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書背景
林則徐做欽差大臣時，命人編譯英國人休·慕瑞所著《地理百科全書》，集成《四洲志》，但未及出版[1]。
1841年6月，林則徐因鴉片戰爭中英交涉事宜被罷官革職[2]，將被流放伊犁。他在走訪路上將書稿全部交給魏源。希望他編撰《海國圖志》。魏源以這些書稿為基礎，搜集更多世界地理資料，一年後成書，初版五十卷於1843年1月刻印於揚州[1]。
1847年至1848年，魏源又將《海國圖志》增補為60卷本；到1852年又擴充為百卷本[2]。此書開始時在中國未受到廣泛關注[3]，「書成魏子歿，廿余載，事局如故」[4]，但其主張在之後的洋務運動中逐步顯現，開啟了中國人向西方學習的新潮流[5]。與此同時該書流傳至日本後啟發明治維新及成為天皇和大臣必讀書籍[6]。
《海國圖志》曾多次修改，因此出現所謂的50卷本、60卷本、100卷本，地理學家鄒漢勛和江寧名士汪士鐸皆曾協助校勘。1852年增為100卷後內容並無太大更動，「百卷本全書約88萬字，並有各種地圖75幅，西洋船、炮、器藝等圖式42頁」。魏源在書中敘述了美國歷史和政治制度和民主[7]。其間魏源還與陳澧進行多次切磋[8]，陳澧為此還寫了《書〈海國圖志〉後呈張南山先生》，信中陳氏表示「以為最可議者莫如《議攻》篇『以夷攻夷』之說」。[9]
傳入日本
1851年，載有《海國圖志》三冊的中國商船亥二號停靠長崎，檢查員向井兼哲照例檢查物品，他發現書中有違反禁令的基督教文字，於是當成違禁品沒收。該書三冊分別被「御文庫御用」、「學問所御用」及幕府老中牧野忠雄拿走。隔年，中國商船子二號又裝載一部，仍屬於違禁品由長崎會所負責保管[2]。這三部書因寫有海外情報而被長崎官員視為禁書，直到江戶幕府的大官閱讀過後，認為有益於日本了解時局，下令全數上報[10]。
此後幾年該書不斷被偷運入日本，有的被幕府官員和學者買去，因此進入日本市場[1]。基於書中的世界知識和應對西方的策略，海國圖志很快在日本獲得官員和學者的高度重視，廣大民眾也迫切想閱讀此書。日本文化界也先開啟了刊印、翻譯、補註與評論該書的風潮[10]。等到三年過後，又一艘中國商船到達長崎港，被發現有20多部的海國圖志。這一次幕府決定開價購買並推出官方譯本[11]。自1854年開始後3年，日本出版的海國圖志讀本就有23種。相較於日本民間的追隨熱潮，當時中國的知識份子並不關心此書[12]，直到數年後的洋務運動時期成為中國近代化開端的思想指南[5]。
海國圖志在日本售價逐年走高，在1851年至1852年是130日圓。1854年售價已達180日圓，1859年價格更漲至436日圓。據《江戶時代日中秘話》所載，海國圖志到了江戶身價百倍，成為急需的御用之書[2]。
影響
該書對日本國產生了深遠影響，1862年（文久二年）日本幕府派遣代表團到清朝考察，其成員之一高杉晉作在上海買書，詢問書店是否有《海國圖志》、陳化成、林則徐等開明知識分子的書，書店老闆回答都沒有；高杉晉作在日記裏寫下：「清人的思想和中華的正道相差太遠，清朝知識分子陶醉空言，不尚實學。」的記錄[13]。但是《海國圖志》中提出的「師夷之長技以制夷」的觀點成為隨後清朝洋務運動的主要理論，影響深遠。魏源與洋務運動承上啟下的關係，使得中國開始向近代化邁進[5]。
評價
