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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藝術論》（朝鮮語：영화예술론，英語：On the Art of the Cinema[註 1]）是前北韓最高領導人金正日於1973年發表的專著，被譽為介紹北韓電影的最權威著作。

Quick Facts 電影藝術論, 作者 ...
電影藝術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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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版封面
作者金正日
語言朝鮮語
主題電影製作 編輯維基數據
發行資訊
出版機構
出版時間1973年 編輯維基數據
出版地點 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北韓）
頁數410（韓語版）[1]
329 （英文版）[2]
333（中文版）[3]
規範控制
OCLC22903260
韓語名稱
諺文영화예술론
漢字映畵藝術論
文觀部式Yeonghwa yesullon
馬-賴式Yŏnghwa yesul r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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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書針對電影製作、藝術等領域的實踐工作提出開創性理論，其中有關文學的「人學」及「種子理論」最為重要，其中人學着重提及有價值美好生活的問題。藝術方面，專著強調真正獨立的個人能促進社會變化。種子理論是北韓電影理論的精髓，以被稱為「種子」的單一意識形態基礎指導所有藝術創作，而種子在單一作品中是主題及思想的結合、政治宣傳信息的基礎。這些理論補充了電影的愛國主義主題及社會主義內容，成為北韓進行政治宣傳支持朝鮮勞動黨政策的理據。

專著對金正日接班金日成有重大政治意義，金正日本人憑藉撰寫該書，也在北韓社會及政府內部獲得政治及文化影響力。然而，專著對北韓電影的影響力一直存在爭議，專著出版前後的電影作品在風格上很相似，許多當代的電影作品甚至違背了專著中的規則。

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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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壤電影製片廠的金日成雕像。《電影藝術論》重新提出金日成專門為電影提出的藝術理論。

金正日1964年從金日成綜合大學畢業後，在朝鮮勞動黨中央委員會組織指導部工作，從事文化、意識形態及政治宣傳工作[9]。眾所周知，金正日一直以來都喜歡看美國荷里活電影，但卻禁止其他人在一年一度的重大電影會議美學評論會上討論外國電影概念。之後他下令銷毀會議的文檔，敦促與會者在藝術作品專注於金正日及勞動黨的教義[9]。自那時起，金正日逐漸加強對電影及文學（英語：North Korean literature）的管理，抵制蘇聯去斯大林化運動下形成的自由主義藝術[9]。從1968年開始，金正日開始將發祥於1930年代的游擊隊戲劇改編成電影[10]，蒞臨指導多部電影的製作，包括1969年的《血海》上下部[10]、1970年的《自衛隊員的命運》及1972年的《賣花姑娘》[11]。之後，金正日開始創作北韓革命歌劇。此時，金正日已經在藝術管理部門工作了近10年[10]。他又根據過去五年嚮導演及編劇發表的講話，撰寫一系列文章，這些文章於1973年4月11日集合成《電影藝術論》發表[10]，成為他本人的首個重大著作[12]。1970年代餘下時間，金正日繼續監督文化活動[10]。

思想

電影在藝術及文學的整體發展中佔據重要地位，因此是革命與建設的重要意識形態武器。因此，把力量集中在電影上，在各個藝術及文學領域取有所突破，取得成功，是我們在藝術及文學革命化中必須遵守的基本原則。
《電影藝術論》前言[13]

在專著中，金正日將北韓主體思想意識形態用在解答電影、文學及藝術的問題上[7]。在他看來，電影「革命化」是藝術及文學全盤革命化、讓社會接受朝鮮勞動黨唯一思想體系及主體思想的手法[8]。依照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文學理論及金日成的思想，金正日構建了所謂的主體思想現實主義文學[14]。他的主要目標是利用英雄電影小說將人轉變成為社會主義人，即主體思想式的人[15][16]。

專著涉及電影的各個方面，包括電影理論和文學理論、演戲、表演、配樂、畫面[17]、攝影、服裝、化妝及道具[18]，特別強調導演及製作的主題是電影製作的驅動力[8]。該書以北韓電影為例子，闡明概念，其中《血海》被提及的次數最多[19]。《電影藝術論》展現了兩個主要的理論，即文學理論「人學」及「種子理論」，兩者為勞動黨控制藝術創作提供合理依據[20]。另外還有「模範理論」及「速度運動」等理論。遵守這些理論的作品會獲得「集體作品」的稱號[21]。

