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簡稱紅四方面軍，與紅一方面軍和紅二方面軍並稱，為中國工農紅軍三大主力部隊之一。紅四方面軍以鄂豫皖革命根據地部隊為主力組成，於1931年11月7日在湖北黃安七里坪成立
鄂豫皖作戰
1931年11月7日，紅四方面軍成立[1]，總指揮徐向前、政治委員陳昌浩、政治部主任劉士奇，實際領導權由張國燾控制。下轄紅四軍（軍領導由方面軍總部兼任）和紅二十五軍（軍長曠繼勛、政治委員王平章），總兵力共4.5萬人。時為中國共產黨控制下僅次於中央紅軍的軍事力量。而此時蔣中正開始組織第三次圍剿戰爭[2]:3，並派國民革命軍十五個師圍剿鄂豫皖蘇區紅軍[3]:169。徐向前首先組織黃安戰役，採用圍點打援戰術圍困第69師駐紮的黃安，並成功圍攻第33師全部及31師一部，之後攻下黃安，擊潰俘獲一萬五千餘人，生擒69師師長趙冠英[3]:176[2]:7。1932年初，徐組織商城潢川戰役，重創湯恩伯的國軍第2師，並攻佔商城[3]:177-179[2]:11。3月指揮蘇家埠戰役[4]:133-135，繼續採用圍點打援戰術[2]:13，全殲國民革命軍第7、46、55師，3萬餘人陣亡[2]:15，生擒皖西剿共總指揮厲式鼎[4]:131[3]:185。6月，第四方面軍發動潢川光山戰役，擊潰張鈁的第二十路軍，擊潰近萬餘人[3]:186，紅四方面軍取得第三次反圍剿戰爭的勝利[3]:187[2]:15-16。基於前幾次圍剿戰役失利，蔣中正發動第四次圍剿戰役，並親自掛帥指揮[3]:193[2]:16。
7月，紅四方面軍在夏店中央分局討論紅軍行動方針，徐向前力主休整待敵，反對張國燾持續進攻意見[3]:194[2]:17。10月，蔣中正派遣胡宗南的第1師、黃杰的第2師、李玉堂的第3師等主力師進入鄂豫皖蘇區，採用「並列推進、步步為營」等戰術，以衛立煌、陳繼承等縱隊形成梯隊前進，以避免此前紅軍的圍點打援戰術[3]:196-200。而徐向前率領的紅四方面軍因裝備及準備不足，在黃安戰役、七里坪戰役中雙方發生慘烈拉鋸戰、損失巨大[3]:201-204[2]:21-26。同年九月，徐向前與張國燾、陳昌浩電告中央撤退[3]:205。紅四方面軍在黃柴畈召開緊急會議，徐向前及眾決定紅四軍主力撤出鄂豫皖蘇區[2]:33[5]:621，留沈澤民、吳煥先、王平章率紅二十五軍在當地進行游擊[3]:212。1932年10月，紅四方面軍主力西出平漢路，跳出包圍圈[3]:215-216。之後衛立煌、蔣伏生、胡宗南、蕭之楚、劉茂恩等部開始堵擊，雙方在新集、土橋鋪發生激烈戰鬥[3]:215-218，紅四方面軍被徹底圍攻於漫川關[2]:36-38。此後，許世友部在埡口打開缺口[2]:45，徐向前率部隊於11月13日黃昏成功突圍[2]:48。11月24日，紅四方面軍越秦嶺後進入關中平原[2]:51，與楊虎城西北軍部發生對戰[3]:219-224，逼近西安南郊[2]:52。12月初，部隊南下再越秦嶺，南渡漢水進入漢中地區，至此擺脫各路國民革命軍的尾追堵截，全軍尚存14,400人[3]:228-229[2]:56-57。12月底，全軍越過大巴山，進抵四川通江，創立川陝根據地[3]:229-231[2]:62-65。
川陝作戰