江戶幕府時期精通漢學和蘭學的學者塩谷宕陰將《海國圖志》視為「武經大典」，並將書中的海防建言納為日本對外國策的參考。對於清政府直到數年後的洋務運動才採用「師夷之長技以制夷」的主張，他感嘆：「嗚呼！忠智之士，憂國著書，不為其君之用，而反被琛於他邦，吾不獨為默深悲焉，而並為清主悲之」[14]:p.29。
日本思想家佐久間象山是海國圖志的追捧者，他認為自己是魏源的隔海知音，還做了20萬字的讀書筆記[11]。
現代日本作家井上靖對此書持正面肯定：「幕府末期日本學者文化人等的思想起了革命，傾向開國主義，其契機是讀了中國的《海國圖志》」[15]。
19世紀長期旅居中國的普魯士人郭實臘在看過此書後，雖然他稱讚該書在中國編撰史上的創新地位，稱其「在中國文學史上沒有任何同類着作與此相當」，但也毫不客氣地批評林則徐對世界地理的誤解[16]。諸如：
- 其中有6卷講到印度的部份編排不當，充滿錯誤，大部分來自外國人的記載。
- 關於亞洲土耳其的記載卻非常貧乏，郭實臘嘲諷道：「我們第一次聽說他們屬於西印度。我們也不想被告知，印度是他們的重要組成部分。」
- 談到阿富汗、喀什米爾和葉爾羌的地理則是疏於調查，以至於充滿了想像的內容。
- 在歐洲、非洲的部份，林則徐將非洲稱為利比亞，表示其知識不比一位西方學生多。還將德意志與其所屬國完全搞混，將該國的公爵、王子和眾多統治者當成與蒙古一樣的部落。書中未提到奧地利、匈牙利和波蘭。
- 第31、32卷的丹麥、瑞士和普魯士，最後一個國家和它的公國與分散的各省混淆一塊。
- 對英格蘭、蘇格蘭、愛爾蘭的資源、貿易及殖民地等有公正的介紹，郭實臘卻認為書中評論「像中世紀的政治家一樣對他們講論」。
- 對俄羅斯帝國的介紹表明作者不了解其所在歐洲的龐大規模與影響。
英國漢學家威妥瑪在1850年翻譯成其他語言，並在翻譯介紹中評論該書。他對海國圖志的學術價值抱持否定看法[16]。
| “ |
整本書的撰寫說明中國人完全不適合完成這一編輯工作。他沒有自己的評論或信息，而是滿足於從《明史》、《武備志》、俞正燮《癸巳類藁》中各章節的歷史編纂、陳倫烔《海國聞見錄》對某些國家的某些方面的說明、南懷仁《坤輿圖說》中的世界地理、由當朝或皇帝授權編寫的《皇清通考四裔門》《澳門紀略》《萬國地理全圖集》和《蓴鄉贅筆》。對明史的引用佔據了文章的近一半，但我們從中幾乎得不到關於日本的知識。這幾乎都是摘錄上述歷史書中關於『倭夷』在1547-1586年間對中國和朝鮮侵略時期的海盜譜系。 |
” |
| “ | 令人擔心的是其中包含的有用知識，不足以應付英國人帶來的麻煩，因為全書中很少內容是沒有被歐洲學者更新和更完整敘述的。 | ” |
章鳴九認為：「華夏文化的優越感、天朝上國的自負意識，仍然是魏源文化思想的基礎，他並沒有視西方為真正平等獨立的國家」[17]。
軼事
據旅美學人唐德剛回憶，他曾翻譯過《海國圖誌》，當時他看到傳曰：「孰荒於門，孰治於田，四海既均，越裳是臣。」不知係出何典？他拿去問胡適先生。胡適說是《易林》，結果仍找不着。後來遂成公案[18]。此文可見於韓愈《琴操十首·越裳操》，越裳是古南海國名，白話文意思是「有誰會任自己的門庭荒蕪，而去治理田園呢？只有把自己的國家治理好，外國才會臣服。」
參考文獻
外部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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