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次圍剿、第五次剿共戰爭、第五次剿匪戰爭（Fifth encirclement campaign against the Jiangxi Soviet[1][2]，中國大陸作中央蘇區第五次反圍剿戰爭，台灣作第五次圍剿、第五次剿共戰爭、第五次剿匪戰爭），從1933年10月17日，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動員近100萬國軍，開始攻打中國共產黨控制下的各個農村根據地，並以50萬兵力重點進攻中央蘇區。圍剿歷時363天，直到1934年10月14日才結束；紅軍被迫撤退，離開中央蘇區根據地，標誌着國民革命軍第五次圍剿的勝利。
背景
第四次圍剿於1933年春失敗後，經過短暫休整，蔣中正調集50萬大軍開始準備第五次圍剿。1933年5月，蔣中正在南昌設立全權處理贛、粵、閩、湘、鄂五省軍政事宜的軍事委員會委員長南昌行營，親自組織和指揮對各蘇區進行更大規模的第五次圍剿，並兼任剿匪軍總司令。在調集各路地方軍隊以後，南昌行營參謀柳維垣首先提出改變國民革命軍的戰略，他反對圍剿，提出改變「圍剿」為「追剿」。此一新戰略為蔣介石所採納，國民革命軍改變作戰策略，戰法步步為營[3][4][5]。國民政府採取「三分軍事，七分政治」的方略，並組織軍官訓練團，聘請德國顧問對軍官進行培訓[6]。
紅軍方面，因為前四次反圍剿戰役的勝利，使得時任中共中央總負責人博古等人頭腦發熱，並認為決戰的時機已經來臨。1933年秋，共產國際派來顧問李德支援中央蘇區，基於對共產國際的全心信任，博古放手讓他參與軍事決策[7]；然而參與過歐洲戰場的李德卻不了解中國戰場的特點，遂與周恩來等人無法合作[8]:132。第四次反圍剿戰爭期間，博古召開中共中央局會議，主張堅守陣地。這一主張遭到了中共福建省委代理書記羅明的上書反對，認為民眾沒有實力抵禦長期的陣地戰、應當繼續游擊戰[9]:431，且直言中央局的決議「空洞說教」[8]:110-111。博古讀後勃然大怒並起草《中央局關於閩粵贛省委的決定》，指責羅明為主的「機會主義」（羅明主義），並隨後開展反羅明路線運動，大量基層和前線幹部被牽連撤職。在這些運動中，包括張鼎丞、劉曉、鄧小平、毛澤覃、謝維俊、古柏、何叔衡等人均被牽連[10]:111。
博古、李德等人提出禦敵於國門之外的方針，企圖以陣地戰、正規戰在蘇區外禦敵，保守蘇區每一寸土地；命令由紅三軍團、紅19師為主組成的東方軍和由紅一軍團、紅14師為主組成的中央紅軍，繼續在閩西北地區和撫河與贛江之間地區對國軍不停的進攻。但缺乏自動武器、嚴重缺乏重火力的紅軍在國軍的高大的壘樓、深長壕溝的野戰防禦工事前遭受慘重損失。由於中共中央的軍事戰略和作戰原則錯誤，這次作戰紅軍始終處於被動，以致紅軍損失慘重，喪失大部中央蘇區。到最後只有少數城鎮還在紅軍的掌握之中。
戰鬥序列
總司令蔣中正
總司令蔣鼎文
總司令何鍵
總司令陳濟棠
- 轟炸第一隊
- 轟炸第二隊
- 偵察兼轟炸第三隊
- 偵察兼轟炸第四隊
- 偵察兼轟炸第五隊
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朱德、副主席周恩來
第一階段