由於當時川軍與蔣介石嫡系部隊有利害衝突，劉茂恩、胡宗南部無法入川[3]:256[2]:79，紅四方面軍在進入川北後隨即進行土地改革和根據地建設工作[3]:253-255[2]:68。1933年1月，徐向前率領部隊與川軍李煒如、羅迺瓊部進行交戰並獲勝[2]:68-69，後攻佔巴中[3]:256[2]:73。次月，四川軍閥內部停止混戰，並於靜侯館召開協商[2]:80。田頌堯被蔣介石任命圍剿總指揮，負責率領國民革命軍第二十九軍，圍剿位於川陝根據地的紅軍[6]:96。其分左中右三路圍攻部署，共產黨史稱「反三路圍攻」[3]:276；而徐向前則以戰線較長、兵力相對少等原因，採用「收緊陣地、積極防禦」部署紅四方面軍[3]:279[2]:84-85。戰役初期紅軍以退為進，主動放棄巴中等縣城，採用「誘敵深入」方式消耗對方，並最後進行反擊戰[2]:86-95。該戰役歷時四個月，紅四方面軍共造成川軍傷亡兩萬四千餘人[2]:95，田頌堯亦被撤職[3]:288-289[4]:211。此外，該戰役後楊虎城的西北軍與紅四方面軍簽署了秘密互不侵犯協議[7][3]:289。在徐向前率領紅四方面軍與田頌堯部隊激戰同時，張國燾開始新的一輪肅反運動，逮捕殺害了曾中生、曠繼勛、余篤三、吳展等人[3]:296-298[2]:98-99。在反三路圍攻戰役結束後，紅四方面軍於同年7月召開木門會議，結束肅反運動[2]:100；並進行部隊整編，全軍共四萬餘人，下轄紅四軍、紅九軍、紅三十軍、紅三十一軍[3]:298-299[2]:101。該會議後，徐向前任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紅四方面軍總指揮[3]:298[2]:101。
1933年8月，徐向前率領紅軍展開三次大型進攻戰役[6]:102。8月12日，儀南戰役爆發，紅四軍通過攻佔儀隴縣和南部縣，並佔領多處鹽井，解決根據地用鹽問題[3]:320-323[2]:112，擊潰三千餘川軍[3]:324[2]:113-115。9月20日，徐向前發動營渠戰役[2]:116，進攻並攻佔營山、渠縣等楊森防區要點[2]:118-119，再殲川軍三千餘人[3]:325。10月17日，發動宣達戰役，與川東遊擊隊[2]:123-124一同重創劉存厚部[2]:119，佔領宣漢、達縣[2]:112-114，根據地向東擴展二百餘里，生擒川軍三千餘人[3]:330-334，佔領兵工廠[3]:335、並將川東遊擊隊改編為紅三十三軍[3]:336[2]:125。三次進攻戰役後，紅四方面軍佔領八座縣城，部隊達八萬餘人[3]:336[2]:125-126。
紅軍在四川的連續進攻引起了四川各路軍閥的聯合[6]:105。1933年末，劉湘被任命為總司令主持圍剿紅四方面軍[3]:341[2]:126-127。當時徐向前仍帶領紅四軍南攻廖雨辰部，卻與劉湘主力第三師王陵基部碰頭、發生遭遇戰，共產黨史稱的「反六路圍攻」的戰幕隨即揭開[3]:342[2]:128。劉湘主持戰略，鄧錫侯、田頌堯、李家鈺、楊森、王陵基、劉幫俊分兵六路進攻，兵力超過20萬人[3]:343[2]:128-129。此時紅四方面軍繼續採用「積極防禦、誘敵深入、發動群眾」戰略[3]:344[2]:130-131；並分兵兩路，由徐向前、王樹聲各負責東西戰線，徐負責劉湘主攻方向，陳昌浩居中調度，張國燾坐鎮後方[3]:344-345。雙方在萬源陣線形成相持拉鋸戰[3]:360-362[2]:152-157，之後紅軍開始反攻問題上徐向前與張國燾發生衝突[2]:161，後不得不聽從張的意見[2]:162。