地使指揮棒從資產階級轉到中央委員會手中，要以無產階級的新紀律取代之。[24]
她同時總結了列寧這一理論所表現出的的基本原則：
「它的基本原則是：一方面把態度明確的和活躍的革命家的有組織的部隊同它周圍的雖然還沒有組織起來但是積極革命的環境完全區別開來，另一方面是實行嚴格的紀律和中央機關對黨的地方組織生活的各個方面實行直接的、決定性的固定的干預。只要指出一點就夠了，例如中央委員按照這個觀點有權組織黨的各個地方委員會，也有權確定從日內瓦到列日，從托木斯到伊爾庫茨克的俄國每個地方組織的人員組成，給它們提供準備好了的規章制度，通過一紙命令就可以完全解散它們並重新加以建立，最後還運用這種方式間接影響黨的最高機關即黨代表大會的組成。可見，中央委員會成了黨的真正積極的核心，而其他一切組織只不過是它的執行工具而已。」[24]
不過，盧森堡同時承認：
「......俄國社會民主黨擔負了一項特殊的、在社會主義歷史上無先例的任務，這就是在一個專制國家裏制定一個適合於無產階級階級鬥爭的社會民主黨的策略。把俄國當前的情況一般地比做德國反社會黨人法時期的情況是沒有根據的，因為這種對比是從警察觀點而不是從政治觀點來看俄國的情況......俄國社會民主黨鬥爭中的主要困難是，資產階級的階級統治被專制主義的暴力統治所掩蓋，這就必然使真正的社會主義階級鬥爭學說具有抽象宣傳的性質，使直接的政治鼓動多半具有革命民主主義的性質......俄國應該進行相反的試驗，即在資產階級沒有直接進行政治統治的條件下建立社會民主黨。
這不僅僅是把社會主義學說搬到俄國的問題，不僅僅是鼓動工作的問題，而且也是採取完全特殊的組織形式的問題......在俄國，社會民主黨的任務是用自覺的干預來代替歷史過程的一個時期，把無產階級作為有自覺目的的鬥爭階級直接從政治上的極端分散狀態（這是專制制度的基礎）引導到最高的組織形式中去。因此，組織問題對俄國社會民主黨來說是特別困難的，這不僅僅是因為這個組織必須在缺乏資產階級民主的一切形式上的手段的條件下建立起來，而首先是因為這個組織有點象上帝一樣，必須在缺乏通常是由資產階級社會準備好的政治原料的條件下，「在虛無縹緲之中」，在真空裏建立起來。
從對社會民主黨的集中制的這種真正內容的研究中可以明顯地看出，在今天的俄國，建立這種集中制[註 21]所需要的條件還不可能完全具備。這種條件就是：擁有一個人數眾多的在政治鬥爭中受過訓練的無產者階層；他們有用直接施加影響（對公開的黨代表大會和在黨的報刊中等等）的辦法來表現自己的活動能力的可能性。
顯然，後一個條件只有在俄國擁有政治自由的條件下才能實現，而頭一個條件——形成一個有階級覺悟和有判斷能力的無產階級先鋒隊——還只是處於產生過程之中，並且應該被看作是最近的鼓動工作和組織工作所要達到的主要目標。[24]
盧森堡上述的這些思想，很大程度上來自於歐洲社會主義革命的種種新形勢和德國社民黨不斷走向官僚主義和保守主義路線這一進程，特別是1905年革命和其後群眾大罷工作為一種鬥爭形式的擴散和興起。她在這一領域的觀點，同她的資本積累論一起，長期以來飽受來自列寧主義、社會民主主義和民主社會主義者的批評和爭議。但是，其所揭示的在社會主義革命中黨群關係、黨的官僚化和威權化等問題，以及她對群眾自發自為的鬥爭及對黨內民主及革命的首創精神的堅持，依舊在深刻的影響着20世紀直到今天的各類社會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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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念
柏林米特區有以盧森堡名字命名的廣場（羅莎·盧森堡廣場）及地鐵站，德累斯頓有其名字命名的電車站和街道。在波蘭人民共和國時期的華沙沃拉區，一間燈泡製造廠以盧森堡的波蘭語名字「Róża Luksemburg」命名。
1919年，貝托爾特·布萊希特為羅莎·盧森堡創作用於墓志銘的詩歌，該詩又於1920年被庫爾特·魏爾譜寫成《柏林安魂曲》：
- 羅莎·盧森堡已逝（······）
- 她告訴窮苦階層生活的意義，
- 這讓她遭到富人們的排斥，
- 或許她正活在安寧之中。
英國新左派史學家艾薩克·多伊徹評價羅莎：「德國以在霍亨索倫刺殺她的方式，慶祝德國最終的勝利和納粹黨的首次勝利。」
反對派對羅莎的遇害有着許多不同的理解，白俄認為她定居魏瑪柏林的說法尤為常見。
巴塞隆拿亦有以她名字命名的露台花園。
遺體身分爭議
2009年5月29日，明鏡在線報道了他人的屍體錯誤地認定為盧森堡的屍體而被埋葬的可能性。柏林夏里特法律醫學與法醫科學研究所負責人米夏埃爾·措科斯（Michael Tsokos），最近在夏里特醫學史博物館地下室，發現一具缺少頭、手、腳部的屍體。認為屍檢報告可疑的他，對遺體進行電腦斷層掃描，發現存在被水浸泡過的跡象。CT掃描顯示，這是具患有骨關節炎、兩腿長度不一的40-50歲間的婦女的屍體。羅莎·盧森堡遇害時47歲，髖關節先天性脫位，導致她長短不一的兩腿進一步受損。而位於基爾的實驗室，運用碳測年技術，斷定該屍體與盧森堡遇害屬同一個時期。
1919年6月13日埋葬屍體時的屍檢報告，支持了措科斯存在不一致的說法。報告明確指出屍體腿部沒有傷痕及表明雙腿長短不一的證據。此外，上顱骨沒有被槍托敲打的痕跡。儘管1919年的驗屍官注意到屍體頭部左眼和耳朵之間的開口，但卻沒有找到子彈的出口，或是在顱骨內找到子彈。
曾有份參與屍檢的病理學家助手保羅·弗倫克爾（Paul Fraenckel）亦對屍體存疑，他在報告中寫下了與同事的結論不一的增編。正是增編的出現，及屍檢報告和已知事實間的不一致，促使措科斯更仔細地檢查屍骸。至於丟失的手和腳，據目擊者所說，盧森堡的屍體被拋進運河時，重心位於腳踝處，導致屍體在水中漂浮數月時肢解[78]。
托索科斯意識到，證明屍體的身份是否為盧森堡的最佳方法，莫過於進行DNA檢測。他的團隊最初希望找到有被盧森堡舔過而殘留着DNA痕跡的舊郵票，但盧森堡從未這樣做過，寧願用濕布潤濕郵票。因此他們的目標，轉向採集盧森堡倖存後裔的血液。最終在2009年7月，盧森堡的侄女、79歲的伊雷妮·博爾德（Irene Borde），捐出她的頭髮用作DNA比對測試[79]。
2009年12月，柏林當局已查獲埋在盧森堡墓中的屍體用以屍檢[80]。2009年12月下旬，柏林公共檢察官辦公室宣稱有表明屍體屬羅莎·盧森堡的跡象，但卻沒有提供確鑿的證據。此外，從伊雷妮的頭髮中提取的DNA，與屍體不匹配。措科斯此前曾表示，該比對的幾率只有40%。遺體現今被埋葬一個秘密地點，目前仍就測試繼續組織樣本[81]。
參見
註釋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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