畢沅(1730年—1797年),字纕蘅,號秋帆,自號靈巖山人。江蘇鎮洋縣(今太倉市)人。清朝狀元、學者、政治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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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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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學者象傳》第一集之畢沅像, 葉衍蘭輯摹,黃小泉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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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清兵部尚書都察院右都御史湖廣總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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爵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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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襲二等輕車都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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籍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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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蘇鎮洋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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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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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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旗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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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軍八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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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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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纕蘅,號秋帆,自號靈巖山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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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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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八年(1730年) 江蘇鎮洋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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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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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慶二年(1797年) 湖南辰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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墓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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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巖山東北麓(已發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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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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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乾隆十八年癸酉科順天鄉試舉人
- 乾隆二十五年一甲第一名進士及第(狀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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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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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續資治通鑑》
- 《靈巖山人文集》
- 《靈巖山人詩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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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沅幼年失父,由母親張藻養育成人,深受其母的薰陶。後至蘇州靈岩山,拜沈德潛從學。乾隆十八年(1753年),順天鄉試中舉,授內閣中書,入值軍機處。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一甲第一名進士(狀元),授翰林院修撰。乾隆三十年(1765年),升翰林院侍讀。歷升左春坊左庶子,改甘肅鞏秦階道、安肅道。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擺陝西按察使。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擢陝西布政使。歷任陝西、甘肅、河南巡撫等。
晚年築館於靈岩山,腹地有三十畝,內有「御書樓」、「九曲廊」、「澄懷觀」、「畫船雲壑」、「硯石山房」、「張太夫人祠」等,費時五年乃成。乾隆五十五年,和珅四十壽辰,「自宰相而下皆有幣帛賀之」,畢沅賦詩相贈,「並檢書畫銅瓷數物為公相壽」。[1]乾隆六十年,授湖廣總督,當時福寧為湖北巡撫,陳淮為湖北布政使,三人官官相護,索斂民財。百姓形容說:「畢如蝙蝠,身不動搖,惟吸所過蟲蟻;福如狼虎,雖人不免;陳如鼠蠹,鑽穴蝕物,人不知之。」[2]湖南石三保造反,赴常德、荊州督餉。[3]
嘉慶元年(1796年),枝江(今屬湖北)人聶人傑等起義,畢沅自辰州(州治今湖南沅陵)趕赴枝江鎮壓,攻克當陽,擒獲石三保、吳半生、吳八月等人,赴湖南鎮撫。嘉慶二年(1797年)六月,手足麻木不仁,帝賜活絡丸,七月,病逝於湖南辰州大營,歸葬於靈岩山的東北麓。[4]詔贈太子太保,未加諡號。
嘉慶四年(1799年)朝廷追究鎮壓白蓮教不力,[5]又任內因胡齊侖任意侵貪、剋扣軍需,私扣二萬九千兩,饋送給各營將軍、督撫花用,其中永保就達六千兩,死後被削奪世職,抄沒家產。[6]時任江蘇巡撫的岳起奉命前往婁東執行抄家事宜,臨行前夕,面帶微醺,岳夫人規勸道,畢秋帆「即以耽於酒色故,至於家產蕩然。今相公觸目驚心,方畏戒之不暇,乃復效彼為耶?」岳起聽完後果然驚醒。[7]
畢沅本人好學不倦[8],治學遍及經、史、小學、金石、地理等。為官時主持編纂《續資治通鑑》二百二十卷,以宋、遼、金、元四朝之「正史」為經,將《資治通鑑續編》、編《宋元資治通鑑》、《續資治通鑑長編》、《資治通鑑後編》等史料重新修訂,歷時二十年始成;畢沅生前僅初刻《續資治通鑑》一百〇三卷[9],後因畢家貪污遭籍沒而止,書稿散佚,最後由馮集梧買得全稿補刻成二百二十卷。畢沅還親校宋敏求《長安志》,重刻《三輔黃圖》。在陝西又著有《關中金石記》,在河南著《中州金石記》,在湖廣總督任聘用嚴觀著《湖北金石詩》,在山東與阮元合著《山左金石志》。另有《靈巖山人文集》傳世。