儘管未能擊潰劉湘主力，劉仍因督軍不力被蔣撤職[3]:363；之後徐奔赴西線指揮，率領李先念、程世才等違背張國燾命令而進行大縱深迂迴[3]:367[2]:163，在黃貓埡圍困川軍，一天一夜擊斃活捉川軍一萬四千餘人[3]:368[2]:164。川軍其他西線部隊遂紛紛潰敗，川軍六路圍攻至此告終[8][4]:211[2]:165。該戰役中川軍損失八萬餘人；而紅軍亦損失兩萬餘人，根據地受到嚴重損傷，補給嚴重不足[3]:370[2]:167。
1934年結束、耗時十月的「反六路圍攻」戰役，使川陝根據地元氣大傷，物資短缺、補給困難[3]:380；而此時紅二十五軍離開鄂豫皖根據地，向西轉移；中央紅軍亦因第五次反圍剿失利而被迫長征[3]:382[2]:166-168。同年9月，蔣介石組織「川陝會剿」計劃，復職劉湘[2]:171-172，並要求西北軍楊虎城參與圍剿[2]:172；此外並派遣胡宗南、上官雲相等部進入四川[3]:381。同年11月，紅四方面軍組織連級以上幹部參加毛裕鎮會議，徐向前制定向川陝甘發展的新戰略方針和作戰計劃[2]:168：進攻甘肅南部，主攻胡宗南部；以控制嘉陵江、接應中央紅軍和紅二十五軍[3]:384。1935年1月22日，長征途中的中共中央、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電令紅四方面軍「實行向嘉陵江以西進攻」，策應中央紅軍作戰。接電後，紅四方面軍在廣元縣旺蒼壩召開緊急會議，決定迅速打造船隻，解決渡江工具；收縮東線部隊，主動出擊陝南，調動敵人北移，創造渡江條件。紅四方面軍隨即發動廣昭戰役，徐向前率領主力圍困廣元、昭化，計劃圍點打援[6]:119。不過胡宗南並未派援，而紅軍亦無法攻克廣元、昭化，徐向前於是撤兵[3]:391[2]:176。而此時共產黨中央已結束遵義會議並開始紅一方面軍的長征，並命紅四方面軍集中全力西渡嘉陵江[2]:177，策應中央紅軍北上[3]:393。同年2月，紅四方面軍經寧強北上進入陝西南部，攻佔沔縣[3]:395-396[2]:179。3月，部隊南下攻佔儀隴、蒼溪，並擊敗俘獲田頌堯、羅澤州部三千餘人[3]:397[2]:182。
長征
1935年3月29日至4月21日，紅四方面軍發起了強渡嘉陵江戰役[9]，令紅四方面軍第四、九、三十、三十一、三十三軍將近十萬人放棄川陝根據地，強渡嘉陵江，向西挺進。4月，紅四方面軍攻下劍門關[3]:398-400，前後共擊潰川軍一萬餘人[3]:404[4]:238。紅四方面軍在當地進行休補裝備[2]:173-174，並擴員至八萬餘人[3]:411。當時蔣介石為防止紅一、紅四方面軍會合，調遣劉湘、鄧錫侯、孫震、胡宗南、唐式遵、李家鈺等部圍攻[6]:122；張國燾在江油附近召開紅四方面軍會議，決定撤出川陝根據地[2]:192，進攻北川、茂縣、理縣等地，建造川西北根據地，迎接中央紅軍北上[3]:411-412。5月12日，徐向前率領紅九軍、紅三十軍由北川西進[6]:123；15日，佔領茂縣[3]:413；18日攻克彰明；21日攻克北川[2]:190。隨後紅軍一部攻下理縣[3]:414；李先念西進小金川、攻下懋功，迎接中央紅軍[3]:415。6月13日，紅一方面軍、紅四方面軍在達維會師[10]。兩軍會師後，確定統一的戰略方針成為首要問題[6]:127。6月16日，中央紅軍主張總方針為佔領川陝甘三省，以岷江、嘉陵江上游地區為立腳點，伺機進佔甘南和陝南[3]:423。而張國燾和陳昌浩則主張暫時南下攻岷江以西的地區，以解決部隊給養[3]:424[2]:211。6月17日，張國燾、陳昌浩反對向東向北發展的川陝甘方針，復電中共中央，認為「北川一帶地形給養均不利大部隊行動」，「敵已有準備」、不宜過岷江東打。提出向西發展，「組織遠征軍，佔領青海、新疆」[11]。