1933年9月25日，國軍大舉進攻黎川，第五次軍事圍剿戰役拉開序幕。三天後國軍攻克黎川，雖然紅軍成功阻止國軍向黎川西南挺進，但殲滅國軍的戰略企圖落空。1933年10月9日，紅24師向硝石進攻；國軍依託堅固堡壘據守，東路紅軍攻堅數日不克，傷亡慘重。蔣中正看到自己的戰術成功之後，於1933年10月17日在南昌行營下達命令；徹底實施戰術防守，戰略進攻的原則，以求將德國顧問的堡壘戰略構想發揮到極致。與之相反的是中共中央領導人仍令紅軍主力插入國軍堡壘密集地區實施強攻，進行陣地戰。從1933年9月25日到11月中旬，中國工農紅軍未取得任何實質性的勝利，反使部隊遭受重大損失，完全陷於被動地位。
第二階段
1933年12月11日，國軍以8個縱隊的兵力離開碉堡封鎖線，開始第二階段的攻勢。中共臨時中央卻命令紅軍進行戰略決戰，繼續攻擊裝備精良，訓練有素的黃埔系中央軍；失利後被迫南撤。1934年1月下旬，蔣介石在鎮壓了福建事變以後，即將入閩部隊改編為東路軍，協同北路軍、南路軍，重新開始了對中央蘇區的進攻。
第三階段
1934年4月10日，國軍以11個師分兩個縱隊向廣昌進攻，中共中央在紅軍連續作戰、十分疲勞、減員很大的情況下，以紅一軍團，紅三軍團，紅9軍團及紅五軍團第13、第23師共9個師的兵力，採取集中對集中、堡壘對堡壘、陣地對陣地的正規戰，以求阻止國軍進佔廣昌。在國軍的絕對兵力火力優勢攻擊下，紅軍輾轉苦戰，難於應付；丟失重要據點甘竹，大羅山，延福嶂陣地。1934年4月19日，紅軍反擊延福嶂未能奏效，被逼至廣昌城下。1934年4月27日，國軍向廣昌城發起總攻，並於黃昏時攻佔該城，紅軍傷亡高達5500餘人；餘部在夜色掩護下向西南方向退出廣昌。廣昌失守後，彭德懷與李德發生尖銳對抗，直斥李德「崽賣爺田心不痛」[13]。張聞天也激烈反對博古的軍事策略，核心領導的衝突已經公開化[10]:122[8]:144。1934年5月，博古在瑞金召開中共中央書記處會議，討論後續戰略方針，並確定將主力撤離中央蘇區，李德開始制定計劃[14][8]:147。
最終階段
1934年6月，中共中央三人團決定6路分兵抵禦國軍的攻擊。1934年8月5日，國軍北路軍9個師在空軍、炮兵的支援下，向驛前以北地區發起攻擊；並攻佔驛前以北的全部陣地。1934年9月下旬，中央蘇區僅存瑞金、會昌、雩都（今於都）、興國、寧都、石城、寧化、長汀等縣的狹小地區。29日，張聞天在《紅色中華》上發表社論《一切為了保衛蘇維埃》，稱「為了保衛蘇區，粉碎五次「圍剿』，我們有時在敵人優勢兵力的壓迫之下，不能不暫時的放棄某些蘇區與城市，縮短戰線，集結力量，求得戰術上的優勢，以爭取決戰的勝利」，為戰略轉移釋放信號[15]。此時，周恩來在南昌行營的情報人員項與年從莫雄處得到國軍最後總攻擊的計劃，中共中央主要領導人於是決定，於10月中旬放棄中央蘇區[16]。
10月7日，中革軍委下令紅軍各部隊從現有陣地上迅速撤出，把陣地移交給地方武裝，然後迅速到指定地點集結。中共中央、中革軍委率中央紅軍主力紅一、三、五、八、九軍團及機關直屬隊共8.6萬餘人，從福建長汀、寧化、江西瑞金、興國等地開往雩都縣集結[17]:77。10月17日傍晚，中央紅軍直屬機關及一、三、五、八、九軍團從江西雩都縣渡過貢水，邁出了長征的第一步[17]:80。同時，中共中央決定留下紅二十四師和地方部隊1.6萬人，成立蘇區中央分局和中央軍區，由項英、陳毅、瞿秋白、陳潭秋、賀昌等人領導，繼續堅守中央蘇區[17]:75。國民革命軍於10月26日佔領寧都，11月10日佔領瑞金，11月17日佔領雩都，11月23日佔領會昌[17]:172。