據其門下洪亮吉記載,畢沅生平禮賢下士,「愛才尤篤,人有一技之長,必馳幣聘請,唯恐其不來,來則厚資給之。」[10],著名學者章學誠、孫星衍、汪中、段玉裁等皆入幕門下。如孫星衍、武億等人均受邀參與。清代顯宦待士之優厚,以畢沅為最。[11]乾隆五十三年,畢沅任河南巡撫時,由周震榮推薦章學誠開始編寫《史籍考》。
畢沅也致力於古跡調查和保護。任陝西巡撫期間,對州府內重要名勝古跡進行了繪圖與記錄,編撰成《關中勝跡圖志》三十卷。對明代後期以來疏於管理與保護的西安碑林進行了大規模整修,建立保管機構和保護制度,並整理編目和進行研究。關中地區幾乎所有帝王陵墓前,都有他樹立的,標記墓主人的石碑。陝西師範大學杜文玉教授表示,雖然畢沅「在陝西考證皇帝陵寢,為保護陵墓做出了很大的貢獻」,但當時沒有考古技術,畢沅只根據史料記載和民間傳說來確定皇帝陵寢所在,所立石碑「對的和錯的同樣多[12]」。
- 傳聞畢沅好男色,與名伶李桂官交好,趙翼與袁枚均有詩歌描述李桂官與畢沅之間的情感[13]:趙翼作《李郎曲》,而袁枚為李桂官的《勸畢公習字》一文作序時也寫了長歌。
- 畢沅幼年失父,全靠母親張藻培育成人。張藻是當時頗有名氣的才女,著有《培遠堂集》。[14]畢沅就任陝西任巡撫,張藻作54句270言《訓子詩》,期望他「不負平生學,弗存溫飽志;上酬高厚恩,下為家門庇」。張藻病故後,乾隆帝親題御賜「經訓克家」四字褒揚。畢沅特將室名稱作「經訓堂」,詩文集名為《經訓堂集》。
昭槤在《嘯亭雜錄》卷七中說:「畢制府沅,庚辰狀元,任兩湖總督,性畏懦,無遠略。教匪初起,受相國和珅指,不以實告,致蔓延日久,九載始靖,人爭咎之。至姚姬傳先生(姚鼐)曰:『戮畢沅之屍,庶足以謝天下』。其謗如此。」
徐耿華《學者督撫畢沅》說:「1970年10月,在畢沅去世170多年後,考古工作者對畢沅墓進行了發掘,共掘出棺木7具,1具為畢沅的,一具為其夫人汪德的,另外5具是他的五個側室的。當年嘉慶帝下令抄沒其家,家中珍貴物件已被朝廷沒收;但是埋入地下的東西卻保存完好。考古工作者從棺木中取出珍貴隨葬品110件,大多是貴重金銀、珠翠、寶石和玉器」;《江蘇省出土文物簡介》:「1971年在江蘇省吳縣金山公社天平山清理他的墓葬,出土的貴重隨葬品達200多件,僅其中一串朝珠,就有玭霞(珠子)四粒,翡翠108粒,紅寶石五顆。他老婆戴金鳳冠,一個小老婆戴銀鳳冠,雙手套金鐲四隻,翡翠鐲二隻。」(1972年版)
《清史稿·畢沅傳》云:「(嘉慶)四年,追論沅教匪初起失察貽誤,濫用軍需帑項,奪世職,籍其家」,並評說道:「沅以文學起,愛才下士,職事修舉;然不長於治軍,又易為屬吏所蔽,功名遂不終」,「川、楚教匪,沅當其始,久而後定」。《清史列傳》嘉慶四年九月,帝上諭稱:「迄今匪徒蔓延,皆由畢沅於教匪起事之初,辦理不善,其罪甚重。昨又據倭什布查奏胡齊崙經手動用軍需底帳,畢沅提用銀兩及饋送領兵各大員銀數最多。畢沅既經貽誤地方,復將軍需帑項任意濫支,結交饋送,執法營私,莫此為甚。倘畢沅尚在,必當重治其罪。今雖已身故,豈可複令其子孫仍在官職?」
《嘉慶朝實錄》丁酉:「自剿辦教匪以來。迄今四載。所費帑項多至七千餘萬。賊匪滋擾。始自湖北。而軍營饋送之風。亦始自湖北。畢沅身為總督。公然提用軍需正項。信任胡齊侖一人經理。恣意侵扣。實為首先作俑。如畢沅尚在。朕必立寘重典也。軍營帶兵大員。如明亮。永保等、藉剿賊為名。稽延時日。不願蕆事。其意以功成受賞。即加五等之封。詔糈自有定額。不如常在軍營。厚享饋賂一領兵過往閒。而年得動至盈千累萬。以養寇為肥身之計。以糜帑為飽橐之資。縱賊蔓延。日久未滅。皆由於此。即如畢沅饋送永保銀二千兩。胡齊侖饋送永保銀六千兩一節。伊等即因永保在京監禁。欲行佽助。亦當各出己資。何得用國帑為朋情耶。試思此項銀兩。皆兵丁等衣糧屝屨之資。今忽短餉八千。則從征之士。因茲而罹凍餒之患者。不知其幾千人矣。而欲令其踴躍戎行。克敵致果。其可得乎。」
蔣敦復《隨園軼事》云:「藏書五萬卷,(袁子才)自以為多矣。及聞畢秋帆中丞家藏書九十萬卷,自乃以為粒米入太倉,多寡懸殊,奚啻相形見絀!當時隨園中曾建『書倉』,以為藏書之所,牙籤玉軸,亦既宏富可觀。畢氏多至十數倍,其所藏之處,又不知其如何。紅羊一劫,兩家卷帙,盡付祖龍,可勝浩嘆!」
馮集梧序《續資治通鑑》稱:「經營三十餘年,延致一時軼才達學之士,參訂成稿;復經餘姚邵二雲學士核定體例付刻,又經嘉定錢竹汀詹事逐加校閱。然刻未及半,僅百三卷止。」
趙翼《檐曝雜記·卷二·梨園色藝》:「京師梨園中有色藝者,士大夫往往與相狎。庚午、辛未間,慶成班有方俊官,頗韶靚,為吾鄉莊本淳(即莊培因)舍人所昵。本淳旋得大魁。後寶和班有李桂官者,亦波峭可喜。畢秋帆舍人狎之,亦得修撰。故方、李皆有『狀元夫人』之目。」袁枚在《隨園詩話》卷四中記述云:「李桂官與畢秋帆尚書交好。畢未第時,李服事最殷:病則秤藥量水,出則授轡隨車。畢中庚辰進士,李為購素冊界烏絲,勸習殿試卷子,果大魁天下。溧陽相公,康熙前庚辰進士也,重赴櫻桃之宴,聞桂郎在坐,笑曰:「我揩老眼,要一見狀元夫人。」其名重如此。戊子年(1768年),畢公官陝西,李將往訪,路過金陵,年已三十,風韻猶存。余作長歌贈之,序其勸畢公習字云:『若教內助論勛伐,合使夫人讓誥封。』」
李岳瑞在《春冰室野乘》中說:「國朝閨秀能詩詞者多,而學術之淵純,當以婁東畢太夫人為第一。」袁枚在《隨園詩話》卷十一稱道說:「古陶太尉、歐陽少師之母,俱以教子貴顯,名傳千古。然兩母之著述不傳。即宣文夫人講解經義,幾與孔子並稱,而吟詠亦無聞焉。近惟畢太夫人,兼而有之。夫人名藻,字於湘,印江令笠亭先生之女,余同徵友少儀觀察之妹也……《培遠堂集》中,美不勝收。」