6月26日，中央政治局在懋功兩河口開會，制定松潘戰役計劃[3]:426，徐向前率領一部進行戰鬥[3]:427。會議決定增補張國燾為中革軍委副主席，徐向前、陳昌浩為軍委委員。7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在蘆花召開，決定任命張國燾為紅軍總政委，博古為紅軍總政治部主任[12]。當時紅軍已經佔領毛兒蓋，兩個方面軍進行編制調整，以加強團結[2]:235-236；徐向前兼任紅軍前敵指揮部總指揮，陳昌浩兼任政委，葉劍英任參謀長[3]:432-433。此時蔣介石指揮胡宗南部堅守松潘，並派遣王均、于學忠、馬家軍、薛岳等參與圍剿[3]:435-436。因為國軍在松潘固守，於是紅軍改為執行夏洮戰役，即以紅軍主力出阿壩，北進夏河進攻洮河，創建甘南根據地[3]:437。此外，紅軍編為左右兩路軍，以第一、三、四、三十軍為右路軍，由前敵指揮部指揮；以第五、九、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軍為左路軍，由紅軍總司令部指揮[13]。8月4日至6日，中央政治局在沙窩召開會議，重申了在兩河口會議提出的戰略方針，並增補紅四方面軍領導幹部陳昌浩、周純全為政治局委員[14]，任命陳昌浩為紅軍總政治部主任[15]；同時恢復紅一方面軍司令部，周恩來任司令員兼政治委員[16]。而張國燾此時主張解決戰略政治問題，並堅持紅軍分左右兩路軍，於是中共召開毛兒蓋會議，會中徐向前、陳昌浩支持毛澤東北上東進路線[3]:440[2]:241。會上並確定：徐向前、陳昌浩、葉劍英、彭德懷負責右路軍北上，並率先進入若爾蓋大草原，進攻包座[3]:441[2]:242；而左路軍由張國燾、朱德、劉伯承率領，進攻阿壩後，過草地後即與右路軍靠攏會合[3]:441。8月26日，右路軍到達班佑，徐向前率領紅三十軍、紅四軍發動快速戰攻下包座[17]:434[2]:271，擊潰胡宗南部第49師大部[3]:445[6]:132，擊傷師長伍誠仁，殲滅四千餘人[3]:446[2]:274。
然而，左路軍則遲遲不肯北上離開阿壩、與右路軍會師[6]:133，張國燾與毛澤東在紅軍主力進軍方向上出現嚴重分歧[3]:447[2]:277-279。張國燾藉口嘎曲河河水上漲，命令左路軍按兵不動[18]。9月8日，張國燾電復徐向前、陳昌浩帥原紅四方面軍南下[2]:281-282，張毛的矛盾徹底公開化[3]:448。徐向前與陳昌浩只能向中央匯報[2]:282；當晚召開中央政治局會議，毛澤東、周恩來、張聞天、博古、王稼祥、陳昌浩與徐向前聯合致電左路軍要求北上[3]:450[2]:282-283。9日，張國燾則致電繼續堅持南下[3]:450-451[2]:284-285，這時徐向前與陳昌浩亦猶豫南下事宜[3]:450。當晚毛澤東親自到徐住處，問徐意見[6]:134。徐向前表示，兩軍既已會合，就不宜再分開，紅四方面軍也不宜再分為兩半[3]:452。