總結評述
南昌行營提出「戰略攻勢戰術守勢」之作戰方針，以及組訓民眾之作戰原則，採取構築嚴密之碉堡封鎖線戰術，防止共軍流竄，並逐步縮小包圍圈，聚殲共軍於贛南地區。[18]
碉堡作戰為第五次剿共戰術運用上的一大特色。碉堡作戰指導要領包括：以逸待勞，步步為營，穩紮穩打，處處設碉，逐步推進，防止共軍各個擊破；各守碉部隊在其指定範圍內，隨時游擊，擊滅竄擾之共軍；共軍如由碉堡間隙偷竄，進剿部隊應一面加強封鎖，遮斷共軍退路，並以有力部隊，立即殲滅偷越封鎖線之共軍，使共軍絕不能潛越封鎖線一步。[18]
中共的官方觀點是第五次圍剿反擊作戰失敗，主要是中共「左」傾領導人推行一系列過左的社會，政治，軍事，經濟政策：
- 第五次圍剿戰爭是持久消耗的作戰，作為被迫面對戰略決戰的一方，中共在作戰資源上遠遠無法和國民黨抗衡；中國工農紅軍無法保證兵員和糧食彈藥供應，這是導致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的原因之一。中共三人團錯誤的認為，游擊戰戰術的黃金時代已經過去，紅軍應採用正規戰和陣地戰和國軍作戰。
- 敵視國軍各派系部隊：在毛澤東任紅軍總政委時，紅軍和部分國民黨地方軍閥達成中立；所以在第一次反圍剿戰爭到第四次反圍剿戰爭期間，紅軍只需與幾十萬黃埔系中央軍作戰。中共三人團上台之後，國軍各派系均被認為是敵人，無形中增加了自己的負擔。
- 被動防守：除了正面攻擊國軍之外，三人團還要求紅軍採取集中對集中、堡壘對堡壘、陣地對陣地的正規戰，以求阻止國軍。但與國軍的鋼筋混凝土堡壘不同的是，紅軍的堡壘多是由木頭和稀泥構築而成，既經不起炮火轟擊，也經不起風吹雨打，反而將紅軍部隊拖入極為不利的境地。
- 毛澤東主用運動戰和外線作戰，選其一即可破解國軍的堡壘戰術，他在掌權後的1936年12月在中國抗日軍政大學的講演《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講到第五次反圍剿時主張：「戰略退卻、誘敵深入、保存軍力、集中兵力、準備反攻、待機破敵。」或「在第五次反「圍剿」進行兩個月之後，當福建事變出現之時，「紅軍主力無疑地應該突進到以浙江為中心的蘇浙皖贛地區去，縱橫馳騁於杭州、蘇州、南京、蕪湖、南昌、福州之間，將戰略防禦轉變為戰略進攻，威脅敵之根本重地，向廣大無堡壘地帶尋求作戰」。用這種方法，就能輕而易舉的打破國軍的第五次圍剿計劃，並指責（王明、李德、博古）：」此計不用，第五次「圍剿」就不能打破，福建人民政府也只好倒台。福建事變被撲滅後，又主張向另一方向改取戰略進攻，以主力向湖南前進，不是經湖南向貴州，而是向湖南中部前進，調動江西敵人至湖南而消滅之。此計又不用，打破第五次「圍剿」的希望就最後斷絕，剩下長征一條路了。」[19]1965年6月16日毛澤東在杭州聽取計劃工作匯報時，針對有人提出要把敵人完全頂住，不准它進來，在沿海打光時，毛澤東指出：「禦敵於國門之外，我從來就說不是好辦法。」「還是要誘敵深入才好打。人家得不到好處不行，那樣就不能誘敵深入。」「誘敵深入，我們搞了幾十年。第五次反圍剿吃了沒有誘敵深入的虧。現在大家都相信了，因為再沒有其它辦法。」[20]
註釋
外部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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