電影製作人只有和廣大民眾一同生活，才能創作寫實的電影，這個理論有點像韓國獨立運動革命黨人的思想[22]。然而，「寫實」意味着作品須完全崇拜領導人及主體思想，完全不是意大利新現實主義之類的傳統現實主義電影[23]。金正日認為當今北韓已經超越了階級鬥爭，所以電影不應該描繪真正的衝突，除非是歷史上的衝突及外部的衝突[24]。這一點可以說是斯大林日丹諾夫主義的重申。另外，作品也不應該存在不同意黨方針政策的「負面人物」[25]。在電影中描繪北韓社會內部的衝突會被認為是批評政權[24]。描繪歷史主題的時候，應該有選擇地展現歷史傳統，支持當下意識形態的需求，消除傳統故事及傳說中的「封建意識形態」[23]。

文學人學論

金正日提出文學人學論，認為文學存在於人類領域。人學的關鍵主題是創造有價值的美好生活，允許宣傳及道德藝術的存在。獨立精神也是人學理論的主要概念。獨立精神從形而上學層面來看，實質上是人類反抗壓迫。從哲學上而言，獨立精神由主體思想中講求自由意志的非決定論觀點決定。故事中的英雄就是獨立精神的集大成者。在它看來，人學文學強調真正獨立個人的發展，這是主體精神時代的迫切需求，促使社會整體發生轉變。在北韓的文學作品中，獨立精神成了政府控制文學創作、實施一國社會主義愛國主義政策的合理依據[26]。

種子理論

種子理論構成《電影藝術論》及後來北韓整個電影理論的精髓[27][註 2]。

種子理論被譽為「奇葩理論」，是逼迫藝術家遵循黨的路線、消磨個人創意的手段[26]。金正日認為電影等同於活着的有機體，種子就是它的內核。這個理論是說，如果藝術通過「種子」這個單一意識形態基礎進行詮釋，成品的電影就是完整的，意味着創意團體需要拋棄個人的性格或焦點，為了一個目標進行創作。導演的工作就是要防止種子以外的內容進入電影。因此，種子是潛藏在藝術創意背後的基礎意識[27]。更確切地說，種子是電影政治宣傳信息的基礎，是「亟待解釋的強有力、令人信服的思想」[30]。種子是作品主題及思想的集合，是形式與內容的提供者[31]。通過這種能力，種子將馬克斯列寧主義的「物質」、「主題」與「思想」等理論概念公冶一爐[32]。電影應該為占統治地位的意識形態做貢獻，用美學及敘事輔佐政治宣傳消息[30]。例如，電影《自衛隊員的命運》的種子圍繞主角甲龍面臨的選擇展開：在壓迫下滅亡，或是為革命事業犧牲自己。這個種子可以歸納為，「不管甲龍參不參加革命運動，他都得死」[33]。金正日認為剩餘價值是卡爾·馬克思《資本論》的種子[31]。

種子理論對北韓文壇產生重大影響，金正日的專著還沒有出版，北韓的作家便在經典作品中追溯種子[34]。除了解答藝術的問題，種子理論還被範疇更大的工業及經濟活動採用[35]。

模範理論與速度運動

模範理論認為，解放鬥爭應該是國家與階段鬥爭的結合，通過對北韓人民的偶像化描繪[21]、塑造榜樣產生[36]。

速度運動[37]是指加快電影製作進程。金正日認為，電影製作從快，整個革命進程就會加快[21]。速度理論源於原計劃製作一年的《自衛隊員的命運》僅用40天就完成[37]。《電影藝術論》出版後，速度運動被大力推崇，其中八集系列電影《無名英雄》（1979–1981）就是根據速度運動理論進行製作，每部電影只花45天製作[38]。後來，速度運動更從藝術界拓展到經濟領域[37]。速度運動被認為與金日成的千里馬運動同樣重要，是與金正日的領導緊密相關的重要概念[39]。