9月10日，黨中央決定獨自北上，並於夜間帶領右路軍中的中央紅軍紅一、三軍團離開甘南[2]:286，次日凌晨紅四方面軍才知道消息[3]:452-453。為了堅持紅四方面軍的完整性，徐向前率餘部南下，再過草地，在黨壩與左路軍會合[3]:457。10月5日，張國燾在卓木碉召開會議，宣佈另立中央，自任黨主席[19]，並宣佈「通緝」毛澤東、張聞天、周恩來、博古等人[20]:526。會上表示反對的劉伯承亦因此降職[3]:459，主張團結的朱德與徐向前只能主張先打開局面。10月7日，張國燾下達南下命令[21]:221。隨後紅四方面軍攻佔崇化、撫邊、懋功[22]。之後，紅四方面軍繼續南下，攻佔寶興、天全、蘆山，擊潰國軍五千餘人[3]:468[2]:313-314。10月中旬，紅四方面軍與川軍在百丈進行決戰，之後國軍攻佔百丈[2]:319-320。該戰役後，國軍死傷一萬五千人，紅軍傷亡亦近萬[3]:471。此時，薛岳、李抱冰從南部、東面進行出擊，紅四方面軍只能轉為戰略防禦階段[3]:473。12月5日，張國燾以「黨團中央」名義致電中共中央，要求毛澤東等人將中共中央改稱「北方局」[21]:241。此時，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成員林育英從莫斯科抵達陝北，向張國燾發電通報消息[23][21]:243。張國燾藉機致電林育英，貶低陝北紅一方面軍，並尋求支持[21]:244-245。12月22日，林育英復電張國燾，要求注意控制爭論[21]:246。1936年1月6日，張國燾再次以「黨中央」名義致電林育英，繼續抨擊中共中央，但表示服從共產國際指示[21]:248。1月24日，林育英致電張國燾，表示「共產國際完全同意中國黨中央的政治路線」，並表示張國燾可成立西南局，直屬駐共產國際代表團，暫與中共中央保持同等地位[20]:588-589。
此時，紅四方面軍部隊在南下作戰中損失慘重，被中央軍、川軍壓縮在蘆山、寶興地區，糧彈匱乏，張國燾的威望開始動搖[21]:250。朱德、劉伯承、徐向前、陳昌浩紛紛要求北上到陝北。1月27日，張國燾被迫表示同意瓦窯堡會議決議，謀求黨內統一[21]:253。2月14日，林育英、張聞天致電張國燾，表明主力紅軍可向西北發展，並表示此方針受到共產國際同意[24][20]:589。南下紅軍部隊決定向道孚、爐霍、甘孜進軍[3]:479[2]:331-332；3月，紅軍攻下這些地區，並就地整編補給[3]:482，以等候紅二、紅六軍團會師[3]:483[2]:340。此時，部隊僅剩四萬餘人[20]:600。6月6日，張國燾決定取消第二中央[25][21]:303。7月初，紅四方面軍與紅二方面軍在甘孜會師後[2]:353-354，組成西北局，張國燾任書記，任弼時任副書記[3]:487-488。並決定北上[2]:360。
1936年8月初，西北局制定《岷洮西戰略計劃》，決定攻下岷州、洮州、西固，並率主力向蘭州、天水方向前進[3]:490-491[2]:370-371。8月5日，徐向前率領部隊攻克漳縣[3]:491[2]:376。由於陝北根據地經濟情況艱苦，該根據地無法容下三個方面軍[2]:378-380。於是中央決定紅二方面軍在陝甘邊行動[2]:380，紅四方面軍與紅一方面軍進攻胡宗南部[3]:496。之後因為戰術考慮，中央及西北局紛紛表示放棄該計劃[3]:499，而改為《通莊靜會戰役計劃》：「在西蘭通道以北阻擊胡宗南部，並與紅一方面軍會師後，進軍寧夏」[3]:499-500[2]:383。9月23日，張國燾突然決心西渡黃河，佔領蘭州以北地區[20]:630。26日，中共中央致電張國燾，指出西進的困難[20]:631。9月27日，中共中央再次發電，要求張國燾率領紅四方面軍北上，而此時西渡黃河也於紅四方面軍不利[20]:633。朱德、張國燾在洮州召開會議，一致決定放棄西渡黃河，按照中央指示北進[26]。此時，紅一方面軍也展開策應行動。10月2日，紅十五軍團攻佔會寧[21]:333。由於當時紅軍與張學良的東北軍簽訂密約，紅二、紅四方面軍在行軍中未有大型交戰[3]:487。10月8日，紅四方面軍先頭部隊到達會寧界石鋪，與紅一軍團一師會合；9日，徐向前率部抵達會寧，紅四方面軍長徵結束[3]:500[2]:398-399。10月22日，紅二方面軍在甘肅靜寧縣將台堡（今屬寧夏）與紅一方面軍、紅四方面軍會師，至此長征宣告結束[27][28]。
西路軍作戰
在會寧會師前後，中共中央制定的戰略總任務是團結紅軍內部、聯合國民黨部分友軍、逼蔣抗日及停止內戰[3]:501。而西北局勢則是紅軍佔領寧夏與甘肅西部，打通與蘇聯的聯繫[3]:502。而此時蔣介石剛處理完兩廣事件，隨後制定新的剿共計劃，即命令胡宗南、王均、關麟徵、毛炳文等部籌備通渭會戰[3]:504。1936年10月11日，中央發佈《十月份作戰綱領》，徐向前與陳昌浩奉中央軍委命令，執行寧夏戰役計劃，由紅三十軍負責造船強渡黃河，並先行渡江；紅三十一軍、紅四軍、紅五軍抵擋南部國軍進攻、掩護紅三十軍，跟隨渡江[3]:507[2]:401-402。
10月16日，蔣介石下達進攻命令。18日，第三路軍總司令朱紹良發佈《剿匪計劃綱要》，以國軍第1軍、37軍、3軍分兵進攻。22日，蔣介石飛抵西安親自督戰[3]:508；同日，國軍佔領會寧[3]:509。24日，紅三十軍強渡黃河，並擊潰馬家軍防線[3]:510。之後紅九軍、紅五軍向河邊開進，跟隨過河。28日，紅四方面軍軍部渡過黃河[3]:512；而本打算渡江的紅三十一軍卻被臨時取消計劃[3]:512，致使渡過黃河的紅軍部隊無法展開進攻[3]:512[2]:405-406。30日，國軍關麟徵部進攻靖遠，致使河東河西兩岸紅軍被割斷。11月3日，中共中央同意河西紅軍西進，但要求河西紅軍一部留守一條山、五佛寺地區。同日，共產國際致電中共中央，決定不採用從外蒙援助的辦法，改成從新疆援助。紅軍與馬步芳部全線激戰。11月6日，陳昌浩、徐向前等制定「平大古涼戰役計劃」(平番，大靖，古浪，涼州)，決定西進，於平大古涼佔據立足點。同日，陳昌浩、徐向前決定放棄一條山、五佛寺地區。11月7日，陳昌浩、徐向前致電中央要求組織西北前委和軍委西北分會。11月8日，中央決定放棄寧夏戰役計劃，提出「作戰新計劃」。以一方面軍，二方面軍組成南路軍出陝南，四方面軍河東2個軍組成北路軍，待機入晉，河西紅軍組成西路軍，在河西建立根據地，打通去蘇聯路線，西路軍因此正式成立。總指揮徐向前，政委陳昌浩，副總指揮王樹聲，參謀長李特，政治部主任李卓然，政治保衛局局長曾傳六[29]。