迴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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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幅宣傳畫中，一位電影製作人手持《電影藝術論》。《電影藝術論》雖然被譽為北韓電影的權威，但它對電影製作的真正影響尚不明確。

儘管金正日的官方傳記認為《電影藝術論》很複雜，極具原創，「有無可挑剔的邏輯支持」[40]，但惠特妮·馬利特（Whitney Mallett）覺得這本書無聊、重複[19]。安娜·布羅諾夫斯基（英語：Anna Broinowski）認為專著「臃腫、異想天開和笨重」[41]。然而，大衛-威斯特（David-West）認為這部書「對文學文本的建設性元素提出了一些理解」[18]。

專著被譽為北韓電影製作的最權威指南[17]，但其真實影響力遭到質疑。約翰內斯·舍納爾（Johannes Schönherr）認為專著沒給北韓的電影帶來什麼新意，當中提及的許多理論非原創且淺顯，特別是對有電影製作背景的專業觀眾來說，儘管金正日的目標群體是他們。再加上專著發表前後的電影明顯雷同，恰恰證明對北韓電影產業的實際影響有限[30]。而當代北韓電影的重複、慢剪輯風格及陳舊的戲劇表演，都和《電影藝術論》的教義背道而馳[42]。北韓電影的任何變化都是政治和經濟壓力所致[43]。專著未提出新主意，反倒重新強調金日成認為電影對藝術的重要性、是政治宣傳工具的思想。這部書沒有教授突破性理論，而是對金正日在電影行業經歷的技術，試圖掩蓋他曾出現的「輕率」[23]。

金正日自認為這本專著是失敗之作[44]，產出的電影在國內叫好叫座，到了國外卻受盡嘲笑。北韓電影的質量比不過外國電影，特別是南韓電影[45]。這促使他在1978年綁架了南韓知名導演申相玉[44][46]。申相玉與演員妻子崔銀姬在北韓度過了殘酷的八年歲月。儘管如此，申相玉研習《電影藝術論》，請求金正日給他拍攝怪獸片《平壤怪獸》[47]，將自己列為執行製片人[46]。金正日很喜歡這部電影，還讓夫婦倆去維也納旅遊，希望兩人在那裏就續集進行談判。結果，兩人用這次機會逃到美國[47]。

從政治層面看，專著十分成功。《電影藝術論》撰寫的時候，金日成正在為金正日繼承大業，在體制內部集氣[10]。金正日通過撰寫這本書，獲得社會及政治權力[27]，增強父親的自信，保證繼位成功[8]。金正日之後陸續撰寫藝術專著，直至1990年代，包括《歌劇藝術論（英語：On the Art of Opera）》（1974）、《戲劇藝術論》（1988）、《舞蹈藝術論》（1990）、《音樂藝術論》（1991）、《美術論》（1991）、《建築論》（1991）、《主體思想文學論》（1992）[48][49]和《馬戲論》（1993）[50]。

《電影藝術論》是韓文學專業學生的必讀物[11]。北韓電影製作人必須研習乃至背誦這本書[19]。專著還影響南韓在光州民主化運動後產生的人民電影運動[51]。作品還在朝鮮半島以外地區產生影響。澳大利亞導演安娜·布羅諾夫斯基執導紀錄片《解構北韓電影》，講述遵照金正日執導製作的政治宣傳電影是如何製成的[52]。丹麥紀錄片導演麥茲·布呂格（英語：Mads Brügger）在《紅色禮堂》中不斷從專著中汲取藝術指導[53]。

發行細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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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洋大學出版社重印版

專著入選《金正日選集》第5冊精裝版[54]。專著前三章《生活與文學》[55]、《電影與導演》[56]、《角色與演員》[57]被分別出版。英文版重印版由太平洋大學出版社發行[58]。英文版未收錄《巨作創作中出現的一些問題》（1968）、《讓我們創作更改編自社會主義生活的革命電影》（1970）及《論巨作〈自衛隊員的命運〉的意識形態及文學特徵》（1970）三篇在1977年原版中出現的演講[7]。

專著被翻譯成阿拉伯文、中文、英文、法文、德文、俄文和西班牙文[59][60]。

參見

註釋

參考資料

延伸閱讀

外部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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