11月11日，中央來電詢問西路軍是否有把握單獨西進接近新疆取得接濟，與盛世才部會合[2]:415，有意讓西路軍東返。11月12日，西路軍領導回復「我們可以完成任務」。徐向前在會上表示西路軍已不能在河西走廊耗費兵力時間，應極力進攻新疆，並帶部隊先向涼州進攻[3]:522。13日，紅九軍攻打古浪，吸引馬家軍主力，但是損失慘重[3]:524[2]:417-418。而紅三十軍則圍困涼州，並繼續西進攻佔永昌、山丹[3]:524。此時中央軍委來電要求西路軍停止西進，而在永昌、涼州建立根據地[3]:525。徐向前主張部隊應抓緊時間西進，而陳昌浩則主張停下、建立根據地為上策。雙方爭吵激烈，但因陳昌浩是政委，徐向前無法自行從事[3]:525-526[2]:419，於是雙方致電中央，而中央復電仍要西路軍就地作戰[3]:527[2]:420。此時馬家軍調整部隊開始強攻，雙方在四十里舖、東南八壩、水磨關、永昌、山丹發生戰役，馬家軍與紅軍各損失六千人，西路軍只有一萬五千人[3]:530-531[2]:423。
12月12日，西安事變發生，馬家軍因此忽然停止對西路軍進攻[3]:532[2]:424。此時西路軍內部仍然就東進和西進方針而爭執不已，徐向前及大部分西路軍將領主張繼續西進[3]:535。24日，中央致電要求東進，以減輕陝北紅軍壓力[3]:535[2]:425-426。而此時，西安事變和平解決。27日，中央致電西路軍繼續此前西進計劃[3]:537。12月底，西路軍開始西進，並迅速攻佔高台、臨澤[3]:537。此時，中央軍委卻忽然電告西路軍停止西進，在甘肅地區建立根據地[3]:538。西路軍走走停停的戰略，使得馬家軍有足夠準備進行追擊和圍攻[3]:538。
1937年1月20日，馬家軍攻佔高台，紅五軍全軍覆沒[3]:539[5]:630[2]:430。16日，中央電報要求西路軍東進[3]:539[2]:433；23日，馬家軍組織七萬兵力開始圍剿東進的西路軍[3]:541-542。2月中旬，中央致電西路軍放棄東進計劃，而改為西進[3]:541-542，並反對西路軍東出青海大通[3]:544。2月21日，西路軍從倪家營子突圍西進[2]:434，而此時徐向前與陳昌浩再次就是攻是守產生分歧[3]:545：陳昌浩主張重返倪家營子、建立甘北根據地，並指責徐向前是「右傾逃跑主義」[3]:545。重返倪家營子後的西路軍面臨的是馬家軍的重新圍攻[2]:440，在經過七晝夜的戰鬥後，西路軍再次突圍，此時已剩三千餘人[3]:548[2]:444-446。
3月14日，部隊在石窩山開會[2]:451，軍政委員會決定陳昌浩、徐向前返回延安；現有部隊分散打游擊[3]:549。剩下部隊兵分三路，由王樹聲、畢占雲、李先念分別帶隊[2]:45-451，以紅三十軍剩下的五個營組成左支隊，由李先念、程世才率領向南，深入祁連山區游擊。西路軍工作委員會成員隨部行動；以紅九軍剩下的五千餘人及百餘騎兵組成右支隊，由副總指揮王樹聲帶來向北，依託祁連山北麓展開游擊；以總直特務團兩個連和傷病組成中支隊，由紅五軍參謀長畢占雲率領就地堅持游擊[30]。其中最後只有李先念帶領的一支七百餘人部隊經過祁連山、抵達新疆[3]:550[5]:630[2]:453；其餘河西西路軍全軍覆沒[5]:630。
1937年8月，紅四方面軍餘部紅四軍5700人、紅三十一軍5000人及部分直屬部隊和紅二十九軍1200人等整編為八路軍第一二九師，投入抗日戰爭。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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